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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13年03月20日 22:43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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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视频报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稿PPT课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我准备谈三个问题:第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十八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重点;第三,十八大关于当前和今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的布置和安排。

扩大人民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样的表述是对我们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工作提出了重大任务,尤其是报告用三个“更加”来描述人民民主发展的趋势。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在政治建设上又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提法,涵盖面更广、定位更高。到了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成了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指导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保障。光有经济发展,光有物质文明的成就,不足以支撑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应该与物质文明建设一起协调共济、关联互动。十七大以来我们的政治文明改革不断推进,所以十八大提出取得了重大进展。

关于扩大人民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何在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第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这个判断既是十八大的一个重要判断,同时又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要扩大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论据。

最早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高度提出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表述字数不多,却是凝结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得出来的一个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根据小平同志“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民主是为社会主义定性的,而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是可以有所选择和剪裁的,但如果说它是本质,是根本,是生命,那这就不是选项了,而是必备项,没有选择的问题。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进一步深化这个认识,我们看到如果丢掉这一点,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精髓,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生命。

第二,完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国家权力属性的必然要求。

19世纪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的大旗就是公平正义。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正分配的社会。而公平正义只有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民主就无所谓公平正义。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道路证明了,国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了。

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得高举公平正义大旗,而公平正义的大旗只能插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指国家权力是人民所有的。要保障人民大众的权力,既要体现出主人翁地位,还要在实践中不断保障当家作主的权力,就得靠人民民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民民主,公平正义难以实现,人民的权力地位也难以保证。

为什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对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挫折感?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民主机制体制保障不到位,实际作用发挥不够,与主人翁地位相比有落差。

所以,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国家权力属性的关系来看,发展民主政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民主,是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宪法所讲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个基本地位的重要保障。

第三,从历史来看,它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的一个启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垮台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被削弱,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发生了偏离。当执政党忽视人民民主建设之后,人民民主权利就难以落实,社会矛盾难以疏导,导致执政党和群众脱节,党因而迅速走向衰退。从历史上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相继解体。其中,一个突出的教训就是,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人民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被削弱了。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依托于人民的力量、组织起人民来。然而,能够依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民主机制没有了。党和人民就渐行渐远,导致脱节了。执政党对人民没有依赖和组织关系了,也不存在互动了,那么解决社会矛盾、疏导社会冲突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样一来,执政党就走向了衰退,正如当年苏东解体一样。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不可谓不深刻。

第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扩大人民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动力机制不是来自于历史,也不是来自于理论,而是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要。这是根本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哪个领导、哪个理论家的主观设计,它真正的强大动力是来自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为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上的问题提供相关的有利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分析方法,先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提出需求,不适应的就要求改,再通过改革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功能、作用之间的落差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些环上节落差还相当大了。

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来看。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有些问题无法解决,固然有经济自身矛盾和自身运动规律的约束,但有些就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到位、政治体制功能短缺造成的。现在,政治体制的部分环节与整个蓬勃的社会经济生活是脱节的。

从宏观上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过去我们按家长制、按管制者建立一个政府,服务于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大范围、大规模的实现优化配置,就必然和传统的家长制和管制者的政治体制发生剧烈的矛盾。所以,要跟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就要着力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打破行政壁垒,冲垮地域割据,这就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而这背后又和一些部门的行业利益相关,也是政治体制改革难的原因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困难和障碍,就放弃积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时不我待,与政府的服务和政治功能的发挥确实存在着落差,不能忽视。2000年前后,我们加入WTO,受到了外力的冲击,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能总靠外力,真正的是要靠我们的内生机制,要积极地去摧跨行政体制上的壁垒和割据。

其次,从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民生来看,现在从政治到政府还不完全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对保障民生的要求,存在着多环节、多领域、多方面的不适应。落后的管理体制阻碍了一些保障民生的重要问题的解决。

最后,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功能的发挥也和当前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不适应,甚至滞后。一方面是由于信息大范围迅捷地传递,使得整个的国家政府、政治,包括政策信息已经完全地摆脱了过去封闭隔绝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政策需求也强烈地提了出来。另外,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政府的要求与前人不同。加上,现在的网络和手机能够把这些情绪集聚起来。于是,政策和人们诉求脱节的时候,被强大的社会舆论批判抨击;决策不科学的时候,就立刻受到舆论的拷问和追究。

所以,从这四个方面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我们整体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被忽视,更不能根据现实某一些功利性的要求,需要就多做,不需要或不方便就少做。

 

 

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段表述针对的不仅是政治改革,还是整体改革。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改革难点。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好解决的事都解决完了,现在碰到的是一些不好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光有改革的决心和动机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政治勇气和智慧。十八大特别提出“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是因为有些改革项目和改革领域的问题有时间和时机的约束性,如果等到具备了经验,相关条件都准备妥贴了再进行,可能时机就过去了。

十八大报告充满了推进改革的勇气以及智慧,对当前和今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大领域都提了基本要求。在政治方面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其中,政治参与提到的“各层次、各领域”也不是传统讲的基层的概念。从十五大、十六大一直讲基层的政治参与有序推进。但这次十八大非常清楚提出“各层次”,就不仅包括基层的微观层次要参与,中观层次也得参与,这确实是大事。另外,我们现在的法治化程度、法治建设推进不均衡、不平衡,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从十五大到今年都15年了,相关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需要勇气和智慧。

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重点任务,还要从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来说。十八大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为体制改革设定目标、设定标准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在政治部分的表述,尤其最后落脚点是落在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就与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联系起来,就与和谐社会联系起来了。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参与制度。

在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中,也有政治的一席之地。根据前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今天改革的目标与我们的远期和中期目标是相一致的。

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再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和目标问题。按照十八大的表述是这样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目标也是标尺、标准。经济体制改革、理顺体制、资源配置优化,最后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成员是否得到实惠了,企业是否增收,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同样,评判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民主政治是进步还是退缩,就是看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实现的程度是高了还是低了,党和国家的活力是增强了还是萎缩了,人民的积极性是焕发出来了还是又退步了。这就是标准,且没有别的标准。

十八大关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我总结了以下四点。这四个方面都是具体领域的事,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带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是共性规律层面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

第一个重点,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核心就是党。而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涉及到的体制、机制和办法,是整个政治体制的核心。所以,要改进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实际上改的是政治体制中的核心部位。这是重点。但是,正因为它是核心部位,而且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一整套体制机制包括组织、系统,所以调整和改革是不太容易的,也是难点。

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我们党内,包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要坚持三大执政的问题,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就是以此为原则来指导、推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变革。

科学执政,就是执政党从决策到管理,指导、引导、领导执政,都要遵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所谓尊重科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就是按规律办事。而科学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要素的,比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执政的第一要素。如果把人民民主置于一旁,实事求是讲这不是共产党。我们党提出来的科学执政就是要研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既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要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重大政策的安排上遵循客观规律,这才体现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就是按照民主程序、民主规则运行权力。不能在民主之外另搞一套。要把执政行为,把权力放在民主程序这个“笼子”里。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腐败贪污的那些人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了民主集中制。政府也要讲究民主执政。因为现在大量的民生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本身就和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没有信息公开,不建设一个透明政府,在一定层面上不能推进民主有序的参与,最后决策者、施政者与执政对象是分裂的、隔离的,这能叫民主执政吗?服务型政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民主型政府,起码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按民主执政来要求,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无论党委还是政府都要公开。这就是十八大讲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过去的封闭黑箱到今天的公开透明,这就是方式的变革,是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依法执政,就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国家有宪法、有法律,而我们党是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就得服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从大的方面说,要按照国家大政方针的法治规则来推进。从小的方面说,是直接面向社会承诺,大事小情都要讲求方式方法,基本底线就是法律。依法执政时尤其要讲究程序。老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常常忽略程序,造成结果导向主义。程序得不到严密的遵守,就使得给老百姓办好事不能建立在稳定、有效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下。而且办事不讲究手段、不讲究程序,就会发生过程紊乱。混乱的过程得不到规范的结果,就算得到了也是偶然的。所以老的运作权力的方式,与当前法治国家特别强调程序形成剧烈的矛盾,必须要调整。

 

 

第二个重点,就是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国家的定位是人民民主,法律规定人民的主体地位是权利的所有者。但如果在现实中,比如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这些层面又不能体现人民是主人,那不就空话吗。这就是前些年大量百姓有主人的挫折感的原因所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都是政治体制里的大事。

选举就是选领导、选干部。如果干部的产生得不到民意基础,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就无法行使权力。就算行使了权力,也是以权压人。这对我们的长治久安不利。如何让相当一批干部的产生建立在民意选拔的基础上呢?只能选择选举。所以,现在党内在基层,包括乡镇、企业实行直选的试点。虽然试点还不太多,但未来逐步扩大。包括这次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也有差额。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在选举制下,选票才是硬道理。当然,美国的那一套就不能照搬的,那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中国人也学不了。但回过头看看,当年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就是选举出来的。列宁时期,因为有选票,那些各种各样倾向的人能在中央委员、政治局里有一席之地,这是列宁尊重民主结果。后来斯大林把列宁这一套给作废了,最后弄得众叛亲离。毛泽东在1957年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民主决策,就是决策的公开透明。决策是不是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是不是能够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政策诉求,这也是大问题。所以,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上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大力推进,确确实实会提高我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执政党最大的能力不是说自己能干多少事,而是通过你的组织让更多的人干更多的事,这才是强大的执政党的标准。

第三个重点,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当前中国在法治建设上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有法不依最大的威胁是打击的是国家法制的权威。所以,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就是要通过发挥法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就要通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四个重点,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得远远不够。党和国家的活力生机,相当一些部门表现的不是迟钝就是滞后。结合法治来看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也是法治。但在现实中会发现,涉及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涉及到保障人民权益的法,都有难度。举个例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对于“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大制度建立起,一直没有人大的监督法。在制度建设上有原则和方针,但缺机制和措施,因此原则方针上的定位也就落空了。从80年代开始,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就列入立法的优先事项。但到2005年才得到通过。人大监督中有预决算监督,但人民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如果对钱的事监督得深一点,就正面和政府撞上了,政府用钱的权力就受到巨大的节制。更不要说在用人方面,党管干部,任期制官员由党提名以后要通过人大投票。人大如果在这些人的任用上监督得深一点,正面冲突的就是党委了。以此为例来说明,制度的完善和不断健全,一定要根据现实的发展积极往前推动,有的可能比较容易,有的却很难。

制度建设还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绝不照搬”好办,也搬不了,难点在如何借鉴。由于全球化,各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交融重叠只会越来越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如何借鉴,别人对你有用的东西怎么拿过来呢,这是难点。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上,我强调的有七个方面。十八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各项领域进行了安排,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就十八大的一些新提法和焦点、难点问题做展开。

第一,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这个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组成、结构、功能需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这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当其冲要考虑的问题。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十八大指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这包含着一定的政策信号,就是当前和今后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财政生活、财政支出、预决算活动的监督力度肯定是会越来越大。温总理在他的第二个总理任期,强力推动预决算执行情况的公开。引起社会热议的公开“三公”经费“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款出国经费是预算的执行项目,都要作为细目向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开。

人大制度的政策改革设计提到“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这是新的提法。改革开放前人民代表劳模多,这些年来各级人大代表里两种人越来越多,一种是官员,一种是老板。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热议。领导当人大代表,既难于主动检讨自己,又不能完全反映真实。这样代表大会的功能和作用又如何发挥呢?十八大没有回避矛盾、没有回避争议。同时,“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第二,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对协商民主制度日益重视。在新中国建立前期,我们就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制。在新的形势下,怎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十八大除了强调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作用和目标之外,对于怎么协商提得比较具体。比如说,“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这都是具体建议。而且还特别考虑到和谐社会建设、保稳定、保民生,提出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

第三,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十八大对基层民主政治完善提出 “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既然是基层就要有参与,但这个参与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大民主,而是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越是贴近基层,越是贴近服务对象,涉及到他们利益的公共信息越是要公开。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基层群众的呼声和基层的社会重心,这就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同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这个提法和十六大、十七大是一致的。现在提出有机结合,实际就是追求良性互动。

第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突出几大原则或者说到几大关键命题,就是“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方面是针对不同主体提出要求。科学立法,指的是人大从国家的层面制定法律,是根据现实的矛盾和利益调整的需要来立法,而不能仅仅从前提和理论论证出发,要着眼于实事求是解决现实矛盾,遵循规律。严格执法,主要针对的是政府部门,也就是狭义的政府的行政权力。因为大量的法律制定出来,80%多是要靠政府的各个委办厅局加以执行的。公正司法是针对司法机关如检察院、法院以及公安局等。全民守法,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讲的。所以,十八大在法治的功能和群体上提的是最全面的。

在司法体制改革上,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审判权。”就是不受任何社会团体、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干扰。十八大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实际类似的表述早在十六大、十七大就有人呼吁了,这是针对我们当前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因为整个社会依法治国的进程加快进行,全社会对于政府、司法部门、领导干部的评价标准是与日俱增,这自然提出了领导干部要提高能力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和长官命令。碰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了,还是用老的方法,依靠组织纪律方式、行政惩罚方式,严格地说都不是现代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甚至有时候会激化矛盾。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第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简单讲就是政府改革,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蓬勃深化的今天,政府改革也是刻不容缓了。十八大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四大方面比较全面地界定了服务型政府的特点。首先是职能科学。职能不科学,发挥不了服务作用。结构优化,也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政府的结构老底子是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政府组织结构、功能结构都严格按照部门、行业、地域来清晰地划分。后果就是千沟万壑,部门割据,地域壁垒。在这种状态下,所谓的市场经济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是难以实现的。最后,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必须是人民满意的。行政体制下一步怎么改,无外乎就是这四个方面任务的延展,但在实现方式的手段选择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探讨。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三大目标之间的不平衡。

第六,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提出了四大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把舆论监督同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在一起,这是十八大的新提法。在“四大监督”的命题下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的功能就是反贪防腐。美国大法官布兰狄希有句名言,就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第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次报告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没有放在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而是放在党建内容中。但不论放在哪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这一次十八大的重点说了一些新话。提出“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并对此做了一些界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党的建设、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就是努力培育和建设这样一批执政骨干军,这个命题是十八大提出来的。围绕这个核心命题,提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民主推荐干部这是好事,但如果拉票、贿选、来回横向的串联,这个风气滋长起来就是不正之风,那能叫民主质量高吗?进一步,还提出“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这句话讲到了点子上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首先是选拔,其次是干部的考核评价。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意味着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政绩观。而考核机制就是个指挥棒,设定什么标准,无形中就吸引他向哪方向努力。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320/7046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