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怎样的新思路

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有重要意义。然而，“走出去”是一项高风险和高失败率的投资活动，民企比国企面临的政治壁垒低得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小得多。而上海民营经济比国有企业弱很多，导致产业资本“走出去”相对缓慢。上海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有新的思路。

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二则，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少企业借机　“走出去”“抄底”。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1－11月，中国共对130个国家/地区的359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25.3亿美元。

企业“走出去”俨然成为一股趋势，这必然带动大量跨越国界的货物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潜在有助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四个中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物流和要素流汇集于上海而不是分散于其他地点？除了优良的城市硬件（如港口、码头等）和宏观经济软件（如教育、文化和政府服务等），还应该注意到内生微观经济形成即本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作用。

有三个理由支持上海推动本地制造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1）示范和引导物流和要素流汇聚于上海。如果本土企业都走不出去，外地和外国公司的物流和要素流有什么理由借道上海？（2）避免城市经济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可以概括为“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实质是制造业发展停滞，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沦为“鬼城”是城市经济产业空心化的典型。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是子公司，本部在上海，“本部经济”内生化，从而避免产业空心化。（3）促成上海新区位优势。当代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不是生产制造，而是研发和对市场的控制力。四个中心要求上海要在后者形成区位优势。

有必要重述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立足点。从全国看，“走出去”是为了促进出口，解决过剩产能，引进技术；从上海看，“走出去”是为了实现商品、资本、信息等各要素流动汇聚于本地，服务四个中心建设；对企业，是为了市场份额和长久发展。上海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有新的思路。

过去的经验与教训

近期国内媒体反复报道了一个案例。2004年浙商傅建中投资2.5亿元收购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处林业公司，经过三年苦心经营资产翻番后被俄方以涉嫌违法强行查封并裁决破产。类似对外投资风险的案例很多，很多投资项目甚至血本无归。国际法学家和仲裁专家陶景洲保守估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走出去”是高风险和高失败率的投资行为。产业资本“走出去”不难，难在“走进去”（即落地成功经营和运作），并顺利“走回来”，企业若能做到“来去自由”才算真正的跨国企业。

“高风险”指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主要包括：（1）政治风险：双边关系、东道国政局等；（2）当地规制风险：东道国在股权比例、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劳工、环保等方面的审查；（3）当地经济风险：东道国经济周期、市场竞争、汇率波动等风险；（4）文化、习俗等差异甚至历史偏见和民族歧视。

风险认识不足在企业的主要表现是：准备不足，极少预评估潜在风险和自身抗风险能力并制定应对方案，缺少企业联盟和长远战略。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风险认识也不足，表现为：没有统筹规划和推进战略，对企业辅助不力，缺少政府间政治经济合作协议，投资的政府色彩浓。近几年中国政府和外交部提高了应对当地紧急政局危机的能力，保障了人身安全，但企业通常不可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对其他风险的能力有待改进。可见，产业资本“走出去”不难，难在“走进去”（即落地成功经营和运作），并顺利“走回来”，企业若能做到“来去自由”才算真正的跨国企业。

上海制造业“走出去”规模与全国经济高地的身份不相称。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初步统计，2012年上海共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49个，中方投资额29.7亿美元。其中，批发与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据了三分之一和两成，制造业不足15%。在“走出去”问题上，民企比国企面临的政治壁垒低得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小得多。而上海民营经济比国有企业弱很多，产业资本“走出去”相对缓慢。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主要模式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COETZ）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各类的园区，如开发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工业新城、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经济特区等。这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惨痛经验教训后的自我摸索和选择。

理论上讲，“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聚集经济的优势；实践上看，其优势在于其互利共赢色彩，使投资者更易得到当地政府支持和民众认可，从而降低经营成本和系统风险，换言之投资者“走进去”变得更容易。（1）增强谈判实力，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优惠政策甚至特殊监管。通常，当地政府对园区特别是出口园区制定有优惠政策，涉及税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外国人员安置、外汇使用和汇率、贷款等。（2）企业“抱团出海”提高了特别是民企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3）园区聚集信息流，提高风险预警和抵挡力。（4）获得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5）为国内其他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推动中国产业资本可持续地“走出去”。

2008年国务院签署了《关于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的意见》。商务部专门在合作司下成立了境外合作区处，有多项配套支持政策，从2006年起安排在境外兴建50个经贸合作区。目前中国已建成19家，总投资规模600亿元人民币，多为江苏和广东两省民营企业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与当地企业合资设立，集中在纺织、家电、机电、微电子等产业，是兼具制造、物流、贸易多功能的综合性园区。其中上海尚无一家，不符合商务部“鼓励有影响、效益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省市率先探索”的精神。

商务部、财政部出台的支持和规范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的主要政策文件有两个。一个是2008年发布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由国家建立发展资金对经国家批准、确认、考核通过后的合作区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支出给予资助；另一个是2008年出台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暂行办法》。此外，商务部《关于2010年全国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借鉴国内建设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设立上海境外经贸合作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独立性、商业性，以企业为主体最好由民营企业牵头，政府切忌走到台前成为主导者甚至投资者。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经贸合作区，企业是主体，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的，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决策。

经过战后60多年，国际企业瓜分世界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形成世界生产网络、营销网络，借助资本运作成功控制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定价，成为典型的国际资本食利者，但是也日益不思进取，如NOKIA、SONY、IBM等日渐衰微。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比，上海企业处于成长期，擅长加工生产和制造，精于成本节约和价格竞争，研发创新、营销服务和管理水平能力低，是国际资本的打工者。按照利润率划分，国际产业链呈现出微笑曲线特征，即研发和营销服务是高利润率的两端，加工制造利润率最低。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营销服务则是当地竞争。全球制造业已供过于求，上海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必须朝向微笑曲线的两端。

因此，上海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战略定位是：推动制造业“走出去”，带动进出口，打造上海创造，服务当地化，构造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和营销服务网络”，使上海企业成为国际市场的“实际控制者”。

建设障碍与对策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践中的主要障碍有：资本管制；民营企业融资难；园区定位不明确，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型人才缺乏（语言障碍，更主要是“人待不住”，“华为”允许携带家庭的成本太高）；东道国投资环境差异，国内开发区运作经验不适用；“最缺的”是国内政府层面的支持；此外，传统模式中的某些风险依然存在，如很可能容易设立而难发展。

在上海，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首先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

第一，制定战略，统筹规划，引导定位，使上海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本地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平台，成为培育本地跨国公司的孵化器，服务上海经济和全国经济建设。

第二，成立“上海境外经贸合作区工作平台”，起到系统地引导、推动和辅助职能，包括：（1）审查和监督；（2）资金、税收支持和放松管制等；（3）信息服务和人才支持；（4）政府间政治经济合作；（5）风险评估与警示和撤退指导；（6）学术研究。

第三，协助成为国际组织的建设项目。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早已注意到中国开发区经验的积极性，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以推广。

第四，支持在上海成立全国“走出去”企业协会，以成规模地吸引其他企业进入上海境外经贸合作区。

本地企业要认识到境外经贸合作区是降低　“走出去”风险的有效模式，也不是零风险。因此企业：（1）要组团合力建设；（2）区位选择政局稳定、双边关系良好、经济上升期的国家；（3）产业定位和运作要服务于国内经济；（4）园区名称和形式应体现当地经济发展目标，更好谋求当地政治支持和民众理解；（5）加强与中国政府沟通，推动政府间合作协议，争取东道国政府合作或背书；（6）重视资本运作和国际组织或财团的支持。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205/7035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