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世界

杨扬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专职研究员。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2003年获上海市 “曙光学者”，2005-2006年获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年担任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客座教授。担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主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索引卷》、《莫言研究资料》，著作有《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文学的年轮》和《文学的凝视》等。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种评论都有，好的坏的，肯定的否定的，有的论争还十分激烈。在我看来，莫言是一位职业小说家，他的声誉是由小说创作带来的，所以，莫言的小说写得怎么样最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关注各种文学批评意见，但我最感兴趣的核心问题还是莫言的文学世界。莫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有什么特色，我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莫言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

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在很多篇文章中谈到农村生活贫乏而无聊，他常常独自望着天空、水鸟喃喃絮语。这一细节在今天很多读者眼里是那么的富有诗意，却很少有人留意这一自言自语的行为方式给童年的莫言带来了什么。

莫言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呢？我们还是从他的成长经历来看比较客观。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莫言说自己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个由13口人组成的大家庭，生活很贫困，他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人忙着干活，无暇顾及他。莫言和他大哥年龄相差很多，莫言念小学时，他大哥已经在读大学。一般的评论文章都没有谈到大哥对莫言文学道路的影响，但我以为大哥的影响很重要，他不仅是家里孩子们的榜样，而且在莫言的成长过程中给予莫言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莫言在多篇散文中说，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寒暑假大哥回来，他偷偷地将大哥的校徽别在衣服上，在村里招摇地走来走去。还有就是大哥留下的一堆书籍，是他小时候的文学食粮，从中莫言第一次接触到了茅盾、曹禺、赵树理等现代作家的作品。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深情地讲述了自己记忆中最早的事、最痛苦的事、最难忘的事、最后悔的事，而这些事都与自己的母亲有关。莫言的母亲1922年生，1994年逝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我曾问过莫言，你记忆中最难过的事是什么，莫言毫不犹豫地说，是听到母亲长长叹息。每当听到母亲不经意间发出的长长叹息，莫言内心特别难过。那么母亲为什么要叹息，而莫言又为什么害怕听到母亲的叹息呢？因为母亲为家里这个最小的孩子而担心、焦虑。

莫言在很多篇文章中谈到自己12岁辍学后，回家放羊。农村生活贫乏而无聊，他常常独自望着天空、水鸟喃喃絮语。这一细节在今天很多读者眼里是那么的富有诗意，却很少有人留意这一自言自语的行为方式给童年的莫言带来了什么。假如自己家里的孩子经常一个人念念有词、自言自语，做家长的会怎么想，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我想很可能会为孩子的精神状况担忧。尤其在农村，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这孩子精神可能有点不正常。莫言的母亲最担忧的大概也是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有“神经病”。有“神经病”的莫言在1976年2月，应征入伍，离开家乡，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从1976年2月参军，至1984年8月31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报到，这一段时间里，对莫言来说，有几件事记忆深刻。第一件事是1978年部队通知莫言可以报考郑州解放军工程技术大学，学习计算机终端技术。这对于只有小学毕业的莫言来说，真是一件为难的事。第二件事是1979年秋，莫言与老家的姑娘杜勤兰结婚，结婚后两星期，莫言从黄县调到保定。第三件事是1981年保定的文学杂志《莲池》，在第五期刊发了莫言的处女作 《春夜雨霏霏》，第二年第二期又刊发了他的《丑兵》，第五期刊发了《因为孩子》。三篇作品的发表改变了莫言的个人命运。1982年夏，莫言被特批提干，1983年调到北京附近的部队机关工作，1984年8月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录取，从此，莫言的命运真正跟文学联系到一起。

从1984年8月31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报到，到1985年 《中国作家》第二期刊发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的名字开始与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联系在一起。莫言在一篇文章中称这一时期是自己的 “黄金时期”。1994年 1月 29日，莫言的母亲病逝，莫言无限悲伤。这年秋天他开始构思 《丰乳肥臀》，1995年底发表，获得了10万元的“大家文学奖”。但随即招致批评和行政干预，莫言不得不考虑离开部队。1997年莫言转业到 《检察日报》。这一段时间，可能是莫言内心最为痛苦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一直到1997年，才着手《檀香刑》的写作。《丰乳肥臀》引发的批判，让莫言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在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上，莫言最愿意说的话，就是文学比政治更开阔。 

残酷的美学特色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似乎没有一个文学形象是不受到损害的，从人到动物，身体都受过伤。这些文学形象不再给读者以阅读上的美感，而是一种不完美感，甚至是痛感、丑感、无奈感。这是莫言小说的美学特色。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莫言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与童年记忆有关。从《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子”，到《红高粱家族》中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儿童叙述，以及延续到《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我”，这种童年叙事贯穿他整个的创作。莫言自己也高度认同这一评价，他在多篇文章中谈及童年记忆对他创作的潜在影响。那么，童年记忆在莫言作品中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莫言的童年时期，恰好是“文革”前期以及整个“文革”时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记忆在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笔下都有所呈现。与这些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就体现在他的浑然天成、自然而然。莫言依据其生活经验，独创了一个乡村少年的儿童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来述说自己视野或想象中的人物、故事。莫言曾说过，很多遭受苦难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大都是城里人。在这些作家中，痛苦或苦难的叙事充满着政治诉求，因为他们有一种城乡生活落差的比较，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苦以及强迫劳动对他们个人身份的社会歧视。但对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从小封闭在乡村世界中的人们，或许这种痛苦没有那么强烈，或许痛苦的面目是另一种样式。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与同时期表现“文革”题材的作品相比，的确体现出乡土叙事的本色特征。作品讲述的故事是“文革”时期一个水利工地，人物主要有三个，小铁匠、黑孩子以及姑娘。黑孩子是帮工，帮助小铁匠拉风箱，姑娘是小铁匠的女朋友。小铁匠穷极无聊，常常拿黑孩子开心，总是冷不丁地在小黑孩的头上打一下，甚至将淬火后的钢钎放在黑孩子的手上，看着白烟从黑孩的皮肉之间冒出来而哈哈大笑。这种匪夷所思的施虐行为在黑孩的心里引发的是一种极其奇怪的反应。黑孩起初是害怕，但渐渐适应了这种虐待，每天不被小铁匠打几下感觉着不痛快。而且，小铁匠的女朋友见到小铁匠虐待黑孩子，总会维护小黑孩，有时会用手摸一下黑孩。久而久之，黑孩对女性的这种抚摸充满渴望，他感觉着这种抚摸的生理快感。整篇小说被这种恶魔般的感觉所缠绕，对于习惯于 “伤痕文学”写作模式的中国文学而言，莫言小说的出现，真是别开生面，很多人一时不知如何解读这样的作品，有的觉得写施虐受虐实在无聊，有的觉得作品富有象征意味，值得玩味。其实，莫言只是凭一个作家的敏感在写，正是这种敏感给莫言的创作带来一种超越。

莫言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饥饿。在莫言之前写吃写得极有特色的当代作家有两位，一位是汪曾祺，另一位是阿城。汪曾祺写吃，主要是以散文笔调，呈现吃的情致和丰姿，这种传统可以溯源到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阿城写吃也有特色，《棋王》中写王一生对吃的虔诚和精致，这种描写手法重在神韵、意境，体现出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莫言小说中的吃与前两位不同，有一种残酷性。在《吃相凶恶》中，莫言记录了童年时期有关吃的记忆。冬天，村里小学的广场上来了一车煤，小孩子们不知道这黑乎乎亮晶晶的东西是什么。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将煤块放进嘴里咬起来，咯嘣咯嘣脆，似乎很好吃。许多小孩便一窝蜂地涌上去，将一车煤吃完了。有的孩子还将煤块递给老师吃，老师似乎也觉得味道不错。学校门房王大爷将这些孩子拉出的大便拍打成煤饼，放在炉内，火头呼呼地窜出来。这近乎魔幻传奇的乡村故事，对莫言而言，不是传说，而是亲身体验。吃与饥饿相连，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表现。可以说，“吃”的细节在莫言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无限夸张，富有质感，已经远远超出了“吃”的生理意义。在莫言小说中，“吃”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是民间社会的价值基础。凡是在“吃”的问题上，能够不分贫贱、往来沟通的，都是兄弟。莫言不像有些作家那样简单地用社会学理论图解文学，而是凭着自己的乡村经验和儿童记忆来展现中国当代农村的独特景象，通过对“吃”的场景的生动展示，从饮食饥饿的感受中，让读者直接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乡土生活。

莫言小说中争议最大的，是对一些血腥、暴力场景和细节的描写。这让原本习惯于从小说和文学作品中获取美感的读者，感到阅读上的不适应。暴力描写可不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这在小说美学上是有争议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应该表现美，不应该表现暴力，而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可以也不必回避暴力描写。在我看来，莫言小说中的暴力描写需要具体分析。如《透明的红萝卜》、《枯河》中，暴力描写是与“文革”记忆、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莫言自己曾谈到，这两篇小说中小孩受虐的场景，与他小时候因为偷吃了生产队里的萝卜而被羞辱、遭毒打的经历有关联。而像《红高粱家族》中罗汉大爷被剥人皮、《檀香刑》中屠夫赵小甲对岳父孙丙施行酷刑，这样的描写与小说的虚构技巧有很大的关系。一些评论家将莫言的这类小说命名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为了与一些历史主义小说区别开来。在历史主义小说中，真实是依附于史料，而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真实是依靠想象、虚构。在莫言看来，小说的真实不是历史的真实，小说的真实是通过小说家的艺术虚构完成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当然也就没有小说的真实。小说的真实是虚构营造出来的一种比真实更强大的艺术力量。一个小说家仅仅是将一件发生过的事再叙述一遍，那不是小说，而是新闻。小说家是要将没有发生过的事，叙述得真有那么回事一样，这才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

所以，像《檀香刑》这一类作品中的暴力描写，我个人认为是小说家艺术想象的一种尝试和实验。事实上，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场景还涉及对动物生命的处置上。如《生死疲劳》中，对骡子、牛、猪、狗、猴等动物的描写中，也有一些施虐的细节。这或许与作家个人的价值认同有关。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似乎没有一个文学形象是不受到损害的，从人到动物，身体都受过伤。整个莫言的文学世界是被一些受伤害、遭遇各种坎坷的文学形象所占据的。这些文学形象不再给读者以阅读上的美感，而是一种不完美感，甚至是痛感、丑感、无奈感。这是莫言小说的美学特色。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传统之中，进入到 “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莫言的小说应该值得我们阅读和关注。我同意莫言在《作为老百姓写作》中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分野，一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还有一种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两种写作观念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但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前一种。这种创作有它的优势和强势，但也有自己的局限。如代言式的创作，作家的主体意识过于强大，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创作代表老百姓，其实这些作品中的百姓生活与真正的百姓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对这种写作者的矫情是可以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来浇一点冷水，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莫言小说很少有那种为老百姓写作的盲目乐观和自大自恋心态，他来自农民家庭，深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对农村生活极其了解，懂得农民的欢乐与悲伤。像《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乡村少年，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从笔尖自然流淌出来的。还有像对一些乡村乞丐的描写，当代作家作品中也很少有这样生动的描写。这种在生活经验中自然养成的记忆、感受，是大地哺育的结果，是真正的天然去雕饰。所以，这些在莫言记忆中熟悉的乡土生活，一旦成为文学表现对象时，作者就不用再去多考虑，很自然地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了。

莫言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作家，他对周围的文学氛围和创作走向极为敏感。在最初的一批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会模仿当时一些流行小说的叙述腔调和故事结构。像《春夜雨霏霏》等作品，的确很接近当时的流行小说，模拟得很有生气。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莫言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干了，这时他与众不同的那一面就开始呈现出来。如他创作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时，正是“寻根文学”蓬蓬勃勃发展之际。莫言感觉到这些小说的探索意识，精神上与之相呼应，但价值观念、美学风格上却无法走近。莫言眼中的农村、农民，并不像“寻根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世界，在莫言看来，乡野大地元气淋漓，它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逻辑。那些高粱地里的草莽英雄，并不只是打打杀杀的鲁莽汉，而是情感复杂、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民间英雄。莫言的这种感受、体会，在《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表现。这一土匪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象谱系，在农民形象身上，多了一层英雄色彩和民间智慧。莫言与“寻根文学”作家不同，他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当很多作家在模仿西方的现代派以及实验文学时，莫言说这些西方文学是灼热的炉火，过分接近会将作家自己的个性融化掉。所以，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后退，退回到传统之中，从《檀香刑》开始，进入到“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檀香刑》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2003年茅盾文学奖初评时，以23票全票通过的方式进入终审，遗憾的是那一届茅盾文学奖最终没有授予莫言。但这部作品引起了评论家的普遍关注。我觉得从文学史角度来评价这部作品的意义更为恰当。因为单单从审美趣味上来论述这部作品，可能有的读者喜欢，有的不喜欢。但落到文学史角度，它的意义就比较明显。整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是被一种语言实验的氛围所笼罩，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将这种语言实验推向极致。但这些先锋派作家在语言观上也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就是仅仅把文学语言当作文学形式来理解，通过语言变化来造成文学形式的陌生化效果。文学语言在这些作家眼中理所当然地是普通话，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普通话的语言形式提出质疑。莫言在《檀香刑》中掺和进山东方言，结构形式上又有高密地方戏茂腔的加入。这些原本完全被当代作家摒弃的民间传统元素，被莫言吸纳进小说中，成为小说叙事和结构方式中非常抢眼的因素。后来，一些评论家借莫言的这部小说，提出了“方言写作”问题。

从方言入手，莫言开启了一种语言探索的新路。当然，莫言在这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他多次谈到方言写作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方言运用还是局部的，主要是用在人物对话上，作品的整体叙述依然保持普通话写作特色。因为在莫言看来，要让更多的读者阅读作品，就不能将方言作为作品的主体。

《檀香刑》之后，莫言创作了《生死疲劳》、《蛙》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有很多的争议，但它们在文学世界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而《生死疲劳》被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费6年时间翻译成瑞典文，助推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真正围绕作家作品而展开的争议，是一个作家影响力的象征，很多写作者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殊荣和待遇的。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527/7156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