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少一些冷漠的“洁癖”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新闻了。拒绝农民工入内的公厕管理者或所有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嫌一部分人弄脏了厕所，又或者嫌有人把公共厕所当成了免费澡堂。对承担打扫任务或者水电成本的人来说，这样的顾虑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既然是面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却独独用红色标语的形式，拒绝一部分人入内，那这种歧视给他人带去的难堪，照见的唯有拒绝者的自私和冷漠。

城市接纳外来农民工，因为只有他们愿意干那些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但这种接纳，不应该只是出于城市的需要，更意味着我们该给他们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回报他们的付出；意味着在他们的某些举止不符合公共生活规范时，我们有义务善意地提醒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改正，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想起了那些在地铁或公共汽车上，明明有空位，却宁可蹲着也不愿落座的农民工们，他们该是在城市里遭受了多少斥责、拒绝和白眼，才有了这样担心弄脏座椅、给他人带来不便的“自觉”。农民工已然有了“主动让步”的卑微，我们又怎么忍心在这卑微上再踏上公然歧视的一脚？

有市民提出了更温和的解决问题方式，希望这能给业主带去一些帮助。其实，素质不是体现在身份上，当然也不只体现在会不会弄脏厕所上，而更体现在能否善意、宽容、平等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弱者上。 

根据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居民被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口并不能自由流动，在传统体制下，农村人口转入城市是在统一计划条件下进行的，未按照计划转入城市者被称作盲流，受到严格管控，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管控依然存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一直受到歧视。

建国后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不同意将迁徙自由写入宪法，他认为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那儿，得有制度；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

195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流入城市，中央政府数次发布指示，要求限制农民进城，这种限制到大跃进时更加严格，与之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截堵、收容等制度。图为1990年，深圳吸引全国各地人才涌来寻求发展机会。

1980年代以后，中央在政策上允许农民进城，但他们依然被看做是城市的负担，是城市资源的消耗者，依然被严格管控。图为农民工抢购回乡火车票。

1980年代末经济衰退，农民被认为抢占市民饭碗，为保证市民就业被当成“皮球”踢回家，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依然被城里人视为来抢饭碗的，许多人由此对农民工有偏见。图为黄一鸣1993年的摄影作品《60个人的住处》。

由于对农民工的歧视，他们被视为社会治安局势恶化的替罪羊，许多人会轻易的被收容遣返，“查暂住证”成为许多农民工忌惮的词语，农民工的工资也时常被拖欠。

伴随着一系列的政策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往往被边缘化，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现象，那些未留守的儿童在城市也上学困难，有的甚至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图为海淀东升乡，一男孩站在已被拆除的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门口。

外来人员在城市被收容后，常常遭受殴打、虐待，特别是在极左年代，许多人死于收容所，而最近的案例是孙志刚，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最后死在收容所里，而他的死亡也导致收容制度被废除。图为孙志刚生前照片。

近日，围绕异地高考争论纷纷。争论中，京沪本地居民把外来人员讥为“异闹”，认为外来人员伤害了本地人的利益，要求外来人员滚回老家。而作为区分外地人标志的暂住证制度，目前仍在北京、上海推行，外来务工人员受歧视的现象依然未被扭转。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426/7111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