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

 

从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到付诸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回顾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追求及其实践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观的发展或飞跃紧密相连，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与发展，既受时代发展主题的影响，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苏俄革命的新时代感应：向往、追求社会主义前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化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作用，不能低估。尤其是苏俄集中国力推进工业化的做法，使其从欧洲的一个三流国家，跻身欧洲强国甚至是世界强国行列，这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以无限遐想，认为落后国家要奋起直追赶上强国，必须集中国力办大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所以，效法苏俄，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向往和追求。

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不懈奋斗，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死胡同，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勇敢地承担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追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共二大宣言”明确宣告其奋斗目标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转向社会主义，同时逐步认识到这种转变是有条件的，是有个过程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二、中国革命道路获得成功的启迪：先工业化后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根据中国国情处理中国问题就成为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因此，一方面要实现从建党伊始就始终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和道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制订《共同纲领》时，有些代表曾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毛泽东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到底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的设想。刘少奇解释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09页。）。

中国共产党主张不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考虑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够向农民提供组织起来所必须的拖拉机等物质和技术支持。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大大激发生产力要素的活力，有利于国家工业化进程，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中共领导人认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8页。）经过十年建设之后，工业大大发展，农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成为绝对的领导；管理经济工作的干部成熟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数量也多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也大大加强了；组织上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了；这时，才能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0页。）中共领导人既反对“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极端错误的右倾，也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9页。）

刘少奇甚至设想：“工业国有化后资产阶级被废除，农业集体化后富农、小资产阶级被废除，就使中国成为没有大小资本家的国家。”中国经济成分也由五个变成三个，只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前两者很大，后者逐步缩小。30年以后，国民经济中90%多是社会主义经济。“从农业集体化后就没有剥削了，只有劳动人民”；国家“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名称不一定改，仍叫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5—216页。）刘少奇的设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仍有私有制，即个体经济；二是名称仍然可以称为“新民主主义”。

 

三、冷战格局下国际国内形势发酵：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处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进入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实行“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宣布暂时还“不搞社会主义”，仍然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世界两大阵营的划分和冷战态势，势必影响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机的新的判断和选择。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这就决定了要想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扩大对外交往，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然而在冷战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新中国只能选择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既然接受苏方援助，势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判断。

新中国暂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还十分强调自力更生，希望有外援，但并不依赖它。对此，苏联方面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人物。斯大林曾明确宣布：单凭“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日〕不破哲三著，王树本等译《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1951年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尤金，根据中共领导人同他谈话时关于为了给城市和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必须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必须支持那些带头致富的共产党员的说法，认为中共内部有一种主要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参见〔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9—111页。）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待唯一的外援来源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盟友，不可能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必须在多方面尊重苏方意见。如新中国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带着一五计划草案访苏并征求其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其间，周恩来“感觉”到苏方似乎有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愿更多援助“非社会主义”中国的倾向，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这种“感觉”。9月24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3页。）很显然，这一新提法是对过去主张的修正，表明“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0月2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期间致函斯大林，说明中共关于中国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构想，主要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10年到15年内，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大大缩小。同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39—243页。）斯大林看了信后，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共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表示赞同。

在此前后，西方媒体也曾发文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更讲“人道主义”，毛泽东是“温情主义者”，给富人留有生机。不能给敌对势力留有挑拨中共与苏共关系的口实，这一判断和出发点，也对中共决策的转变或多或少起了催化作用。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间的竞争和冲突，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严肃课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改完成后，农业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但广大翻身农民仍是小生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无法保持“齐步走”的发展阵势。土改后农村中出现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有的甚至跃入富农行列；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出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收到过良好效果，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农村中贫富分化的新情况，我们必然要把过去的经验挪用过来，开展更高层次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毛泽东提出：如果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所提供的农用工业产品，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陈云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私人资本主义以营利为目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国营经济发生了矛盾，资产阶级本能地要“反限制”，限制与反限制的冲突日益尖锐。因此，既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又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现象，增加了广大民众对资产阶级“为富不仁”的憎恶。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毛泽东向来主张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必然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1953年12月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这样表述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把建国头三年新中国为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目标改写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奋斗目标，这就有异于原来关于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思想和一贯思路。

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时代特征的影响以及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机的选择、社会主义改造大势的发展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四、“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时，我们曾经宣布，要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初，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又试图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51页。）。分析这一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可以看到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

其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过于急促、工作过于粗糙，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农村一些合作社不仅没有增产，反而减产，农民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有些地方农民“闹退社”。城镇小商小贩和手工业改造、合并得过于宽泛、形式也过于单一，给人民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由此引发产生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全国热浪滚滚，人们欢欣鼓舞；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们突然发现，并没有“一步登天”（当时宣传口号有“社会主义是天堂”），有些地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反而有所下降，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这给一心为群众谋福祉的中共领导人以很大震动。

其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和揭批斯大林，暴露了苏联计划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诸如经济管理中官僚主义严重，农业生产、轻工业生产长期完不成指标，农产品、日用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等。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中共领导人对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和苏联建设模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原来计划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苏联模式也存在弊端，既如此，我们不能再照搬照抄，必须“以苏为鉴”，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是基于此，从1956年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会还接受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与此同时，在农村积极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些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五、中苏交恶引发警觉：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积极成果。但很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党对国内主要社会矛盾判断出现失误，指导思想急剧“左”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滑轨。所有制形式单一化，即单一公有制；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最终走上追求“一大二公”的更为激进的“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并封锁中国，中共领导人作出战争与革命是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的判断。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警惕外敌入侵、准备打仗，就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国内建设划分为一、二、三线进行布局，这不能不制约和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

冷战氛围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舆论叫嚣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对此，中国共产党绷紧警惕之弦，时刻提防西方国家的颠覆和破坏。中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及其对华不友好始终感到巨大压力，认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发表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明确提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交恶后，中国共产党判断苏联已经蜕化为“修正主义”国家，东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跟着“变修”了。苏联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挑起与中国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已成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鉴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维护马克思主义阵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重任，“反修”、“防修”由此成为首要政治任务。

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逐步升级，中共主要领导人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党的工作重点越来越集中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以致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走了一段弯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挫折。

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从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在前几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从根本上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走过的弯路更长。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国际上，鉴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推进变革，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潮流。面对世界潮流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疑虑的现实状况，中共领导人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

处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极端发展，各自拥有和掌握的战略武器足以把地球摧毁若干次，但双方都非常清楚，美、苏之间一旦爆发战争，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第二世界国家尤其是欧洲成为“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他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如果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谋求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和政治取向也对制止世界大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由此对世界大势作出新判断：“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289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基本判断，必然影响到国内建设重心的调整。

“文革”结束，亟需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首先必须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并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是否正确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否则，“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14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政治路线。由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实行改革开放，绝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被实践证明不成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放，而是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路。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评判事物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最终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领导人自信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强调，改革并不是对原来的全面否定，好的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必须坚持，特别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尽管对外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东西，我们对之有警惕，就不可怕。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根基和发展方向不会发生改变。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犯过不少错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力量纠正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结束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否定“左”倾错误，赢得了人们的拥护。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讲了许多朴实的新话，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人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但绝不能按照旧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上上下下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实践不断深入，对实践的认识也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

研判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时代潮流，顺应时代发展条件下的人民意愿，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凡能够正确把握并利用客观时代条件，认识和实践就会取得长足进步，反之，就容易走弯路，甚至会遭受挫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正是这一历史经验的体现和印证。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200092〕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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