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由高昂的反腐成本想到的

 

【反腐倡廉案例】

编者按：实名举报人耗费4年时间，花费超过了82万元。举报 “房叔”方广云违规获取安置房19套。经过专案组查实，方广云共为其女儿、女婿、姨侄、侄女等亲属违规获取安置房19套，同时还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为他人违规获取安置房。而“房叔”方广云只是社区级别的小吏，在中国官吏上基本没有记载。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举报成本？详情请关注本期经典案例！

事件发展：

 

2013年6月6日，合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合肥发布”称，“房叔”方广云违规获取安置房19套。经过专案组查实，方广云共为其女儿、女婿、姨侄、侄女等亲属违规获取安置房19套，同时还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为他人违规获取安置房。

按职务论，“房字辈”中的腐败分子，方广云不过是个“小字辈”。可就是这么个“小巫”，扳倒他，三位实名举报人不但耗费4年时间，而且仅王可翠一人据称就花费了82万元。而早在2005年，方广云即被查出非法侵占8套回迁房问题而被撤职，可这个撤职决定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并未被执行。

然而目前所能知道的结果，只是合肥市瑶海区纪委因当年执行纪律处分不力被通报批评。这也太轻了点吧？瑶海区纪委的保护腐败之嫌，怎么一个“通报批评”就算了事？这就叫“一查到底、严肃追责”？

最不好解释的，是王可翠等几个实名举报人举报之路的艰辛。有事实、有证据、实名举报，且有案底的情况下，告倒一个社区级别的贪官，竟用了4年时间，耗资巨大；在如此高昂的“反腐成本”面前，有多少人会望而却步？官方每称，举报要走正常途径，要相信组织，而网络曝光不属于法定举报云云。可王可翠们走的正是“正常途径”，不仅瑶海区、合肥市有关部门她经常跑，北京也去过多次，还曾在2011年向中央巡视组举报……而最后还是找记者、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才重视，才撂倒了这个“不倒翁”。敢问何谓“正常途径”？

“反腐成本”，我之所以给它加了引号，是因为举报人举报动机主要出于个人恩怨，而如果贪官不得罪人，没人举报，也就“不会腐败”，说不定还会受到廉政表彰。

那些潜伏的大小贪官，或因为监管者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包庇，或因老百姓没钱举报他们而逍遥法外。

各国反腐成本调查

几张照片，几段视频——官员们腐败的罪证，一旦被放上网络，借助微博的力量被成千上万次转发，瞬间形成舆论攻势，之后一些腐败的官员们或遭遇调查或应声落马。相比以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上访或其它形式的举报来说，微博反腐显然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更多】

媒体盘点微博反腐“门事件”：低成本反腐方式

3天，63个小时，正厅级“雷冠希”倒下，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

2012年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而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2012年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

 

公检法如何处理微博举报？

公检法机构开通微博是一次遍地开花的“基层革命”。

《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数量达17550个，其中政法机构官方微博11450个，公职人员微博6100个。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核心力量集中在基层，县处级以下基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占全国政法微博的86%，是政法微博组成的主体。同时，厅局级政法微博尤其是机构微博，数量虽少，但综合影响力更大。

“基层机构和官员本来就人数众多，处于行政金字塔的底层，另外，基层机构更便于尝试，是体制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环。”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评价说。

在地域分布上，政法微博已覆盖全国，据新浪微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政法微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浙江，五省总数占全国政法微博总数的4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显示，在腾讯平台上，共有45030个党政机构微博，25054个党政官员微博，总计70084个政务微博。政务微博总数超过3000 家的地区共有7个，其中浙江以5639 个位居第一。

“‘政务微博地图’显示，江浙沿海地区微博比较活跃，与之对应的网络舆论也较为发达，这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微博发展迅猛，政务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在腾讯十大检察系统机构微博排行榜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听众数和19300的微博数位居榜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开通微博一是为了宣传自己；二是为了司法公开；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级检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时效性，更好地联系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关系。

开通之初，赵安金也怀有顾虑。“之前媒体和民众对于个别案件，如躲猫猫、少女卖淫事件的过度炒作使司法机关承受了一定压力，开通微博后言论更开放了，我们害怕不仅没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响监察部门形象。另外，很多领导对微博不了解，认为它是妖言惑众的地方，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当宣传处提出开通微博的设想后，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赵安金认为：“未来微博举报会成为比电话举报、文字举报更重要、快捷的举报方式。”

如今，该官方微博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运营管理。“对外就我一个人，但我们也有拍照、收集资料的人员，都是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赵安金介绍说，微博的主要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监督、鼓励民众建言献策、提供法律咨询等。

据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的信息后，“第一步，我们会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会批示，并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我认为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线索，然后由专职部门调查取证。”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检察院调查后发现构成犯罪，直接处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构成犯罪，交回纪检监察部门做行政处理。”

微博举报：更廉价、更方便、更安全

2012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周文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2012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

 

官方微博反腐还需顶层设计

“官方开通微博进行反腐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官方和民间的接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民间舆论是对腐败调查的公开推动，其作用大于线索提供，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推进器。”叶青说。

如今，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老干部”、“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

2012年7月，186个实名认证的北京市检察官微博在新浪微博悄然上线，形成了以检察官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为主的“北京检察模式”。同时，河南省市县三级共183个法院通过新浪微博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全天接访，并直播接访情况，开创信访接待新方式，开辟了以省市县三级法院联动为特色的“豫法阳光模式”。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同时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花总”则认为：“官方开通微博更多的意义是普法教育和宣传倡导作用。毕竟中纪委没有开设官方微博。”在他看来，官方微博还停留在学习运用的阶段，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官方微博作用的发挥一定是缓慢的，因为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布局，体制决定了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尝试。”

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建议，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把微博反映的情况进行多平台整合，从而扩大微博反腐的影响力，以实质性的效果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需要设立明确有效的微博反腐制度规范，起到启发引导群众，推动国家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层面，将一些弹性的规则变成硬性成文的微博反腐法律法规。”李满春指出，必须从法律上对个人和政府微博进行规制，防止出现一些滥用微博打击报复的现象，同时防止一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面对微博线索的时候，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启示与思考】

高昂的反腐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举报人会转战网络，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将腐败蛀虫暴露于聚光灯之下。

事实上，因举报高官而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的绝非仅此一例。翻看许多反腐账单，总是让人感慨万千。为把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反腐义士郭光允举报8年，入狱3年，20名亲属受到牵连迫害；海南亿万富豪孟克非，在一场企业重组的漩涡中因举报蛀虫而两度卷进监狱，被无辜判处“4年有期徒刑”……一起起反腐案例触目惊心，如此高昂的反腐成本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成本底线”，让很多手中握有高官犯罪事实的百姓望而却步。

反腐斗士在反腐之路上所遭遇的困境，绝不仅仅和其所举报的贪官个人有关，而与当前一些地方官官相护，编织成相互包庇的关系网络脱不了干系。一些有背景、有后台的官员在“后台”的庇护下，成了怎么也扳不倒的“不倒翁”，还会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久而久之，便会令民众失去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即使手中有确凿的证据也不敢“轻举妄动”。由此看来，要想破解当前反腐成本高昂的怪圈，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更要抓紧解决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制度性困局。

腐败者在用百姓血汗肆意逍遥，而反腐的志士却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死搏斗。对于那些“反腐斗士”们，即使我们的政府无法给予他们太多的回报，但国家却有义务将这些人的反腐成本降到最低，至少不应该受到太多损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反腐战线上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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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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