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官场另类”铁腕 仇和为政有道

 

【基层执政案例】

编者按：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其经历一直广受关注，诱发了许多争论，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期案例。

【事件介绍】

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县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现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他从政以来，多次施行和发布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有人认为他为了政绩不顾人权，也有人认为他做事铁血果断，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被舆论称做“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

“仇和新政”回顾

“河长湖长制”治污

仇和提出“河长制”治污，他本人任盘龙江河长，市长任新宝象河河长。

仇和宣布，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将被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如今，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正式明确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段)长负责制”、对滇池沿岸一级保护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则实行“湖长责任制”。

铁腕改造城中村

仇和提出5年改建336个城中村。他一提出重建，立刻斩钉截铁，“从现在起，在滇池盆地29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冻结任何行政主体、行政部门审批宅基地，农村无序建设必须全部停止，土地证、房产证、产权证这‘三证’一律停发，谁发谁负责，谁发就追究谁”。

另外这次城中村改造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在设定政策时就很明确，涉及到城中村改造与重建的很多收费性项目都要免掉。让企业得利，要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公开领导工作电话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文，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这样一来，昆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电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24小时有人值班接听。仇和同时要求，市纪委对公开的电话进行抽查，遇到工作时间打不通的会进行问责。而市民也可以在多次无人接听电话后，直接拨打监督电话进行投诉。

1/3公务员去招商

“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仇和把招商任务逐级分下去，要求“1/3公务员去招商”。全市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部门必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他要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教改医改市场化

“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宿迁形式”在昆明上演。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

《意见》要求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坚持政府主导，落实政府主办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在常规医疗服务领域，实行‘管办分开’”，“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鼓励社会投资，实行自主经营”，还鼓励各类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公立医院产权多元化改造、重组。

文件显示，“允许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公办高中学校，吸纳社会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按民营机制运行，实行股份制形式的合作办学。学校所有权和办学管理权分离，试行“国有民办”；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经批准后，也可整体转制为民办学校。” 

启动干部问责办法

出台“五个倒逼”政策：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针对各领域改革的推进，仇和于3月1日推出《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此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

问责程序分为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复查6个阶段，问责主体根据领导的指示和批示，上级的通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建议、批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等，及时研究启动问责。

 

铁腕仇和激活春城之水

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12月3日，又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的概念，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像“鲶鱼”激活一潭春水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2008年1月28日，仇和在昆明亮相，“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一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仇和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一位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此辞职。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被你吵醒，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

仇和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没门路的恨不得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治污、治堵、治绿，有褒有贬

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昆明之所以成为‘春城’，就是因为有滇池这个天然的空调。”昆明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欣然承认他是仇和的“粉丝”：“滇池的污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很严重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治理不好，仇和来了就见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

滇池治理，牵涉到36条注入滇池的河流。36条河流，又牵涉到岸边数以百计的企业、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

仇和每个月至少巡一次河。下暴雨时，他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招呼官员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臭气熏天的淤泥里，挥着铲子铲淤泥。如今，站在盘龙江边，已经闻不到臭味，也能看得到清水。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惹出的怨气也多。

昆明的交通拥堵已持续多年，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仇和断然否决：“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二环施工变成了一场心理战。仇和顶住了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不但做到了1年完工，而且试通车时间还有所提前。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感叹道。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连北京、上海都不能同时修6条地铁。别的不说，仅仅是地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跟不上，将来安全运营如何保证？”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得知昆明一直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居然12年都没成功。他觉得匪夷所思。以昆明的植物多样性条件，还不能成为园林城市？他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一位区园林局局长告诉记者：“我1年种的树，比过去16年都多。”

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如今，走在树荫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仇和做对了。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在昆明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最早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这项‘新政’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政声人去后。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新政应靠制度稳定 仇和个性施政是个特例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仇和。在历次改革及无数民众的解读中，51岁的滨海人仇和演变成意义相互冲突的标签，被各类阵营争相引用。经过一次次剧烈的、注定无法相互说服的争论，仇和的形象被彻底符号化、复杂化。面对仇和以及毫不遮掩其雄心的政策举动，欢呼者展示了近似于被解放的激动，焦虑者则要承受个人所营造的犹疑、担忧乃至痛苦。同个仇和、差不多的政策，民众为什么欢呼？又因何焦虑不安？究竟是仇和式的执政落入了万花筒，还是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其他什么发生了分裂？

拥护者们的眼光是理想主义的，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习惯于将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侠客一类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场文化，他断喝一声就将不尽职的官员拿下，他让官僚体验到改革的残酷一面，他让民众失去的只是枷锁。总之，仇和被当作是能够打乱旧秩序的政治强人。毋庸讳言，仇和施政的长期效果难以预料，但他的特立独行很快影响了一地一域的政治气候、经济格局、官场习气。民众对这些显见的“动荡”期待已久，恨只恨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好在仇和为官代行正义，替他们圆了梦想。

仇和从不缺少拥戴者的激情和乐观。同时，他并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大众的疑虑。这部分民众对个人权威抱有警惕，对制度建设的优先性耿耿于怀。他们的反对立场实际上来源于持之以恒的政治焦虑症。按照这种舆论的理解，仇和以地方最高官员的个人智力，驱使整个行政系统服从某些强制性目标，可能无益于政府改良，或把政治焦点变得更狭窄。甚至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将昆明变成只服膺于个人权威的次等级政府，从而背离政府改革的核心价值，忽略更紧迫的民生建设，以及遗忘改革的其他重要方向。

或许仇和想的并不复杂，或许赞叹他的人活得太沉重。无一例外的是，仇和都被他的拥护者和质疑者所利用，帮助阐释各自的吁求：要么是达成政治清平、小民现世安稳的冀望；要么是被引作靶子，“攻击”现实主义的种种病症，影射政治进步过程中的挫折和难题。抛开对仇和施政的各种情绪不谈，众声喧哗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其实都深陷在相同的境遇中，难以自拔，那就是：无论怎样臧否仇和的新政，无论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如何，都映衬出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无力感。是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是政治运作的旁观者，并已开始不满于这样的角色扮演。

作为体制内的行动者，仇和施政必估计现有基础，苛责太多难免有求全责备之感。以政治家担负的责任来说，仇和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更普遍的官员群体，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因素，并让它们苏醒。

 

【网络声音】

万事如易：仇和刚到我们县做书记时，受到的非议比现在还要多。十年后，我们这里的官民都会感慨，如果当初没有仇书记的强势和厉行，就没有我们现在良好的发展态势。可以说，仇和同志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观念上的冲击、思维方式的转变，官风、民风的改变。

新华网友：仇和的工作方法对昆明人和昆明市的官员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他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却起到了改良和促进的革命性意义。

制度与主义：这是昆明之福，我们需要这样的官员，仇和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愿这些不得已能少一些，相信今天的中国会给这样的官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ATM专卖01：仇和的从政之路和他的独特定当被后人称道。中央将仇和调任西南是要给西部带去一股清新空气、一种新的思维、一派新的作风！西部的落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的观念落后，官员服务意识较弱，不狠抓怎么行？中国太需要仇和这样的官员了。

樱之语：仇和书记的豪言和行动很感动人，但现在的新观念不在于仇书记的到来能为昆明做什么，而是在于是能否在仇书记倡导主持下，建立一套符合法律规范的工作制度，有了这套制度，就不会因为谁在昆明做一把手而影响昆明发展的快慢。

小狐狸：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中庸的官员，现在缺少的就是像仇和这样“敢为天下先”的人，只有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大胆改革，中国才能尽快发展，尽快富强。

莫莫莉：对官风的整理老百姓是很欢迎的，但改革的内容、方向需要专家考证并反复的实践后再推广。改革不是游戏，不能想怎样改就怎样改，需要科学的指导，同时改革也需要人性化，思想的进步才是社会的真正进步。

新华网友：对仇和这样的官员大家给予的更多的是赞扬和支持，但是我们是不是能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法治”和“人治”究竟哪个对国家健康发展更有益处呢？因此，我们关注仇和现象的同时更应该去关心法制建设，用更好的管理体系去引导国家发展。

【启示与思考】

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南下的仇和，依然充满激情、敢作敢为，其全力推进的改革举措，依然可能“引火烧身”。在中国的地方官员中，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仇和，一直就被新闻界和学术界视作关注中国转型时期改革的一个符号。一方面，从仇和本人的“仕途路线”，可以看出，有争议的改革者非但能被大胆使用，且用人不疑；另一方面，从仇和的“改革路线”，似乎也可以了解一些地方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挑战与目标所在。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兼程，今天的中国，改革非但不能松懈，且正在步入深水区；开放的步伐非但不能放慢，且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不仅仅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步入小康，且需要满足公众日益强烈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求。中央提出“四个文明”的建设目标，民众呼唤阳光政府，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宁可用敢干事、能干事的“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不干事、也千万别出事”的“误事干部”，确是一种导向。

仇和执着新政的改革精神告诉国人，中国的希望在于慷慨正义之士不屈不挠的前赴后继，百姓希望仇和能成功，也盼望有更多的仇和，更希望中央能尽快出台新时代政体改革的方案，为仇和铺平新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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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520/7149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