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立党　学习兴党

 

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学习立党、学习兴党是我们不变的座右铭。

延安时期：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延安时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什么要开展学习运动？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给出了答案，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当时，除了恶劣的战争环境外，党的自身建设上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党在早期并没有解决好，从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大的挫折。从指导思想上讲，主要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即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错误思想。同时，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抗战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从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大批新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基本认识，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缺乏了解。如何建设一个能够领导全民族战争的政党，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课题摆在了全党面前。

开展学习运动有没有有利条件？有！毛泽东乐观地说：“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

就这样，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开始了。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一直到1945年，历时近7年，整风运动使这次全党学习运动走向深入并达到高潮。关于学习内容，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理论、历史和国情是延安学习运动的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学习的重点，主要包括马列原著、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包括 22个文件的《整风文献》等。

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不仅积极倡导和支持，而且身体力行。尤其是毛泽东，不仅带头苦读，而且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前的眼光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他们还经常到党校、干校做报告、搞演讲，教育和鼓励党员干部学习。

在忙于战争和日常工作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部分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学习马列理论也有实际困难，有的花了三个钟头才读完一篇不到千字的文件。毛泽东热情鼓励党员干部：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骨干，就非学习不可。学习的方法就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要学习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为保障学习活动的开展，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专门设立教育部直接负责全党的学习。1940年中央先后发出7个指示性文件，提出了一整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办法，如坚持每天2小时学习制度，建立学习小组制等，明确各级党组织的职责，保证学习活动的有序进行。

在学习活动中，从党政机关到部队、学校，从党的高级领导人，理论工作者到普通党员干部、战士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及经济、军事等各种文化知识，全党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取得四个方面的主要成效。

一是政治上，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加强了党的团结。尤其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与通过，标志着全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二是学风上，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1957年陆定一在纪念延安整风学习运动15周年的讲话中说，延安学习运动使“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这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收获给后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三是组织上，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四是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推进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执政，二是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并切实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党中央领导广大干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会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为此，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和规定等。1951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把干部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施政纲领摆在了重要位置。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但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党员的数量大增，可是质量不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由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号召一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和党的基本理论。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这场学习活动向纵深发展。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学会结合，才能反对各种条件下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才能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

补习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 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5年底，全国共有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131万，干部文化学校265所，在校人数8.4万余人。

学会经济建设，掌握专业技术。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学不会管理生产和建设城市，我们照样站不住脚，照样会失败。全党一定要明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为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并有计划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广大党员干部也掀起了学文化、学知识、学业务的热潮，使党在执政初期较快地实现经济复苏和全面好转，经受住了执政初期对党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干部学习专业知识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中央各部委、地方专业部门按专业系统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和举办专业短训班，如中央政法委建立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二是借助普通高校进行干部专业知识教育。据统计，1951—1954 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干部学习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迅速改变了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习虽然没有延安时期规模大、时间长，但对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对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邓小平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

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认识不足，加上急于求成的主观驱动，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遇自然灾害的侵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挫折。面对严峻形势，为了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毛泽东反复提出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在全党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活动。

读书，重点学习政治经济学。1959年6月，毛泽东在拟定庐山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是干部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读什么书，重点读政治经济学。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庐山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又建议大家读苏联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反思，组织读书小组探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号召中央各部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深入研讨，从理论上对经济建设的失误进行反思和总结。为响应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号召，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通过集中研讨，在对“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学习，全党分期分批展开。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迫切要求全党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1960年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广泛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的建设实际，对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为此，1961年9月中央做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两个文件以及两个摘编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前者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后者主要包括巩固执政党地位、遵守民主集中制、密切党群关系等。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个摘编材料，亲自审阅、批改，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据相关报告显示，截至1962年10月，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达11万余人，其中县以上干部9.7万人，地、县委第一书记30%左右参加过学习，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60%以上参加过学习。干部学习成效显著：对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几年来工作中发生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起了显著作用；对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帮助干部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作用；对纠正“左”的错误并促使国民经济走上相对健康发展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体现出更加开放的学习观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发展，邓小平心情沉重:“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全党学习从各方面展开，很快地形成热潮。

在学习内容上，强调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知识学习并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是全党学习的首要内容。针对当时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党中央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并将其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现代化建设要求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此必须强调在抓好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还要抓好业务知识的学习，主要是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学习。中央强调党员干部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成为既懂专业知识又会组织管理的“双内行”。

在学习方式上，做到了既坚持传统，又积极创新。学习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是这次学习活动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

——党校、干校的培训进一步加强。在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980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力争在两三年内，把党员干部普遍轮训一遍。随后，各地恢复和新建党校、干校的工作迅速展开。到1980年底，全国共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干校5800多所，党的十二大前后达到8800多所，为大规模轮训干部创造了条件。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里，全国受过一个月以上脱产培训的干部达257万多人次；县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已轮训一半以上。到十二大前，中央党校共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干部17838名，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学员总数的2.6倍。

—主题性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展开。1981年下半年，中央将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全党政治学习的中心任务，认真组织了县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并对广大党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1982年下半年，全党又开展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这8篇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确定为党员干部的必读篇目。

——走出去向世界各国学习是此次全党学习的突出特点。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促进对外交流。出访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增强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和借鉴它们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地方政府派出众多考察团出国参观，并于1978年形成第一次出国考察热潮。这些考察团直接承担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任，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在中国召开外国产品展览会，如日本建筑材料和机械加工展览会、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英国工业仪器展览会、法国石油和天然气设备仪器展览会等等。这些展览会规模大、影响广，为中国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创造了良好条件。向一切国家学习，学习它们一切好的方面，充分体现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开放的学习观。

——开展民主大讨论成为学习的新方式。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开启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此次讨论及后来的“补课”活动，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习、大宣传、大普及，成为中共自延安整风后又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中也多次组织党内讨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对决议草稿长达20天的“四千人大讨论”( 实际参加人数有5600多人)。这些规模空前的民主大讨论，将学习活动与思想解放密切结合，起到了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积极作用，成为此次全党学习在方式上的最大“亮点”。

1978—1982年的全党学习活动，对改革开放的起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学习，打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和大统一，为改革开放起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学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科学文化素养和现代管理能力，为改革开放准备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尤为重要的是，全党学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学习立党、学习兴党。学习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是党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如今，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实现“中国梦”，是我们党面临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增强全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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