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解析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中日关系现状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199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领域：日本政治，研究方向：政党制度，主要研究领域：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当代日本政治，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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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经纬

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关键条件

本稿精彩观点：

高洪：日本何时开始试图“窃占”钓鱼岛？

高洪：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是在软实力马拉松中取得胜利

本稿PPT：解析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中日关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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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经纬

钓鱼岛问题讲了好多年，现在有一个最有利的情况是我们在日本2012年9月10号“购岛”以后，出台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反制措施里面包括出版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简称钓鱼岛白皮书，既有权威性，也不容易出差错，另外让大家看起来线索也比较清楚。当然，这个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因为白皮书的工作我是介入的，包括最后审稿。

（一）钓鱼岛的地理位置

先说钓鱼岛，钓鱼岛笼统说就是在东经123°到124°，北纬25°到26°之间，由钓鱼岛（主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北小岛等组成的一系列岛礁，整个面积不到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是最高主岛上的高华峰，是362米，其他的也都有几个岛在100米左右的高度上，这个跟我们后面讲到的问题是有联系的，因为它有足够的高度才能作为对景航行的航行标识。刚才讲了经纬度不够直观，大家在地图上可以看得出，钓鱼岛下面有几个小的，这几个是日本的小岛，冲绳县有一个岛链，零散的岛屿组成的一条线。这是电视上我们讲的日本驻军最西南端的岛，日本在这里，当然它的四个大岛还离得远。我们这里离台湾很近，离大陆最近的城市是宁德市，这是从海图上看的，钓鱼岛实际上在我们大陆架的边缘上，所以我们无论是划界，还是领土争端本身都占有足够的国际法理依据。

（二）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

1、领土争端的争论焦点：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现实状况

现在的领土争端基本上都是争三件事：一个是历史上是谁的，一个是按照法律应该是谁的，还有一个是实际状况，现在谁拿在手上。

历史依据就是所谓“四要素”：谁先发现，谁先命名，谁先实施过有效管辖，谁曾经开发利用过。法理依据随着历史的变迁，近代史讲的是近代史的法，现在讲的是战后国际法理。我们中国提出的法理主张是二战结束前，反法西斯同盟对战后日本做出的领土规定，也就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当然，我们也因此不承认日本主张的所谓战后它进行片面媾和的那个《旧金山和约》，以及在其之上生成的日美之间的托管和归还，现实状况后面要展开详细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双方关于钓鱼岛已经有了一个“搁置争议”的约定和默契。近年随着斗争不断加剧，现在的现实状况是中国努力打破了“日本单方面控制”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其次，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现实状况在整个外交斗争中都是这么几条。以我自己的经验，外交谈判上，双方讲的也都差不多，都是说“岛或者这个区域，历史上是属于我的，按照现在国际法理也是我的，和你没关系”。我们最近钓鱼岛斗争白热化以后，大家可能看过很多电视上的片子，我们的海监船用麦克喊话。海监主要职能就是体现存在，宣誓主权，实施管辖，不是捍卫主权，捍卫主权是部队的责任。在体现存在，宣誓主权，实施管辖的过程中，主要也是靠喊，喊什么？也是喊这三条，当然还加上要求对方出去。因为有些时候难免有一些遭遇，遭遇的时候，双方讲的东西也是这样。我记得去年随海监同志出海，对方也是这么喊，我们也是这么喊。

2、中国古代文献对“钓鱼岛”的最早记载

按照我们的白皮书说，中国古代文献对“钓鱼台”、“钓鱼屿”——这都是指一个地方，钓鱼岛——早有记载，我们最早是在有一本书叫《顺风相送》里面提到这个“钓鱼岛”。这个《顺风相送》被提出来以后，有一些境外的外国学者怕中国有纰漏，提出一些建议，说你们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井上清和我们中方的一些老一辈的史学家，把这个书写得相对保守。我们现在说它是更早一些至少在14、15世纪就发现了钓鱼岛，并且命名，我们认为在1403年就可以说有这本书，但是大英博物馆里面保存的是一六几几年的版本，比较晚。

后来我们经过研究，确定这个《顺风相送》实际上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它是一本航海手册，是船老大口口相传的东西。虽然那个时候有了指南针，但是海上航行主要还是靠晚上看星星，白天看太阳，看海上的岛屿，对景航行根据标识走，相当于今天的海图和航海手册，所以这个东西要很早。不管怎么讲，我们肯定是在14、15世纪就发现了钓鱼岛，并且把它作为航行标识利用过。管辖方面，明清两朝都在海防上利用过钓鱼岛，所以留下了很多的记录。还有琉球，琉球当时和中国是藩属关系，我们是宗主国，它是藩属国，它对我们朝贡，我们使节要定期去，也留下了很多初始的记录。

 

 

3、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占过程

日本是什么时候开始窃占钓鱼岛呢？是1884年，这是日本的官方说法，当然在那之前有没有日本渔民跑到上面去也不知道，认为可以作为依据的是1884年，有日本人第一次登上了所谓的“无人岛”，而且开始打这个岛的主意。当时大清国还是有所警觉的，因为1885年9月6号《申报》就已经刊登了，说“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这是已经可考的一些材料。

其实我们在完善历史证据链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有一些是日方的，这个白皮书里面有。比方说，日本确实是1884年有人登岛，但是登岛的人回到国内以后，给周围的人和家属讲了登岛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条后来被刊登在了《九州日新闻》上，这是日本的报纸，但是日本人很精，我花了很大的力量，还动用了一些办法，想找到这个《九州日新闻》，好像已经被彻底销毁了，但是根据那张报纸的记录说，第一次登岛的日本人是几个人，上去收集信天翁的羽毛和鸟粪，这个工头回来告诉他女儿说，在岛上看见两具尸体，尸体穿着清朝的服装。所以我们在和日本政客辩论的时候，经常说你别说谁先登岛了，我们死都是比你（先）死在岛上的，而且岛上环境恶劣，说不定明朝的尸体都有，早就已经腐烂了，你就别跟我们争历史归属，谁先发现。关于谁先命名，你现在把它叫做“尖阁列岛”，整个那片岛叫“尖阁列岛”，主岛叫“鱼钓岛”，不就是钓鱼岛吗？日语和汉语不就是语言结构不一样，我们是谓宾结构，他们是宾谓结构，我们“钓鱼”，他“鱼钓”，其实不就是中国人命的名吗？他心里也明白。

然后是窃占过程。1885年日本发现这个岛就想占了，那个冲绳县县令——当时已经不叫“琉球”了——开始进行所谓的秘密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无人岛”，因为那个岛确实不太适合人生存。我们管辖和利用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长期居住的居民。但是他就以这个作为借口要建立标识，当时还是做贼心虚的。所以1885年，内务卿山县有朋在接到了这个地方政府要求建立标识的要求后，就给外务卿写了一封信征求意见。当时的外务卿就是井上馨，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得很清楚，说“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显然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有人岛，是有归属的，当时没敢这么做。

到了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同年11月底，日本军队占领中国旅顺口，清政府败局已定。在这个背景下，内务大臣再一次提出，他认为“今昔形势已殊”，说白了就是清朝已经被打败了，过去要想占的话，清朝肯定要抗议，现在它已经被打败了，都割地赔款了，这个岛根本不在话下，所以要把它编入冲绳县管辖。所以在清朝落败的情况下，日本人把我们的钓鱼岛偷偷摸摸地（占为己有）。

为什么说它是偷偷摸摸的呢？《马关条约》里面没有。《马关条约》不可能那么细，把所有的小岛都写上，所以他说《马关条约》没有。现在日本人跟我们矫情，说这个不属于日本侵略战争侵犯领土，因为《马关条约》里面没占钓鱼岛，《马关条约》里面说的是台湾“澎湖”。其实是一回事，你要不是借着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是不可能把这个岛连偷带摸地弄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不过，弄到日本口袋里面以后，它也没敢履行正常的领土取得程序，对外没有国际公告，对内也没敢召开天皇会议宣布。这是它的窃占过程，所以我们一直说日本是窃占中国钓鱼岛。

到了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战的同时就宣布废除中日间的一切条约，也包括《马关条约》。到了1943年，法西斯阵营显示败绩的时候，反法西斯同盟召开会议，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布《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其实是盟军占领，但是美国是核心部分，盟军占领的时候，有一个《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里面明确规定了日本施政权所包括的范围是“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但是,到了1951年9月8号，美国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最后把苏联也排除在外，签订了这样一份和约，同意日本恢复国际社会地位，同时美国继续对日本实施军事战略，保有军事基地。和约的附则里面，美国要求日本提出“托管”，就是说那些岛屿作为军事设施，冲绳的美国基地也好，钓鱼岛也好，都由日本一并托给美国代为管理，就是所谓的“托管”。这个“托管”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所以1952年2月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搞了一系列动作的时候，中方一直表示反对，反对的过程由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抗议声明，有我们外交部的抗议声明，所以日方所说的“中方一直对钓鱼岛没有提出过异议，一直到有了埃默里报告，发现了石油，中方才提出权利要求”，完全是讲不通的。

而到了冲绳归还日本的时候，美国一并把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当然美国也很狡猾，因为台湾方面也提出抗议，美国人交换的第二天就宣布说我们交还的是行政权，不是主权，钓鱼岛主权归属应该给谁，由你们之间协商，就种下了一个钓鱼岛争端的祸根。美国想支配全球，一直在做的事总是给国际关系下一点药，然后由自己来调停，当然这个调停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发展，现在的美国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4、中日“搁置”钓鱼岛争端

这是前面讲到的我们几次抗议和斗争。中日之间是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当时钓鱼岛曾经是一个问题。田中角荣来到北京和周总理会谈的时候，谈到了“我们叫尖阁列岛，你们叫钓鱼岛，这是一个问题”。当时日本的情况有一派政治势力坚决阻挠中国和日本建交，所以他们提出和中国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不和解，不可以和中国建交，因为有领土争端，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现在的石原慎太郎，他就想拿这个事防止中日建交。

但是，我们想一70年代初中国的情况，，当时我们面临着来自前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几次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我们不想两面受敌，所以才有了我们整个外交战略的那次大挑战，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调整，从“反美”，转改为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然后联手“反霸”。所以才有了“乒乓外交”，才有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最后是尼克松越过日本来到北京，中美实现了首脑对话。

这个时候日本人马上开始转过来，一派力量是要和我们建交的，就是田中角荣代表的这一派。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周总理说这是个问题，但是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就是建交，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不是不重要，是以后再谈，田中角荣说好，那就以后再谈，说了这个事，回去我就有办法。言外之意就是我在这里提了，回去就可以堵石原慎太郎的嘴，我提了，对方说以后再谈，那就以后再谈，就把这个事搁置起来了。

1978年10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小平同志当时跟日本政界讲的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先摆在那里，摆十年，不要紧，我们这代人不够聪明，留给子孙，他们肯定给我们聪明，到时候再解决。日方当时也是同意的。所以现在叫我们说存在“争议”，但是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方说根本就不存在争议，因为日本原来是单方面控制的，控制方一般都不愿意说有争议。俄罗斯也不说南千岛群岛，就是所谓的日本“北方四岛”，有争议，韩国也不说 “独岛”和日本有争议，就是我的，在我手上我和你争议什么的。日方想援引这个例子，就是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外交斗争的一个争点，就是到底有没有争议。其实你说没争议，我说有争议，这本身就是个争议。

 

二、当代中日关系发展现状

近年这个钓鱼岛问题越来越突出，和中日关系搅在一起。我们回想一下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日关系。

（一）中日关系遭遇阻塞

2001年，新世纪第一年是小泉纯一郎上台，小泉上台以后，一方面想赚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实际利益，同时又在政治上搞倒退，尤其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搞所谓的“双参拜”，就是既在8月15日那个敏感的日期，又要用自己内阁总理大臣的敏感身份，挑战中国的底线。

当时中方和他们斗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研究界开玩笑地说，我们有“两个凡是”，就是“凡是你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不让你来；凡是你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不去。”开始的时候指的是国家一级领导人，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件事，那是2005年，吴仪同志访问日本。吴仪同志本来是带了一个经济合作计划去的，在名古屋世博会上讲中日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小泉纯一郎天天在东京，在国会里面讲，参拜靖国神社是我个人的心情，外国无权指责。我们吴仪是铁娘子，所以她到了东京就决定，原定的会谈计划取消。使馆有点头疼，说这个事情得请示中央，外交安排了见面，突然决定不见，这事我们做不了主。吴仪说你打电话，当时使馆不敢打，吴仪说我自己打。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为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很恼火了，所以后来吴仪就回来了。你想，吴仪是副总理，这样，“双方有这种斗争就不能见面”这个门槛就降低了，一下就降到“四副两高”级了，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都不能去，而且就把日方降到了大臣级，重要的官僚都不能来北京。

而且中国人一向都比较讲政治。吴仪同志这个事一出来之后，我听外交部同志讲，南方一个县委书记给外交部打电话，说你看吴仪都回来我下礼拜访日是不是应该取消。外交部也觉得有点可笑，因为没想把这个口子堵得这么死，如果一个县团级领导都不去了，那基本两国关系就彻底不交往了。确实是这样。

2006年小泉纯一郎五年半的执政结束。小泉执政末期已经使中日关系阻塞得有点难办了。我记得当时六个日本退任首相联名写信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还有日本的几大经济团体，以及方方面面都说你可别参拜，再参拜日本真要是跟中国搞太僵，中国改革开放的好处我们一点都得不到，很被动。大家都给了他一些压力，但是小泉比较执拗，小泉说我一直到下课之前都要参拜，但是我允许我的继任者不参拜。

（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晋三是小泉的死党，给小泉当过执政党的干事长和办公室厅主任，后来小泉交棒的时候就告诉安倍晋三说你可以去跟北京恢复关系，我要硬到底，但是你不必这样。所以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一改日本战后所有首相上任后第一站肯定访问华盛顿的惯例，为了缓和关系，首访北京，然后搞了一个所谓的“破冰之旅”。按照中日双方的约定，得有来有往，从2006年到2008年“两来两往”，“破冰”，“融冰”，“迎春”，“暖春”。最后的结果是安倍来时候就提了，要搞战略互惠，我们接过来这个球最后研究说搞吧。中日之间定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也就是《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日关系什么样，很多人都说历史是国家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还得按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文件、法律文书来确定。中日间的第一个政治文件是1972年复交时签署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第二个政治文件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年应该是35周年了。第三个是1998年，迎接新千年我们调整大国关系的时候，当时江主席访问日本，九十年代双方已经吵得一塌糊涂了，很多要求都不一致。日方提出要跟中国搞合作，中国坚持让日方正视历史，所有最后搞了一个我们叫“最大公约数”，叫“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一个词组都不能少，因为双方都不让步。当时，江泽民的飞机已经从莫斯科起飞了，这边谈判还没谈出结果，只好把那些东西全塞在里面，定了一个很长的名字，之后好像江主席不太满意，而且日方当时的态度也比较恶劣。所以，第三个政治文件就没签署直接发表了，领导人没签字，而且当时第三个文件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要搞战略互惠，日方不同意，到了2006年安倍晋三为了讨好我们主动提出来搞战略互惠，所以这不是他首创。

战略互惠说到底就是中日友好合作相互获利，正视历史，在现实当中争取双赢共同发展。题目都是很原则的话，这个东西有了固然好，但是做起来相当难。战略互惠关系有了以后，总的来说两国关系有所发展，两年之内有了迅速提升，到了2010年，245对友好城市，将近六百万人次的往来，将近三千亿美元的贸易等等，看上去中日还比较热络，但事实上中日关系从战略互惠关系有了以后一直磕磕绊绊，因为2009年中日关系碰到了很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规模和快速发展引起日本全国的不适应，不要说政治家战略和我们搞对抗，普通老百姓也觉得一直是我们帮助你们，给你们低息贷款等等，忽然你们这么强大了，真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二是日本自己的经济又不行，政治上动荡得一塌糊涂，自然灾害频发，在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当中，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一直没捋顺。三是2009年是日本新老保守政党轮替的年份，就使我们面临了一些新的对手。同期还有美国重返亚太等等，还有整个新海权时代到来的问题，右翼的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变得越来越突出。

当然前边说了这么多问题，最主要还是这三条。从我们的方面说，我们肯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谁都挡不住，但是这个伟大复兴也是让四邻都觉得有点不放心，尤其是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受到挑战，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加上现在争夺亚洲老大的问题等等，所以中日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深刻，集中体现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上。2009年对日本刺激最大的当然是我们GDP全面接近并开始超过日本，这个我们觉得很正常，因为咱们中国人是一步一步实干过来的，13亿人一起努力。但是日本老百姓通常不会想到我们的发展，突然有一天翻开报纸一看中国，不得了，已经GDP总量超过日本了，实在是难以自己。

日本的政治家就更不能接受这现实，所以2009年到2010年多次到北京来和我们谈。那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些说服的工作，跟日本的政治家，跟日本自卫队的高官说不要这样了，GDP无非就是大国拉力赛当中的一个符号，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你想想看我们人均GDP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中国人口13亿，你们1.2亿，人均刚到你们的十分之一，你紧张什么啊。但是日本政治家一向是有危机意识的，你劝到这儿，那些日本政治家无一例外会很小心地反问说，要是打起来你们不会按人均出兵吧？我们当然也不会。

（三）“东亚共同体”构想

2009年日本本身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原来一直是自民党执政，自民党是1955年上台的，1993年有一个短暂的下台，然后一直到2009年几乎是连续执政半个多世纪，相当成熟。可是到了200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多很多问题，大家还记得2006年开始日本就一年一个首相了，2009年日本自民党当时最后一个首相进行国会救治演说的时候被日本记者抓拍到了一张麻生的照片，他前面三个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都在睡觉，他的对手民主党虎视眈眈。你看这个照片上这边是鸠山由纪夫，这是民主党上台的第一个首相。小泽一郎，前原诚司，冈田克也，这些人已经憋足了劲，要借着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把自民党赶下台，结果成功了。

鸠山由纪夫，新保守政党的第一个首相。他上台后要改很多章法，老保守政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已经很成熟了，那么我上来我要内政外交、整个国家战略布局、大国关系调整我都要有创建。在外交上，鸠山由纪夫认为日本应该重新评估和改变思维模式，自己武装起来保卫自己，这听起来对中国是个挑战，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日本依靠美国保护自己安全，有损日本民族自尊心，所以日本要修宪，重整军备，同时要搞对等的日美同盟，因为鸠山由纪夫认为美国单级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局面，日本应该改变对美“一边倒”的做法，推动与中国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

“东亚共同体”不是鸠山发明的，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因为美国反对，没有启动，但是日本的领导人尤其在日本改朝换代之后的新政权，提出来要和中国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足够让美国心惊胆战了。因为区域经济紧密化的结果是中日两国会越走越近，如果没有人干涉，搞得很顺畅的话，走得越来越近就有可能产生共同货币，以至于像欧盟那样最后搞一个共同的新法等等，美国人越想越害怕，因为美国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拿白纸印成钞票，靠美元的霸主地位给全世界人花，全世界人给美国抗债，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生产大国了，而是一个金融帝国，金融帝国最怕的是出现挑战美元的任何一个币种，欧盟出来的时候美国人很头疼，但是毕竟美国人是从欧洲人移民过来的，它拿欧洲人也没什么办法。好在尽管有了欧盟，有了欧元，美元的问题不大，因为世界发展的主动力，在泛亚太地区，泛亚太地区支持美元。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2009年鸠山由纪夫提出这个“东亚共同体”构想，暗含着要设一个“亚元”，而且这个“亚元”出在东北亚。这个东北亚的“亚元”和美国有点关系，可能会要美元的命。简单说，这让美国人很紧张。

果然美国以美军基地搬迁为由头压垮了鸠山由纪夫，把他赶下台。新上来的菅直人，民主党第二个首相，本人对中国还是有好感的，一直致力于和中国搞友好，每年过年都把他身边的中国朋友请到家里包饺子。但是没用，因为鸠山由纪夫尝试和中国走近被美国打垮以后，任何一个日本首相上来之后只能是180度调头重新靠向美国。他也一样，也恰恰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钓鱼岛第一次激烈的主权冲突。

 

 

三、近期中日钓鱼岛冲突

（一）2010年“9•7”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及双方得失评估

菅直人任命的国土交通大臣是个对华强硬派，所以海上保安厅改变了在那之前中日海上的一些做法。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水域发生碰撞，海上保安厅无理抓获中国渔民，要以日本的国内法片面判罚中国船长，就是詹奇雄。实际上在那之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冲突，官方和民间都有。

1、“9•7”撞船事件始末

首先是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个默契，日本不登岛，日本不建立国家或者是地方政府标识，不开发，中方不进敏感水域，这个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直到本世纪初，双方在努力维护的一个所谓默契的状态。但是，情况总会有些变化，因为钓鱼岛周边水域就是闽东、闽外渔场，是我们历史上的传统渔场，中国渔民在那儿打渔打了一千多年了。因为那里有个海沟，海沟顶上有个黑潮，黑潮流速特别快，古代航海技术落后的时候日本渔民过不来，那地方一直是我们中国渔民打渔的，或者是大陆，或者是台湾，渔民都在那儿打鱼。所以，尽管有那个默契，有那个共识，可是我们岸边的鱼越打越少，渔民跟着鱼走，鱼不管什么默契、共识、十二海里、二十四海里，哪儿有鱼渔民就得往哪儿走，所以双方就摩擦不断。

2010年之前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渔民大量驶往钓鱼岛进行捕捞作业，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就驱赶，驱赶的强度越来越大，最后到了把中国的渔船劫住之后割破渔民的渔网，把捉到的鱼放到海里。但是渔民还是去，因为渔民是讨生活的，而且钓鱼岛从法理上、原则上来说都是中国领土，中国的海域我怎么不能去啊？所以我们就一再去，到了9月7日就撞上了，这是民间。

其实在那之前官方也有冲突，日本不断提升侵占钓鱼岛的行为程度，一些地方议员右翼分子找个由头就去登岛，我们也非常愤怒。所以我们在2008年12月8日，我们国家海洋局就曾经派出了我们海监系统的51船和46船突袭钓鱼岛，那是至少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官方船只第一次驶进钓鱼岛十二海里，所谓“12•8巡航”。日方也非常紧张，日方也加大了力度开始抓捕拦截中国渔船。所以中国渔船在突围当中和日本的海保船相撞，给海保船撞坏了，中国渔船也有点受损。所以日本以日本的“妨碍公务罪”判罚我们的船长詹奇雄，这当然不行。所以从2010年9月7日到9月24日，17天半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展开了第一次投入全部外交资源的正面冲突。中方开始逐步展开交涉，从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国务委员，不断升级。简单来说，是我们不断地采取了一些政治外交上的保持压力的做法。

当时我们有4个明确的斗争措施，还有4个是不明确的，不明说的但实际上也在做。明确的有提醒中国公民注意赴日旅游安全，中国老百姓很懂的，不用说不准去日本旅游，限制公民旅游这个违宪，所以我们提的建议是提醒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注意安全，这一提醒第二天马上老百姓纷纷退团。不明说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稀土，比如说对日出口，这都不作为经济制裁，但实际上我们也在做。压力进一步升级，但是日本人坚决不退让，认为可以用日本法律判罚中国公民，一直到最后22日温总理在联合国出席会议的时候警告日方切勿一意孤行，中方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领导人一般不像他们，像最近安倍又说我们掠夺他国领土了，我们领导人一般不说那么直白的、不适合领导人身份的话。但是温总理警告到这一步就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日方仍然认为它不会输给中方，它可以最终取胜，所以还不放。

到了23日日本人发现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正式停止对日出口稀土。日本突然发现没有稀土它的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做不了的，所以很头疼。同时我们中方以“间谍罪”逮捕了四个擅闯中国军事禁区的日本人。这下日本人慌了，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你对詹奇雄实施“妨碍公务罪”判罚量刑上限是四年，况且你不可能不让中国政府介入。事实上詹奇雄从被他们抓第一天起，扣在警察署，我们的九州总领馆的外交官每天都去探视，给予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但是中方是以“间谍罪”抓了这四个日本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公审，至少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所以日本就放还了詹其雄。

2、中日双方得失评估

2010年9月7日到9月24日这一场斗争过后我们做了一个评估，我们认为那一场斗争或者是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第一个回合打下来之后双方互有失得。中方所得是明确告诉日本中国在保护领土和主权、保护人民方面是有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底线的，就是你不能动我的人，你不能直截了当侵犯中国领土，如果这个你动了，我就不计后果坚决斗争到底。第二，我们利用“9•7撞船”开展了钓鱼岛宣誓主权的常态化巡航。

前面我说到了2008年12月8日我们曾经进行了一次“12•8巡航”，但是等到“9•7撞船”以后我们叫“开展钓鱼岛宣誓主权的常态化巡航”。后来我就问海洋局，我说你们把那个“12•8巡航”叫什么，海洋局说“12•8巡航”叫“出动性巡航”，比如说你是个警察，你是个派出所，有人打架了，打来电话报警，那么你骑着摩托车去了，这是出动性任务，如果你是片警，这一片归你管，你一天得转三圈，不管有事没事你也得去，这是“常态化巡航”。所以2010年撞船以后我们就开展了常态化巡航。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2010年搞的常态化巡航还是一个理论上的，真正实现了常态化巡航是在去年，就是所谓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购岛”之后我们的反制措施。2010年的常态化巡航我们还没派海监船去，派的是渔政船。为什么不派海监船呢？大伙儿可能听过这个说法，咱们国家叫“九龙治水”，所有涉海部门加在一起是九个，叫“九龙”，其中重要的是五家，叫“五大龙”，还有“四小龙”，加在一起是“九龙”。“五大龙”是海洋局的海监，农业部的渔政，交通部的海巡，武警的海警再加上海关。“五大家”里头最重要的是海监和渔政，但是它俩职责不一样，海监作为宣誓国家主权其实是最名正言顺的，而渔政的职责是管理中国渔民海上捕捞作业，不是维权用的，是管自己渔民的。

但是让渔政去，也有一个好处，它的冲突烈度低。我们过去和日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国家公船不去，你不得上岛、不得建国家标识、不得开发，互相是制约的。如果2010年我们派海监去了，日本右翼可能趁势上岛又搞名堂什么的，那时候冲突早就激化了。但是我们让渔政去，渔政去的理由是管理中国渔民去了，中国渔民哪都有，渔政哪都能去，这个挺方便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让渔政去。

其实这个海监也不是完全不去，只是没进十二海里。海洋局同志捍卫国家主权的斗志非常昂扬，我跟他们很熟，知道他们热情特别高，很努力，除了“12•8巡航”之后后边又有了“3•16巡航”，都是他们主动出击的结果。

2010年斗争以后，我们判断日方实际也有两点所得。日本利用我们这个强势的外交斗争，一方面拉美国介入钓鱼岛主权争端，让美国公开承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就是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如果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美国可以直接武力介入。第二，渲染中国的威胁，在中国周边寻找共同遏制中国的伙伴。

2011年日本发生“3•11”特大地震，加上海啸，加上核泄漏。当时，我们还是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趋向正常，所以胡主席到日本大使馆去悼念死难者，这虽然不是破天荒，但我查了外交史，整个共产党外交史上到外国使馆去吊唁大概就两、三次，所以对日本大概第一次了，我们还提供了很多人道主义的物资援助。但是，2011年两国关系也没好到哪儿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我们认为2011年的中日关系仍然是2010年“9•7撞船”留下痕迹的“9•7中日关系”，而不是“3•11”地震中方进行外交努力后，所谓的“3•11中日关系”，这个说起来也正常，因为2010年9月7日撞船双方那场斗争是双方进行的，双边的斗争，而且是和自己国家利益相关的。“3•11”特大地震首先没有敌人，那是老天爷的事，全世界都对日本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想用N分之一的援助去缓和和日本双边的冲突，事实上也做不到。所以当时我们认为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还时有摩擦，当时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海洋问题，今后仍有可能激化，这是2011年年底我们的判断。

 

 

（二）2012年日本“购岛”和中国的反制斗争

到了2012年果然问题就来了：日本“购岛”，中国的反制斗争。

1、“购岛”事件始末

2011年年底，当时的首相就是民主党的第三个首相野田佳彦到北京来，和中国领导人商定了要在2012年，也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时候，把两国关系搞得好一点，当时的叫法是“中日国民友好交流年”。

等到进入2012年发现，“国民友好交流年”大概要泡汤，因为刚转过来日本右翼就开始闹事，就开始鼓动登岛。日本国会当时有45位右派议员，要联手上钓鱼岛钓鱼。中方很紧张，所以中方想这个我们不能客气，我们海监决定出手打击一下对方。

到了2月，日本开始掀起一个风波，要给钓鱼岛周边的小岛重新命名。其实那些岛本来都有名，日本只是想通过重新命名宣誓主权。我们国家海洋局也早有准备，2010年以后中方就已经进行了全面部署和非常充分的准备，所以你想命名没那么便宜，我们赶在日本之前，一下把所有岛屿都命名了，标经纬度了。右翼一看中方抢先了，日本右翼又要去钓鱼岛钓鱼，这个时候我们海洋局就出手了，尽管当时外交部还不让海洋局上手，让海洋局把船停在24海里，就是那个毗连区那儿，停在毗连区外缘，进入40海里但是不进毗连区。我们海洋局两艘船在那儿待命，但是日方因为要搞名堂所以海洋局一怒之下打了个“擦边球”。因为海洋局是管海的，最了解海况，就选了一个风高浪急的日子停在十二海里，风一起浪就把那个船推进十二海里了，日本人一看进了十二海里马上进行外交交涉。外交部当时还有点奇怪，没让海洋局进十二海里啊。后来我是听海洋局同志讲得很有趣，外交部问他们说谁让你们进十二海里，海洋局说不是我们主观要进的，是浪给推进去的，你以为那海上像地面一脚刹车就停到黄线外边了？海上一有情况就把船推进去了。外交部说推进去你得出来啊！对呀，出来啊，出来不得调头吗？调头不就绕一圈就出来吗？日本人就紧张了。这是3月16日，所谓“3•16巡航”。

4月16日石原慎太郎在美国高调宣布，东京要募捐“购买”钓鱼岛。这一下问题就不可回避了。日本政府如果同意他买，中日关系得失控，日本政府为了不让他买——所谓的不让他买，就要自己买——可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把私人手里的岛买到日本国，变成国家所有，这不就等于侵犯我们主权吗？所以就开始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从4月16日算起到9月11日，这是第一阶段，就是说它要买，我们反对，进行外交阻拦，但是没有产生效果，这个过程很长了。我们开始说日本右翼挑起“闹剧”，有人不同意，说这不是“闹剧”，这是日本战略，怎么叫“闹剧”呢？我们还是简单把它叫做“闹剧”，是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日本政府介入，介入以后“闹剧”就变成“政治双簧”了，前边石原是“跳梁小丑”，但是中央政府在背后渐进地推动“国有化”。中方当然是坚决反对，所以引发了激烈冲突。9月10日，野田召开了一个五大臣会议，确定了中央政府“购买”钓鱼岛，实施“国有化”的方针。9月11日日本政府和所谓的“土地所有者”（栗原家族）签约，签订了“购买”合同。

2、中国的反制斗争

中方就开始实施反制措施，这个反制措施早就准备好了。开始时候老百姓特别不满意，觉得咱们政府特别软，到了9月16日、17日，北京还有两、三万人包围日本大使馆游行抗议。我记得9月的时候，咱们钓鱼岛主权争端实际上是考虑三个角度：维权，维稳，维护祖国统一大局。维护国家主权不用说，但是维稳当时也成了问题了，老百姓不理解，认为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中国主权，中央政府如此软弱，对此很不满意。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没办法给老百姓讲得很明白，尽管我也经常在电视上讲钓鱼岛问题，但是没有授权，事实也不可能把我们做斗争的准备全都给老百姓讲清楚，因为如果在电视上这么一讲，全世界就会说中方是攻方，我们是说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中国主权，挑战底线，你们制造事端，你们发动“购岛”引发的这一场冲突，不是我们要去如何如何，但是这个话如果这么讲给老百姓，老百姓就理解不了，就很生气。后来随着斗争逐渐深化，老百姓终于把这件事看也看明白了，现在已经好多了。

当时斗争实际是打明牌，从“3•16”开始，4月，7月，9月，一步一步斗过来已经越斗越僵了，我们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刚才我说到查阅档案的问题等等，其实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斗争准备，写材料，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拿出一本白皮书来，也不可能单天就出各种各样的声明，包括常委的讲话，早都做好所谓“法斗文争”的准备，军事准备也早都做完了。

所以，从9月11日日本签订“买卖”合同，我们就开始以三天为一个节奏，一批一批地出反制措施，出来以后我们等一下，看反应，日本肯定得派人来交涉，我们进行外交斗争得有效果。然后再打第二批、第三批，很有节奏，很有章法。

第一批是公布了钓鱼岛附近的领海基点基线路，宣布对钓鱼岛实施24小时监控，而且一上手就明确告诉全世界说，中国将在2020年在钓鱼岛上空打满八个卫星，把整个水域全部监控起来。你看看国家海洋局现在指挥室，一面屏幕上全部是电视机，有海上的，有天上的，传过来所有画面把全方位都监控起来，然后切换，有点像电视台的演播室。标桩也早在2010年2月就做好了，现在还没送上去，但是我们确实是宣布了领海基点基线，实时监控，按照国家主权权力应尽的义务，我们开始在天气预报里播海浪海况预报，向全世界公告，因为这是中国领土咱们得告诉大家那地方什么样，现在也是一样，每天新闻联播过后天气预报最后字幕里都有钓鱼岛。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需要知道那个事，但是必须这么做，这是我们的主权权力。

第一批反制措施出去之后，到了13日，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杉山晋辅马上来到北京和我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紧急磋商。下了飞机谈了一下午，吃了晚饭又谈了半宿，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饭又开始接着谈，三场谈下来之后毫无进展，双方谁都不让步。那好，中方开始协调，14个部委协调完了之后报给中央，中央领导人最后下决心拍板，第二批反制措施上手。

第二批就特别猛了，用石原慎太郎的话说“中国人疯了”。在14日早晨天刚亮，他就发现中国海上，这会儿不是渔政，而是海监船编队，这也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的海监船从北海分局一直到南海分局，打破了限制，跨防区调度。我们当时海洋局的船只有50船和83船是带直升飞机的，就意味着这个船去了以后，即使你拦得住船，直升飞机也可以飞起来落到岛上，你能登岛我就能登岛。所以中国海监船用八艘船编队用最大航速直扑钓鱼岛，根本不管有没有船在阻挡，阻挡我就撞翻你。所以日本特别吃惊，只敢伴随航行，我们往里开它在旁边陪着，当然也是不停地喊话，我们也在喊，然后我们进行主权巡航，绕一圈之后回来它还在后边尾随航行，跟在后边。

同时，我们发布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出版了钓鱼岛宣传的各种文本小册子，开始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国际舞台。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野田佳彦他觉得中国来势凶猛，而美国又迟迟不愿意给他特别明显的承诺，干脆自己就把我们告到联大去，在联大辩论，中方“蚕食”钓鱼岛问题等等。

这一场斗争斗到2012年12月13日发生了一个变化，从9月27日中日开始进行国际舞台的法理辩论，这个斗争过程中应该说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日本中央政府无论是前面的野田政权还是现在的安倍晋三，都不肯轻易退让。他和我们想法差不多，钓鱼岛主权争端应该说是中国在复兴或者崛起过程中碰到的第一道真正的阻拦或者叫“第一道坎”，南海那些申索国蚕食我们，我们当然也很头疼，但是毕竟用不着战争手段，也能找到居中的解决办法，比如说黄岩岛的问题，黄岩岛没开枪也没开炮，但是是和平方式吗？我看不是，海军进去往那儿一横，你来了我撞翻你，这是“非和平方式”。确实有效果，我们后发制人也能解决好黄岩岛问题。

但是钓鱼岛问题没这么简单，因为日本有日本同盟，日本海上自卫队非常强大，而且日本过去长期是亚洲的老大，地区霸主，它不会轻易就范。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对中国来说，日美同盟是块“试金石”，对日本来说也一样。同时，如果我们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输给日本，那周边这些麻烦一个连一个不会断，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中方不输给日本，我想菲律宾、越南这些申索国也能掂出这里的份量，恐怕会有所收敛，所以我们不退。但是，日本用相同的道理来渲染中国的威胁，并且让美国支持它，拉拢东南亚那些申索权力的和中国争夺海洋的国家，所以它也非常强硬，这个强硬一直在斗下去。

我们内部研判的时候说有点像上甘岭，大的战役都打完了，但是没有彻底分出胜负，双方在比拼意志，比拼决心，比拼耐力，都在加大投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增加费用，增加投资。双方都在让海军退役补充警察系统的对冲，不同的是我们和平执法，我们的海监船有一些是原来的军舰退役的，但是把炮全拆了，后造的专门的海监船是不带炮塔的，前边空地是停直升飞机的。中国是大国当中唯一一个海监船只带两只冲锋枪，真是冲锋枪，我看过，而且是微冲。这两天日本人又炒作说中国海监船夹击日本渔船，用机枪指着日本渔船，一旦开火日本国民和船都得打沉，哪有那么回事！船上就没机枪，确实没有，明显胡说八道。下一周我去日本，准备在日本说一说，你们这个造谣造得太离谱了，我们就根本没有机枪，你说我们用机枪指着你，这怎么可能呢？不会是你们把什么棍子，棒子都看成是机枪了，你们不至于水平这么低吧？

斗到了12月13日，发生了一个中国海洋局飞机飞到钓鱼岛上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日方的说法，我们当然要进行维权，海上要维权执法，空中当然也得维权执法。领海基点基线是包括领空的，就是说底下这一片领土和领海是我的，那正上方的空气动力飞行器的飞行高度就是我的领空，它是有高度限制的，一般说法是领土上面的空气动力飞行器，就是说你不能发一个火箭搞到外太空去了，就是飞机类的、热气球类的飞行最高高度，有人说2万米，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米，反正就那个高度是领空。我们去领空维权，日本自卫队F15就起来了，我们马上就反对，说我们是和平维权，我们海监飞机是不带武装的，而且是民用飞机，你们用航空自卫队来对应这个违反国际惯例。对方当然讲他的防空识别圈的问题，因为防空识别圈各国不一样，是为预警用的，它们划了一个，当时不是对我们，是对前苏联的，划了一个很大的四边圈，划到了离我们沿岸130公里的地方，这明显侵犯中国主权。中国过去没有防空识别圈，我估计快有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名正言顺地起来维权空中。不过在这之前我们有十几年的时间，你有你的防空识别圈，我们也有我们部队的警戒区域，我们也一直在飞，这个事情就把海上冲突一下子变成空中的了，空中比海上风险更大，但是，海上也是有风险的。我记得我给海监同志讲课的时候跟那些船长们聊天，我们东海的那些海监船船长说，高老师你不知道，你们打“文仗”是没风险的，除非是哪天你到日本去访问让人右翼把你行刺了，我说这也不大可能。但是海上斗争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中央下决心说撞，就像撞车一样，谁把谁撞翻，谁把谁撞沉都很难说，也可能撞了轻微的刮蹭，双方损失不大，也不会出人命，但是还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几个船长为这个事都写过决心书，虽然不是血书，但是也挺感人的。船上最重要的岗位是轮机长，原来我一直以为大副和水手长很重要，其实他们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轮机长，船长最重要，船上的第二号人物是轮机长，过去船是烧煤的，所以用轨道推煤，那个岗位叫老鬼，老鬼们纷纷写了决心书告诉船长说，如果中央一个电报过来说撞，你必须在撞船前三分钟通知我，我让底仓的所有乘员上甲板，因为底仓平时要有五个以上的人操作，这个轮机长是有决心死在底下的，撞了以后肯定撞的地方高于底仓，一进水就闷死了，这是海上。空中就更不得了了，飞机掉下来肯定没有生还机会，所以现在还是有一定擦枪走火和引发战争风险的可能性在里边。

当然双方也都在克制，这个说得通俗点，有人说是中国不想打，日本不敢打，美国不让打。美国不想让日本拖进一场和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当中，因为中国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而且我们有一些特别强硬的军方言论，尽管这些言论有的太过分了，和中央要求的不一样，但是说给美国听还是有一定警示意义的，中国人捍卫自己领土的决心你大概也见识过，所以美国人很小心。包括这次安倍晋三访美，安倍的期望值很高，希望美国给他一个明确的承诺，但是美方耍了一个滑头，首先是公开会谈当中，包括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安倍讲了尖阁列岛，奥巴马说日美经济合作问题，不往钓鱼岛上说，公开场合钓鱼岛一个字都不提。但是事后查清了，这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智库人物说，私底下奥巴马还是给了安倍一些承诺，所以安倍现在也很嚣张，一方面说中日两国要尽早实现首脑对话，尽快建立化解海上危机的机制，但同时他也不断放出一些强硬的话，给中国施加压力。

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问题，从9月“购岛”以来日本不断挑起事端，造谣、抹黑中国，给两国关系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搞了很多名堂，有“火控雷达”的问题，还有1月份，在“火控雷达”之前，他们炒了所谓“外交档案”问题。我们1950年5月15日有一份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里，有一段行文提到了“尖阁诸岛”，日本人如获至宝，说找到这个东西，中方所有关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理论体系就彻底崩溃了，我们一开始很紧张，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材料，对这个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后发现这个事说到底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于是，我们给了一个正式的回复，说确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经在1950年5月15日编过一个叫做《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部份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那里边有这么一小段话，其中使用了“尖阁诸岛”的字样，因为1950年新中国刚建立，而且美国还对日本实施占领，全世界对整个日本领土的问题用的都是日本在近代以来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编制的地图和叫法，全世界管那个地方都叫“尖阁诸岛”，所以我们为了开展外交斗争、外交谈判，只能使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叫法。你要叫一个别的名别人不知道，就好像《开罗宣言》里边说满洲如何如何，我们中方也签了，也是带满洲文本的，但这不等于我们支持满洲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是一份关于《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部份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这个提纲草案里边我们把全文研究之后发现对中方非常有利，因为那里边讲“尖阁诸岛”离台湾很近，所以是把“尖阁诸岛”划给琉球还是划给台湾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一段话是关于琉球领土的一节，而那一节里讲的是琉球也不属于日本，如果日本的外交系统认为这个就是中方立场，并且你拿这个来指责中国意思说你按照这个办，那太好了，现在的冲绳你赶快归还，因为冲绳就是过去的琉球，而且按照那里边的说法不但钓鱼岛不是日本的，连宫古岛也不是，中国将因此得到大片领土。后来日本人不炒这个事了，开始炒“火控雷达”。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从反面讲也推动了我们研究的深化。

 

 

四、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原则

现在野田上来了，野田是一个比民主党、比安倍有更多外交经验，也更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因为野田做过首相，也有这方面经验，更重要的是自民党和美国的关系比民主党和美国的关系好，现在自民党上来重新巩固日美同盟，更大力度地和中国开展海洋争夺，这一场斗争显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一）要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

从总体上讲，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尽管中央有决心，迟早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是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斗争，还是一轮一轮地斗下去。当然，我们会在每一轮外交斗争中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9•7撞船”的时候我们把“出动性巡航”改为理论上的“常态化巡航”。去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以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反制斗争把理论上的“常态化主权巡航”落实到位，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常态化主权巡航”。

今天的钓鱼岛是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咨询了国家海洋局，外交部有关部门，大家一致认为今天钓鱼岛的实际状况，从管控、掌控力上讲，日本仍然高于中国，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一直是有卫星，有P3级巡逻机，它的船队比我们在那儿滞留的时间长。当然历史上也确实有过一个它实际控制和开发利用的过程，这是在战前。那个岛上现在还有一些他们建的小庙和一个废弃的码头，这些都说明在二战结束前他们确实是在那儿的。

其实，更早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以前，就有日本人在那里进行过经营性的活动，收集羽毛和采集鸟粪做肥料，所以日本到国际社会上去讲它的道理，说我们才真正有效地开发过、利用过，你中方就是作为避风港用过，那是古代的事，近代没有。我们和它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们讲说你什么时候利用过啊？上世纪20年代，或者是大上个世纪末，你别忘了那是你对外侵略扩张以后，那个时候不光钓鱼岛在你手上，台湾也在你手上，但那是你的吗？不是，因为你是为给你侵略战斗“供血”的这些事我们一律不承认，不光我们不承认，国际社会也不承认。后来把它这个憋回去之后它又开始想别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再不断地和它斗。现在的掌控力，日方略大，我们在努力地争取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但是需要有个时间过程。

（二）钓鱼岛是“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

按照外交部的说法，中日关系是最重要也最扭曲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之一。过去我们关于外交上有个原则，大国是首要的，周边最重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日本既是大国也是周边，当然和中国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对于我们的睦邻外交政策布局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世纪末，我们梳理了一下中日关系的问题，当时有19个，都是大伙儿能想得起来的，慰安妇问题等等。基本上，中日关系中一旦发生了问题就解决不了，越来越多，只能增不能减。这些问题其实很好分类，一类是历史遗留问题，比方说慰安妇问题，比方说战争赔偿问题，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类和历史无关，是现实国家利益对冲造成的新问题；第三类是历史遗留问题拖到今天，和现实国家利益对抗搅在一起的复合型问题。这个分法看上去挺好，但是对解决问题没有太大帮助。后来改成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的、次要的，核心的、非核心的问题，重新做了区分。上世纪末是19个，现在大概是25个，因为东海争端又增添了很多新问题。现在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海洋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海洋问题不太一样，钓鱼岛问题主要是领土主权，海洋问题是海上，还包括大陆架划界，而且海上问题不光是冲突，还有海上合作，海难救助等等。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去年中日之间一直在为一个事吵，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两次提醒日本政要，要注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本人当时很紧张，说中国现在给钓鱼岛升级了，把钓鱼岛说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了。钓鱼岛是不是核心利益呢？这个事一直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的标准来确定的，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土地、中国宪法确立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六条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钓鱼岛的问题刚才说了，彻底解决的时机和条件还未成熟，所以它还不能算是核心利益。因为日本“购岛”了，我们实施了反制措施，这是最基本的套路和底线，但是并不是说日本说“钓鱼岛是我的”，我们今天干脆就把解放军派去把岛占上，好像没到这个时候。

另外，美国也不允许中国撕开第一岛链占领钓鱼岛，因为西方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制围堵中国几条岛链，第一条就包括钓鱼岛。钓鱼岛海域海水深度大都是100多米，间谍卫星穿透海水深度是400米，我们要撕开第一岛链，钓鱼岛是我们的，我们就不需要无海航行了，前提是不需要上浮，军舰不用挂旗，就可以任意冲出第一岛链，出了第一岛链就意味着核打击能力的多弹头的核动力潜艇、船队、核潜艇、核武器编队就可以任意在全世界游移，这个美国人绝对不敢接受。当然我们现在也都走过去了，但是现在走过去你必须得让人家知道，而且你也没法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们在岛链布置了很多设备，我们不可能一点不被发现地穿出去。但是如果钓鱼岛在我们手上就不一样了，不过现在没到那个时候。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今天没有能力一下子挑战美国，或者是把第一岛链拿到我们自己手上，那要承担更大的军事、政治风险。

那么，怎么判断钓鱼岛？我们现在基本认为钓鱼岛是“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这个和说“它就是核心利益”是不一样的。“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退让，但同时我们也不主张马上就使这个矛盾冲突激化到不可收拾，这个不符合我们整个外交战略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官方最正式的说法，这两段话是我们外交部的表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见安倍的信使，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的时候说到，我们希望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问题，中日双方应该就钓鱼岛问题保持沟通对话，不是我们要求对方必须正视历史和现实，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去寻找妥善解决和管控问题的有效办法。这个外交部的话和习近平的话有点区别，习近平的话有“有效”两个字，这里边包含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因为现在海上僵局还在，如果继续僵下去，理论上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稳住这一轮外交斗争，在钓鱼岛和周边水域、海域取得实质性成果，给下一次大踏步地前行做一个准备。

所以现在一方面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我们不希望这个问题失控，我们还是要通过外交努力，谈判解决问题，当然也得做军事准备。能战方能言和，部队要没有打的决心，谈判也谈不出结果来。但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妥善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对日方提出的要求，也是告诉美国，告诉世界我们的主张。

简单说就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希望在硬实力冲撞中激化矛盾，去热化这个问题，而是要在软实力的马拉松竞争中争取得到最后胜利。谢谢。

责任编辑：杨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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