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改革是一场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书。该书不仅在反腐的意义上警醒当政者要居安思危，更在制度演化的意义上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改革进程提供重要历史参照系。在经历了前段时间因国家高层推荐骤然热销、争相传阅的表象后，过滤掉盲目追捧的赶时髦和浮想联翩的牵强附会，我们尤须静下心来，在转换了的时空背景中、在世情国情党情的现实基点上，以理性思考取代情绪发泄，用逻辑分析代替直觉判断，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疑问，沉淀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结论。

以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契机，我们一同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澄清改革认识，凝聚改革共识，才能凝聚改革力量，进而实现改革目标。近日，围绕该书所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认识论的思考，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辛鸣教授。

类比应认识现象区分本质

辽宁日报：《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多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很多读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矛盾明显增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您怎么看这种比附？

辛鸣：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的同时，认真读点有思想深度、有理论高度、有历史厚度的书，来点思想激荡和头脑风暴，对于做好本职工作是很有好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属于这样一本书。

我不赞同把当时的法国与当下的中国作简单类比，不赞同把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改革作抽象联想。 1789年前的法国是封建旧制度行将没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制度要求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推翻旧制度当然需要革命，并且是大革命；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则是新制度，也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正处于进一步优化、定型、完善的历史时期。制度的完善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中国的改革与法国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无论是昔日的法国还是今日的中国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问题。虽然转型的层次与本质截然不同，但同为转型社会，总会在社会心态、行为模式乃至利益结构等方面有相像之处，在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与矛盾，而规律是具有普适性的。

看不到昔日法国与今日中国的本质不同而惊慌失措、杞人忧天，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去看今日中国与昔日法国社会问题的相像而麻木不仁，则是掩耳盗铃的鸵鸟行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既要看到本质不同基础上的问题相似，又要看到现象相似背后的本质不同。我们只有用这样的思维方法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才不会误读这本书，才会读出收获，读出推荐者的苦心。 

要以史为鉴有自我反思

辽宁日报：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辛鸣：读历史书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要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出台八项规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谨防基层官员滥用权力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导火索。托克维尔在书中描写了当时法国社会官员中最下层的税收员的行为，可谓入木三分。 “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他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 “他们是牺牲品，但同时又以暴君自居，并且甘之如饴”。我们不主张简单比附，但是这样的描述在今日中国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子。现在中国社会干群关系紧张的爆发点往往在县以下，这与我们的干部结构和分工有关系，最大多数的干部要在县乡这一层面与群众直接面对面。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规范尤为关键，因为在群众心目中他们就是党委和政府。可是体制运行模式和利益结构压力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往往很难规范，权力运用往往容易失当，很有可能在一件小事情上就引燃社会中已经潜存的怒火。因此，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予以高度关注。

以革命的精神来推进改革

辽宁日报：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您如何看待改革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经由改革走上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请谈谈您所理解的当前改革的重心。

辛鸣：在18世纪的法国，旧制度因为改革而灭亡；在21世纪的中国，新制度则要通过改革而完善。同样都是改革，功能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两种改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当时法国封建王朝为了避免革命而主动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改革，是一种居高临下给社会民众恩赐的改革，是对旧制度小修小补的改革。国王与官僚们不是要改变社会本质的不平等状况，而是指望通过小恩小惠去掩饰不平等制度，通过一定层面上的让步与自我批判来麻痹社会民众。没想到改变了一部分制度之后，剩下的部分更会让人厌恶百倍，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旧制度的改革又客观上为新制度的形成准备了土壤，培育了胚胎，于是革命发生了。

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虽然是在基本制度框架内的自我完善，但其内容与要求却是具有革命性的。这是因为新制度的本质就体现在“新”上，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新价值理念、新行为模式，所有这些“新”与“旧”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就好比莲花生长于淤泥但必须不染，不能把淤泥的成分带到新生事物——莲花身上来一样。鼎新就要革故，鼎新不能不革故。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把改革称为“一场革命”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今日中国社会理解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我以为就是，以革命的精神去改革则有改革无革命，不会发生政权丧失制度复辟的革命；以维持的心态去改革则无改革有革命，人民群众会为新制度的真正到来与完善而去继续革命。

至于说今日中国社会改革的重心，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夯实新制度所要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探索更加有效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形式，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等；另一方面，把现有制度体制中与旧制度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切不良因素，比如特权意识、专制残余、人治色彩等等，毫不迟疑地涤荡干净，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可能需要自我革命，自己对自己动刀子。若非如此，就不是真改革。

自信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

辽宁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走出了一种怎样的独特性？它又该如何处理好自身的旧有传统创造性转型与新制度不断完善这二者的关系呢？

辛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特色”但不“特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最终都要超越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 “普适”社会状态与“普适”社会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在普适的道路上率先走了一步而已。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也必须是未来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其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特性、内涵都是普遍的。只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成熟定型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及当下的时代特色罢了。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当下西方的资本主义对应起来讲 “独特性”，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把社会主义当成是独特的，把资本主义视为是普遍的，这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强调“三个自信”的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条新路。这条路该如何走，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实践需要不断探索。我们过去在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一些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不可丢的原则确定下来，甚至还固化在制度与体制机制中。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我们要坚决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制度体制机制中清除掉。但同时对于真正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过去由于条件不具备不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像共同富裕等，则要通过新的制度体制安排真正做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把我们做错的改正过来，把做对的继续做好，把已经提出来尚未做的做起来并且做好，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社会的改革也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成功。

责任编辑：郭浩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226/7045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