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索要捞尸费，是缺“德”还是缺“法”？

 

【网络传媒案例】

编者按：浙江温岭一对男女深夜溺水身亡。然而，家属苦苦盼来的打捞队却提出，“先谈价钱再捞人”，几经砍价，“打捞费”最后以3000元成交。有人斥责，“挟尸要价”不道德；更多的人在感慨，要让生命免受金钱的尴尬，急需对这一行业进行法律规范。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期经典案例。

【事件介绍】

“捞尸者开价6千”被指挟尸要价 打捞队为何要高价？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5月25号晚，浙江台州温岭市，一对情侣因为感情纠纷，先后跳河身亡。在家属的一再请求下，当地一个民间打捞队，于次日将两具遗体打捞上来。但在此前的沟通过程中，打捞队一万二的报价，却备受争议。最终在当地警方的协调下，每具遗体以一千五百元的价钱成交。有人认为，这种趁人之危的行为，违反道德底线；有人认为，这纯属市场行为，无可厚非。民间打捞队，该不该收费？收费有没有标准？

浙江温岭情侣跳河身亡 捞尸者开价6000元每人

据死者的家属称，当晚，他就联系到了打捞队，可是，对方不肯来。第二天一早，打捞队来了，却坐地起价：

家属：打捞队说，人捞起来要一万二，没捞起来就是八千。价格贵不贵先不说，不管你提出一万二还是八千，你先把人捞上来。后来协商，三千块钱两个人嘛。

打捞队过来后，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摸索，两名死者的遗体，被打捞上来。而死者家属一方，掏了3000块钱。而据媒体报道，当地警方也参与了这次讨价还价。当地警方则否认了这一说法：

警方：由于没有船只，民警无法帮助进行打捞，后与箬横团结打捞队进行联系，对方称价格要12000元。此时周边有群众与横峰的一支打捞队进行联系，该打捞队称打捞一个人要2200元，死者家属自行和打捞队协商后，同意以每个人1500元的价格打捞尸体。

参与作业的这家打捞队的负责人说，台州打捞队属于民间自发组织，打捞遗体是一种特殊服务，在收取的费用上有一定的弹性。

负责人：他问我，大概多少价钱，我说初步价钱跟你说下，两个都捞上来，大概需要一万二。这个没有定价，一般两三千也捞，一两千也捞，千把块也捞，看情况的。

打捞尸体，收取费用。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死者已经蒙难，收费行为无疑是趁人之危，发死人财。而公众的这种质疑，也不无道理。2009年10月，为了救溺水少年，3名大学生遇难。当地打捞因此队"挟尸要价"，成为舆论关注此类事件的开端；2011年5月8号，福州晋安河，一名女子落水身亡，打捞队嫌打捞费用过低，停船观望；去年7月17号，辽宁丹东，一中年男子溺水身亡。当地打捞队称，“钱不给足，就不下水捞人”；今年3月5号，江西九江，一女子投南门湖自尽，因无法应承1万元的价格，当地打捞队拒绝作业。而这些，只是此类事件中极小的一部分。

 

打捞队：打捞行动高度危险 设备养护需资金

此类事件曝出，人们往往会同情死者，指责打捞队的无情与冷漠。按照死者为大的传统，打捞队漫天要价或许可以谴责。但作为打捞队本身，他们为什么要高价？要价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记者肖源昨晚联系了两家打捞队。

对于人们所谴责的这些"捞尸要钱"行为，退伍兵出身的郑利凯有自己的看法。郑利凯是一个民间救援队队员，他的团队在工作之余，4年时间打捞了40多人。

郑利凯：如果他家里确实有条件的话，给我们一个辛苦费，像我们设备每年要保养，我们出人出车。如果水情要好点还可以，要是水情不好，水较深的话，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对自己生命都存在一些威胁。

这些威胁，在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李延照眼里，却是非常具体的：

李延照：一方面，水下你不知道深浅。第二，水下是非常漆黑的一个环境，你要克服心里恐惧。第三，水底下可能有水草。第四，水下可能有渔网，水下有水草、水下有渔网可能会把这个人缠住了上不来。第五，这个水可能会有暗流，如果有暗流的话，就很有可能把人带走，这都是一些致命的危险。

打捞队：政府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弥补公共救助缺位

郑利凯说，撇开传统观念所认为的“晦气”不谈，单就这些危险，既不可预知，又无法防范。以至于保险公司都不肯为他们承保：

郑利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属于高危行业，相对不管是训练还是什么都存在着危险，所以我们也考虑过保险方面，但是保险公司对高危行业保险一般情况不给保。

李延照表示，尽管高度危险，作为民间救援队，许多情况下，他们是免费服务的：

李延照：我们基本上都是不收钱的，但是也会收。收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设备维护是需要资金的，还有一个就是避免给同行制造生存压力。再有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是救人的，我们不会要钱。第二，他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我们不会要钱，我们赔钱我们也得去做。

人身安全、经济条件、道德压力……种种限制，使得民间打捞队无处藏身。于是一些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政府公共救助的缺位。而在蓝天救援队李延照看来，一些事情，政府部门也不好伸手：

李延照：你让政府来承担，政府也不敢承担啊，政府如果搞上这么一套装备，潜水员下去了，打捞不上来，好吧，你政府不作为。民间救援呢，我是给你提供服务，找到人了皆大欢喜，我找不到了你不能说我，国家如果承担的话，这个事情不就来事了吗。

李延照说，就他目前的经验来看，由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弥补公共救助的缺位，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李延照：政府可以和成型的救援组织达成一种政府购买服务，就是说在当地有做的比较不错的公益组织，政府可以经过验收也好、考核也好，给这些队伍提供一些必备的救援装备，这样就减轻了志愿者团队的负担，志愿者团队就可以提供一些义务救援了，这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吗。

面对“挟尸要价”，只有“挨宰”的份？

浙江温岭一对恋人河中溺亡，民间捞尸队先是报出1.2万元的高价，几经砍价，最后以3000元成交。对此，有人抱怨捞尸队漫天要价太缺德，也有人认为捞尸行为应回归公益属性，政府不能缺位。

“捞尸费”很容易让人产生道德联想：人都去世了，捞尸体还要钱？但是，应看到事件中捞尸的责任主体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救援队，他们没有直接的打捞义务，从事的又是有成本、有风险的市场活动。人们所诟病的，不是捞尸队该不该收费，而是不该收太多费。

 

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来说，捞尸不应当成为“死角”。不可否认，捞尸往往也是侦查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存有疑点的案件，尸体对案件的定性至关重要。如果捞尸要钱，公安、消防部门的破案、救援行动是不是也要收费？

尤其是夏季，类似的溺水事件每年在各地都会发生，而相应的水上救援与遗体打捞制度尚不完善。单从打捞成本而言，不会占用太多的公共财力。然而，由于事关生命及逝者的尊严，类似的讨价还价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反而更多。在打捞力量、装备尚待完善时，由政府为“捞尸费”埋单，不失为一项得民心的举措。

打捞市场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但相关部门不应放任自流。一方面要建章立制，规范民间打捞行业的行业准入、职业准则和收费标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公益服务；一方面也有必要整合公安、消防及民间力量，组建专业的水上应急队伍，提供免费、义务的服务，还原捞尸行为的公益属性。只有这样，“挟尸要价”才能真正杜绝，逝去的生命才能免受金钱的尴尬。

与其指责捞尸人的道德不如反思公共救助的缺失

重庆人刘能和女友双双跳进浙江温岭的一条河里。13个小时后，他们的尸体的照片与“又见‘挟尸要价’”的新闻一起进入公众视野。

两具遗体被当地捞尸队的人当作“生意”来议价。从最初的张嘴就要一万二，到协商砍价之后的3千元，从晚上的不愿意打捞，到白天进行打捞的姗姗来迟，捞尸人的冷漠再度激起公愤。

但我不想就此简单泄愤式地给捞尸人这一群体贴上“冷血无情”、“见利忘义”的标签。毕竟，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慈善或公益，也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溺亡之后遭捞尸人如此“苛虐”的事件近年来一再发生。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少年不幸遇难，但打捞者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依然把大学生的尸体吊在船头，当作要价的筹码。2011年，江西九江，一女子跳湖自杀，民间捞尸队开价1万元，但由于无法联系到家属，无人敢答应这一条件，捞尸队选择离去。2012年，山东济南，一名青年男子溺水，打捞救援队提出一天3万元的打捞费用，青年的老父亲拿不出钱，无奈自己跳水寻儿。

将捞尸人置于道德法庭大加批判，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也并不承担道德楷模的义务。事实已经证明，捞尸困局的破解，不能囿于对人性的苛求。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对遇难者遗体进行打捞由政府专门部门来负责，这早有先例。

在这样成熟的制度安排下，城市会设有专门的救援及捞尸队伍。一旦发生溺亡，专业的救生员和潜水员，有时也包括急救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在一些地方，也像中国浙江的温岭、湖北的荆州、山东的济南一样，活跃着不同的民间水上救援团体。但他们多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与打捞设备，以及必要的专业培训，并接受政府的监管，很难有漫天要价捞尸费的机会。

以荷兰为例，大多数溺亡由政府部门进行搜寻和打捞，比如消防队、警察局、水运局，甚至海岸警卫队和皇家海军。一般情况下，民众先就溺水事故向警方报警，警方做进一步了解和确定之后，快速出动救援人员或者打捞人员。消防队和警察部门往往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然后再通知其他相关部门增派直升机、声纳扫描仪或挖掘机等设备。

又比如，美国密苏里州的牛顿县援救队，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搜救组织，全部由志愿者组成，24小时待命，负责对当地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溺水、火灾、雷暴等灾害进行救援。对于打捞溺亡者尸体，他们分文不取。该援救队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组织运营、设备采购等，并接受当地政府应急中心的统一调配。

从这些案例来看，将遇难者遗体的打捞纳入公共救助机制并非不可能。我们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不论是成立专门的救援捞尸队伍，由政府全权负责，还是加强民间打捞队伍的管理，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都应该由政府出面，从制度上来破解这一难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兜不起所有的社会底线。

制度无法覆盖人性，但良性的制度却可以激发美好的人性。就在前些天，拍摄荆州挟尸要价一幕的记者张轶因肝癌去世。据说，这位因此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记者，生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尸体打捞制度。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首先需要明确公共救助的定位，需要划定公共责任的领域。这是对个体道德缺失的最好弥补，也是对亡灵和生者最好的庇佑。

挟尸要价拷问公共救助缺位

对死者家属来说，两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已让人悲痛欲绝，然而，挟尸漫天要价的打捞队更叫人心寒齿冷、义愤填膺。打捞者狮子大开口要价一万二的巨额打捞费，显然是利欲熏心使然，已逾越了做人所应恪守道德良知的底线；无异于明火执仗的趁“死”打劫，厚颜无耻的唯利是图。

诚然，打捞尸体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本也无可厚非。毕竟，打捞有难度，作业有风险。但动辄天价的打捞费，挟死者以“宰”家属，既是对悲剧的无动于衷，让家属痛上加痛，更是对道德的戕害，节操碎了一地。

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早在2009年,湖北省长江大学三名学生勇救两名落水者,不幸遇难后被挟尸要价三万六千元；2012年，一名67岁老人在南京抚仙湖游玩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向当地打捞队寻求帮助时,打捞队称需支付2万元才会打捞死者遗体。都言时间是最好的“校正”机，可时隔三四年之久，当年舆论同仇敌忾、大加鞭挞的挟尸要价，至今仍然公然抢钱。显然，仅有道德谴责或道德审判，根本无法唤醒见利忘义者被蒙昧了的良知和道义。

 

肆无忌惮的挟尸要价，一方面说明打捞市场整体处于自发、粗放、无序的格局，加上打捞队以稀为贵，缺失竞争对手，使得打捞队可以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另一方面，打捞行业尚处在市场管理的空白，因为缺失了市场价格杠杆的制衡，致使打捞价格居高不下。天价的打捞费，讹你没商量，更不可能给你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次挟尸要价，要不是在警方的调解下，一万二的打捞费怎么会萎缩至三千？

在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下，漫天要价的打捞队屡屡得逞。可是，天价的打捞费，不但是道德滑坡的推手，也践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声泪俱下地拷问着公共救助政策的缺失。

公民意外溺亡，打捞尸体，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做甩手掌柜。让每一个公民活得体面，死得尊严，理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死后还遭冷血打劫，这是多么悲催的一幕。因此，政府务必有所担当，或者，通过招募专业的打捞志愿者，破解当前挟尸漫天要价的畸形打捞生态；或者，加强对民间自发组织打捞队的监管，审查打捞资质，核实打捞成本，铺好打捞价格轨道，将打捞价格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漫天要价者严罚惩治，绝不姑息。否则，仅靠道德救赎或舆论讨伐，挟尸要价还会卷土重来。

【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各地高价捞尸、挟尸要价事件频出。面对批评，私人打捞队认为，“先付钱、后打捞”是行规，收钱天经地义。不可否认，溺亡打捞是个辛苦的行当，打捞队不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还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些都需要费用作保障。更何况私人打捞队本来就没有免费进行溺亡打捞的义务，他们通过从事劳动换取报酬，“有偿打捞”本无可厚非。

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有些打捞队在打捞前先漫天开价，无疑是乘人之危、见利忘义的行为；打捞之后再挟尸要价，有违道德与良知；更有甚者，高价索款不成，便任由溺亡遗体在水中继续浸泡，给死者家属带来难以磨灭的心灵伤害。

尽管备受社会谴责，缘何高价捞尸、挟尸要价乱象依旧？究其原因，正是相关公共服务的缺失，让私人打捞队垄断了溺亡打捞服务，使其能够漫天要价。

目前，“打捞尸体”仅由市场调控，公安机关只管涉案尸体和紧急救助。尸体打捞应是一种公共安全服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承担起相应职能。3年前的“挟尸要价”事件之后，就有人开始质疑政府相关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作为，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3年，政府仍旧没有将“捞尸”行业纳入公共服务职能。接连不断的负面事件刺激着国人脆弱的神经，遏制“漫天要价”、“挟尸诈财”这些现象，需要政府这双有形的手。

无论是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捞尸”行业的市场运作，还是由政府将其纳入公共服务职能，最终目的都是防止“挟尸要价”这类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面对不幸，我们应该抚慰这些破碎的家庭，而不应该往本已陷入绝望的家庭再记上一笔沉重的“捞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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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07/7217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