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中共建党的若干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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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若干历史问题，我不是来讲中共的建党过程，也不讲它的历史意义，因为大家从报纸、杂志听到的太多，我主要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一讲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学术界学者们正在研究讨论，悬而未决的，甚至在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

一、中共一大的若干历史问题

当时的人甚至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一批人，他们对这个历史意义的感觉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去讲建党90周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把中共的建立看作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是一个把中国引向新的道路，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的大事，这种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人和现代的人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感受比当时的人更深刻、更全面、更有理性高度，并不是说我们比建党的那些最早的中共党员们更高明，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90岁的这样一个高度去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那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知道这90年发生了什么，可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们要缔造一个党，要缔造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所以参与者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的神圣感。如果我们能回到90年前去，知道哪里要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赶快要去录像、录音、记录留下很多的资料，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汇报，或者写一个记录，留下来，这些就是宝贵资料。当时的人都没有，中共一大史料非常之少，最权威的就这么一本，是198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当时留下的资料，而且还不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候留下的资料，是开完一大以后人们开始陆续写的一些汇报材料，留下的一些文件。大家要体会那个时候的历史环境，风雨如磐、黑云压城、多么黑暗，经过了民国的建立，共和制度、民主制度引入到中国以后，这个思想沉闷的局面被打开了，然后欧风美雨，日本的各种新思潮、新思想在中国蔓延开来，然后经过新青年、经过五四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蓬勃发展起来，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感悟很多，新思想很多，党团组建蔚然成风，每天都在成立很多新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叫做共产党的组织，参加中共一大建立的一些人基本上之前都组建过或者参与过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这是他们参与的若干政治组织当中的一个。当然它的思想性、它的宗旨、它的奋斗目标是不同于其他政治组织的。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需要留下多么重要的材料来保存，甚至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发动者、创建人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各种理由都可能有，但是也证明他们没有把中共一大的召开看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参加的人都是他们的学生辈，包括代表自己也没有留下任何原始的记录或者材料，都是在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回忆，说我们十几年前去开过一个什么会，然后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如何了得了，再去回顾。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共一大的时候，一定要有时代感，要注意我们在研究中共一大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材料特别少。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伟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当事人的感觉和我们是不太一样，我们要谅解、也要考虑，也正因如此，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在今天仍然让人回味无穷，有着研究和探索的无穷兴趣。

下面我要介绍一下中共一大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讲，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原始资料，就是距离历史发生那个事件、那个人物或者研究对象，它发生存在的时间、它的现场最直接的材料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可能是文字的，也可是影像的，也可能是石刻的，甚至是一栋建筑，这种建筑本身无语无言，但是它能够向你倾诉这段历史，你能够通过对这个建筑的研究，去建构一部分当年的历史。关于中共一大的很重要的原始文献不太多，当然后来编的东西很多，特别是把会议材料汇集起来，然后把后面一些人比较权威的研究论述汇聚起来，那种关于中共一大的史料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多了，但是最珍贵的，最核心的材料不太多，一会儿我们要介绍最重要的几篇。除了原始文献，就是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包括别人来采访见证人、参与者的材料以及他们自己写的回忆录，也不算多，因为参加的人就那么十几位，到底是12位，还是13位，我们一会儿还要讲，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留下了回忆。当然我们知道距离往事越远，记忆的丧失可能就会多一些，在记忆当中的历史和历史的原貌总会有出入，这都是我们要利用材料的时候要注意的。

下面我们就进入对一大本身研究的一些介绍。在这个原始材料里边最重要的是这么几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一个文献。这个文献我觉得是所有材料里最珍贵的，可能跟中央档案馆和其他材料上的看法还不太一样，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作为最原始的材料，那个可能是大会上形成的、起草的或者会后又修改的，最后汇报给共产国际的，但是这两个材料是附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报告上，这显然是中共一大开完以后，在参与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写出来的，甚至我猜想他是动了笔的，因为从文字叙事上，还不是当时的中国党员能够写得出来的，很多思想不是那个时候能写得出来，而且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我们在中国做了这么一件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怎么一个经过，什么时候开的，多少人参加，代表从哪里来，会商的问题，最后通过的决议。随着这个报告附上了大会通过的文件，就是纲领和决议，所以这个文件是最能够体现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和情况的，而纲领和决议并不能反映开会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对中共一大有兴趣的人一定好好看看这个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你就会有新的看法。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党纲》也是很原始的一个文献，这个反映了当时这批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他们要在中国做什么，他们的一个基本认识，这当然包含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是什么，在1921年7月的时候，在中国要建立共产党的这一批人他们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对马列的认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纲领里面对要奋斗的主义，这个目标、这个原则是怎么认识的，都很有意思，可以看一看。这个纲领可以说至今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对自己的宗旨主义所抱定的一个基本认识。当时的人们已经树立了这么一个理想，一直在努力实现它，那么为什么有这么长的路要走，走了9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初的第一个纲领仍然有待实现，这就说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第三个很重要的文献就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决议，就是这个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到底要做些什么，1921年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1922年做什么，当然我想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当时已经定好了的，第二年的7月份要开，那么至少在这一年当中，1921年到1922年之间要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有意思。

还有这么几个地方党组织的报告。这是中共一大的六个文献里面有机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个是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第三个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党的基层组织在建党的时候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主义组织，甚至可能有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个名称都没有用，叫什么小组都有可能，其中可能有一个是大家过去不太熟悉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而且这个报告还很有他们的地方色彩。其实，每一个报告都有地方色彩，北京当时的共产党人对北京市的认识，北京当时多少人口？九十几万，1921年7月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寄生性的消费城市，为满清皇朝豢养了一大批比较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之类的。你看他们在北京怎么开展共产主义活动，怎么开展工作，很有意思。而广州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又不一样，面临着和国民党人怎么相处的问题，和其他党派包括无政府党派怎么去相处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大了解，怎么四川省重庆那个时候也有共产主义组织？在一般对中共一大的认识里面，没有四川这个地方，可是它的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说1920年3月12日，具体到了日子，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这就清清楚楚不容置疑了，人家有成立的日子，而且是在1920年，而在中共一大有关的其他材料里说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都是去年的年中，那就是1920年的中期，一般3月份我们就不能算中期的，应该算初期了，它成立得早，可能比一般的地方党组织成立得还早，而且这里面的口气是我们4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那么是不是提交给中共一大了呢？不大清楚了，因为中共一大的材料里显然没有把四川的党组织算在里面去。他们肩负的委托是什么呢？第一，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二就更有意思了，委托我们4个人要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目标非常具体。这份报告我们今天研究还不知道和中共一大是什么关系，他们是来旁听的，还是知道开了一大来报告的，是一大召开之前来的，还是一大召开之后来的，甚至是交给上海这批人的，还是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或者交给另外共产国际驻中国什么地方的代表的，这些都不清楚。报告递交的时间和目的也不清楚，我们有他们建立的时间，但是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递交的？为什么把它放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里边？而且放在中国驻共产国际共产代表团档案的哪一卷呢？就是中共一大这一卷，这个卷宗里面去，看来应该是和中共一大，至少在收存档案的这个人看来这个组织很可能是在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他们是怎么把它看成一大的一个事，目的是什么，不大清楚。我们在这里先存疑，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我们四川的同志，重庆的同志，如果有兴趣，要好好研究一下。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得很早，而且和中共一大是有关系的，但是被历史遗忘了，应该把它发掘出来。那么，这四个人是哪四个人？我猜这里面有这么几个线索一定得抓住，首先，一定是和陈独秀或者李大钊有直接联系的人，第二，很可能是跟北京大学有关系的人，在北京大学上过学或者当过教师，因为那个时候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都是北大帮，确实北京大学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有独特贡献的。

 

 

下面讲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报告，并不长，要强调一些比较重要的措词，“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去年年中成立的”这是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实际诞生不是1921年7月而是在1920年的年中，年中是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可能是4月，也可能是5月、6月、7月、8月甚至到9月这么一段时间，中共一大已经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诞生是在1920年的年中，所以我们现在把1921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的日子，不是一个实际的。建党的经过我想很多研究者的论文著作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中国已经有了这么一批知识分子，有教授、有学生，以北大为核心，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考虑要成立一个组织，但是还没有真正把成立组织提上日程，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代表来了，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有力地支持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的后院，要在这个半殖民地的地方给帝国主义烧一把火，使他们没有更多的集中力量去进攻苏联，去干涉苏联的十月革命，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目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一种理想，一种新的主义，这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也是可以和当时的国情相结合的，有群众基础，另外，他们当然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武器和经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南陈北李就开始策划建立共产党，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北大的，而且这些学生主要是即将要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到各地去了，在校学生也是要放假的，放假就回家了，回家就可以传播共产主义来建党，所以很多地方党组织的建立都是跟北大的学生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报告里面说，“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主编陈同志”，这显然是指陈独秀，我们丝毫不否认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但是陈独秀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在当时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组织享有威望的领导人，用毛泽东的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实际上陈独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司令。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下面这句最重要，说“起初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一共只有5个人”。在上海的党组织是有5个人，那么到了1921年7月的时候有几个人？没有具体说，但是下面说“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这6个小组包不包括上海？对这个解读是不一样，要是不包括上海，那就可以理解成7个，要是包括上海在里面就是6个，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可能现在我们越研究越发现，那个时候的地方共产党组织更多，不止7个，甚至8个、9个都可以找出来，比如四川重庆就找出来了。这里面说有53个党员，有整有零的，当时对党员的人数是怎么统计的？应该说是各地来的这些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报告各地情况的时候说我们有几个党员，这么统计出来的，总而言之是53个成员。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说当时入党是需要登记的，基本没有书面的东西，就是说入党手续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格。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历史，一定要注意当时的情况，当时参加共产党可能就是口头上的一句话说，我参加共产党了，我来参加你们的会议，共产党的支部或者小组开会那就来了，来了就算了，只要第二次没有退出，还可以继续参加，那就行了。也可能是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派，我们跟他们吵了一架，那你站在我们这边了，你就算共产党了，他们就算无政府主义，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一直到活到建国以后的第一批党员，包括毛泽东、董必武他们始终没有说出来他们入党的时候履行了什么手续，谁是入党介绍人，谁是支部书记等等。那么，建党之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他们有53个人，而且就算除了上海以外有6个小组，一共7个小组，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达到上海，于是大会才召开，这就是让我们有点不敢肯定，到底是7月23日那天开的，还是24号，因为在英文或者俄文里面的表述用的是“Then”这个词，是“然后”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到了以后我们就开，既可以理解成当天，也可能理解成第二天，甚至晚一两天都有可能，所以现在一般还是认为，一大开幕的时间是7月23日。从后来参加一大的人的回忆来看，实际上代表们是陆续到达上海的，23日到齐以后开会。

 

 

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今天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来自7个地方”。所以按刚才说的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这6个小组应该不包括上海。按照原文的说法，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其他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那么，说13个代表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关于中共一大代表到底12人还是13人这一点上，我坚信是12人，那么就有个问题，在大家所说的13人里面究竟谁是谁不是？我们看一看，上海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这两位代表是没有留下回忆录的，但是所有有回忆的代表都谈到了他们参加大会的情况，他们哪天的会参加了，或者在会上说了什么，这是确定的。北京的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这个更不容怀疑了，因为张国焘他不仅参加了大会，还是大会的主持人，实际上是主席，在陈独秀、李大钊没去参加的情况下，张国焘是主席，可见他的地位还是不低，而且他对于一大还有很具体的回忆，会上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什么，谁表现怎么样，都还有点评。刘仁静这个人活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八十年代我还访问过他，也还记得一大的很多事，也写了回忆录，也有口述，所以没有问题，他也参加了。汉口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个人毫无问题，都留下了回忆录，而且陈潭秋在一大代表中是最早回忆一大的，留下了文字记录交给共产国际，十几年之后他就给共产国际写了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报告。董必武大家都知道，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主席，一直对一大保持着很清晰的记忆，而且汉口只能有两个代表，大家要注意，这个代表不代表省，都是具体的城市，可见当时的交通信息以及人们政治活动的范围不会很大，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代表也是按城市来算。济南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位都没有留下回忆录，因为牺牲得比较早，国共内战以后可能就牺牲了，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回忆录，但是别人都回忆到了他们，所有有回忆录的人都提到了他们，但是由于他们两位都很年轻，确实也不太记得他们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关于他们的活动和发言的情况没有回忆材料。日本的代表周佛海这个不用说，没有人否认他。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有回忆录的，而且回忆得很详细，一大怎么开的，什么情况，我怎么说的，他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而且他们还是很核心的人物，特别是包惠僧，包惠僧和陈公博他们都是从广州直接把陈独秀的意见带来的，陈独秀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给一大，由陈公博带过来，包惠僧也是直接传达陈独秀的意见，所以这都是很权威的。但是正因如此，包惠僧的身份恰恰被质疑，说他可能不是正式代表，是什么特派代表，或者陈独秀指派的代表，认为他很特殊，这个看法是很有问题的。包惠僧本人坚决否认，因为凡是认为他是指派代表、特派代表或者记者什么的，那都是没有参加一大的人，而且他本人把当时广州党组织开会怎么选代表的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比陈公博说得还清楚，大家开会选陈独秀去，陈独秀说我实在太忙去不了，看这个情况你们大家都是各自有事，比较走得开的陈公博、包惠僧你们去吧。陈独秀点了两个人，就是陈公博和包惠僧，让他们去。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如果因为这样就说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特派代表，或者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不是小组选的，那么，陈公博也是陈独秀点的，怎么就成了正式代表呢？而且广州党组织到底有没有选举这个程序？难说。现在没有回忆到有选举，所以说很可能这两个人都是陈独秀在开党组织会议的时候点的名，所以认为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的这一说法根本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证明。长沙的两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的党史工作者研究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明长沙在一大之前成立过共产主义组织，或者共产党支部，或者共产主义小组。所以长沙在中共一大之前有没有建党，有没有建立党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党的组织，很可能是没有，至少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长沙建立的是什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很外围的组织，而且根本不能算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一个进步的，以青年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团体，可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有的人回忆，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字材料，有的人回忆是当时建立了青年团，青年团在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组建党之前或者在组建党的过程中，先建立了或者同时建立了团组织，尤其这些人都是20岁左右，所以这些建党的人，先或者同时参加了当地的团组织或者全国性的团组织，这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问题就出在你如果是青年团的这个身份，你以新民学会或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身份来出席中共一大，可能就有点问题，但是你以青年团代表的身份来出席一大，也有问题。毛泽东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北大帮的，他认识陈独秀，也认识李大钊，也可能受了北大这方面的派遣，要他到长沙负责建立共产党组织，那建党是一步一步的，他就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新民学会有很多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能先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后找这么一批更进步的，更激进的，更倾向共产党的人建立青年团组织，然后下一步再建立共产党，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他是去湖南建党的人，所以他来开一大毫无问题，你们派我去建党的，我就给你们带来长沙的情况，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不一定说都已经成立了才来，都有了地方组织才来。可是何叔衡就有点问题，那时候40多岁了，40多岁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算是年纪比较大的，而且说40岁还是青年团代表，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

何叔衡实际上有一封信，1929年在莫斯科写的，当时中山大学要他写一个自传性的东西，就涉及到了中共一大。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给董必武的原信是怎么写的，只看到了董必武给他的回信，回信是在1929年，内容是回答中共一大是怎么开的，怎么个情况，大概什么时候开的，到底哪些人参加了，有几个什么地方来的人，会上大致讨论了哪些情况，是很简短的一封信，在那个情况下董必武所能记起的东西并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回信的内容是针对来信的内容的话，那么来信应该是问一大是什么情况，这样一来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一大可能不太清楚不太了解，所以要问问你，那么董必武就尽其所知给他讲了；另一种情况就可能在核对情况，我只记得这么点，你还记得多少，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从董必武的回信来看，根本没有提到何叔衡对一大的情况有什么回忆，哪些回忆对了，哪些回忆错了，哪些和我的有出入，完全就像跟不知道一大情况的人在讲一大是怎么回事。这封信在各种资料集里都有，很容易找到。而且信里说张国焘同志也在莫斯科，你也可以问问他去，他可能知道的比我更多吧，因为张国焘是一大的主持人。如果说何叔衡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封信就有点奇怪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去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被回忆，有没有回忆是一回事，有没有被参加一大的其他人回忆起来又是一回事，没有被回忆的就三个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一般很多回忆录里提到参加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可是谁也说不出何叔衡在一大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对王尽美、邓恩铭也没有，都说山东来了两个人，可能是王尽美、邓恩铭，或者说就是王尽美、邓恩铭，或者说我记不清楚这个名字，反正是来两个年轻人，总而言之也没有谈到他们有什么活动有什么话。但是何叔衡也没有。那么我们大概能够认定的是，何叔衡到了上海来参加一大，被指派或者被选派，或者被毛泽东带着，湖南到底怎么选出来这两个代表的我们不清楚，因为肯定没有党组织，那他来了，来了以后他有没有参加一大，参加了多少，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的回忆录很有意思，他就直接说何叔衡来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年纪这么大又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好象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怎么是共产党。他没提湖南有没有共产党，他说这个代表的资格好像有问题，所以他们审查了一下代表资格，觉得他不行，就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然后让毛泽东通知他不要参加一大了。张国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毛泽东以湖南有某项紧急工作需要处理为由，打发何叔衡离开了，可是是不是离开了，是不是真的就没参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研究到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大上是12个代表，而且这个代表资格没有什么正式非正式的界定，说找个记者来旁听一下，更是不可能的，这种这么秘密的会议，而且是在有丰富地下工作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参与下来建党的这么个大会，随便弄个记者来参加是不可能的，所以包惠僧的这种身份猜想就不存在了，而且不分什么指派不指派，因为那个时候代表资格并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界定，而且这些人都跟北大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互相是认同的。所以只能说12个人是由党的原始文献清清楚楚写明白的，而且是两个地方各一名，5个地方各两名，这也已经很清楚了，就是12名。没有13人，那么就是现在有的13人里面谁是谁不是，包惠僧肯定是，这个我可以肯定，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谜题，大家可以再去考虑。

 

 

我们接着看，“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张国焘是主席，不是主持人这么含糊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是张国焘，所以张国焘的历史地位必须得承认，这个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确实也是有的，也是在他的主持参与下来制定的。然后这个文件接着说，“希夫寥特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寥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林，他是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他有很丰富的共产党活动经验，从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发明了一个后来被认为很适合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共产党活动斗争的经验，就是这些地方的共产党不可能有很大的群体基础，因为那些地方没形成工人阶级，没有办法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战略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就要利用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后来他把这个经验带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很受列宁的赞赏。但是这个认识传到中国比较晚，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还没有传来，但是马林来了，他把这个经验带来了，所以他在发言当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且向中国这批年轻的党员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但实际上说的是你们虽然是工人的党，但是你们得去依靠工人以外的革命群众来进行革命活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建党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到战略策略上都给予了非常具体实在的指导和帮助。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中共建立不了。像马林这样的经验和影响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去和反帝民族主义组织，特别是和国民党建立关系，实现国共合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牵着这批年轻的，只在书本上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向国共合作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里面哪有国共合作，哪有和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政党合作搞革命的，没有，所以学马克思主义的这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信这个的，但是马林要让他们相信这样做才行，这是马琳的作用。尼科尔斯基同志是一个化名，实际上现在研究已经证实他是苏联共产党在伊尔库斯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基本上是一个类似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他的使命也是到中国到东方这些国家去建立共产党组织，然后发动革命，所以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也来到了上海，和马林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到了上海，所以才发信给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派代表来参加，这样才有了中共一大。“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会上就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实际上，中国革命实际上是通过共产国际在远东局的指导来进行的，“并向我们诉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他本身就是俄国人，后来肃反当中被杀了。“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斯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这个很重要，说明应该在伊尔库斯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档案里面还有中共一大的报告，这个材料还没被发现，因为伊尔库斯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后来解散了，但是这个材料是留在了伊尔库斯克了，还是移交到共产国际的总部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里有没有这份档案，还是一个值得去发掘的事情，这是一个线索。“根据希夫寥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制定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两天的时间来起草计划和纲领，期间没有开会”，可以看出，马林对中共一大起了实际上的指导作用。

 

 

中共最初的这批青年党员们在很多问题上弄不清楚，发生了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但是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意见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中国共产党这么伟大圣洁的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能不能在当时的政府里面当官？党员能不能当国会议员？那不是新中国的政府，也不是国民党的政府，而是那种北洋军阀的政府，或者地方军阀的政府。有人主张可以，为了革命可以去，有的人主张不行，你是共产党不能去做官，国会议员都不能当，党是不搞议会斗争的，这是第三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观点。所以这里就要面临现实国情，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到底有多少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怎么去体现这个代表性？把资产阶级置于什么地位，是革命的对象、斗争的对象，还是联合的对象、合作的对象、统战的对象？还有合法斗争公开工作与非法斗争秘密工作的关系，共产党和其他被压迫党派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大没有来得及充分讨论清楚，可能是因为认识水平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还讨论不清楚，因为党还没有成立，刚刚要成立，到底要做什么还不清楚，一旦去做了以后才发现，这么做是不行的，那么做才行，怎么做是有可能的，怎么做是不可行的，这都可以理解。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这个文件里，实际上大量写进了马林的主张，而马林的这些主张恰恰是中共一大多数代表没有采纳的主张。没有采纳的主张怎么会写到文件里去？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文件是受马林的影响而形成的，代表大会上没有通过，但是在给共产国际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要把我的观点写清楚，而且要说清楚这是在一大上争论过的问题，这个争论也许是马林自己提出来的，也可能是他授意给了某些一大代表，然后由这些一大代表在会上跟多数人去争论的。所以说马林的主张没有被多数中共一大代表所接受，多数代表还是坚信马列的那些教条，而不去理会中国的国情，所以马林在指导一大报告写作当中，坚持写进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文件的思想有别于一大多数代表表决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所以，中共在一大上已经直面如何把共产主义一般理论原则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样一个难题，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都是文件的原文。实际上，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是中共与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在一大上已经酝酿讨论过了，只是没有被通过，但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探讨、挫折、教训，最终在国际同志的帮助下选择了符合国情的道路，就是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在国际同志的帮助下找到的，不要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没有外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可能也是带有偏见的，也带有一定的问题，甚至带有不适合国情的一面，但毕竟在他们的帮助下走出这一步的，不能否认这个成绩。

 

 

下面我要讲一讲“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这个复信是1959年9月5号写的，因为中央档案馆可能在年初或者什么时候给他送了一批共产国际转过来的材料，里面就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档案里面有关于中共一大的一些档案，这个档案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文件，交给董必武看，董必武是一个很慎重的人，他是学法律的，也做过共产党边区政府司法方面的主管，他就一直压着没有答复，可能也在考虑，也在判断，也在反复看。最后，他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答复的，他说我认为这些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他说比较可靠，字斟句酌，不是说绝对可靠，完全可靠。为什么是比较呢？他说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这当然是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有中文稿，但是中文稿没有提交给共产国际，或者到了共产国际而没有提交到中国代表团，所以没有入档，根据中文稿译成的俄文大家都能看得懂，这个很好理解，在苏联俄文是通用语言，就像在中国中文是通用语言一样，你交给我一份报告，你是根据俄文翻译成中文的，那我当然看中文，我不会看俄文，在俄国也是一样，你根据中文翻译成俄文，那我看的是俄文，所有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俄文都很好，所以把俄文留档了，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原报告就是用俄文写的，没有用中文，这个可能性也有，因为起草这个文件的人有可能是一个俄文非常好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比如张太雷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就是共产国际代表根据中国同志的口述，或者根据他们的语气写了这个报告，就是用俄文写的。而且文件的作者未具名，这个是问题，但是没有具名也可以看出是不是1921年的文件，是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文件，是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人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没有具名也可能，因为在秘密工作的情况下，这个文件很可能是在中国形成的，然后从中国带到苏联去提交的，所以就怕暴露，具名了到时候查起来怎么办？被捕了怎么办？所以就没有具名，没有年月日，或仅有年份而无月日，比较好理解。所以我觉得董必武说的就是从法律角度有点问题。接着董必武说这个材料是可信的，我去对一大代表的人数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他原本就认为是13人，但是看了这个文件以后他认为原始文件更可信，所以他就放弃了13人的说法，认为是12个人。那么，陈潭秋在1936年的回忆是说什么呢？关于一大成立党的中央机构，他说主要就是比较分散，大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也就是没有中央委员，为了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大钊为委员。根据陈潭秋的回忆，有一个临时中央局，有三个委员，还有三个候补，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这和董必武复信当中提到的苏联档案当中记载的九个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委员会是有出入的，而且没说明是临时中央局，只说是中央局，有没有“临时”这两个字也有问题，但是选了三个同志组成书记处是这么回事。但是在陈潭秋的回忆录里这个不叫书记处，叫做临时中央局，就是临时中央局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所以这个说法得到了原始档案的部分印证。那么，分歧就在于到底是叫中央局还是叫临时中央局，是中央委员会九个人还是别的什么，三人书记处有没有，还是中央局就是这三个人，还是有不清楚的问题。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个纲领完全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攻打冬宫那样的事情。俄国十月革命是什么，发动军队起义，跟工人一起造反，城市暴动，一下子就把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攻打下来了，是非常典型的俄国革命模式。“中国共产党要彻底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所谓的黄色不是下流、低级、淫秽的意思，它所谓的黄色相当于现在说的灰色，是指不直接站在反动政权那边的知识分子，这是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要第三势力的思想，这是当时党的一个认识，而且对于担任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有决议，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允许是不能担任的，就是说迫于法律或者经过党的允许还是可以担任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这一条稍微还是实际了一点。从这个纲领里面可以看出，对于远大的，长远的共产党的根本目标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要做什么，这个日程完全没有提上来。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把自己当做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要去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对现有政党的态度是什么呢？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第一是独立的，第二攻击其他党派，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是，此时的广东党组织已经直接面临着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了，因为广东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孙中山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所以这样的态度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了。对于这些问题都在大会激烈争论以后采纳了多数人意见，表决的结果也是从书本上学习俄共学习列宁主义的结果。可以说，从在党的性质、党的基本原则、党的长远目标上确实体现了共产党的特点，这是非常鲜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成立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不是像后来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党，或者是农民阶级的党，完全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全然没有弄清楚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任务是什么，中共一大上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若干历史问题

进入到国共合作这个话题，从1921年到1923年的中共三大，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和战略转变在实践中越来越趋于现实，中共在实践当中不断摸索、检验之后，否定了一些，肯定了一些，然后再探讨出一些新的原理和战略。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些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最主要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而列宁又是受到民族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启发而采纳了这个战略。共产国际制定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终于领会到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到底是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还是民族民主革命，因为民族民主革命在马列主义的定义里是属于资产阶级去完成的时代任务。那就是说战略上我们到底是一步到位还是要分阶段分步骤来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帝反封建？我们这个党所要追求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二十年代的共产党人探索当中，走向国共合作的道路当中，通过一系列组织的罢工、城市的斗争感到工人运动的局限性，没有办法在中国革命中一下子通过工人运动去取得胜利，那么还是要选择统一战线，联合战线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并且接受了。那么对于国民党是反对和排斥，还是接受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由共产党人以个人而不是成组织的形式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不允许你在我内部建立一个组织的，实际上有这个限制在里面。这个马林是力主接受的，他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运用得很成功。那么这个情况下，最后共产党员认识到了现实，完成这个转变，从陈独秀、李大钊等最早的五个人接受孙中山主持的加入国民党仪式开始，有大批的共产党人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人。

当时两党其实不是平等对等的联合，这是由于当时两党的政治力量所规定的，是不是因此导致了后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丧失，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都是后话，但是当时要想和国民党平等联合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那么我们要仔细清点一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得失。

中共的“得”是使中共从知识界五十几个人的小党，在1921年到1927年，六年时间迅速发展成为扎根全国各地的中国第二大政党，而且通过国共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在中国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拥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和地位，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既有合作的经验，也有破裂的经验，既有跟国民党结盟共同对敌的经验，也有相互为敌的经验，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领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的一个基本力量，领导了各个根据地的战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重要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这种壮大，中国共产党还培养出了自己的军事骨干和基干队伍，各地能那么多武装起义的领导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培养出来的军事骨干，而且播散了武装斗争的火种。而且中共在这个时候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是通过国共合作理论才走上了现实，这是对中共的好处。

对国民党的好处也很清楚，他原来是个主义模糊、组织涣散的政党，因为输入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一跃成为主义明确、组织强大的政党，而且是“苏化”了的组织，被苏维埃化了，从中央委员会，一直到基层党部完全学习苏联，而且成了能扎根到全国县镇这一层的中国第一大政党，其组织上的严密程度是仅次于中共的。党员队伍也迅猛扩大，而且实化，以前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国民党，也不需要登记也不需要手续，后来就有了规范，党员就是党员，非党员就是非党员。而且国民党在大革命当中也产生了一大批中生代新生代的政治领导人，包括蒋介石，这些政治领导人迅速成长起来。军队方面，他们从黄埔军校起家，仅仅3年之间，国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全国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而且拥有一大批军事将领，国民党过去是没有军事将领的，都是拉别人的武装来支持自己，靠不住，现在有了党军，有了这么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除了打不过共产党别人都能打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国民党凭自己的实力统一全国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被蒋介石最有效地抓住和利用，他没有丧失这个机会，仅仅两年的时间，1926、1927年，从1926年北伐到1928年完成，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从广东一隅到执掌天下这么一个路程。最后，国民党政权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了清王朝崩溃以后又一个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国民党带来的好处远比共产党大，但是也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好处小，给共产党造成很大的有利所得。总而言之，对中共建党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提供一些思路，不对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

责任编辑：杨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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