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寻中国“裸官”的社会影响

 

【百姓心声案例】

编者按：配偶和子女都在海外，自己只身在国内做官，这些都统称为裸官。

据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从数字上分析，我们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按照2500个市县来计算，平均每个市县也有40多人。裸官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就因为这些人“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外国。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约有4000贪官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外逃。更叫人担心的是，除有地方规定“裸官不能当一把手”外，其他方面几乎还处于一种“良心”和“自觉”上。所以在公务员法上应增加把家属子女定居国内作为当公务员的必备条件。谁要让老婆孩子定居国外，就剥夺其当公务员的资格的相应条款。

【事件发展】

88.7%受访者认同裸官不得担任一把手

家住山东青岛的私企老板耿先生认为，官员将自己变成“裸官”最起码可以说明两点问题：第一，他们不爱国家，内心深处不看好国家的发展；第二，由于家人、财产在国外，理论上他们很难将精力放在国内的工作上，承担不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时下，“裸官”(将配偶、子女、资产都移民和转移到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编者注)正成为公众关心的反腐热点话题。不久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尤其加强对“裸官”的监督和管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3055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的身边有‘裸官’吗”的在线调查显示，59.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身边就有“裸官”，12.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27.7%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

受访者中，24.0%的人是事业单位员工，18.1%的人是国企员工，14.2%的人是国家公职人员，13.1%的人是私企员工。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份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受访者中，有62.9%的人表示身边有“裸官”，这一比例略高于整个受访者群体的调查结果(59.7%)。

84.8%的人表示对“裸官”的信任度更低

对于裸官，公众的态度更多是不支持与不信任。84.8%的受访者表示，相对于普通官员，对“裸官”的信任度要低。86.2%的受访者表示，“裸官”不一定都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

家住山东青岛的私企老板耿先生认为，官员将自己变成“裸官”最起码可以说明两点问题：第一，他们不爱国家，内心深处不看好国家的发展；第二，由于家人、财产在国外，理论上他们很难将精力放在国内的工作上，承担不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于一般人来说，将家人或财产放到国外很正常，但是鉴于官员的特殊身份，这一行为就很难与腐败划清界限。”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说，大多数中国官员的工资是有限的，很难有能力将家人送到国外并负担其生活，一些“裸官”的经济收入来源很可能成问题！

受访者也有不同意见。上海市民王旭东就表示，官员选择成为“裸官”，与现在许多一心想要移民国外的普通人相似，其行为本身无可厚非。而且，“裸官”与腐败二者之间并不能轻易画上等号，也没有必然联系。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曾对“裸官”这样评论。他举例说，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就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庞家钰腐败起来就更肆无忌惮，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理论上讲“裸官”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一般官员收入有限，能长期供养家人在国外学习生活，资金来源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其次，官员将大量资产转移国外，一定程度上有着资金外逃的问题；最后，由于“裸官”的家人或财产在国外，很容易受到国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增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人经济实力的增强，选择送子女出国读书或将家人移民国外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官员来说，他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对中国这个共同体有更多的忠诚与热爱。“如果官员选择成为‘裸官’，用行动表示对这个共同体不抱希望，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关键时刻为国家献身呢？” 

 

81.2%的人直言官员财产事项申报制度流于形式导致对裸官监管难

“裸官”现象在很早之前就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早在1997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把配偶、子女出国、境外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10年2月，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局的工作重点。2011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马表示，将会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然而，即便有一系列治理措施，成为“裸官”却在近几年日益成为官场中的一种“时尚”。

对“裸官”的监管到底难在哪里？调查中，获选率最高的三项依次是：“官员财产事项申报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刚性执行”(81.2%)，“目前对‘裸官’的有关规定缺乏法律权威性”(70.1%)，“地方政府监管‘裸官’有阻力无动力”(64.5%)。其他还有：“全面掌握官员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面临现实难题”(45.6%)，“家庭信息等个人隐私是否公开面临法律难题”(38.8%)，“存在财产统计和信息汇总等技术困难”(34.8%)等。

庄德水表示，应对“裸官”现象，应该加强监控，尽快建立起官员家人留学、移居、移民国外以及财产转移国外的信息申报与公开制度，建立起一张真实、有效的信息网。从根本上讲，应该着力改变当下官场的文化与生态，培养官员的职业荣誉感与对国家的忠诚感。

“‘裸官’如今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回应，在制度层面对‘裸官’进行界定和规定。”张增田建议，应该将干部履历表中的配偶、子女信息与公安部门信息联网，建立起对“裸官”的动态监控机制。同时，也应该畅通举报渠道，接受公众举报身边的“裸官”。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对“裸官”异常经济来源的审查制度，制定“裸官”任职限制方面的规定。

据了解，早在2009年，深圳市就出台规定，明确“裸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2012年，湖南省湘潭市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调查中，对于“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规定，88.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中78.5%的人“非常支持”。

“既然官员选择成为‘裸官’，那自然应该付出一定代价。限制‘裸官’当‘一把手’是一个非常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对刹住‘裸官’之风会非常有用。国家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将这一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庄德水说。

公众对于治理“裸官”还有何建议？调查中，受访者首选“严惩不实申报配偶子女情况的官员”(72.6%)，排在第二的是“严格执行公职人员配偶子女情况申报的规定”(72.0%)，排在第三的是“立法明确对‘裸官’的规定和监管”(71.0%)。其他依次是：“对‘裸官’实行强制财产公开”(67.4%)，“允许公众查询官员是否‘裸官’”(61.3%)，“加强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59.7%)等。

八成贪污案 跟“裸官”有关

反腐盯上“裸官”

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一般经济案件占40%，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曾对“裸官”这样评论。他举例说，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就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庞家钰腐败起来就更肆无忌惮，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理论上讲“裸官”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一般官员收入有限，能长期供养家人在国外学习生活，资金来源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其次，官员将大量资产转移国外，一定程度上有着资金外逃的问题；最后，由于“裸官”的家人或财产在国外，很容易受到国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增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人经济实力的增强，选择送子女出国读书或将家人移民国外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官员来说，他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对中国这个共同体有更多的忠诚与热爱。“如果官员选择成为‘裸官’，用行动表示对这个共同体不抱希望，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关键时刻为国家献身呢？”

 

公开“裸官”才能真正对其说不

堵住裸官的“贪腐漏斗”

所以“裸官”应该约束，更应该监管。之所以发生温州“杨溜溜事件”，就是因为对“裸官”的监管不力，导致“裸官”一发现苗头不对，就可以全无家庭顾虑，撒腿就跑。在2010年2月发布的《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中，监管“裸官”也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工作的重点被提出。

不过，监管“裸官”虽然已有共识，但公众所知道的“裸官”，大多仍沿袭着“案发——暴露”的旧有惯例。庞家钰、蒋基芳、周金伙，直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张曙光，都是在被查处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些贪腐官员原来一直“裸”着。

“禁止‘裸官’担任党政正职”若要得到有效执行，首先得摸清“裸官”的底。若仍然要等到案发后才知官员“裸身”与否，那时已经晚了。监管“裸官”的目的，当然不在事后确认，而主要在于：一是从官员的“裸身”状态出发，去寻找贪贿犯罪线索；二是针对已知的“裸官”，通过制度设计防范其外逃。这些目的的实现，都取决于先行发现“裸官”。

201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

但如何让“裸官”现身还需思量。若“裸官”谎报或瞒报，可有办法核对？因为上下级官员的工作地点、生活区域往往不在一地，这使得上级官员想要核实下级官员报告的真伪，存在不少困难。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当下，官员“欺上”较易，而“瞒下”很难。“规定”实施近两年，有多少官员主动申报了“裸官”情况？建议公开这些信息，让公众来监督和校验，这也是逼出“裸官”的有力途径。

有“裸官”的信息公开，才能校验官员信息申报的真伪，禁止“裸官”担任党政正职的制度，才不至于落空。

惩治“裸官”或可以邻为鉴

让“裸官”赔了夫人又折兵（图文无关）

俄罗斯清剿裸官：明年6月前清理自己海外资产

在那些民意已没那么容易被轻易代表的地方，贪官也就没那么容易高枕无忧。

把大笔财产乃至老婆孩子转移海外、独自留在国内发财的“裸官”们不知道会不会为俄罗斯的新做法胆寒——俄罗斯一项禁止公务员、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的法律草案12月21日在俄议会杜马一审获通过，尽管新法案被指责侵犯人权，俄杜马438名议员仅1人弃权、437人投票赞成，通过了该反腐败法修正案。

根据上述法律草案，俄罗斯各级公务员、国会议员、现役军人以及内务部、联邦司法系统、联邦毒品控制部门、调查委员会、检察官办公室和海关的雇员都将受新法约束，这些公务人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均不得在海外拥有不动产、银行帐户和证券，除非证明海外账户的资金是用于公务活动、医疗或学术研究目的，方可按例外论处。

目前拥有海外资产的俄罗斯公务员，必须在2013年6月1日前清理自己的海外资产；未来即使是通过继承获得海外资产，也必须在产权生效一年内出售或转让有关财产。除此之外，那些离开国家岗位的人员在正式离职三年之内，也不能拥有海外资产。违反规定者，将被课以500万至1000万卢布罚款，或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禁止国家官员在海外拥有任何资产，他们甚至建议采取更强硬的限制并对违规行为实施更严厉的惩罚。根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9月份进行的民调，63%的俄罗斯人认为这样的法案可以帮助打击贪污腐败、减少资本外逃。不过受调查者也倾向于认为，要切断官员海外藏匿资产的通道并不容易，贪官总能找到方法绕过禁令。

民心所向，俄杜马在这项新法案上达成空前一致，法案由所有四个主要政党联合提出，负责宣读该法案的俄杜马制宪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议员雷萨科夫(Vyacheslav Lysakov)承认法案还有缺陷需要修正，但他强调，官员原则上不应拥有海外账户和资产，不允许“一条腿在俄罗斯，另一条腿伸到国外”。新法案二审和三审将在2013年进行。

普京重登总统宝座后，在俄罗斯发起大规模反腐风暴，近期包括前国防部长和前农业部长在内的多名高官纷纷落马。在该法案通过的前一天，普京公开表示他准备为那些帮助揭发在该国拥有不动产或开设账户的俄罗斯贪腐官员的外国政治家“颁发奖金”。

不过，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些不同，他在早些时候曾声称，倾向于让政府官员简单地申报海外财产而不是更严厉的立法禁止。

根据本月初普京签发、2013年生效的另一项法律修正案，政府官员及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支出如果超过此前三年内收入总额时将面临法律调查，相关财务信息将在政府网站公布并交给媒体，怀疑非法购置的财产将被法院冻结，在申报财产中弄虚作假的官员则可能被开除甚至面临刑事指控。

 

“裸官”影响公众对国家的信心

“裸官”还能继续为官吗（图文无关）

说起“裸官”，我不禁想到我们这里的很多农村教师，即使家住在自己工作所在学校附近的村子，他们大多都把子女送到市里的私立学校，或者县城里的重点学校去上学，再不济也会让孩子去乡镇中心小学就读。有的还自己天天接送孩子上学，有的则是几家合起来雇私人面包车接送，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学校上学。村民们觉得，农村教师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农村学校上学，说明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教好自己的子女，那么他们能给乡村的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呢？所以，一些农民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城里了，他们对家门口的学校不放心啊。这些教师的做法，跟“裸官”是不是有些相似？

那么多的政府官员把家属送往国外，意味着什么？让子女去国外上学，他们是不是认为中国的教育不如外国呢？让家属加入外籍，他们是不是认为做个外国人比做中国人更有尊严呢？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会怎么看他们？

即便“裸官”没有贪污受贿，公众也仍然有理由感到担心。“裸官”如果可以随时一走了之，他们还有多大的内在动力为这个国家忠诚奉献？公众又如何相信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切，势必伤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国家的信心。

官员居有公共职位，掌握公共权力，他们的行为理应受到更加严格的要求。一个普通人，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举家移民，在其位的官员则不行。在一些国家，“裸官”很可能是不可想象的，无法被公众所接受、允许。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和负责表现。在我国，除了广东等极少数地方外，有关裸官与公共职位关系的公开规定，付之阙如。

把子女配偶送到海外，自己独自在国内做官，虽未必都是为“跑路”做准备，但这样的官员如何取得民众的信任，放心地把公共权力托付给他们？

裸官问题，影响到社会对权力运行和官员表现的整体判断，影响到对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评估，同样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应该明确，裸官现象不可接受，这类官员不再适合担任公共职务，掌握公共权力，理应一刀切，中国不需要“裸官”。

刘敏：裸官理应请辞

裸官定义已无须过多解释。裸官问题，不仅媒体关心，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目前，涉及官员群体的这类信息，公开透明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有些信息，内部可能有掌握，但社会不得予闻。这种状况无疑应该改变…【更多】

【启示与思考】

政府官员为什么认可并积极实践“裸官”？有很多网民猜测是为了转移不合法财产，给自己留条后路，好在必要时逃之夭夭。当然不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还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官员也是人，和我们一样向往发达国家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教育、公平的竞争氛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等等，在他们看来，有什么理由阻止官员将亲属送到国外呢？

其二，按照常理，如果官员将子女置于自己的权力范围之下，子女们可以有更好的资本，更高的起点，前途似乎也更大。但官员们反其道而行之，恰恰说明他们看淡中国的前景，对国内的现状充满担忧。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故宁愿将亲属“流放”海外。

无独有偶。与“裸官”现象表现一致的是近几年中国富人掀起的移民潮。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正在办理和准备办理移民的富人高达60%以上。表面上看，是对国外良好环境的认同，事实则是对当下人身安全、财富安全的担忧，也包括在预期未来时的信心不足。

富人有选择“移”或“不移”的权力，官员自然也有选择“裸”或者“不裸”的自由，依靠行政命令或骂声来限制官员将亲属送往国外，似乎违背了人权，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某 “裸官”的官员贪污受贿，转移非法所得。

官员“裸”和富人“移”有共通点，都暴露了对未来的不信任，对前途的担忧，对中国的现状缺乏认同感和归宿感。

官员“裸”和富人“移”又大不同。富人“移”仅是财富的转移，人才的流失；而作为执政者、社会公众人物的官员“裸”，怎么看都像是准备临阵脱逃，造成民众信心的崩溃和对未来的迷茫、困惑。

裸官问题，影响到社会对权力运行和官员表现的整体判断，影响到对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评估，同样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应该明确，裸官现象不可接受，这类官员不再适合担任公共职务，掌握公共权力，理应请辞。中国拒绝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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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604/7170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