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如何让公众领情?

 

近年来很多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其实已经放得很宽松，但其吸引力并不大。国家发改委在此基础上做“顺水人情”，公众却未必领情。放开落户限制要让公众领情，关键还在于两点：一是放开的脚步还要更快些，不能只投诱饵不投食，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留一手”;二是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面的既得利益，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权益均等化。户籍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推进城镇化，其实保障城乡居民的权益均等才是终极目标。如果“放开”不能朝这个目标前进，那就等于隔靴搔痒，不仅没有触及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且推进城镇化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6月27日《新京报》)

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释放改革红利

从报告的主体思想来看，未来城镇化发展将围绕逐步全面放开户籍入手，通过打破各级城市落户限制，释放改革红利，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居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让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用工环境。然而，长期以来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所分享到的改革红利却很少，除了微薄的工资收入之外，缺乏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

此次国务院报告将户籍放开分成四个阶段，首当其冲的是小城镇和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这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建设，助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未来发展城镇化的时候，不仅要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还要注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各大中心城市的部分资源分流出去，形成市场自发机制，由民众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抉择在哪里落户。如此，才能实现顺利实施户籍改革，社会资源配置也将趋于合理化，从而让每位公民都能公平分享到改革红利。(新华网 江德斌)

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怎样更得人心

放开落户限制，乍一看是广大公民尤其是农民朋友的天大喜讯，也确实有利于推进中国城镇化。但细看举措，却仿佛一碗好饭里掺进了沙子，让人欲爱不能。这一方面缘于，“放开”是分层级、有保留的，从小城镇到特大城市，“放开”的尺度依次是：全面放开、有序放开、逐步放宽、合理设定;另一方面在于，即便是这有限“放开”的脚步也是姗姗来迟，近年来很多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其实已经放得很宽松，但其吸引力并不大。国家发改委在此基础上做“顺水人情”，公众却未必领情。

现实情况是，近年一些农民外出务工之后，即便选择回到家乡县城或地级市购房，很多也不急于落户。相反，在一些地方，还流行着大学毕业生找关系“非转农”。譬如浙江义乌，3年前轰轰烈烈搞旧村改造，不少大学生就要求变回农村户口，义乌市政府在多方考量后，最终做出了让农村大学生“非转农”的办法，并对获此资格的一批“幸运儿”进行公示。

跳出农门的大学生为何要“返农”?当时有人估算，在义乌周边农村，一个农村户口获得的宅基地、征地款等至少价值100万元。而若将户口放在中小城市，除了“面子”上好看，实在得不到像样的实惠。且问，在类似语境中，“放开”进城落户限制，有多少实际意义呢?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福利、公共服务更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由于高考户籍制度的原因，考生进名校就读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地方。这些城市的落户限制不放开，只是进行“合理设定”，这岂不是在继续制造户籍等级藩篱?

由是观之，放开落户限制要让公众领情，关键还在于两点：一是放开的脚步还要更快些，不能只投诱饵不投食，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留一手”;二是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面的既得利益，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权益均等化。户籍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推进城镇化，其实保障城乡居民的权益均等才是终极目标。如果“放开”不能朝这个目标前进，那就等于隔靴搔痒，不仅没有触及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且推进城镇化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或许有关部门担心，一下子彻底放开，会不会像开闸泄洪，造成人口都涌往大城市，超过其承载能力?这种担忧貌似有理，其实大可不必。当前世界各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大部分人口选择在大都市生活和工作。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聚居的人口占本国人口的比例之大十分惊人，但人家工作、生活照样井然有序。因为，只要真正实现了大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权益均等，公众的迁徙选择便会日趋理性。就如市民挤一辆公交大巴，如果大巴上并无升学、社保等额外的特殊利益，而路上又有其他车辆可供选择，犯得着去把大巴挤爆吗?

人口的迁徙首先是一种权利，放开落户限制，就要从本质上促进这种权利的平等。唯其如此，公众才会领情，城镇化过程也才会少很多纠纷和障碍。

 

小城市放开落户政策，能否撬动城镇化进程?

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规模大小，而逐步递增着实现难度。在此背景下，公众便当明白，这份报告中所阐明的新路径，仍内含着对现状的某种延续——“更大的城市，更难落户”，不管现在抑或未来，都是适用的逻辑。既有此前提，那么激励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最迫切需要破解的，无疑是“提高小城镇吸引力”的命题。

参照过往经验，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群体多对落户小城镇缺乏兴趣，反倒对门槛畸高、竞争惨烈的大城市充满想象。凡此种种，看似不合理的景象，实则也有着可以理解的心理考量。

在不少农民看来，小城镇基础设施陈旧、户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务也很不到位，还不如继续务农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无强烈的身份转换感与福利提升，“由乡入城”的进程便难以维系。

而与小城镇相比，大城市即便生活成本高出许多，但其优势仍旧太过明显。恰是基于此，方才造就了城镇化的一个困局：农民群体的真实“偏好”，与宏观层面的引导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若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积极落户小城镇，职能部门显然得先设法缩小不同地域、城市间，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市民待遇相差悬殊的现实。

只有小城镇先行发展起来，才能吸引来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而从另一角度说，相当数量“新居民”的注入，又能为所在城镇带来新活力。所以说，这实际是个互惠双赢的过程，关键是必须先得有一方展现出“诚意”，从而开启后续的一系列良性循环。如若不然，“转移人口”只会继续一股脑涌入有限的几个超大城市，从而必将导致此类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化。

当然，讨论城市化路径，除了站在官方立场权衡得失之外，还应真正对农民利益保持关切。某种意义上，农民落户城市，就是一个“出让土地—获得收益—重新出发”的二次社会化过程。在该进程中，农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议价权，从而能获得足以启动“城市新生活”的转让金，显得至关重要。从此角度说，无论走哪种城镇化路径，规范土地出让的流程运作与补偿标准，都是先决性的。

加快推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社会的治理者有义务提供更多元的选择。这意味着，在兜售“大城市美好生活”范式之外，也能建构起小城镇的独特魅力……说到底，城镇化的目的乃是为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进化，以及人类生存模式的现代化。既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镇化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们所应做的，便是对参与此一进程的群体，抱持足够的同理心与耐心。既要坚持公平、分层推进的策略，更要动员社会资源对这部分“新城市人”进行反哺。

城镇化的关键是提升公共服务

正如专家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正是按照此路径进行，但明确提出这样的“路线图”，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决策层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明晰的思路。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城镇化建设必将会有一个更理性、更稳健，也更高效的推进过程。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各类城市应该未雨绸缪，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迎接即将到来的城市化浪潮。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居住地的转移，也不是城市规模的“物理”扩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世所罕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不久，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但是，这也带来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如过度追求速度、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推进，往往质量不高，也就是专家所说的“伪城镇化”。

所谓“伪城镇化”，大抵包括这样一些情形，其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并没有真正在城市定居，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而是像浮萍、野草一样生长，归属感、认同感均不强;其二，城镇的发展更多体现在规模的扩展、地产的推动乃至目标并不清晰的新城建设上，而在关乎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机制改革、体制创新上，鲜有具体的作为。

这样，也就往往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割裂和扭曲。一方面，城市的外观发展一日千里，到处可见簇新的城市;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治理模式、管理制度依然沿袭以往的思路，不仅教育、卫生、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缺乏足够的准备，并没有从全体民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且，不同人群的权利保障差异较大。

因此，目前各类城市的当务之急在于，首先，破除那些长期以来形成并固化的制度性障碍，剥离附着在户籍之上诸如社保、教育、医疗等利益，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均等、机会平等。以“产业”来确定生存之所，以“意愿”来决定所去何处。

其次，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应该调整到以人为本、以所有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民众为本上来，举凡各类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均应考虑全域的居民，而非仅仅针对户籍人口。以学校而言，不应再区分什么本地户口、暂住人口。

城市政府的大笔建设资金，应该多投向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大量人员涌入城市而带来的管理难题。

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尽管其间存在诸多可测、不可测的困难，但是再困难也必须努力去做。如果各地依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或者以保护原有人口的利益为借口，不愿为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则最终将会加剧转型的难度，从而错失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03/7212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