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有关文风问题的几篇文章

 

文风非小事

张保振

文风问题不是一件小事。特别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其文风不仅关系个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

不仅如此，党员领导干部的讲话或文章，总是要让群众“听”或“看”的。这就有一个有无群众观点的问题。

群众的语言最生活也最生动，最平易也最管用。所以，讲话也好，写文章也罢，绝不能自恃聪明，自上楼梯，把自己摆得高高的，居高临下，口若悬河，但就是缺少老百姓的语言，缺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相反，倒是应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采风”，把老百姓的话“拿过来”，讲出去，使老百姓一听忘不了，常常挂嘴上，成为日常生活的“家常便饭”。

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指出：“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党员领导干部作讲演、发文章，不能只讲那些听起来话全对、理全通，但就是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和没有操作性的话。这些话浪费时间、浪费纸张，用在地里打不来粮，用在战场打不赢仗，用在企业创不了利，用在科研闹饥荒，可以说是言之凿凿，却空洞无物。所以，讲话、作文，一定要对人民群众高看一眼，敬畏三分，不讲无用话，不用无关词，力求一句顶一句。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当今的社会更加绚丽多姿，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新科技名词和外来词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变化，不妨学学鲁迅：当年，他在上海检查肺部以后，在报告他母亲的信上，不写“用X光线镜照”，而写“用使身体透明的镜子照”。为什么？因为那时的“X光线镜”属高新技术、稀有之物，照直说了，怕老人家弄不明白。我们今天作讲演、写文章，也需要有这种态度，要多讲人民群众一听就懂的话，不可动不动就夹杂些洋字母，让人听着如坠云雾，看着不知所云。须知，讲话、作文，第一要义就是让人明白。

文风问题，说到底，就是讲话、写文章，一定要有群众观点，没有话，就不要“硬挤”，好像不讲就显示不出自己的存在；没有新东西，就不要“再补充两句”，好像不讲就对不起听众；没有真实的思想、跳动的脉搏、充实的生活，就不要只去追求字的张扬、词的飞动、排比的声势，好像不加工“美容”一番，就赢不来眼球、动不了人心似的。须知，自古“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从来“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道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

 

治一治“语言的排场”

罗建军

（《人民日报》2010年6月8日第7版）

排场，通常是指一些人或单位为显示自身的“地位”和“实力”而有意策划的奢侈场面、铺张氛围。讲排场一般体现在一些仪式和社会活动中，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败坏社会风气，是一种陈规陋习，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大力治理。目前，在有的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中也存在着一种“语言的排场”，同样需要好好治一治。

“语言的排场”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贪长。认为只有长讲话、长文章才能显示出领导能力和理论水平，因而有意无意地将讲话、文章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短文长作。二是贪大。文章中充满大理论、大道理，讲话中充满大话套话、豪言壮语。三是贪全。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生怕漏掉什么。讲话、作文中这种“讲排场”现象，在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到了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程度。

“语言的排场”是一种不良文风和作风，于领导干部个人形象不利，于工作和事业更不利。俗话说，文如其人、言为心声。“长大全”的讲话和文章，给人的感觉和印象只能是“装腔作势、面目可憎”，这会直接影响人们对领导干部整体形象的评价。同时，在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形势下，“长大全”的讲话和文章不但浪费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由于大而不当、不着边际，往往使听众和读者不得要领、难以落实，从而降低工作效率，甚至贻误发展机遇。

如何治理“语言的排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提倡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长大全”的讲话和文章不符合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和要求。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都不过千字，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文风和作风，应当成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讲话、作文必须坚持的正确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培养语言文字功夫。“语言是思想的化身”。只有深刻洞悉事物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才能做到言简意赅。讲话、作文“长大全”，恰恰是缺乏归纳概括能力、抓不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和重点的表现。因此，治理“语言的排场”，需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文化素养，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善于对客观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一语中的地阐述观点。

加强调查研究，学习群众语言。讲话、作文之所以“长大全”、漫无边际，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不熟悉群众语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访民生、问民情，掌握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避免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同时，多与群众进行沟通和交流，虚心学习生动活泼、简洁形象的群众语言，并把它们提炼、吸收到自己的讲话、作文中去，以达到人们喜闻乐见的效果。 

 

改进文风的功底在“务实求理”

叶小文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6月10日第4版）

书店最近热销李瑞环同志的新书《务实求理》。瑞环同志的讲话群众爱听，文章群众爱看，其中一些名篇广为流传，许多哲理掷地有声。奥秘何在？从这本书的书名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说改进文风的要害在改进作风，那么改进文风的功底在“务实求理”。

心无点墨说话就长，心无底气说话就空，心无群众说话就假，心无重任说话就飘。“四无”病根在无功底，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改进文风要打牢功底，用心务实，用心求理。

用心务实。好文章好讲话，大都是写给群众看的，说给群众听的。要对着群众聚焦，讲出来的是群众的白话，喜欢用的是百姓的套路，要表达的是畅晓的思想。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寄理于情寓庄于谐。

例如，近日去天津，看到沿街房屋无论新旧，都装扮得大方美观、赏心悦目。对此，群众津津乐道当年李瑞环市长的话：有的要“穿衣戴帽扎领带”（美化墙面、屋顶和窗框），有的要“扒去破裙子（围栏），露出红裤衩（红墙）”。笑声中，大家按市政规划干起来了。

用心求理。对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从全局指导上想办法。求理，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读书，实践再多，悟性再好，也不会掌握马克”，要“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二、“满腔热忱，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而认真地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三、“善于琢磨,学会分析综合，认真把情况搞全了、弄准了，把材料掰开了、揉碎了，把关系理顺了、摆正了”。四、善于总结，“实践可以产生理论，但并不等于理论，如同木头可以做成桌子，并不等于桌子一样。要把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SXK里的改造制作，而这个过程就是总结”。知其ILLLBR@然又知其所以然，不占糊涂便宜，不吃糊涂亏V6U。

务实求理，是笨功夫、苦功夫、硬功夫，得自己动手，自己长进。“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写的”。“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I%躺在床上想出来的。”（《务实求理》代序）瑞环同志尚且如此，我们该如何用功？

务实求理，其“实”其“理”皆显底蕴，所“务”所“求”要靠功夫，功夫底蕴是为“功底”，修炼积累绝非易事。必须下真功夫，花大心血，熬夜、吃苦。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 

 

从“修辞立其诚”说文风

卢忠仁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6月18日第7版）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出自《易传》。对于“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比较多的人认可的一种解释是“修辞者，立言也”。也就是说，“修辞”是指撰文著书等立言行为。“诚”的含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主要是指“真实无妄”、不欺骗，还可引申为规律、真理等。“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对于撰文著书者来说既是一个基本要求，又是一个很高标准

“修辞立其诚”首先要求我们在撰文著书时要有诚心，说心里话、真心话，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写，落在纸上的文字一定是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不能作伪说假话、写谎言。“修辞立其诚”的反面就是“修辞立其伪”，撰文著书时心口分离、心辞不一，其表现或是曲说阿世、巧言媚俗，或是浮言夸饰、言不由衷，或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或是装模作样、卖弄文笔，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的那样：“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修辞立其诚”一直是撰文著书时的一个基本原则，许多学者都以违背这一原则为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中曾经写过一本违背自己本意的小册子《论孔丘》，后来他对这一失误痛悔不已，多次提及，而且剖析失误的原因就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他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今天，虽然大部分人在撰文著书时始终坚持“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但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的问题并不少见。要克服文风中的这种“假”，还必须牢记“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努力做到谎话一字都不留。

“修辞立其诚”除了要求撰文著书时说心里话、真心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要求撰文著书时求真理、立真理。这涉及对“诚”的理解。《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有同样的说法：“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里作为“天之道”的“诚”，在朱熹看来是“天道之本然也”，也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和法则；“人之道”就是要去努力把握客观存在的规律和法则，从而获得真理性认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立其诚”要求我们在撰文著书时不仅要说心里话、真心话，而且还要保证至少是争取让自己说的心里话、真心话有真知灼见，是真理。这一要求标准更高，更不容易达到。许多时候，一个人说的虽然是心里话、真心话，但不一定有真知灼见，不一定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有时候甚至还是错误的。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在撰文著书时做到求真理、立真理呢？关键是在撰文著书前下苦功夫，形成良好的学风。只有具备良好的学风，才能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说出新话。所以，《中庸》在谈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之后，紧接着就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说出真理。否则，撰文著书时难免说一些套话、空话甚至完全错误的话。这是在改进文风中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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