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我们党即将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候，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延安整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王明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损失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王明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两条路线》，后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时隔11年之后，在经历了革命的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这样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在1940年3月于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自我吹嘘“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这个情况说明，王明本人对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也说明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还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当时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也缺乏正确的认识。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其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进行全党整风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的状况来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增加了19倍。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情况各种各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的考验，有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进党内来。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这期间，党的主要精力是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正确的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新的严重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来说，1941年和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也加紧了反共的罪恶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在这十项政策中，生产和整风两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党的严峻考验，也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更加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扎实而充分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从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我们党把教育训练干部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党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准备了阵地。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七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从我们这次大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他的倡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很多机关也成立了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的同志还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著述工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写成和发表的。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问题，以及党的纲领和政策，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12月开始，毛泽东同志还用了半年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又编辑了《六大以前》，共收入1921年至1941年党的重要文献754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资料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毛泽东同志很看好这几本书的影响，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译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斯大林选集》第1至5卷，为全党学习准备了教材。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1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有120多人。学习的文件，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方都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的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的干部，地方的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同志任组长。在重庆的高级学习组，由周恩来同志任组长。党中央还把相当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在学习开始的时候，当时在干部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革命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6月，中央组织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委员会。7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又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党风的转变。

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三年来，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1965年5月，毛泽东同志将文章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原标题成了副标题。毛泽东同志对这篇文章极其珍爱。他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东同志此处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为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未完待续）

（作者：中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徐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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