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讲堂文章】郭凤海：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大讲堂》

第一期 （总第75期）

2013年1月1日

主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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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供中央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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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郭凤海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先后8次讲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再次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这里，我想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主要讲三个大问题：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历史抉择；二是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为民族复兴而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历史抉择

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伟大人物。20世纪以前有魏源、林则徐、龚自珍、梁启超等，20世纪以后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先后提出了三民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开拓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三民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别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探索历程的三个阶段。围绕这个历史进程，我在第一个大问题中，主要讲三个小问题：

（一）旧中国的崩溃，从反向激起了中国人复兴民族的梦想。

近年来，国内外常有人讲“中国崩溃论”。钱镇先生指出，严格地讲，“中国崩溃论”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说法，既可以指中国全面崩溃，也可以指中国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既可能出于分析现存问题，化解潜在危机的忧国之心，又可能潜藏着乐见中国崩溃、有意唱衰中国的阴暗心理。所以，对中国崩溃论必须加以具体辨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确曾崩溃过。秦汉以后，每隔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旧政权崩溃，新政权建立。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崩溃，伴随着天下大乱。但是，到了近代，情况更严重，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惨烈打击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再仅仅是朝代的崩溃，列强“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

看看当年中国那幅图景，用李鸿章的话讲：“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一个国家跟我们过不去，各国列强都跟着一哄而起，抱团对付我们。与现在的一些情况相似。中国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所有西方列强欺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水师管带（舰长）几乎有一半自杀殉国，为什么？为了军人无能保国的耻辱，为国家“落后挨打”的无奈与悲凉。梁启超先生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那时，中国已经到了正视生死、抉择存亡的历史关口。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危机，从反面激起了中国人追求独立、自强的激情与呼号，使“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刻骨铭心的字眼。

对中华民族来说，当时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赶超西方列强。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因而，每当中国衰落到某种程度，中国人反而会升腾出试图恢复古老帝国样貌的追求。美国学者理查德·哈罗兰的《中国——复兴中的中央王国》一文认为，中国人的中央王国意识从未消失，把国家复兴到昔日中央王国的地位，反映了他们不甘沉沦、不甘心做二流国家的强烈追求。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从来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仍能保存不灭的火种，延续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梦想。

（二）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人为民族落伍而痛心，无数人矢志探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路。其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摒弃中华“老大帝国”，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为中华民族摆脱衰落、再造复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事实表明，中华“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中国、事实上的中国，和朝代有所区别的中国。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华世界里，虽然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央王国”政治实体，但是中国人从未丧失过自觉不自觉产生的一种华夏认同感，一种华夏民族的族群自我肯定，就是祖国意识、中国意识。

梁启超先生对国家领土、人民、主权的新看法，对国家只有成为人民之公产，民才能与国结成实质性的依存关系，从而“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看法，他对传统国民性格（特别是奴性）的批判，重塑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国关系，直接哺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后来人。在梁启超等人启发下，“祖国－中国”意识开始全面觉醒，“民族精神”、“民权主义”、“祖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精神与境界。

那么，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梁启超名之曰：“少年中国”。1900年，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蔡元培、李伯元等人也在作品中回应了“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极大地影响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然而，民国并没有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落实，专制如故，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希望落空。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老大旧中国的决心，共同喊出了创建“青春中华”的口号。

1918年，李大钊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在 “少年中国运动”过程中，李大钊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涵义：“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李大钊指明，复活民族精神之“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立意是“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他们意识到创造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民族觉醒的关系。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这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期待和探求，他们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出路。

（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政治前提。

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什么“主义”呢？

实际上，为了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什么“主义”都选择过。魏源、林则徐等晚清开明派“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选择的是“封建主义自救”道路；张之洞、李鸿章等发动洋务运动，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道路；康梁戊戌变法，学的是西方君主立宪改良道路；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旗帜，明确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走什么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从中国近代看，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救亡和富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追求；而另一方面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曲折历程。中国先进分子又不能不看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旧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根本无法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无法走向现代化，更不要侈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了。当年，孙中山先生有个理想，希望通过“外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在中国顺延资本主义逻辑，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接轨，实现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马上到欧洲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临时革命政府的资金困难。1911年11月，他在欧洲发表演说，称中国“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意思是我们与你们是“同类”，要搞资本主义，所以拿出你们的钱支持我们吧。而冷酷的事实却是，四国银行团都不肯轻易解囊，他只能空手而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国银行团、还有日本对待清政府和专制复古势力的袁世凯，并不问其是否“同类”，只认是否挽救列强在华利益格局，慷慨给予援助，致使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濒临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不得不接受“南北议和”，辛亥革命由此宣告失败。

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道路选择的基本线索，就是追求对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的有用性。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救亡富强有用，但不可行。由于搞现代化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人手中，所以我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顺延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中国救亡图强、走向现代化，只有靠中国人民自己，突破资本主义逻辑，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处的社会主义逻辑，引领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振兴国家和民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既取决于当时国内经济社会状况，又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发展状况，取决于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体身份”，奠定了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根本政治前提。一句话，通过社会主义救中国、发展中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大体轮廓而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可分为三大时段：一是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国家独立的历史阶段；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初步探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三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表现为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实际历史看，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始终面临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恩格斯认为英、美、法、德四国可能同时走向社会主义，即“共同胜利论”。但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视线从西方移向东方，指出东方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绕开资本主义逻辑，另搞一套逻辑,就是社会主义逻辑。什么叫“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独立自主于资本主义体系，又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成就。换句话说，东方国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绕开”资本主义这个峡谷，搞社会主义，但却“绕不开”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雄厚物质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成果。东方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在发展阶段上比马、恩“共同胜利论”意义上的西方社会主义低得多，不是“跨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而恰恰要把人家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进一步讲，“一国胜利论”意味着一国可以不靠别国支持，单独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但革命胜利后，能否同样不靠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靠与别国互通有无，甚至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单独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则是一个不用细加论证就能想见其严重后果的问题。“共同胜利论”不仅包含着多国同时夺取政权的意思，而且包含着东方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意思。

历史启示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立足于解决一系列更加初级且基本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不独立即无复兴

中国作为马克思视野下的重要东方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有追求未来“大同”理想的长远指向，又有改变近代以后领土被瓜分、资源遭掠夺、人民倍受欺凌的历史状况，确立独立国家主体资格，实现强国富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目标指向。

按照新中国缔造者的初衷，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彻底解决“国权”，为实现中国发展提供根本的前提与可能。这一点，已经蕴含着中国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了。

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走西方道路。但中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另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新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告诫国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不发展即无复兴

发展需要政治来保障，但政治本身却不能包办、独揽一切。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支撑复兴实现的深层社会条件是经济发展，使人民“免于匮乏”，使国家免于贫弱。依照马克思的原意，“绕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通过另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历史表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中国很发达，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落后，迫切需要通过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革除专制，张扬自由，从根本上解决强国富民问题。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不仅可以突破一切旧有逻辑，以新的方式解放人民，而且可以依据本国国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自强、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党对于国家建设上，在注重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注重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点，已经蕴含着我们党社会形态历史视野、社会主义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不消除专制传统即无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在土改和“三大改造”等方面，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方式革除了旧的经济社会关系，但却在建设新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全面复制了苏联模式。实事求是地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加快工业化步伐，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被凝固化、神圣化，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现后，毛泽东提出照抄苏联不是长久之计，要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但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这种有益探索，还使社会主义受到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传统社会落后因素的浸染，遭受严重挫折。

历史表明，搞社会主义必须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具体国情，不应是本国专制落后的历史传统遗迹，因为它天然就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大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强调的具体国情，都不是单纯的本土国情，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国情，是与改革开放、面向融入世界、驾驭全球化相关联的国情。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都是以更包容的姿态，把本国与世界好东西包含进来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老舍先生讲“越是民族性，越具有世界性”，无非是说，最富于潜力的民族性，一定是那种最具包容性、时代性、进取性的民族优秀传统。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驳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谓“社会主义不合国情论”。在抗大五周年校庆集会上，教育长何长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是与守旧复古派所进行的奴化教育、复古教育、束缚青年思想、剥夺言论自由、实行封建守旧的愚民政策，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同时，还要与专谈‘中国特殊’、专谈‘国情论’者作生死的搏斗。”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成果之外的“另类”，而应当是结合中国实际兼容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正确揭示和把握这一问题，有利于避免陷入那种单纯“国情论”的窠臼，有利于避免损伤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说服力，有利于避免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历史表明，我们党领导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目的是要把民族复兴变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的。今天，我们所要实现的民族复兴，并不是要回复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而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共党史上，李大钊可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念的人之一。他当年用的原话是“中华民族之复活”。“复活”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无太大差别。1990年4月，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并使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后，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包含的全新境界了。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谁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谁就是中国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谁就会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核心。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空前艰巨的宏伟事业。必须抓住这个总任务、总目标，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干下去。

当前，国内一股“盛世之风”、“盛世心态”弥漫，好大喜功，形象工程，豪华气派，奢靡之风盛行。“盛世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满心态”、“浮躁心态”、“懈怠心态”。其实，从历史上看，在所谓“盛世”背后，往往都蕴涵着危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后就是衰败、战乱以至朝代的覆灭。什么是“盛世”？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盛世时期，一是要与自身历史比较，二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比较，主要是世界强国、发达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具有清醒的历史方位感。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实现由近代衰落向民族复兴的转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务必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民族复兴而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征程上，要做到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不原地踏步，就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斗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自身存在问题做斗争

与自己做斗争，就是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形式主义，几乎成了屡禁不止的顽症。当形式变成“主义”时，就会变成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行动指南。有些同志虽然嘴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想问题、办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形式主义为指导。如，制定工作计划时，没等明确工作本身的内容，就先行要求要开展多少多少“活动”，要搞多少多少“动作”，要“大造声势”，要“大事大抓”，等等。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惯用套路。

再如，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许多同志仍然习惯于以“非制度的方式”推动工作。在制度执行方面，也存在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敷衍性执行、附加性执行等不良现象。习近平最近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目前，我们制度还存在不少亟需改进的问题。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必须抓紧完善制度及其执行机制，不断消除制度及其执行环节中的“空白点”、“裂隙点”、“松疏点”和“薄弱点”，从根本上避免“制度被架空”现象的发生。

此外，封建专制影响根深蒂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心中人民主体地位淡化、淡出，致使出现某些“权力异化”现象。有的存在“恩赐思维”，认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做了本该做的事却居功自傲、无限放大。有的存在“敌对思维”，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大讲“别有用心”的人操纵。有的存在“替民做主思维”，以“父母官”自居，替群众决定事项。实践证明，党脱离群众，人民就会脱离党；党背离人民，人民就会背离党！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必须增强制度自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到今天，比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完善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制度现代化上，主要西方国家大都用了150年到200年时间才基本完成。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到1928年基本实现普选，用了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推翻绝对君主制，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也用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美国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7年制订联邦宪法，经过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用了15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具有巨大优势的制度，这是我们坚持制度自信的理由。有了这种自信，我们也会更清醒地看到自身制度的不足，更加自觉地完善我们制度。

（二）与演变中国图谋作斗争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意识形态渗透，图谋改变中国社会颜色。例如，推进“政治转基因”战略。所谓“政治转基因”，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广泛传播美国“制度文明”，借以吸引其中国民众，使他们认同美国政治、否弃中国现行政治的过程。

再如，推行“道义角色替换”演变战略，严峻挑战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所谓“道义角色替换”演变战略，就是美国利用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手段，经过持久的谋划、有步骤潜移默化，使“目标国家”政权在本国人民心目中日益“非道义化”，同时使该国人民认同、追求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起来“造本国政权的反”，直至导致该国内乱的战略运作过程。

近年来，美国等国正悄悄地展开了一项有针对性中国的的策略行动，其含义是：用共产党的理念和宗旨挑战共产党。中共不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张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廉洁自律吗？那么，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中共这一套来“杀伤”你。也就是，利用我们部分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问题，以偏概全，放大其“负面效应”的同时，展开所谓“支持”、“保护”中国基层民众“维权”系列活动，展示美国官员的“亲民”、“廉洁”、“公正”形象。由此暗示人们，当年共产党承担的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角色，现在由美国或美国扶持的“中国异见人士”、“维权人士”替换掉了，只有美国的价值理念才能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乘飞机来中国赴任坐经济舱，出席博鳌论坛不住豪华酒店，刻意与我们某些官员形成“鲜明对照”。而我们某些媒体批骆家辉虚伪，反而恰恰落入了美国人的圈套。因为你越这样批评，越会反衬你“对廉洁不认同”。对此类问题驾驭不好，极可能使我们陷入具有长远、深层影响的战略被动！当年，在前苏联8·19事件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向苏军士兵喊话：“士兵们，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持续宣传了70多年“为人民服务”的苏共，竟被一句“为人民服务”打倒了！这就是苏共“道义角色”被替换之后引发的“革命”！今天中东北非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是这种类型的“革命”！美国当年耐心地、不懈地向苏联、中东北非渗透几十年，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就是使道义角色倒转。只要达到道义角色倒转的目的，不用美国人插手，那些国家的人民也会起来闹革命！再想想我们中国，是否潜伏着这样的危险？！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有忧患意识，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危险的存在。只有坚守、保持住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权利奋斗的道义角色，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发生！

（三）与军事对手挑战做斗争

毫无疑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将始终面临外部敌对势力特别是敌对国家封锁、压制、竞争甚至侵略的险恶国际环境。历史表明，国家越富，风险越大。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增大，常会面临被人宰割的风险。1820年，大清国的GDP占世界32.9%，这一比例至今未被世界上第二个国家超过。因为富裕而脆弱，所以横遭欺凌、掠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成为经济大国，但风险也随之增加。

因此，国家在崛起中，必然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即如何看待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中国应借鉴美国当年在崛起中恪守孤立主义，避免与欧洲列强纷争，选择与美国合作，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崛起。这种愿望当然好，但却没有看到：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受到的围堵、封锁、遏制程度，比当年美国严峻、恶劣得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条件也与当年美国有着天壤之别。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巨大资源需求，使中美结构性矛盾与竞争日益凸显。奥巴马曾露骨地说：“如果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我们周边一些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各个方向威胁中国主权安全，甚至蚕食中国国家利益。由此，中国和平发展，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能战方能言和”，必须以积极的军事斗争准备，来支撑国家发展大战略。我们看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事挑战就会延伸到哪里。伴随经济的崛起，我国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强亚太的军事存在。周边一些国家加紧发展新型军事力量，在东海、南海不停制造事端，掠夺我海洋资源，给我带来安全压力，亚洲正成为全球战争和军事冲突热点地区，国家前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军队。

历史表明，世界上任何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靠消极和平、妥协实现，往往要经历一两场战争。当年，英国不打败荷兰无敌舰队，就不能走向全球；美国不打败西班牙舰队，同样不能走向两大洋。在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问题上，我们既要防止军事战略超越国家战略，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走向军国主义，又要积极作为，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科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着眼于解决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部署，作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战略决策。“兵者，国之大事”，当强军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时，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的现代化强大军队，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目标。

（四）为累积社会主义永续生机而斗争

世界上任何有生机活力的“主义”，都不是凭白无故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深扎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厚重深沉的国度里，顺应中国人民汇成的久远而浩大的历史之流，秉持以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人民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价值，昭示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执着追求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持久生命力。民族复兴的漫长征程决定了其梯度式发展的特点，各个阶段有相应的目标，完成前一个目标是迈向后一个目标的台阶。这就要求引领这一复兴进程的社会主义旗帜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具体时代里往往追求“一”，探索解决本时代某一个或某几个较为确定性的现实课题；而它的世代有效性，则往往追求“全”，探索解决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直到复兴、再到持续复兴的历史大尺度范围的课题。二者的统一，是一种 “以一至全”的过程；是累积无数“一”，达成无限“多”，日益趋近“全”，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中国社会永续进步的过程。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内在创新力。任何“主义”的建构，都从批判与反思即“解构”开始。解构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彻底否定现存“主义”，解构的目的是使之“解体”或“瓦解”以至最后根除之；二是推动“主义”自我扬弃，解构的目的，不是促使某个主义“解体”或“瓦解”，而是要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从而实现该“主义”的自我超越。后一种情况所呈现的，就是“主义”的“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展现批判与反思精神的产物。它不仅是在批判借鉴其他思潮有益营养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在批判和反思自身中不断修正、完善、创新发展的。然而，这种创新如果离开了人类自由的大道，便毫无意义。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永远不应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而恰恰要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不停地实现自我变革。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仍然要持续不停地追问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正进步面临的课题，不断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不断地升华到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自强大业发展的新境界。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社会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实践中，转化为影响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

历史发展到今天，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的劳动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讲实际，更专注于“为生计奔忙”。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关切和精神生活，只不过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如果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落不到实处，不能把自身包含的正义性原则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不能转化为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制度安排、现实政策和共产党的执政行为，那么，这个主义就不能保持广泛持续的社会感召力、影响力，就不能起到凝聚人心、引领人民的作用。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关键取决于能否达成“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高度统一。达不成这个统一，老百姓就认为你这个主义不真实。不真实，就是不道义，不讲人间道义。人间道义不在理论空谈里，也不在政府施舍里，它是民意，是民智，是民利，是老百姓的普遍呼声。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反映了民意，集纳了民智，代表了民利，什么时候就拥有了人间道义。旧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在老百姓眼里，那是最真实的人间道义。共产党拥有了人间道义，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无往而不胜。今天，如果仅仅在党章里、在文件里、在讲话里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而不使之落实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践里，那么，即使理论天花乱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

1933年、1934年，《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了《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专题征文，以中国知识界为主的数百人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包括“强国之梦”，描绘了理想的中国现代化蓝图。透过时光隧道，我们今天仍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所感动。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的民族，尽管兵祸不断、天灾频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但还要做梦，做“富国强兵”的梦。这梦，来自千年古老优秀文化的传承，激励着时人抗战、解放、建国，追求复兴，一直走到今天。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也必须牢记，把蓝图变成现实，我们还将走很长的路，我们必须为之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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