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要不要逃离北上广？

 

【中国梦想案例】

编者按：能够追随北上广的生活，是中国青年一代的梦想，伴随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实现梦想？有多少折翅？苦苦追求，伴随艰辛的寻梦路，当把自己的梦想打上蚁族、蜗居的烙印时，要不要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去放飞青春？寻梦的青年开始有了新的疑问与思索。请关注本期案例。

【事件发展】

年轻人逃离北上广 称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①“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

镜头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②“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镜头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如今，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现在的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专家解读

除武汉外，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长期关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召元认为，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但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任远谈道，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

他介绍，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③“干不下去只有‘逃’”

——求职者应正视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

镜头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专家解读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2010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镜头

2010年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告诉记者。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大学生工作好找吗？”陈嘉陵说：“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他告诉记者，他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专家解读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他说，陈嘉陵的选择，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任远认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为什么不能在大城市安放我们的青春？

他们刊发的稿子《“蚁族”不需要怜悯和悲情》再次延续了相同的观点：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的“蚁居”生活压力太大，不妨换个地方。任志强说“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引来炮声隆隆，可也并非全无道理。不是所有大学生都理所当然地应生活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出力。世界的各个大城市，都消费高、压力大，“蚁族”要弄清的问题是，你是不是非要在大城市发展？你到底是为了理想在这里还是被现实所迫？你是不是尝试过不同的生活方式？

说来我和远文的梦想一样，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我曾经生活过六年的石家庄去安放我的青春（或者中年岁月，也许是晚年朽骨）。可是，现在我不得不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如工蚁一般的生活。原因无他，远文在上一篇的评中评里提到了：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

现在几乎全国最优秀的资源，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当需要建设这几个大城市，需要维护这几个大城市运转的时候，我们是集全国之力。以至于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挤出效应下，二三线城市里的机会少的可怜。我不是不愿意生活在石家庄，而是被“赶”到了北京。现在，我所困惑的是，大城市，到底是谁的大城市？难道只是那些“有智慧更有特殊内涵”的人的大城市？

在昨天评中评的后面，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这不是病，人人都有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权利和自由！”难道不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志存高远的青年当然不一定要蜗居北京，可是如果他们选择蜗居北京，那也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选择。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个蜗居而来，也并非冲着北京之大而至。在这个在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上班路上，堵车比自己便秘还要痛苦的城市，他们愿意在这样的艰苦的情况下，忍受着诸多的不便，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选择。

可是，就是这样的选择，仍旧面临着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是买不起房子，生活成本太高的经济上的限制。更是户口等地域歧视上的限制。没有大城市户口的人们，不但不能享受诸多福利限制，而且还要面对一些本地人的恶言歧视——一个上海的主持人，不就请一个听众“滚”出上海吗？

中国青年报“青春何处安放”这一系列的讨论文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大城市对于外来人有诸多的限制。就像上海那个主持人所持的观点，既然你对大城市有诸多抱怨，为何不“滚”出大城市？

可是，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是否深入的想过人们对大城市的这种抱怨，到底起因为何？是因为自身的不知足、欲望太多、对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太多，还是因为大城市对他们索取太多，而回馈太少？是因为在平等的环境里，自己技不如人，还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虽然许多人身怀绝技——就像写《志存高远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蜗居北京》一文的东方晓白——但是因为大城市对外来人设置的诸多不平等的门槛，年轻人向上的努力处处遭到打压？

 

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那些在资源上处处享有便利的大城市，是欠全国人民的。可是，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大城市的时候，却看到她们紧闭大门，甚至把门槛提得很高很高。这个时候，这些年轻人们该怎么办呢？中青报开出的药方是：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了——做一个鸵鸟，把脑袋扎到土里，就看不到那些门槛，那些不平等，那些拒绝了。可是，我却愿意对那些忧郁踌躇的年轻人说，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想到大城市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未来，那就赶紧买一张火车票，义无反顾的前往吧。只有越来越多的你我，走到大城市里去，真正出现在那些城市管理者的面前的时候，也许才能给他们一点压力——如果债主忘记了对你的欠债，难道你不应该站到他面前，让他想起来吗？

远文上一篇评中评也提到了中青报曾经触动过多少年轻人的大讨论“潘晓来信，为何年轻人的路越走越窄”。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似乎又再次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走得路越来越窄。这次，中青报再次推出这个系列，不过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嫌路窄，就别走这条路。而我却更愿意相信鲁迅曾经提到过的一个相似的观点：没有路，那就走一条路来。嫌路窄，那就把路闯宽点。逃避并不能躲开那些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只有直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切事在人为。欢迎年轻人到大城市安放你们的青春。

【启示与思考】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为什么？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

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社会的发展就是优胜劣汰，大城市的存留都是自然现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至于能不能在一线城市生存或很好的生存，全看个人的能力了。

逃离不是办法，到处都有竞争，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我们无法逃避，必须面对！当然，除了北上广，在那些不知名的小城市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我们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要肯努力，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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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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