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凝练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人类文明、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也促使我们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种文明和制度相互碰撞，不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几成常态;当代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进入攻坚阶段，而作为国家发展之“魂”的意识形态建设，亦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巨大变化，重建权威性和主导性的任务非常艰巨。

一、基本态势与主要挑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认识也不断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谱写了新篇章。但也必须承认，意识形态建设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强化宣传教育，意识形态领域也不可能风平浪静，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甚至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包括某种苏联版本的“记忆”仍然有习惯性的表现;当我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时，也经常面对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质疑和非议。

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尽管导致苏东剧变的因素相当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原因就是苏联当局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脱离了实际、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大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泛意识形态化”表面上抬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实际上蛮不讲理，变成了垄断真理的权力工具;特别是把苏联模式绝对化，政治教育一再重复“本本”，令人生厌，而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积弊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在公众尤其知识分子和青年当中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失败是一个必须认真汲取的教训。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理论并不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1]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建设尤须“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我们看到，作为经济社会基础的多样化反映，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被贴上“毛左”、“新左派”、“温和改革派”、“激进改革派”、“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标签的思潮相当活跃，它们相互抵牾，彼此论战，有的还相当尖锐，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化”的写照，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资本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挑战。现代化生产越来越倚重于资本的运作，使资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势的“物化”力量，尽管人们时常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但对资本逻辑的施展及其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弊端缺乏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严肃认真的批判。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所标榜的所谓“价值中立”、“工具理性”和效用(功利)主义往往使人们丧失了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价值追问，也很容易使大众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而且，物质日益丰富和技术更新换代、生活标准的看涨、消费观念的刷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也在吞噬着劳动的快乐，淹没人的精神向往和审美情趣，越是发达的地方，这种价值迷失的现象似乎也越严重。“(资本)赢家通吃”、“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作为某种隐蔽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宰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来自全球化“语境”的外来思想的挑战。苏东剧变以来，人们对苏联模式以及这个庞然大物毁于一旦的思考一直没有消停，对于苏联解体原因大相径庭的解释，客观上表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困惑。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有较好表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很诱人，但对其存在条件、推广的可能性以及是否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实国情等却被系统地忽略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主张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我们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取向上也留下了某种印记。凭借着先进技术和话语权的优势，西方价值观被“普世化”，地方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也意外地为某些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9.1l”事件并没有使人们认清国际恐怖主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力量，相反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种子在发酵，还不时以“反全球化”、“反西方”、“反精英”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本土各种非主流思潮的挑战。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宣传造势和引导力度，但国内各种非主流的思想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屡屡呛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均衡，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疏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思想性的约束越来越失去了强制力。譬如文化保守主义，希望回归某种传统，刻意强调传统思想中某些与现代化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抑制现代病、克服人心不古的“良药”。还有历史虚无主义，依托各种假设和隐晦的论证，明里暗里否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否定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探索和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却无从提供更为合理的历史和现实解释。特别是在利益分化导致部分人群物质和精神失落的情况下，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也悄然出现了，而且还有蔓延之势，并被包装以“反思”、“纪念”等各种名目来进行。民粹主义鼓动平民化的狂欢和情绪化的宣泄，无形中也在聚集某种社会对抗的能量，它们打着“强国”、“红色”旗号的主张往往更具有煽动性和蛊惑性。

第四，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方式的挑战。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代际周期越来越短促，网络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交往途径，这种传播方式所具有的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隐蔽性等特点，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激活了人们的参与热情，也促使有关公共话题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网络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特别是信息安全及管理有效性问题。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控制力，弱化了大众尤其是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的扁平化、虚拟化、娱乐化还不断“挤压”比较严肃的问题讨论，有意无意地“解构”价值观的话语体系。而且，由于网络强大的渗透功能，为各种势力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而我们对这些渗透的甄别和防御能力还相当有限，网络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难度不容低估。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否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我们要掌握主动，赢得大众尤其是青年，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不能靠围追堵截疲于应付，更不能罔顾现实自说自话。我们要认真吸取苏联失败的教训，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精神引领，与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有更广泛的交流、更积极的交融和更令人信服的交锋，使大众真诚服膺社会主义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聚集起最大限度的共识，凝练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把主流价值观化为大众生活的道德实践，在公民教育中体现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诉求。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意味着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用更亲和、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容易被接受的“观念体系”(ideology，意识形态的本意)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以促进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还大可改进，主要表现为主流话语与现实生活仍然有疏离感，说教色彩太浓，许多地方还不能自圆其说，宣传教育方面仍然普遍存在形式老套、内容僵化等问题，缺乏感召力、说服力。考虑到执政党通过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广大民众基于利益格局切身感受所反映的各种思想思潮(社会意识形态)已然分化，为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凝聚起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精神动力，就必须把它们“整合”起来。

毫无疑问，未来一段时期，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共同事业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传统的说教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国家意识形态要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凝练核心价值，就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工作。

 

二、凝练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往往被认为是论证某种统治秩序或政治体制的观念体系，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意识形态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在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重合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就还有各种非主流的由不同群体所信奉但未必成系统的社会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鼓励大胆试验，不纠缠于姓社姓资，有意淡化了许多意识形态之争。这对于提倡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勇于探索创新、增强社会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降低了调门，尽管仍经常有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但已不复有以往的影响力，总体上比较被动，是接受型、反应型、不断修正型的。在实事求是和“不争论”原则的指导下，意识形态从高扬理想到回归常识，从崇尚精神到重视物质，从强调斗争到促进和谐，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样文化、多元社会等观念意识被逐步接纳，国家意识形态在表现开放性的同时，其辩护、引导、批判和控制功能也日趋弱化。

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发展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整体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不是“完成式”，仍然是“进行式”。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可能更多地来自“本本”，但现实生活，无论是中国改革发展还是世界形势变化都在不断给我们“上课”，促使我们不断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已不可遏止，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亦愈发明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仍将继续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削弱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主导性;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使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对于国家发展的理解歧见在所难免，争论也无法回避，进而严峻考验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效果;作为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势必将激发西方和周边某些势力遏制中国的合流企图，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寻衅滋事，这种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施压不会轻易改变，也就是说，国际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仍将进行，甚至还有可能激化。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以核心价值为支点，充分吸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极方面，认真借鉴他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促进意识形态的综合创新，特别是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中“常”与“变”的关系、结构稳定性与内容开放性的关系、立场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关系、精神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的关系、思想先进性与影响广泛性的关系等，努力形成内容更加充实、表达更具活力、效果更为显著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之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决定性基础，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公正和谐”，既承接了中国传统的价值思维，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还与当今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兼容，它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现实诉求，又符合绝大多数国人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期待，是一个比较全面、贴切，又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价值观表达。

公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价值内核，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幸福和尊严的道德前提，实现公平正义，内在地包含各族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的实现。公正还必须与贫瘠“绝缘”，富强是中国人民凝聚价值的物质基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完成的历史任务。公正必须以民主作为政治条件，民主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人民民主更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应有之义;摆脱蒙昧和野蛮，发展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神圣使命。

构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实现多元一体、和衷共济、共存共荣，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所谓“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容。“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这些基本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要使核心价值真正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还要使之融入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体现于国家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社会管理，成为每个机构、组织乃至每个公民的行为规范。这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又需要自下而上的核心价值观实践和推广。为此，必须实现意识形态建设的综合创新。

关于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透视意识形态功能的演变，从辩护到控制，再到引领，可以大致了解意识形态之于现代国家的影响轨迹。大量事态表明，国家意识形态能否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发展的精神质量。意识形态既是国家发展之魂，也是国家软实力之基，决定了我们事业的精神状态和凝聚能量，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当今世界，各种思想交流交融交锋已成常态，如何进行有效“整合”，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主导性，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不讳言自己的意识形态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要立足于本土，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时代化内在地蕴涵了指导国家发展、造福社会大众的历史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增强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就必须创新传播方法，研究现代传播机理，探索有效传播途径。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确立引领地位，不能仅靠说教灌输，必须提高研究水平，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展望。

关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公众认同。社会主义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而不能仅仅归结于既定的制度形态;“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通俗表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大“交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化。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不但要承认多元、鼓励包容，还要刷新民生观念，在大力推进普惠的发展型福利的同时，注重量力而行，避免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认同。

关于面向世界的民族精神创新精神培养。意识形态建设不能故步自封，要以开放的心态继承传统，学习先进，博采众长。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精神，既传承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又赋予爱国主义新的世界情怀和时代内涵;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鼓励独立思考、敢于挑战、不断创新，无论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推动政治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都需要通过创新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创新精神的迫切性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兼容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与公民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凝练核心价值既要避免过分政治化、道德化，也要防止去政治化、道德化，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形式通过大众化生活化，大量地表现在义利观、荣辱观等方面。基于社会复杂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实际，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必须加强顺应社会转型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观念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公民生活，努力推进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民教育体系。

 

三、意识形态建设的几个要领

我国正步入一个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决定性基础的新阶段，相对于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硬件”比较“实”，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作为“软件”似乎比较“虚”，但国家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谋求意识形态共识，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给力”。这就必须切实提高我们的意识形态研究水平，使国家意识形态有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更好地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兼容有引领，而不仅仅停留于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

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理论创新。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以这个理论体系为指导，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自主的、整合的、中道的、创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变消极被动、反应型的意识形态为积极主动、引导型的意识形态，使国家意识形态更符合中国实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负责任的大国地位相适应，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建设“自主的”国家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严格计划经济与政治集权的苏联道路，又不同于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西方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表述，尽管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但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始终把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统一、独立和主权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根本和历史的创造者，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始终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价值目标，始终在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全人类的前途。概括地说，就是人民为本、发展优先、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为怀。这些内容与“公正和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轴心”。

建设自主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要坚持并完善这个“轴心”，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地，提出中国人民自己的理论主张，用以回答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不断增强说服力、感召力、凝聚力，防止在与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互动碰撞中随波逐流、进退失据。有了这个“轴心”，国家意识形态就不会被国内外各种观念思潮所左右，就能拥有一个大国所应具备的意识形态独立性和稳定性，就能为国民描绘一幅较为完整、值得期待的，而又能够实现的国家愿景，有力捍卫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和尊严。

建设“整合的”国家意识形态。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轴心”并不排斥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外部意识形态资源的吸纳。只有通过对多元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包容和整合，才能较好地形成意识形态的共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传播也或隐或显包含着国家利益的诉求，它们将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共存，有交流交融也有交锋，这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外部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整合与引领社会意识形态，过滤外部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加以积极引导，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当然也要谨防消解国家意识形态的离心倾向。

建设整合的国家意识形态，重要依据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话语的阐释，还应具有反映时代特征的世界眼光，这也是和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的要求相一致的。应该看到，全球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展示了更开阔的舞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意识形态建设同样要以当代中国为本位，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努力做到有选择地吸纳、消化中国传统文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化中对意识形态建设有益的内容，促进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在保持国家意识形态自主性、整合性，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支离破碎的同时，充分展现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性、开放性。

建设“中道的”国家意识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性蕴涵，从理论到实践的进程不能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重要的是密切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当今世界的变化，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模式与行动路线。在方法论上，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个性，就有比较;有共性，就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举一反三，以适中取胜。中国要保持健康平稳发展的势头，意识形态建设就必须走“中道”，防止各种“左”和右的偏激主义，警惕危言耸听的“阴谋论”和巧言令色的民粹主义，还要注意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冲动思维。应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前者貌似义正词严，实则贻害无穷，后者忘了老本，迟早要沦为人家的附庸。意识形态建设既应充分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思想成果，也要对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论、泥古不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立场和严肃的批判，驳斥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歪曲诋毁。

建设中道的国家意识形态，意味着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控制要“适度”，避免“不及”与“过头”。既不能放弃原则，一味求和，害怕斗争，对各种危害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鼓噪不闻不问，放纵某些思想思潮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又不能草木皆兵，反应过度，用简单粗糙的强制或命令方式处理复杂的意识形态纷争。既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立场的坚定性，也讲求意识形态建设策略的灵活性，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应该留有充分讨论的空间。

建设“创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是社会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相适应，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相辅相成：中国化、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大众接受、认同和运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大众展开中国实践的过程，没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大众化，也只有通过大众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资源、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都要主动求“变”，特别是主动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打造意识形态传播新理念、新形象、新渠道、新载体，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性与有效性。

建设创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执政党的创新意志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政党意识形态创新，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和话语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打破了理论教条和实践框框，勇于创新，大胆进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成果，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乏创新的意志、激情与能力，不断致力于把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内容，把政党意识形态融合于国家意识形态并引领社会意识形态，是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保证。

在自主的、整合的、中道的、创新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无论如何，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要靠发展，这种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促进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以有效化解国内外压力。这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节奏，既要有勇气又要有策略改革不合时宜的体制，着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06.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17/7019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