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观后感：莫凭“如果”臆断猜历史

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想出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付出了一切可能付出的努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而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十月革命列宁在演讲

在生活中，有些人似乎有种“事后诸葛亮”情结，习惯用“如果”作假设，来想象以前早就发生的事情如何不同以往，然后据此作出判断：“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事情或许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这种想法对于个人的经历或者历史上的某些具体偶然事件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拿来评估那些影响深远并隐藏着内在规律的巨大历史现象，恐怕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就曾听有人做过这样的猜想和判断：如果洋务运动顺利进行，中国的现代化也许会提早一百年；如果慈禧太后早死十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也许就成了君主立宪国家；如果不是出了袁世凯，辛亥革命胜利，顺顺当当发展到现在，中国也许早就“雄视全球”了……这种种建立在“如果”基础上的臆猜臆断，看似荒诞，实际上却隐含着一种没有说出口的偏向，那就是：否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果真会如这类臆猜臆断者所言而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吗？非也！《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从第22集开始，把镜头转向了中国，以确凿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了人们正确的、科学的结论：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历史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而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新版《马恩选集》第4卷247页、248页）恩格斯这一段关于历史发展的著名论断，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理解中国为什么最终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未能如某些人所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一把开窍的钥匙。

鸦片战争的失败逼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当时先进分子的选择，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被称作“洋务运动”的探索，目标就是“自强”“求富”。然而甲午战争一场海战，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为什么出现这种结局？一是洋务运动根本不敢触及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与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根本不相容。也就是说，在“中学”的“体”下，很难应用“西学”。二是国际资本主义不允许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尽管洋务派异常小心地奉行“外敦和好”的妥协路线，但是西方列强并不允许他们去“稍分洋商之利”，而是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的洋务挤垮、压死。

与洋务派比较，主张通过君主立宪而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派，要显得高明一些。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他的学生梁启超，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历代帝王，断言“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在康、梁推动下，光绪皇帝接受建议，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的血腥镇压，惨淡收场。为什么会这样？除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抗拒外，他们背后还站着利益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沙俄支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英美日则试图利用维新派扩大在华势力。虽然英美日确实对维新派表示过同情，维新失败后也确实为康梁等人外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给维新派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在东方出现。

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导致《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严重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亡国灭种的危机逼近到所有中国人面前，于是催生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辟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曾真诚地认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道”，因此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政权以后，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为此甚至作出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巨大妥协，不料均遭拒绝。相反，帝国主义却看中了一个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立即登门道贺。正是在屡屡受挫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最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进而明确提出了反帝主张：“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遗嘱是对他领导的革命的经验总结，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感慨！

自从1840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备受国际资本主义蹂躏的背景下，一直虔诚地、前赴后继地从资本主义那里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可以说，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想出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付出了一切可能付出的努力。但是，一切方法都没有用，一切努力都是失败，落下的只是苦闷彷徨。路，究竟在何方？中国，到底怎么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真是逼上梁山啊，真是别无选择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回答。其他建立在“如果”基础上的那些设想，那些臆猜臆断，都不过是连“放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也算不上的瞎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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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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