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城市版大学”缺少寒门子女拷问教育公平

 

【百姓心声案例】

编者按：近日，有媒体根据一份研究报告称“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弟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愤慨。不过前日又有媒体称，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干部子弟更容易上北大”，“寒门再难出贵子”，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何有的媒体说是，有的却说不是？实际上，梁晨澄清的只是他并没有表达“行政权力干扰高考招生”的意思，而人们担心的“教育资源向某些群体倾斜”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详情请关注本期经典案例！

【事件发展】

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

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我们的论文，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

北大：学校未做过这类统计

记者联系北大党委宣传部、招生办、教务部等多个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问题，学校未做过专门的统计。同时，北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干部”的定义很宽泛，从报道中看来，研究者仅从学生填写学籍表的内容来划分干部、工人、农民等家庭成分，得出的结论并不十分准确。但更多的学者、教授则异口同声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

家庭背景加剧教育不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在加剧，而且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上大学的影响日渐上升。

此前，李春玲曾主持一项研究，她以2005年的筛选数据为基础，对1999年大学扩招后教育平等化效应做了专业考察，结论是：十多年前的大学扩招，并未降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还加剧了。

李春玲指出，这一现象是反常的。一般而言，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教育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即使没有下降，也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中国的现实是，教育不平等趋势愈加严峻。这尤其体现在精英高等教育上，比如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农村孩子比例在降低。

据她分析，中国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长期执行精英化的教育路线。实践中，有一套异常严格的考试制度，并伴随着学校的等级化、行政化。教育经费的分配，更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好学校，“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同时，对基础教育则长期投入不足。“我们现在看到，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好学校里学生的家庭背景也越来越好。而很多农村学生，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就被排除在好学校外。这种趋势势必加剧高中、大学阶段的教育阶层不公平。”

李春玲认为，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她同时指出，现在大量农村孩子不上高中或不上大学，不单单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更多是因为较之城里的孩子，高中或大学的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更高，农村家庭难以承受。

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

优质资源倾向“有背景”群体

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研究。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发生了变化。对国内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的分析表明，如果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的趋势。

丁小浩说，质量差异是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性更深层的指标。而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

资源分配不公将致农民工世袭化

今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发言说，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的世袭化，导致农民工的后代成了农民工。

“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扭转。”厉以宁分析，当前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农民工要实现自身提升，必须依靠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是同个人的学历高低、个人能力高低等相联系，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因此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实际上是对他们关闭的，导致他们自身遭遇就业、收入的不平等，他们的下一代仍然不平等。

厉以宁建议，当务之急是提高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例，使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走向均衡，使农村教育经费不断增长，改善农村学校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的水平，使农村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此外，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农村学生拥有较好谋职能力，能循着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去寻找更多机会，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除给农民以专门技术培训外，应当予以金融上的支持。

“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大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更多】

北大“干部”子弟比例攀升是真的

重点不在权力干扰高考，而是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

本次关于“干部子弟上北大”的争论，起源于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年第一期刊出的一篇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有媒体对报告的数据和结论解读为“近年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平民阶层”。综合通篇报告来看，其实这个解读并无太大问题。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之所以多次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主要是因为媒体没有说清楚“干部”的含义。按报告里的说法，在研究者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而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因此，梁晨特意澄清“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弟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的这番澄清有助于廓清一些误解，不过，人们对北大“干部子弟比例上升”的关注并不全然集中在怀疑“权力干扰高考招生”，有很多网友已经敏锐地看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资源向部分优势群体集中的事实。即便“干部”包括企业干部，也不妨碍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人群。按报告中的说法，这些“社会精英”人数只占全社会的1.7%，却有接近40%的北大学生家长隶属于这个群体。

这份报告并不是孤证，在杨东平、刘云杉、晋军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有些还使用了更新的数据，表明教育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与之相伴的就是“寒门难出贵子”

“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日渐增多”的同时，“寒门难出贵子”——农村人在名牌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象也正在发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并且，农村子弟比例下滑的速度远大于全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从“县一中现象”到“超级中学现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晨还澄清了关于《无声的革命》的另外一个误解，他称《无声的革命》本意是赞扬新中国以来的基础教育的，从整体上看，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

梁晨所说的，其实就是“县一中现象”。所谓“县一中现象”，是指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了提高本地考生的竞争力，采取的方式是打造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把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些重点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对于原先教育基础薄弱的工农子弟，这种方式确实有利于他们“一飞冲天”。

 

然而，这种原先有利于推动底层民众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做法已经慢慢失效。“县一中”现象其实早已埋下了“不平等”的因子。据2003年对10地城乡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一份研究，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高中学生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 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在城市重点高中， 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在有的城市， 前者的比例高达60%以上。

而在近年，“县一中现象”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涌向了大城市，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超级中学”。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而当年“县一中现象”的突出代表黄冈中学，则慢慢有所没落。

毫无疑问，“超级中学”很大程度就是为那些在更小的时候就占据更好的教育资源的“干部子弟”们准备的，这就是“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越来越高的直接原因。

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危机”

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垂直流动可以伴随地区间流动，也可是原地升降。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它多半是地区间的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

垂直流动可以减少社会矛盾，阶层矛盾，阶级矛盾。例如当今美国社会就是垂直流动型。它可以形成开放型社会，一个穷人只有通过教育，通过个人努力都可以向上流动，成为上等人。所以在美国，普通工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民主的，是平等的。刚刚高考过，就拿高考说说吧。在朝鲜，他们的高中生问的最多的不是“老师，我能不能考上大学，而是老师，我能不能上大学。

“科举世家”与明清两朝的衰亡

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原本富有活力、面向所有阶层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渐渐变得僵化，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学者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的经典研究中，曾经揭示过这么一个现象：在明朝早期的举子中，祖宗三代未有一人得过功名的比例相当高，在明朝最初一百年中这个比例甚至多达70%以上，用今天的话说，当时选出的人才大多是“凤凰男”——毫无背景的乡下穷酸学子，能够通过科举立时变得飞黄腾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三代以内拥有过功名或者当过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干部子弟”“精英子弟”的举子中举的比例稳定提升，超过了50%，以致出现了一些“一门三进士”的科举世家，平民与精英的阶层划分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有论者认为，明朝末年吏治败坏，社会分化严重，就与科举制度下的“近亲繁殖”有很大关系。在清朝科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富裕的循环”与“贫困的循环”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没有加分、会试没有省际区别、难以作弊，在公平性方面比起如今的高考远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仍然出现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只能用教育资源的集中来解释。虽然每个考生用的是同样的教材考面对的是同样的试题，但有过功名、当过官的家庭在应试方面更有经验，能请到更好的老师，孩子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学习，与更好的同窗一起努力——而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在今天，基于同样的道理，有钱有势的家庭不需要子女做较多家务、更不需要他们去打工赚钱，而这些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见识也能让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接受好的教育，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毫无疑问，这些人在高考中胜出的概率也就更大。当然，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也往往享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就造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形成了所谓“富裕的循环”。

与“富裕的循环”相对应，自然存在“贫困的循环”，穷人的小孩受环境的干扰极大，缺乏教育资讯，即使有心要接受进阶的教育，也无法作有利的安排。贫富的这种差别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同样存在，2004年，全美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则占了74%。这种情况，显然会阻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因此，虽然美国社会拥有无数的机会，“美国梦”激励着所有怀抱梦想的底层民众，但从统计学上看，更多的人处于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教育资源加速集中，“公平的起跑线”谈何容易

因此，社会分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高考中，除去省际不公、以及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实质行教育腐败的各种加分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高考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仍然会出现“寒门难出贵子”、“干部子弟更易上北大”等现象。那么问题来了，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环境的，在穷人的孩子心智完全成熟投入社会竞争之前，他所处的环境往往已经让他与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这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如何有效率地再造教育公平？

有人说，必须坚持高考制度，称“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并且还要取消加分、取消地域差别、取消有各种猫腻的自主招生、竞赛特招，让高考像“科举那样公平”，这样便可尽量抵消“干部子弟”们的资源优势。诚然，这种做法是能够满足民众对“公平性”的需求的，但这种做法既难以保证实施，又与挑选有素质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并非真正的长远之计。

事实上，必须承认，除非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那样，把孩子的一切成长都交给国家，彻底消解家庭，否则要达致“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但尽量有效率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仍然有许多办法，当务之急还是加大投入，包括政府和民间的投入，来增加教育资源。要通过“宽进严出”等措施，提高大学教育本身的质量和作用，以降低高考的重要性。同时，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让职校学生更体面——而现在，我们的干部子弟，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

 

【启示与思考】

为什么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实不是农村学生真少了，而是重点大学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按照目前态势，很可能将来中国出现两所大学：“城市版大学”和“农村版大学”。如教育学者杨东平所说，虽然农村孩子上大学了，但享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农村学生、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地方性大学，高职高专比较集中，而在研究型大学比例越来越低。也就是说，农村孩子更多集中于“农村版大学”，而以“985和211高校”为代表的“城市版大学”以城市孩子为主。

这喻示着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教育公平问题正在从外在的显性的不公平转移为一种隐性的不公平。虽然人人能上，但农村孩子读好大学越来越难。当然有人也认为，重点大学譬如美国常春藤名校，本身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即使美国教育平等观念深入骨髓，一系列法律规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布什语）”，甚至一流名校不仅对低收入阶层，还对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约六七万美元以下）也开始实施免费教育。但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努力，至2000年，数据显示，那些来自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5%的阶层的孩子，到26岁时拿到学士学位的比例仅为9%，而来自收入最高的25%的阶层，这一比例是68%。

在西方发达国家，录取学生时一般都是向贫困学生倾斜，录取标准要相对低一些。而且录取之后，读大学得到奖学金的机会也相对要多得多。许多寒门子弟就是通过受教育重新改变自己命运的，有的甚至成为总统。大名鼎鼎的牛津、剑桥一直被视为专属英国贵族和其他社会精英子女的大学，这遭到英国社会的诟病。民众强烈要求两校修改招生录取政策，为农村、底层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子女创造同等的、公平的入学机会。迫于压力，日前牛津和剑桥改革了招生录取政策，使得情况有所改善。

日本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平等。日本政府明确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在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也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教育经费的两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中国偏远山区的小学，其硬件设施和财政投入的差距绝对不止20倍。

因此，尽管不少学者提出，让穷孩子也有春天，首先要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第二要促进各地高考录取指标的均衡，减少在发达地区的招生规模，把多余的招生数量投放给欠发达地区；第三要推行真正意义自主招生。真可谓用心良苦。但是从“美国标本”看，这些举措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美国贫富差距在西方社会相对较大，因此教育公平得分自然较低。而中国问题的本质也在于，如何解决“穷二代”的问题。只要“富二代”和“官二代”固化，必然需要一个“穷二代”充当垫脚石。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此下去，不仅农村孩子读好大学机会会越来越少，连读大学也会越来越少。

重点大学不能孤立地存在，教育病只是社会病的延伸。因而这三个“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不仅是治教育病的良方，也是治疗社会病的一味药。而教育公平的目标也在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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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613/7181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