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叔侄冤狱案”事件过程

 

核心提示：拿起手中陌生的iPhone4 ，张高平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努力想要搞定这个高科技玩意儿。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

 

拿起手中陌生的iPhone4 ，张高平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努力想要搞定这个高科技玩意儿。谁能想到，10年前，他是村里人口中“永远走在别人前头的能人”。那时，他已经换过4部手机，拥有5辆货车，月收入高达3万元。

对于外面这个世界，他的侄子张辉也极为陌生。这个曾经的司机，回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竟然也会迷路。驾照早已过期，他连方向盘都不愿摸，甚至试一试都不想。

他们在监禁的高墙里生活了将近10年。这期间，张高平的妻子和他离婚，张辉的未婚妻和他退婚，张高平的母亲临终前还念叨着儿子和孙子，张辉60岁的母亲如今头发灰白，牙齿掉光了。

2004年，张辉、张高平这对叔侄因强奸罪获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高平、张辉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当庭释放。

“我要干干净净地回家。”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重获自由前，他脱掉囚服，特意换上崭新的休闲西装和牛仔裤。张高平则在一家快捷酒店里洗了个澡。尽管如此，他还是摸着自己光溜溜的头顶，自嘲道：“太丑啦！”

 

“我出这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绕地球去喽！”

走下监狱法庭的三层楼，又穿过两道门，张辉一路小跑。叔叔张高平也迈开了腿，紧追着他的步伐，偶尔比他还要快。

“青春用什么都买不来。”张辉说。在监狱里，他从来不敢照镜子，难以想象自己如今的模样。

当他终于回家，站在村子的山上，环顾四周，除了脚下的油菜花，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乡。

张高平进了县城 “还以为到了香港”。3月26日这天，来杭州迎接的亲友组了个车队，“就像迎亲一样”。两个多小时后，这对叔侄终于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家乡，位于安徽歙县的七川村。

当3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七川村时，张家的家宴已经摆了三天三夜。红色的鞭炮碎屑铺满了张家门前的小路，把泥土盖得严严实实。

10年前，这对叔侄还没走到这条小路，就被公安人员“逮捕”，再也没有回来。

张辉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情景。2003年5月18日，他和叔叔像往常一样给卡车装好电缆，准备运往上海。

下午出发前，张辉和未婚妻道别。当时，这个27岁的年轻人还逗对方说自己已经戒烟。结果，未来丈母娘给他递香烟，他又抽起来，未婚妻嗔怪他，小两口一通嬉闹。

深深印刻在张高平脑海里的情景，是妻子为他做了几道好菜。饱餐一顿后，他和侄子爬上了货车。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想出人头地，16岁就到窑厂干活。2003年，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拖拉机换成了大卡车。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

这一天，叔侄俩在半路，捎带了一个姑娘，凌晨1点50分，对方下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强奸并杀害，直到3天后他们被挡在了家门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张高平和张辉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说我强奸杀人，连鬼都不相信！”张高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那时他凭着能吃苦、讲信用，货运生意正红火。他已经换了5辆货车，最新的“解放牌”货车价值22万元。

村里人回忆，张高平很热心。早在他买第一辆拖拉机的时候，找他帮忙运肥料、搬庄稼，“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当地风俗，大年初七到初九，要赶三天集，每年都是他把全村人和他们的东西拉回村子。

张辉则是个内向、害羞的人，“跟谁都没几句话”。2003年，他和相处六七年的女友订下亲事，准备年底完婚。

“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个小孩。”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好好干两年，为了孩子再盖间新房。”

一切关于家的幸福憧憬，都在那条回家路上戛然而止。张高平的妻子在和他离婚后，“把家里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也带走了”。13岁的大女儿不得不拽着10岁的妹妹住进了大伯张高发家。

此后每个除夕夜，姐妹俩想通过电话，听听爸爸声音，都遭到拒绝。“不平反，我没有脸面叫女儿”，张高平说，连女儿寄到监狱的照片也被他退了回去，“不敢看”。

如今，一家人终于团聚。“我出这一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张高平说，“绕地球去喽！”

 

“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

在监狱里，张辉每天都想一遍家的样子：白房子上青灰的马头墙、门前孩子们嬉戏的场院、田里的油菜花。每到过节，他一个人站在靠窗的地方，冲着月亮大喊。他想念母亲做的红烧鱼，也会把一张和女友的合影贴身放着。

“但时间长了，家的样子、鱼的味道都模糊了，抓也抓不住。”他说。

张高平也想回家。有一次，他在监狱的超市里见到家乡特产“北岸贡菊”，捧着包装袋看了两天，心里想着：到了北岸，就快到家了。

但他坚决地表示，“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在监狱里，他见谁都喊冤，也从不认罪、更不争取减刑，因为“没罪哪来的刑”。

10年前，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审讯后，叔叔最终交代，用锤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实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后来，他和张辉被关入警方安插了“牢头狱霸”的牢房，不按照他们说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终，他们按照“牢头”的意思抄录了口供。

在犯罪时间对不上、地点指不清、连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属于第三者的情况下，就凭着这两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进监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后的4年里，张高平和张辉先后被移送新疆两所监狱服刑。

在距离家乡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强的张高平通过看电视和杂志，收集冤假错案的报道。他钻研DNA知识和刑法，“申诉材料写了一麻袋”。至于结果，他表示如果失败，就自杀证明清白。

张辉没有叔叔较劲。因为年轻，他被劝说“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平反”。两年后，死缓被减刑至无期，又过了两年，无期又减至十九年。

监狱之外，张高发从未停止为弟弟和儿子申诉洗冤的脚步。律师朱明勇记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见到张高发。瘦小的男人背着一条火腿，从北京辗转到郑州，一路睡天桥，最终找到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说。他曾是河南一起灭门案疑犯的辩护人，最终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协助警方逼供、诱供的牢头，名叫袁连芳。

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张辉把那一页杂志撕下来，寄给父亲。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一位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复查该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审。在复查过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执行枪决。

2013年1月6日，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电话给父亲，他将被提回杭州受审。

 

“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从新疆被带回杭州，是张辉第一次坐飞机。他穿着一条极不合身的肥裤子，手铐上盖着外套，左右各紧贴一名武警。在整个旅程中，他几乎不敢抬头与任何人对视。他听说空姐都很漂亮却不敢看，因为此时他的身份还是“强奸犯”。

这个罪名压弯了整个家族的脊背。张玲玲从不敢告诉同学，父亲去哪里了。她和妹妹早早离开学校，到服装厂打工。

张高发也说自己10年“直不起腰”。得知弟弟和儿子将要回家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买了160个鸡蛋，为欢庆做准备。

说这话时，他站在院子里，见人就迎上去，笑着寒暄或发香烟。这个63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把脖子挺得直直的。

“现在只说些好话，坏话都收起来了。”邻居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但张高平毫不介意，他挨家挨户地上门，见面就给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这份善意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一位朋友因为小事殴打过哥哥，张高平想原谅他就跑去见面，哪知吃了个闭门羹。他想给前妻寄一份无罪判决书复印件，“也让她抬起头来做人”。结果回来第三天，前妻上门来，嚷嚷着“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450万这个数字，有些不知来由地就在当地流传开。但实际上，国家赔偿程序尚未启动。“我不要钱，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只想让该负责的人负责。”张高平一字一顿地说。

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向他们公开道歉。但当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高平时，他用力摆摆手说：“我不知道。”

这个自称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儿好好过。张辉则想着赶紧找份工作，对父母尽孝。

在他们回家的第三个晚上，鞭炮声响起来，烟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俩抬头看着，脸上映着烟花的红光。

“高兴！”张辉说。他舔舔嘴唇，说起过去跑长途回来，总要到山顶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几嗓子，把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来。

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然后他扭头叮嘱侄子：“站直了，别哭！”

法警走过来为张辉解开手铐，他很快把囚服换掉。离开监狱时，他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说，要彻底忘记那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墙电网，“只想回家”。(记者 秦珍子 编辑 许婷)

 

新疆检察官发现浙江冤案疑点 法律还叔侄公平和清白

“我们被无罪释放了，谢谢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我们一定到新疆感谢你。说到这里，电话里传来一阵抽泣的声音。”4月2日，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退休检察官张飚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高平叔侄两人无罪释放，张高平打来电话感谢他。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默默地留下了眼泪。”张飚说，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相信法律一定能还当事人公平和清白。

感动中发现疑点

2007年7月，在一次巡视时，石河子监狱民警向驻监检察官张飚反映，有一个名叫张高平的服刑人员不服改造，不断提出申诉，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得知这一情况，张飚当即让民警把张高平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检察官，张高平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检察官，我是被冤枉的……”说着到伤心处，张高平泪流满面。

听完张高平的叙述，张飚让他先写一份材料。

没过多久，张飚巡视时又见到了张高平。张高平见到张飚非常激动，满怀希望地把自己写的申诉材料交给他。张飚又向他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

张飚回到单位后，立即向领导汇报。随后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转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材料送走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但每次他到监狱巡视时，张高平都主动申请要见他，迫不及待地询问申诉情况。

2008年，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在监狱设立了“检察官信箱”，每次在信箱里都有张高平的申诉材料，而张飚每次都耐心地与张高平谈心。

“每次谈话，张高平都说，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结果。”张飚说，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每次听张高平这么说，都会被感动。

张飚观察到，张高平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服刑人员，见了监狱民警就说自己是冤枉的，但他从来不撒泼和辱骂国家办案机关。

细心找到转机

“每次只要见到我，张高平眼睛里总是露出期盼的眼神，这也激励着我不断把这个工作做好。”张飚说。

有一次，张飚与张高平谈话时，张高平提到，他看到《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发生在河南的冤案，其中提到了一个叫袁连芳的人，这个人与他的案子的证人同名同姓。

这个信息引起张飚的重视，回到单位，张飚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经过领导研究后，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向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发函，确认袁连芳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最后，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没有这个人。可张飚并没有因此放弃，又向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这次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袁连芳多次协助公安机关破案，被减刑10个月。

为了核实袁连芳与河南冤案是不是同一个人，张飚调出袁连芳的照片，又找来5张照片一起发往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比对，其中一张是张飚自己的照片。很快河南方面来电话告知，袁连芳是同一个人。河南那个被冤枉的人说：“烧成灰也能认出袁连芳。”

河南的案件中，怎么会又冒出一个袁连芳？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将这个情况向有关部门及时汇报，再次与张高平进行谈话，并做了详细的笔录。后将笔录与调取的判决书对比，发现了三个疑点：袁连芳是其中之一；死者的八个指甲上没有张高平叔侄两人的DNA；张高平当时开的大货车拉了一名少女，进出杭州市两个收费站需要20分钟时间，这其间如果作案至少也需半个小时以上。只要调取两个收费站的收费票据，就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坚持住等到答复

记者问张飚，作为一个检察官，为什么对张高平的案件如此执著？

张飚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在他七八岁时，邻居家种的西红柿被别人摘了，小伙伴说是他偷的，当大人问他是不是他摘的时，还不会辩解的他特别委屈，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阴影还在他心里。当他看到张高平痛苦的样子，特别是向他哭诉的时候，眼神中流露出的却是坚信，让他特别感动。

说到这里，张飚忍不住流泪了。

这个案子各方反应很慢，张飚执著地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了五六次，后来给当地高检和高院同时发函。最后一次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电话答复，材料已收到，正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

2010年年底，张飚退休了。但张飚一直觉得这个案子很蹊跷，而浙江方面又没有回复。但他始终觉得这件事情没结束，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这其间，张高平的哥哥一直在向他反映情况。张飚鼓励张高平的哥哥说，一定要坚持。张高平的哥哥从新疆到浙江来回跑了很多次，但都没有收获。张飚又把《民主与法制》杂志找到，让张高平的哥哥找北京的律师。没想到律师答应给免费代理。得知这一情况，张飚给律师发了一条短信，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希望能帮助张高平。

2011年12月，律师和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来到了石河子市监狱，见到了张高平，回去以后刊发了报道，引起了浙江有关方面的重视。

去年11月份，浙江省政法委派人来到石河子监狱提审了张高平，他们还到了焉耆监狱提审了张高平的侄子。今年1月，浙江方面来人把这两个人带走了，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宣判叔侄两人无罪释放。

张飚说：“这个案子最大的硬伤是没有直接证据，都是间接证据。”

在采访中，张飚一直说，这是他应该做的，是一个检察官应尽的责任。

他在退休之前的一次党支部会上曾这样说：“希望年轻的检察官严于自律，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法水平，尽可能在工作中少出差错，做一个合格的检察官。一个差错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409/7089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