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

 

中国和俄罗斯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开始转型后，由于秉持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各自收获了不同的成果、经验及教训。进入 21 世纪后，两国又不约而同地步入了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深化政治改革、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两国均需面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要解决国内转型与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普世价值等多重矛盾。从政治体系中的“软件”部分，即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两国的转型模式差别和转型深化所面临的问题，对提高两国的“软实力”、将转型引向深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同点

政治文化是指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具体说“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按照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层次又将政治文化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其中体系文化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和国民认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相同点，是指在思想体系上大致相同，也就是政治文化的体系文化。与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分权与制衡等价值观念的西方文化不同，同属相对落后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一些共性，而这与中俄两国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中国经历了夏、商、周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公元前 221 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基本格局。秦以后各朝代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到清朝时，君主专制制度在“组织上更为完密”。俄罗斯的早期国家制度发端于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政权，伊凡三世的改革和第一部法典为俄国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设立了缙绅会议，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式确立。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再度巩固了中央集权，俄国绝对君主制得以确立。最终，“对最近 500 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中国和俄罗斯国家政治的发展都以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为主线，君主个人和国家整体的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也是两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俄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后都存在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政治文化的差异，也都在转型启动后发生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两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固有因素都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以及转型后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固有因素也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三个明显的相同点：

( 一) 国家崇拜

国家崇拜型的政治文化，既有对君主个人的崇拜，表现为皇权主义，也有对国家整体的崇拜，表现为爱国主义，两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至上，俄罗斯是“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的君权神授，两者都是对专制君主统领所有臣民和全部土地的肯定和敬畏，这是中俄两国君主专制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支撑点。正是对统治者个人崇拜心理的存在，使得两国国民易将专制君主与国家整体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国家的崇拜心理。

中国是位于东亚大陆的国家，以两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自古就受到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及周边部族和邦国的威胁，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和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样，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国家自诞生之日起也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统一大公政权及与鞑靼蒙古、瑞典、波兰等近邻的战争更是让俄罗斯民族体会到发展军事、保卫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可见，安内攘外是中俄两国自古以来就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客观现实产生了对国家内部统一、外部安全环境的极度需求，也催生了中国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救世思想———这都是一种兼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国意识。“华夷之辨”是区辨华夏民族与蛮夷外族的辩论总称，其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显示出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曾指出，“华夷之辨”的标准“在于有没有文化，特别是有没有道德”，而不是以简单的血缘、种族区分。因此，这一思想从本质上而言，是“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弥赛亚”救世思想来源于俄罗斯 15 世纪时的“第三罗马”理论，主要阐述莫斯科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继承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为日后俄罗斯帝国对外寻求霸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俄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曾指出： “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俄罗斯当代学者利哈乔夫也指出： “对国家的绝对服从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一个特点。”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这一概念上形成了某种契合： 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对统治者及国家的崇敬心理，相对稳定、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则帮助形成了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中俄两国先后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紧迫任务，爱国主义成为国家崇

拜的表现形式： 苏联将“苏维埃爱国主义”和“一切为了苏维埃”作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准则及政治文化核心，而且“这种爱国主义凌驾于一切感情和信念之上”。中国则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全面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中俄社会主义时期都得到了强化。

 

( 二) 集体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分出西方个人主义和相对落后国家集体主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和俄罗斯无疑属于后者。

社会结构是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依托。宗法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前者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基础上，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脐带”，父子、君臣的上下关系分明严密不可逾越，使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家族—宗族—民族、家国同构的稳定结构； 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实行民主自治，政社合一，兼具宗教教化功能，村社 － 贵族 － 皇帝三方构成一个关系架构。这两个结构的核心都是集体主义。中国集体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是宗法制的集体主义。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强调人本主义，但其所指的不是个人，而是宗法集体，个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和权利，而只有依附于集体才有价值和尊严。秦王朝更是开创了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统治，用法家思想“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 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儒表法里”的统治制度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则在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下具备“聚合性”的特点。这种类似东方宗教整体化精神的思想压抑个体的需求和发展，寻求“共同性”的目标。村社制度的核心就是农民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高度依赖，通过“制定团体规则或法制、契约，或集体主义原则，使得个人服从集体，没有个体自由”。

中俄两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集体主义得到全面发扬：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苏联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在家里睡觉之外，都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集体农庄和工厂都有一个集体活动的中心，还设有公共食堂和幼儿园；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展开，集体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意识进一步发展。后来通过“学习雷锋”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全面弘扬。

( 三) 道德至上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免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都有将政治与道德紧密联系，用道德、精神等主观因素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现象。中俄两国社会分别以宗法伦理和宗教伦理来支持统治权力及调和内部关系。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而且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而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容易建立在民众对统治者的心理支持基础之上，君主的政治行为总是被与某种道德标准或情操联系在一起，前者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后者表现为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神性道德原则。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中国“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在一般情况下，村落是家族的集合或膨胀)—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协调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也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而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即受到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人因此惯以宗教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宗教的标准评判切身生活和政治问题，追求超验的事物和体验“这种超验事物或是关于永恒和彼岸世界的，或是关于未来和此在世界的”。俄罗斯政治哲学走的也是一条“精神道路”，俄思想家重视“道德体验的意义”，他们“对完整意识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敏感，是和对各种经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首先还是相信神秘的宗教体验，因为它能使人和上帝及其天国建立联系”。但是，这种宗教体验“如此特殊地带有道德说教的性质”，“有强烈的道德热情”。

中俄( 苏) 两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主流意识形态更注重亲民的社会化宣传，通过树立典型，如中国的“学习雷锋运动”和苏联的“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宣传热爱祖国、不计利益、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道德，将道德至上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俄两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针对国家崇拜，中俄转型社会表现出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对盲目迷信的摒弃。俄罗斯社会要求“更多的公开性”，中国也倡导对真理标准的重新认识； 针对集体主义，出现了对个人兴趣爱好的追求以及对保护个体正当利益的诉求，中俄共同表现为“奖金”制度的全面实行，社会对公民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更加宽容； 针对道德至上，中俄都表现出对制度和法治的渴望，“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俄罗斯则通过“宪法奠定了俄罗斯国体的法律基础”。中俄在转型前社会发展都遭受过严重挫折，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否定原有政治文化的倾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普京提出“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都是对原有政治文化合理内容的充分肯定。

 

二、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

虽有上述种种相同，但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毕竟酝酿出了民族性格迥异的中俄文化。从大的方面总结归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个是在宗教问题上。

( 一) 同西方文化关系的差异性

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受到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西方文化冲击，分别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思想冲击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实早在东汉、唐代和元代，西方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和基督教的传入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都未能撼动中国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根基。明末清初，正值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西方通过传教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也未惊醒中国的天朝之梦。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封闭观念，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运动以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通过文化启蒙重启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标志。从那时起，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中国文化本位”的理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经历过内部分裂和外部文化冲击，“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

与中国的“同一性”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甚至是“多元性”。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罗斯民族在不断受到外族侵扰的情况下，也经常性地与东方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9世纪古罗斯受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影响，10世纪接受东正教只是与拜占庭文明相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为俄罗斯留下了拜占庭兼具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和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印迹。13—15世纪鞑靼蒙古的殖民统治又为俄罗斯留下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18世纪彼得大帝开启的西化改革将俄罗斯拉向西方，也让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开始了跨世纪的争论。与中国始终有稳固的华夏文化核心不同，“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也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两极化和“对立面的融合”。

( 二) 宗教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质会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曾说： “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虽然“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亦无例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以非宗教型为特征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周孔礼教在兴起之前，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宗教，但是在其深入民间被广泛社会化及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后，这种礼教就成为一种非宗教的教化工具。总的来说，以儒学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以周孔礼教来培养教化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伦理道德代替宗教来组织管理社会。周孔礼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假借外力，而以理性信赖人类自己，以道德代宗教，希冀借人自己的自省和理性形成良好的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善的秩序。从总体上说，多神崇拜、理性务实、相信经验，构成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基本特征。正如《论语》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一神信仰的角度来说，这种信仰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东正教不仅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自此奠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界宗教界的地位。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基督教化和东正教的俄罗斯化，宗教成为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君主、国家信奉的人生教条及维系彼此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这是一个固有的特质，并不是东正教驯化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 “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东正教的引进迎合了俄罗斯民族宗教性的需求，两者合力造就了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极端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特性，也成功推动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

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宗教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明显的后果：

1. 政治思辨上关注现实和超越现世的区别：中国自古代起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政治思辨集中关注现世利益的人事和治国之道，表现为以“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的政治行为。俄罗斯的政治思辨则呈现出与中国这种务实性、物质性、功利性处事文化不同的宗教性，“对真理的探索常常将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国务活动区别开来，有时甚至在短期内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有深刻的宗教情怀，他们把国家政治与宗教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眼中的国家治理不仅限于一家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攸关人类的命运，具有超验意识。“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负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

2． 政治精英的“学而优则仕 ”与宗教情怀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独有“士”的精神传统，与统治者政治关系上依附，但有自己相对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重名节，讲骨气，兼具家国情怀，将爱国和忠君合二为一，努力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影响和规范统治者。俄国知识分子注重精神探索和良心品质，他们的思想少有政治功利性，而具有宗教情怀，且注重个人宗教品性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紧密的特点不同，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传统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他们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寻觅者”，质疑和反抗官方制度是他们“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紧张感”的直接体现。

 

三、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转型模式选择

中国渐进转型模式和俄罗斯激进转型模式最大的差异，在于俄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则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逐步完善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现这种状况的政治文化根源，就在于两国在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基本态度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从古罗斯时期著名的“自瓦良格至希腊之路”开始，俄罗斯就注定要与西方文明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到彼得大帝统治时，俄罗斯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这也奠定了俄罗斯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从根源上说，俄罗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同西方文化相兼容的成分。俄国文化中的人是精神—灵魂—肉体有机结合的存在体，精神是超自然的，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俄罗斯人“总是透过人的内在生命来研究外部现实”。这种源于俄罗斯民族自身文化基因和东正教宗教精神的人文性，还体现在俄国官方 19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理念之中。而也正是因为引自西方的基督教、制度上对与西方关系的宽容和具有超验性质的人文性，帮助俄罗斯能平和地接受西方文明。所以有学者说： “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这也构成了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威胁，特别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民主思想进一步在俄罗斯扩散，革命民主派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来进行社会改造，将人道主义和人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势头最终推动专制制度解体。

苏联在改革之初就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适性加以了肯定，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改革初期，在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在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重点突然转向了政治领域，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看成是改革的战略目标”，将学习西方文化作为基本的改革目标。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并强调“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戈氏所说的“全人类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义、人权思想等基本因素。叶利钦更是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宣布“同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彻底抛弃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普京担任总统后，也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后来进行的政治改革，使“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这再一次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文化。

相比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亲缘性和开放性，在根源上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个性、民主、参与、人权等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也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内容是“忠君”的国家人格崇拜思想，这种思想进而又转化为伦理道德学说，教化民众放弃自我，一味顺从。在思想方法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实用理性”，注重对客观实际的研究，特别是在遇到艰难抉择时，更要求实事求是，“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因此，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就不具有与西方文化相融的可能性，加之政治和文化“大一统”格局的坚固性和排外性，导致中国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一直坚持中国文化的本位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价值观从未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话语。也正因为这种坚持，在改革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被全国人民所接受，对西方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在实践中摸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所认同的转型模式。

所以说，与西方文化的亲疏关系不仅是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差异所在，也是两国转型模式选择迥异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没有盲目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并考虑到历史的依赖性，从而有选择地、结合自身特点走渐进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俄罗斯企图在一夜之间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忽略了对专制主义传统的路径依赖和民族国家认同的需求，在转型模式选择上或模糊或极端的做法最终导致付出了惨痛代价。

 

四、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转型深化

中国和俄罗斯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模式，但是两国在转型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今的转型深化阶段，越来越多地开始暴露一些相同的问题，诸如过分集权、官僚作风、社会腐败、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低下、公民社会建设步履维艰等———这更多的是体现了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同之处，国家崇拜、集体主义等共性在两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继续发挥着影响作用。而在历史的新阶段，要将转型推向深化，除了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要直面这些政治文化矛盾，正视并合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因素，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作为两国首要的战略任务。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软实力”概括为文化影响力。 实际上“软实力”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信仰的力量； 二是人民的爱国热情； 三是国民的道德水平，主要包括遵守法律、待人诚信、积极向上的精神等。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属于宗法伦理型和宗教伦理型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靠宗法还是宗教来维系，成为两种政治文化最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社会同西方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西方社会将人理解为二重的，即分成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出于这种二重的理解，社会组织也分成教会和国家两部分，这种社会是理想与现实分开的二元社会： 理想的社会靠宗教，现实的社会靠法律，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中国是理想与现实合一的一元社会，依靠社会道德体系来构建社会理想。理想和现实由于缺少张力，经常发生冲突，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转型后更有一个社会回归宗教的过程。改革之初，俄罗斯将西方作为参照，虽然改变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仍保留有现实世界之外的宗教世界，因为东正教“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在转型过程中，虽然也有追求金钱、利益的现实需求，但是在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里，信仰的力量始终没有消退，始终有个宗教的世界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文化的二元性不仅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更是世俗逐利和信仰追求的并举。

在转型前，中俄( 苏) 都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保证了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但转型启动后，这种价值体系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俄罗斯已经公开放弃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指导作用，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8%的俄罗斯人赞成恢复苏联时期的体制和思想。另一方面，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多年不减。2011年8月，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对全国45个地区的1624名18岁以上公民进行了民意调查，公布结果的同时还与此前的同类调查做了比较。结果显示，东正教依然是俄罗斯人的第一大信仰，从1991年开始，1994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调查表明，分别有31%、38%、50%、57%、56%的俄罗斯人表示自己是东正教徒，2010年和2011年的比例更是高达70%和69%。相应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却在逐年下降，与上面提到的年份对应，比例分别为61%、58%、37%、32%、33%，而2010年和2011年是21%和22%。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由此可见，东正教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因，也与俄官方的倡导有关。

普京 2000 年担任总统后，多次表示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但他也承认，如果没有统一的信仰，建设国家的任务“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的”。普京明确提出，宗教“应该用人类价值观的精神培养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只有全国家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的概念才有可能在今天把所有生活在俄罗斯的民族团结起来”。普京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作为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不但借助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崇拜和集体主义的共性因素，利用“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理念来弥合西方制度和民族传统间的矛盾，还通过扶植东正教会、加强学校宗教教育、重视宗教社会活动等措施，极大地强化了东正教信仰在恢复民族传统文化和重建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作用，新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被构建起来。普京不止一次提到国家建设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关系，肯定这种道德准则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在解决管理问题，制定管理任务的时候，我们首先依靠的是健康的思维。当然这种健康的思维应该建立在道德准则上。我认为，在当今世界，道德准则不能，也不可能与宗教价值观相分离。”“俄罗斯文化基础是基督教价值观。”“我深信，整个人类社会、乃至具体个人失之就无法生存的道德观一定是宗教性质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该不仅符合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要与民族的政治文化一起发展。只有这样，政治体制才能既是灵活的，又是稳定的。”普京通过宗教、现实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国意识这一“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构建起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并获得了成功。

反观中国。章太炎曾提到，“中国自古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严格说来，在中国自古被广为传授的儒学不是宗教，儒学宣扬“在世”，不是“出世”。儒学的思想方法是“实用理性”，强调如何体现上天的意旨，或者说体现天道。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信仰是实用的，即使是对敬畏的上天，也是目的实现了，就说“苍天有眼”； 目的没有达到，就说“老天瞎了眼”，不存在不受条件制约的信仰支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过“道德”尽责。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不可能通过宗教的发展而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构建信仰体系。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后宗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严格按照宗教仪式确认的信教总人数始终不超过总人口的 5%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基本上是乡村农民群众，年龄大多在 40 岁至 69 岁间，这部分人群所信奉的教义思想，虽与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他们在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时，均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当代社会生活的新内容。如天地门教的信众在祭祀神灵时，除了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真宰”、“天地君亲师”等传统的神牌外，还供奉有“中国共产党万万岁”、“革命烈士”的牌位。可以说，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所表现的这种政治立场，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相和谐的可能性，但是却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真正形而上的精神指向。

如果说，在转型初期，中国理性、务实的渐进模式要比俄罗斯感性、功利的激进模式更为成功，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在总统普京的领导下，更为有效地通过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重建了社会和国家认同。在转型深化阶段，在解决因相同的政治文化基因造成的问题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普京的经验，结合自身社会内部特点，也采用“三位一体”的合力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只不过这种合力与俄罗斯的结构有本质的差别：

首先，一定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吸纳合理成分，这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政治文化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其中很多成分是可以被今天所利用的重要的文化资源。国家崇拜固然有其皇权主义的负面因素，但也有爱国主义的正面内容； 集体主义更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统一的道德情怀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元素。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既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贵的，关键是要将其纳入到正确的思想体系中去。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家庭、基层、单位等中间环节的建设，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其次，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其中自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兼爱”、“怀德”、“大同”、“保民”等理念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兼容的成分； 近代以来在私人占有制基础上中国人口和资源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加上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弊端的充分暴露———这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重要社会文化原因。进入21 世纪，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发端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又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追求享受”、“竞争过度”、“金钱政治”等固有弊端。通过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出了光明的前途。

最后，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中国道德至上的重要内容是“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实现德政的重要途径，是重视官员的德行。统治者要依靠道德榜样来治理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强调道德自律。君子之道，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重义轻利”，构成了评价“君子”的重要标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训、族训，又强化了道德上的自律。在老传统之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传统”，其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公务员、公众人物的道德标杆作用，这是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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