尹继武：从朝鲜战争看国际冲突的心理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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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邀请，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是很高兴，首先感谢黄老师的邀请，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西方、美国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到底是“政治心理学”还是“心理政治学”，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做的更多的可能是心理政治学，最后是政治行为。只是说把心理学的理论拿过来，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哪些帮助，最后就是能不能返回到心理学上。这是很难的事情。

这是对题目的总体说明，如果去年做这个题目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去年写了一个朝鲜战争的案例，当时是看很多公开的研究专著和出版的档案文献，最核心（的资料）我们现在是见不到的，包括国内历史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我介绍的观点基本上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因为我这里不是做历史研究，我是借鉴他们一手跟二手的东西再拿过来，再看对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帮助。一年多了，我也没怎么看这个，现在发现里面有很多细节，一下子不算很熟悉。这个（主要是）作为一个导语性质的，告诉大家心理学的路径能够作哪些分析。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报告的基本内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学与国际冲突研究之间宏观性的概括，心理学怎么切入国际冲突的研究。在美国一般的学者中是很常识性的东西，据我在国内的理解，感觉国内关于国际冲突或者国际安全的研究不是很系统，至少我们找不到一本国际冲突写得很好的教材，比较优秀的研究也不太多。所以说我们对于怎么进行国际冲突，我觉得停大部分人留在约瑟夫·奈教材的基础之上，那个是很流行的教材，但是是适合本科生的，介绍一些路径、具体的，但是比较细的东西还没有涉及到。

第二个想从朝鲜战争的案例（分析一下）。可能不同的人，研究不同的问题，关于里面细节并没有特别一致的共识，现在看起来某些地方比较模糊，我们可能见不到的，（我会对这些）做一个说明。我对史实的理解不是我自己的细节，只是我谈了一些公开的东西的理解。我的理解很多是建立在国内比较优秀的学者的分析基础之上，他们的分析可能不是官方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官方有一套话语体系，现在学术界也有一套话语体系，我这里做的是学术的分析。我当然从历史学界基本的材料、看法、观点出发。这里会涉及到他们对中国行为有一些批评。这里的重点不是在于价值判断，关键是进一步把研究的问题抽出来。

最后我列一些书目，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了解）政治心理学基本的脉络会有一些帮助。这也是我自己感受。我觉得学生首先就是要读书，特别是文科，理工科是操作，文科没有文献大家无法讨论。

一、心理学怎样切入国际冲突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心理学与国际冲突。国际冲突是一个很常见的研究议题，怎么样对它分析？我理解，国际冲突里面包括很多的研究角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归纳，他可能具体的是从案例出发，并没有从研究问题或者研究路径出发，研究案例的话，包括区域冲突,比如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族群冲突有南非、北爱尔兰、印度、巴基斯坦也算一种冲突。我这里更多的是学术性的东西，比如说可以从这几个路径进行切入：

第一个，我们经常说冲突，冲突是有时间的过程，首先它的产生，冲突的爆发和冲突的潜在期，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我觉得社会心理学里面也有，包括群体和谐、群体冲突。

第二个，国际冲突有一个升级的问题，刚开始可能就是低级的问题，后来程度越来越大，最后可能是两个国家的战争状态，或者是大规模的战争，还有一些是国际的，包括第三方，也有联盟的。

第三个，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管理的问题，这在美国有很多了解。

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去消除冲突，这里面由冲突的结束或者说和解问题，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和解。

我这里想分析国家冲突的产生、升级、结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心理因素对国际冲突问题有什么影响，因为这是有很多争论的，很多理论认为心理因素是不重要的，换句话说就是谁当总统都一样。第二个更为学术化一点就是从基本的概念出发，我这里是把国际冲突划界为一些概念：第一个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在西方比较老，这里会涉到“安全困境”的定义。第二个是“威慑”问题。我在朝鲜战争里面会涉及到中国对美国的威慑，最后威慑为什么会失效，我们可以有一些开放性的讨论，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发生政治武力或者其他话语层面的威慑，为什么美国不当回事，最后导致冲突的产生。第三个“关注成本”等等在西方比较流行的。

在我这里跟国际冲突相关的可能就是心理学的一些概念，认同领导人的人格不一样，有些领导人就喜欢暴力，有的人就喜欢合作，这可能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第二个是认知，第三个是情感跟情绪对冲突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主要是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这里列举了一下，没有用一句话概括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不是简单地就能说的清楚的，需要在案例里面探讨具体某一项心理因素在什么条件之下对冲突产了什么影响。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核心的观念改变非本意的结果，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我和你双方都不想冲突，但是为什么最后冲突产生了。

第二个时间结点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是在今天晚上产生冲突，而不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就是冲突的升级，接下来还有一些安全困境形成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讨论到安全困境和冲突之间是什么惋惜，还有包括威慑失效，这必然涉及到承诺的可信不可信，我发出的威慑信号可不可信，如何让它变可信，还有一个就是声誉的维护。唐世平老师原来写关于声誉的文章，大家如果都追求声誉必然会加剧国际冲突，这是简单讨论一下心理学基本的概念对国际冲突有什么帮助。

 

二、以朝鲜战争为例，看国际冲突与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接下来我稍微举一下朝鲜战争的例子，分析三个方面看一下冲突的产生、升级。朝鲜战争也是探讨特别多的案例，基本上在国内外很难有什么新意的。先在沈志华跟杨奎松做过之后，发现没法儿做，在历史的史料上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只能把它当做学术，国际关系研究的命题的角度。因为他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描述或者是原因的分析，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学术题，从我们的角度来切入，我觉得主要分析三个方面。

1.安全困境是否存在

第一个方面，比方说如果是中美对抗的话，中美对抗怎么形成的？这里面就涉及安全困境问题，这个安全困境到底是什么意思？朝鲜战争是不是安全困境？

第二个方面，比较常见的分析话题，从当时的6月份到中国10月份出兵，特别是到了9月、10月之后中国有一系列对美的威慑，但是我们发现在战略互动过程之中，美国并没有认为中国的威慑是可信的，由此就导致了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进攻性的战略举动，越过的三八线，最后导致战争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朝鲜战争有五次战役，根据他们的分析，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一个转折点，里面涉及到冲突的升级。本来到那个转折点有不妥的选择，如果选择谈判，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也可能当时就结束了。因为当时的领导者普遍采取了另一种措施，这里面对美国的战略行为的判断会不一样，导致了冲突进一步升级，最后又拖了两三年，这是冲突升级的问题。

第一个说一下安全困境，背景和过程不太仔细讲了。就是当时是新中国的背景，还有是冷战背景，最后是朝鲜内战。

过程也比较简单，刚开始是朝鲜内战，从朝鲜内战后来到美国的干涉，到中国的出兵，经过了五次战役，然后又经过了两年，签署了停战协议。

关于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内战是9月15号的转折点。9月15号的战略有时达到了最大，基本上把釜山那一块占领，但是最后停止到那里，然后美国在仁川那边登陆了，登陆了以后整个朝鲜战争的局势就变化了，因此到9月28号、30号、10月19号、10月24号基本上北方该退了，这是1950年的时候，在中国出兵前夕战局的情况。

1951年当时几大战役，我看军科院说我们每次战役都获胜的，但是肯定神圣化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从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基本上推进到三八线这里，第三次推进了三七线，第四次、第五次又回去了，回去了说明我们的战略优势在缩小。这里面历史学家有一个争论，我们最大的战略优势是第二次、第三次之间的时候，当时是中美之间有共同点。美国人准备说别打了，咱们谈一谈，提出了很多现在看可能这个条件对中国比较有利，提出我们各自把军队撤出去，朝鲜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提到联合国讨论，就是战略上的让步。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毛主席对他怎么进行回应，不同的回应导致了我们的措施不一样。

中国的出兵决策是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下子定了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出兵决策肯定最后是冲突。如果中国不出兵，国际冲突可能暂时没有了，因为那样冲突就不成立了。根据这个沈志华和杨奎松，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是被迫出兵。其实当时有一系列强调，我们当时中国并不是做战争准备，我们的战略重点是在解放台湾，然后说国内近来也是比较差的，刚刚打了几十年仗，从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国家力量来说都不具备战争的条件。所以说从这个家度中国没有战争的意愿。

我这里写苏联可能比较直白，但是也是综合的一些观点，苏联是对朝鲜的内政比较积极主动的，最后到中国出兵关键的点上他有一点退缩，实际上他把中国推在前面，北朝鲜他始终是要统一朝鲜的。这里涉及到中国出兵的战略动机，或者说最后原因的分析。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分析，这里面涉及中国的战争意图。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出兵到底是不是基于国家利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利益。主流的国际观点仍然认为坚持利益，因为战略利益冲突导致了这个情况。如果是客观的利益那可能就是跟心理的因素没有关系，认为就是客观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冲撞，跟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关系，这里要讨论中国有没有错误直觉，这实际就是中国方面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因为中国的错误直觉不太好判定，实际上就涉及到跟美国的判断问题。美国的判断可能是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据我看的历史学界的描述，还有当时一些基本回忆录，或者当时文献美国到底有没有进攻中国的的意图，我看至少在沈志华、或者杨奎松他们的判断，中美之间肯定是有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是冷战、战略上的对抗。但是美国事实上当时也是不想跟中国发生战争的，就是尽量能不惹中国就不惹中国。从现在历史学家根据很多档案材料是有这个判断。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两个对手都没有战争意愿，那为什么会打起来？这里一个角度就是分析判断错误，比如说我们两个不想打，最后我认为对你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你认为我也是判断错误，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判断错误。

这是当时的断桥的例子，但是也没有找到实际史料的认证。网络上有这种说法，以断桥的例子证明美国的的战略意图，他为什么是把朝鲜这一侧炸了，没有炸中国这一侧？从当时的美国高层的意图来说，就是说尽量不要惹中国，但是我们没有去核对文献，不知道当时具体的情况，为什么双方的战略意图会进行错误的判断？

安全困境的核心要素

回到第一点，还是安全困境的问题。这里首先要判断中美当时在朝鲜对抗是不是安全困境。事实上我比较同意唐世平老师的观点，他发的那篇文章至少在美国的下载和引用率是很高的，他重新梳理了一下安全困境基本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恶意的缺失。第二个国际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各自战略意图是不确定的，由此有种内在的恐惧，怎么样解决？就是靠自己帮助自己。第三个指标是力量的积聚，这样包括一些金融性的力量这就体现军事上的准备。

 

这里关键的就是恶意的缺失，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分析一对关系，我们经常说中日是安全困境，当然我觉得唐世平做了一个非常有贡献的工作，他指出了恶意的缺失是安全困境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把一些法西斯国家，比如说德国跟当时其他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不是安全困境。希特勒就是要侵略你，要占领你的，这里面就分析着重和美国是否是安全困境。

刚才简单的说就是中国方面没有战争意图，中国不想跟美国打，美国方面也是没有战争意图，当然这个主流是不接受的，美国肯定要侵略我们。我们这里是分析而不是说你认为是就是。这里我想讲心理学解释是有帮助的，他的心理是能发挥作用的，主要这里面有一个知识上理论上的对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去年也知道一个学生做安全困境，做朝鲜战争的案例。但是很多老师就跟他说，但是他根本不听你解释，这跟心理学有关系吗，这就是利益冲突，美国人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危害我的利益，这是主流的政治学理论。他认为利益、制度是客观的东西，是决定政治互动和政治行为的。什么叫利益？当时出兵可以说是基于利益，但是不出兵也是基于利益，利益既可以解释你的积极行为，也可是解释为消极。而且到底什么是利益？我们可以具体考察，在决策过程，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分析很大，那是分歧最大的一次，比如说八个人、十个人刚刚开始就一两个人认为要出兵，然后其他七八个人说不出兵。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是利益，出兵是利益还是不出兵是利益，所以利益的解释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时候是自相矛盾。第一个是安全困境，我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破解国际冲突为什么会发生。

2.威慑的可信性

第二个是威慑。这在美国研究的比较多，威慑定义也是比较简单：是一个战略对手，他的采用手段可能有很多方面，首先从话语层面，领导人发布一个说明；还有政治威慑；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威慑。

中国当时从9月份到10月份，周恩来有一系列的举动，外交上有一系列的声名，你美国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你如果越过三八线，我就一定要跟你干起来，又发表声明，在公报上写一大段，说这个事。当时美国不当一回事，继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继续往北，最后可以说是中介形式找到印度驻华大使。因为中美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实际上他是转述中国的威慑。

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定，如果从威慑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威慑没有产生效果，美国他还是往北，从学术分析上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很好效果。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这里也没有写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好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是（沟通）渠道的问题，从当时的设施来说，当时的渠道太复杂，直接传话的渠道都没有，而且话传来传去，可能会出现误差。这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平常人际关系也是这样，一个话传到最后理解可能不太一样了。中间通过单方面的宣示，自己在那里说，另外通过印度。后来看杜鲁门，还有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回忆录上，印度向他们传话之后，说印度传话可信吗？这个与共产党通信的家伙——觉得通过它的传话是不可信的。

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理性主义的途径，就是说你要发射一个威慑信号，必须这个信号代价是特别贵的。你说一句话，人家看你说执行不执行没关系，然后人家一看就是你执行不执行没关系，说明你的话威慑是不够。我这里来一个破釜沉舟，你过了河把船都砸了，这样信号就很昂贵，你回不去了，那别人就能看到的意志，这是理性主义的渠道，就是特别昂贵是重要的指标。

第三个就是本身别人会考虑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假，这里面涉及比如说，朝鲜战争里面到底中国谁发射的这个威慑信号？但是有一些研究说当时代表周围外交声音的是周恩来，不是我们主席，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是怎么判断的问题。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毛主席，认为毛主席能够代表中国人，周恩来能不能代表不知道，原来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我看到官方修的抗美援朝史，就特别注意9月30号政协会议的公报，那个公报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知道，最后是周总理宣布的，但是我们特意写到的，这个公报是经过毛主席的亲自修改，毛主席加上了什么字。我们潜台词很明显，这是毛主席发表的，我们知道哪些字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但是在战略互动上别人不知道，至少第一次博弈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也有可能到了后来54年抗法援越的时候，跟越南在那边说周恩来是代表中国、中国中国共产党的。

如果从战略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回应来解释，至少这里面有美国回应错误，根据政治学的理论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力量有大小，有权利的大小，美国很强大，中国很弱小，如果一个强者跟弱者之间战略互动，强者可能会忽视对方，他可能认为你是虚张声势。

还有一个就是，（好比）两个人之间，这次动了我这杯水，我很生气，敲桌子。然后你知道了，可能你不太在意，你下次动的时候我再生气，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情绪表达上的方式，他就理解了，通过我的情绪表达，他理解了我的利益。我不知道心理怎么表示这个。

（参会者：要看当时对手对他的理解，比如说我动了你的东西，你有一个情绪的反应，下面我的下一步的行为是什么，这个得看具体的情况。内部隐含很复杂，包括两个人之前的关系，包括当时这个东西对它的影响。）

因为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叫做“情感表达在国家安全战略互动之间的关系”，包括95年的例子，还有96年的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中国还不高兴，进行了导弹的试射。通过这样的博弈，多次反复的博弈美国知道了台湾问题中国真的还在乎。返回到心理学里面我就不太清楚。

（参会者：心理学对群体性的研究，我涉及过关于情绪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很大，包括他的行为在某一时刻会有一些影响，根据个体个性的不同，特点不一样，一定有影响，说到群体这一块和国际政治领域，这一块很少听说过。）

这是层次差异，但是问题在于国际关系里面，事实上如果我们谈国家的时候，有一个类比，我们其实说中国很生气，可能就是领导人很生气，然后中国很生气，是内部等同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再区分，比如说老百很生气的时候，老百姓不生气。可以再进一步分析，但是往往一边经过类比之后，就把它等同。、

这里的意思事实上就是情绪表达可以传递战略信心。可能心理学里面不会去注意这个。因为这里主要对政治学理论有启发。政治学理论就包括理性选择理论。两个理性人之间为相互利益的敏感性的了解，或者说我们既知道你的利益，你也知道我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通过案例分析之后就是不一定知道，怎么知道的？就是说可以通过情绪表达让对方知道。

（参会者：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把这个称为叫效应，就是人的感受，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最优化，它是感受。而且未必是最大化，只是说我的感受的不同。）

其实就是说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也是经济学。它的所有的理论都是经济人的称呼。

（参会者：它后来叫做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是有限理性的。）

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从威慑可信性的角度分析。

 

3．冲突升级的心理学解释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冲突的升级。冲突的升级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当时战争的形式来看，当时是对中国特别有利，因为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已经打到三七线，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比如说中间有一个转折点之后，中国战略上的优势逐渐越来越少，这样的话从国际冲突的角度当时只有两个选择，如果跟美国谈判可能就是说冲突结束了，也可能没谈拢在升级了。但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就是认为美国当时抛出谈判信号是假的，不是真的想谈判，这里面从心理学上主要是认知心理学。这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理论，比如说我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局势的判断，美国人可能想跟你谈判但是你不跟他谈。

心理学的一些解释，第一个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经过两次战役之后，我们之间打得特别顺，在有利的形势之下会认为美国不过如此，对对方实力的判断。

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不一致”理论。美国的政治学、甚至心理学应用得比较多的是七八十年代。我们这里也可以说，因为我们国际领导人经过了比较顺的战役，对美国、当时的局势形成了一个有利的认识，当时就会排除掉相互矛盾的信息。相互矛盾的信息当时有很多，比如战略劣势，战略不足，比如说补给的问题，战线特别狭长，整个朝鲜半岛挤了几百万人，美国就说战略轰炸，这是对我们不利的。当时还有天气问题，天气问题后来到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的军事损失，主要的战俘和伤员是后来那两次战役的。后来两次战役跟军事结果有关系还有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冻伤率特别多，中国这边棉衣都生产不足，这样一些不利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一次认知不一致的问题，排斥掉不利信息，只留下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最后导致的这样的结果。可能是认为美国想停战不是真的想停，是耍阴谋。

接下来几点就是欲望思维，事实上跟认知是不太一样的解释，这可能涉及到对领导人内心动机的判断，这不太好判断，我们只能根据素材，或者一些既有的领导人判断分析，对他的个性、对美的战争意志等，比如说当时很想战胜美国，那肯定停不下来。

思维的定式实际上是认知结构，因为当时领导人有一些表态，也会有一些类比，会认为这还不如蒋介石，两三周、三五周美国人一下子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些历史的内容，形成了思维的定式。

这里我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谈不上研究，结论也是比较简单的，分析过程也是比较简单，）我的意思就是说心理学基本的理论，包括五六十年代的认知理论，这是都可以用来解释在国际战略之中、国际冲突之中的不同发展，或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段会升级，为什么在那个时段大家都不打了。

这里面一个是对事实的解释，还有一个是理论上的对话。可能根据其他的国际冲突理论，或者根据现实主义，可能有另外的其他解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利益。问题在于这涉及到心理学在解释国际冲突的地位问题，整体上看，美国现在既有的研究，可能就是中间的一条路子，可以解释一些特定的，还有一些不能解释。特定的包括刚才说的时间点的问题，从利益的解释来说，我跟你关系不好，最后可能就打起来，这是很合理的。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晚上打起来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认知不一致，我认为今天把你干掉能够取得完全的战略优势，如果利益解释的话，就很难判断历史时点。难道今天晚上我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激烈吗？也不一定，是一个想象。

整体上介绍的三个层面，觉得谈不上研究，因为我这里没有具体的特别细致的学术体系。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径。朝鲜战争学生也是比较熟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可以理论一下。

三、推荐书目

推荐一些阅读书目。讲认知最主要是罗伯特·杰维斯的书，杰维斯的英文版是76年的，当时是认知心理学最流行的时候。我觉得对国际冲突的第二个路径国内现在还是不太多，有威慑、声誉、承诺的可信性，特别是一些昂贵的成本等等，我觉得这些就是小的切入点，比较有意思。要么就是比较大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那就没有办法操作。至少在美国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微观研究，有一些结论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运用武力更为有效，有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安抚对手更为有效，有的理论是比较有意思，可能跟现实生活比较相关。

我基本的报告内容就是这些。

责任编辑：刘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28/7018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