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云集总统府

 

赴京请愿的女界代表郭隆真（右起第二人）、刘清扬（右起第一人）等

马骏像

1919年的6月、8月和10月，各地民众先后三次在总统府前请愿，请愿活动遭到了反对政府的弹压。馆藏档案展现了请愿代表与当局的斗争情况。

90年前，新华门是北京政府总统府府门。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浪潮中，曾有3次比较大的民众请愿发生在这里：第一次是6月下旬为拒签巴黎和约请愿；第二次是8月下旬为解除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请愿；第三次是10月1日为取消二十一条、惩办马良与张树元等请愿。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请愿的有关档案，包括京师警察厅与各区警察署、侦缉队之间的来往公文，请愿代表致总统请愿书、请愿传单、被捕代表的自供状及在押期间的书信和各界保释函等。由于第一次请愿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胜利，当局也未逮捕请愿代表，所以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京师警察厅全宗里，我们没有发现这次请愿的材料。

山东人民首先发动的第一次请愿，与天津、上海等地开展的斗争形成合力，中国代表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由于巴黎和约直接涉及山东问题，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奋勇当先。1919年6月20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请愿团共80多人赴总统府请愿，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高徐和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国贼三项要求，但总统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了卫兵和军警的种种阻挠。

27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请愿团、山东请愿团及在京的留日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陕西学生联合会等代表数百人来到新华门前，要求面见徐世昌，但徐世昌只派教育部次长出面应付。各界代表守候在门前坚持不散，并向围观群众进行爱国宣传。28日晚，在请愿代表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后，徐世昌被迫接见了10名代表，但对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徐世昌只是一味含糊回答。在北京展开拒签和约斗争的同时，山东、天津、上海等许多地区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中国代表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山东、天津、北京数千学生发起第二次请愿声讨“济南惨案”，天津学生联合会领袖周恩来亲自来京组织营救被捕请愿代表

1919年七八月间，反动军阀张树元、马良在济南实施戒严并制造了枪杀爱国人士的“济南惨案”，激起山东民众的怒潮和全国人民的公愤。为要求取消戒严令和惩办马良，8月23日，山东、天津、北京、唐山、良乡、山海关等地各界代表共32人到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绝接见，当晚他们中的27人被捕入京师警察厅。26日和27日，又有京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在总统府前请愿。28日，北京各校代表一千余人与天津等地代表汇合，分头去新华门、国务院、西辕门请愿，后来这三路请愿队伍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汇合继续斗争。当晚，天津学生领袖马骏等请愿代表在天安门被捕。

为营救被捕代表，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领袖的周恩来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动员了几千学生包围京师警察厅。8月30日，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6省代表31人到总统府门前请愿，要求释放全部被捕代表。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当局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易守康8月29日致霍心田信

俞劲8月24日自供状

第三次请愿中，31名代表和1 名记者被捕。在周恩来等的组织下，约5万群众在南开学校大操场集会声援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各地请愿代表并未气馁，9月下旬，山东学、教、农、商各界酝酿再次进京请愿。经过各地联络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约集，10月1日，各地请愿代表31人赴总统府，向总统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外交公开、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解散安福俱乐部、惩办马良和张树元并取消山东戒严令五项要求，但徐世昌仍拒不接见。

当晚，31名代表和1 名记者被捕。请愿代表被捕后，周恩来立即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商量，决定在双十节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释放请愿代表作为游行示威的一项特殊要求。10月10日上午，约5万群众聚集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庆祝双十节大会，大会并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请愿代表。当天，被捕代表也在狱中集体绝食表示抗议。随后，各团体和个人也纷纷致信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请愿代表。在形势的压力和各方的努力下，当局不得不于11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各地代表。

第二次请愿时，总统府侦探企图混入请愿队伍中侦探情况，被维持秩序的童子军发现并扣留

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内容相对丰富的第二次请愿档案中，我们看到，当局在请愿活动前曾对一些重点分子进行跟踪，在请愿活动中派人进行捣乱，在代表请愿时故意刁难和拖延，意图迫害请愿代表。

俞劲是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他是参加游行和火烧曹宅的积极分子之一。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在第二次请愿活动之前，俞劲就受到了京师警察厅的“密切关注”。档案中有一份8月12日京师警察厅派员侦查俞劲行踪的报告，报告中说：“经连日侦查，俞劲每日上午七点赴学校，十一点回寓以后轻不出门，所有往来者多系香炉营四条寄宿舍同人，并无外界人与之往来。”不仅如此，警察厅还拦截了他的信件，档案中就赫然存有俞劲8月1日写给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明德周刊》编辑的信及投稿《国民自救》。

档案中还有8月18日外左一区警察署长、8月20日内左一区警察署长给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呈文，里面分别报告了部分请愿代表住宿于打磨厂第一宾馆以及山东请愿学生在米市大街青年会开会的情况。不过，在请愿活动开始之前，抑或在警察署长的眼里，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可以理解。他们都报告说：“亦未涉及他项问题”，“其余亦无甚不规则之举动”。

但在请愿开始之后，在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眼里，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档案中有一份吴炳湘对警察厅总务处等关于8月23日各地代表在总统府门前请愿情形报告的批文，文中说：“按照临时约法第二章规定，人民请愿应于议会陈述，应于行政官署及平政院，遽向总统请愿即非合法行为。且其请愿二事纯属内政，非前者对外关系可比。该处长等告喻之语义正词严，该代表等即应自返而退，况允其代递请愿书限日回复，更属息事宁人、变通办理，该代表等犹不听从，始终坚执强肆要求，并于新华门任意喧嚣，纷乱秩序。诚如该处长等所云，不成事体。警察责任所在，自应尽我责权，既经将该代表王醉生等引致来厅，应即交司法处详加研讯，依法办理，以维秩序而儆效尤。”

参加第二次请愿的代表被捕后，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特别优待室”。档案中有大量请愿代表在狱中所写的信件和他们的亲友、同学写来的信件，从这一点来看，警察厅截留了他们的信件，同时还欺骗了他们。有很多请愿代表在往外写的信件中都说来信就寄警察厅，如天津请愿代表王醉生在写的家信中就说：“因请愿事被警察拘于京师警察厅特别优待室”“有事来信就直寄北京警察厅特别室，即能得见矣。”不过，令他和所有请愿代表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信件最后都落到了警察厅的手里，没有一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8月23日请愿代表被捕之后，又有大批学生前仆后继，到总统府门前请愿并露宿。在这期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27日晚，一千多请愿学生坚持在总统府前露宿请愿，半夜两点多钟，一个名叫李祥麟的总统府侦探企图混入请愿队伍中侦探情况，被维持秩序的童子军发现并扣留。28日晨，请愿团把他送交警察厅诘问并附信一封，信中说：“夜二点钟许，特有一人自称李祥麟，于各界请愿人熟睡后突入人群之中东探西窥，被清华童子军质问后，自称系公府办事人。惟已无徽章，又无名片，而神气慌张，言辞支吾，甚属可疑，故当即偕其往公府守卫队询问。据请公府外门，并无此人，而该人又屡次强欲逃出，显系不法之徒心怀不良，冒名撞入，意图扰乱。所以敝团为防守秩序计，不得不留置此人，听候贵厅查诘实情以便惩办。当此人心险诈之秋，若有不轨之徒假冒名义扰乱秩序，将见敝团以光明正大之行动而反蒙恶名。”

档案中还有一份李祥麟在警察厅的自供状。在自供状里，他先说自己是总统府护卫第二队卫兵，后又说自己是总统府办事人；被学生抓住之后，他先是表示自己不怕被抓，但到凌晨4点又企图逃跑，说得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让人难以相信。唯一确凿的倒是，他侦探到了不少情况。他报告说：“昨日学生已将司阍室三间屋子占了多一半，并将东西两栅栏门守住，每栅栏站有学生十四人，将原站之巡警、游缉队兵均行逐出”“学生在新华门约有一千多人，各学校均有”。

第二次请愿时，还出现过警察诱捕请愿代表时昭涵的事件。只是由于学生警惕性颇高，诱捕未成

除了上述干扰和破坏，在请愿活动进行当中，警察厅还派人查访请愿代表并企图逮捕他们。档案中就记载有一个警察诱捕请愿代表时昭涵未遂的故事。

8月28日，清华学校学生时昭涵与50多名同学一起到总统府门前请愿，他随众人被警察围住并被带到天安门后又被人群挤了出来，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捕，他觉得自己没被捕对不起同学，就向弹压巡警说：“请将我枪毙或是用刀杀了我，为是以谢同学。”巡警认为他有精神病，把他送到仁民医院诊治后释放了。但第二天，警察厅突然又下令逮捕他。

30号凌晨5时，京师警察厅刑事所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巡官平保带领前往灯市口青年会等处，一路由巡官冯致和带领乘京绥环城路火车到清华园，寻找缉拿他。

冯致和等到清华学校后，先找到熟悉的学校守卫、巡长李文彬打探情况，然后又派巡长高兴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封假信，去学校号房查询校内有无时昭涵其人，“当有该门房茶役王姓诘问来意，巡长遂伪说系高等师范学校堂役有要函面见。当经该王姓查看宿舍号数以便传达，巡长遂偷眼看视，见系该时昭函住一百三十一号”。后一行4人在门房茶役的带领下，在宿舍找到了时昭涵，当时宿舍内还有其他二人。

据档案记载，“巡长遂欲邀时昭涵到宿外谈话，该时昭涵并不出舍，遂云有何事不妨直说，此皆我之同道人。巡长欲伪说学校有何事项，又恐有露马脚之处反为不美。遂告冒充学校以便见着先生，好说原委并告之”。于是，高兴旺又伪称自己是仁民医院的茶役，继续骗时说因为拾到28日他出院时丢失的马褂及零碎物品请他去领取，等等。在编造了种种理由并进行了各式表演之后，见时仍不为所动，他们便又换一招，希望时能送他们出校门，“出离该宿舍希其送出以便软搭，不意该时昭涵并不相送。”见时就是不中招，他们又动起了其他主意，但“访悉该学校势力甚大，其该校附近多系美人侨居，并无小店及可容身之处，其较最近距该校为海甸街清和镇两处，惟距该校约有五六里之遥，若在该校内外软搭访传颇为不易，必至酿出事端，反为不便。测思非俟该时昭涵至城内时再为直行传捕”。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西直门等候，俟时昭涵进城时向其寻隙打架到区涉讼，以便送厅”，但“候至五时余，该京绥路火车末次来到，其时昭涵并未来京”。他们无功而返，这次诱捕也就无疾而终。

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90年前的请愿书时，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当年仁人志士们那一颗颗为民请命的心

在京师警察厅有关第二、第三次请愿档案里，收录有这两次请愿的请愿书、大量请愿代表的自供状和书信。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90年前的请愿书、自供状和信件时，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当年仁人志士们那一颗颗为国尽责、为民请命而澎湃跳动着的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中，代表们痛切诉求：“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屠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廿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蛮横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请我大总统振作乾纲，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

在所有的自供状里，北京代表俞劲的自供状颇为特殊。他写有两份，一份写于被捕的第二天——8月24日，一份写于被审讯的8月26日。在24日的自供状里，俞劲写道：“山东马良蹂躏人民事出，北京各界大为愤怒，马良以山东人民为爱国运动无扰乱治安之举，何竟目为土匪而下戒严令？马良以中国人而唱中日合并，是所将亡于日本。此种国贼，何能容忍？含恨久矣。”在8月26日的自供状里，他又说：“向我们若处在真正之法治国内，请愿当然依照法律手续办理，但处今日之中国，其国会议员及省议员是否真正可以代表民意，明眼人自必深知我言之痛心，实不愿再说了。”而在前文提到的《国民自救》稿里，他更是呼吁：“我们拿我们的组织来一方面对外，一方面还要监督政府。时机到了，就是拿我们的组织来替代政府也是可以的。”

在警察厅截留的所有信件中，数天津代表易守康的最具“大”无畏气概。他在8月29日写给天津北洋法政学校霍心田的信中说：“本月二十三号各界代表大出发请求见大总统，地方警官不大愿意，交涉了好大功夫不得大好结果，代表大哗，秩序大乱，警官大怒，将弟等大家逮捕。弟等大喜，大大方方的入了警察厅的大拘留所，关在大特别室内，其中有三个大炕，两个大方桌，十来床大棉被窝。到夜间点一个大煤油灯。居了不多日子便得了大病，就是因为大肚子里有大火，不能出大恭，现已大愈，祈大哥勿念。弟大前日欲看报，警官不大赞成，弟等出大力的要求，始得稍悉国家的大事。每日读各报馆大主笔的批评，读到痛快的时候便大笑，伤心的时候又大哭，好像大疯子一样。前日过大堂，弟大辩，审判官心中大觉撇拗，故没有大好的判决。弟大乐，渴了喝大叶茶，饿了吃大米饭，困了睡大头觉，虽不大享福，亦不大受罪。此入狱后之大概情形也。”短短的一封信里，竟用了43个“大”字！

而烟台代表于克源写给祖父的信则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思想：“孙此次来京为山东戒严事，亦即为中国事，为我家事，绝不至畏首畏尾，甘弃我国民之天职。上不愿负国家，下亦就不甘负大人之栽培也。”

在请愿队伍中，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的身影，包括周恩来在天津的同事郭隆真、马骏等

在请愿队伍里，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英雄人物，如郭隆真（五四期间曾和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后来还与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成立觉悟社）和马骏（天津首批共产党员之一，1927年曾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党部书记兼组织部长）等，档案中也留下了有关他们的一些内容。

当年的郭隆真是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在档案中她的名字为郭龙真），在第二、第三次被捕请愿代表名单中，都收录有她的鼎鼎大名。据管易文（关锡斌）所写的《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一文，在8月23日的请愿中：“徐世昌闭门不见，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门旁的栏杆上，对总统府大声疾呼，叫徐世昌出来。”档案中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晚，警察“将男代表王醉生等二十三人引致东厅，并当场知照女代表等先行回寓，而该女代表郭龙真等四人仍尾随到厅，称愿与男代表共同听候裁决”（这4名女代表分别是郭隆真、刘清扬、孙雅平和佟惠媛），其英勇无畏的气概可见一斑。第三次请愿被捕后，郭隆真在自供书中大义凛然地说：“我系直隶大名县人，年二十五岁，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现经天津各界联合会举得我为代表，至我代表请愿的事情，我前次到案时已经说明，我此次来京系与前次来京宗旨一样。我到警察厅来是总监把我请来的，别人不能问我，就是问我，我亦不能说。” 她的这种态度，可以在一份警察厅致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公文中得到佐证，在审讯中，“女生郭龙真并向承审员声言：汝非吴姓，无权问我。其势汹汹，出言蛮横，似此当场侮辱，殊属目无法纪。”当局对她无计可施、恼羞成怒的心态在文中一览无遗。

马骏是当年第二次请愿斗争的学生领袖之一，他领导了8月28日晚声势浩大的请愿斗争并被捕，档案中也留下了一份他被保释后写的具结书。

如今，见证过五四爱国浪潮风起云涌之地，早已是车水马龙，一派祥和，而记录着请愿斗争活动的档案，将会永久地保存下去。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90年，但它掀起的革命风雷似乎还在神州大地上空激荡，它提倡的“民主、科学”口号也还在人们心中回响，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无私奉献、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503/7119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