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国城镇化问题

 

杨禹，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研究员。2009年7月起任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主要负责时政、经济领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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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压力仍然很大，国际金融危机远远没有过去，虽然进入了复苏阶段，但是仍然有很多新的情况不断的出现。我们新一届国务院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当中也有一些很新的提法，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议论很多的，所以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就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来做交流。其实我们也关注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些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宏观经济为主线，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其实已经体现了我的一点点判断“增长的硬任务，改革的新困惑”。我们今天围绕着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关键词“增长”和“改革”来展开。

我们这些年其实大家注意到了国务院在过去几年里边很多时候希望用“发展”来代替“增长”这个词。我们原来强调增长更快怎么样，更愿意用发展来代替，发展的含义比增长要广泛。即便如此，这个变化在推进，但是我们今年仍然可能增长，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来说，增长仍然是一个首要的硬任务。

第二个方面，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也谈了很多，李克强总理这半年经常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接下来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是释放改革红利的过程，但是目前改革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新情况，你往前推进当然就有新意见和新情况，有情况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困惑，这些困惑也困扰着我们的宏观经济，但同时也给我们做好宏观经济工作提供了真正的突破口，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谈。

一、   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

(一)国内经济增长稳定

1.短期：总需求增长基本稳定

首先我想对我们目前宏观经济的走势做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我这儿列了两句话，短期内来看我们总需求的增长还是基本稳定，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后面谈的重点，但是一个基本判断还是有的，中国经济目前基本的增长势头还是保持住了，不管我们自己去分析它内在还有多少需要调整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7%点多的增速不容易。下周国家统计局就要公布整个上半年的经济数据，9号是CPI的半年数据，15号是整个上半年的数据，从目前来看上半年我们GDP的增速维持在7%以上没有什么悬念，7%点多总的来看能稳住也不容易。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年，特别是进入到2月以后的这几个月普遍经济界会感觉到对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大家基本都是同样的感觉。

前不久我也参加了我们发改委组织的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会，在内部的分析会上，坦率地说，谈忧虑谈的比较多，当然关起门来肯定的话不用多说了，重点谈忧虑，但是确实无论从我们内部的会议，从目前经济数据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内外部的一些因素上来看，我们今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我想在下半年表现的会比上半年更多一些。今年最难的时候还没到，当然这个难我们也要辩证的理解，有些难处我们绕不开，有些是我们自找的，我们预备要推进改革，所以我们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难题，后面我来分析。

2.中长期：保持7.8%增速仍是核心问题

从中长期看，我觉得到2020年我们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的这个试点，在未来的七年多的时间能不能够保持7.8%的增速仍然是核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中央一直希望我们国家的GDP的增速不要太快，根据原来的习惯10%以上甚至9%我们都觉得偏快，我们的目标一直定在8%左右，现在已经慢慢的降到了7.5%左右，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我们这7%点多的增速是在底线上，换句话说我们中国经济从全国来看能不能够承受7%以下的增速，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谁也不敢拍胸脯说：没问题，我们能承受。过去十几年我们GDP只有两个季度低于7%，那两个季度今年回过头来看是不能承受的局面，就是08年的四季度和09年的一季度。

08年的三季度雷曼兄弟倒闭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影响传导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四季度的GDP从3月份的9.2%一下跌到了四季度的6.3%，然后09年的一季度还是停留在6.5%，连续两个季度是6%点几。说句实话，当时国务院有点慌神了，这就处于重大危机了，中国经济的重大危机。所以后来我们议论很多的4万亿其实就是在经济增速掉到6%点几的时候就必须拿出来，虽然这几年大家可能注意到经济界，大家对4万亿的利和弊有很多议论，越到最近大家议论它的副作用越多。但是在我们GDP掉到6点几的时候，中央政府不拿出个这样的动作来，任由经济下行，那会带来不能收拾的局面，所以当时在那个时点上那样做是必要的。

3.民意影响宏观经济水平

我们目前这个阶段7%点几离底线已经很近了，甚至我们有些经济界的同志在预测半年GDP的时候已经认为二季度GDP有可能只是在7%多一点点，大家下周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那这就很悬了，如果继续下去三季度很可能掉到7%，这就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又回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是在底线当中。这样宏观经济的水平也对我们其他一些事情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某一天感觉跟宏观经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其实它也受这个影响。

比如说前不久大家一直注意到的5月4日在昆明和成都两个城市同时一天出现了部分群众上街聚集的事件，两个城市都是部分市民抗议中石油在这两个城市边上新建炼油项目，也有PX化工项目。这场风波到现在过去快两个月了，成都的情况已经比较平稳了，很快平稳了，但是昆明的事情还没有真正的解决。过去一个多月里面大家可能注意到昆明市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昆明市政府开了协商会，昆明市长开了一个个人微博，还开了市民恳谈会等等，各种与市民沟通的手段都加上。那在压力之下这样做跟公众沟通这是好事，但是我记得当时昆明市长在5月10日左右，当时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介绍昆明引起争议的中石油项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在做一些前期准备之后到7月份我们要面向昆明市民征求意见，我们在征求意见之后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多数群众说上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就上，多数群众如果说不上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决定不上。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他在部分市民已经上街的情况下他说这句话，首先作用是稳定公众的情绪，让市民听一听市政府还是很尊重民意的，这个项目不会藏着，掖着，偷着，摸着就上，会征求大家意见，而且充分尊重大家意见，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理解的最大民主，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群众说干什么政府就去干什么。

但是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不知道大家听了什么感受，我自己听了感受是这句话也有点问题，不太经得起推敲，虽然这句话听着挺舒服，让市民听着挺舒服。但是如果真按照这句话这样做了，如果昆明和我们国内其他的城市现在这个阶段上不上一个工业项目，从过去我们不太重视跟公众的沟通，不太重视民意，一步又改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又尊重民意了，就由民众来决定了，如果改成这样的话意味着不仅是说我们好像一下之一夜之间拥有了最大的决策民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可能因此受到严重的冲击。因为我们大量的工业项目可能要按照这种方式决策的话恐怕就上不了，公众的选择或者说今天中国社会所谓民意在一个问题上一个时点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理性的，不见得是健康的，也不见得是对自己有利，经常会被一些偏见所绑架，也经常会被情绪所绑架，那我们工业化的进程一旦因为这种事情受阻。

接下来就会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因为我们的工业化推进速度跟我们的GDP速度也是有直接影响的，那么我们GDP又是在一个底线上的增速，往下掉一个百分点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怎么理解昆明市长当时说的这句应急的话，他恐怕自己也没有想的太多，就是为了赶快应对当时的局面。这个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城镇化跟工业化捆绑在一起前进的时候，有些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你要解决不好，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处理的好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你如果解决不好，要么无视民意，要么完全去迎合民意，就是无视科学发展的规律，无视工业化的规律，那你可能迅速的不仅引起社会矛盾，舆论矛盾，也会迅速的作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因素，马上宏观经济从这个底线往上一下子就掉到底线下，这是提醒我们宏观经济其实也牵扯到了很多更复杂的问题。

（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还是先从外部世界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1.美国：温暖复苏

美国今年以来我把它定义为叫温暖的复苏也是有限的复苏，今年前面一段时间美国的主要经济体曾经一度同时达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就是经过了四年多以后几经增长，终于恢复到了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上个月我看《纽约时报》报道里面开玩笑，说奥巴马总统如果在去年的秋天大选之前就收到了这样一个成绩单，他会乐死，因为那样意味着他在竞选当中完全没有任何悬念。虽然当时没有一个数据这么乐观，但是当时已经见到好处了，已经有苗头了，所以他后来选举投票还是领先优势很大。

目前美国经济这样的温暖有限复苏短期内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冲击比较大，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巩固的复苏之后美联储就说了要出台货币刺激政策，要推出，结果这个信号一释放，市场就发生了恐慌。所以前不久全球股市特别是亚太股市出现了暴跌，并影响到我们的股市，大量资金看好美国经济发展，包括热钱，迅速从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市场抽离回美国去了。这样一下子反而给我们短期内造成了亚太市场的极其不稳定。但是从长远看呢，只要美国经济巩固逐渐有温暖有限的复苏状态，毕竟美国经济是世界老大，只要他复苏了，过去每一个经济周期的这个阶段都证明，只要美国经济实现了巩固的复苏，世界经济都会跟着向好，我们中国经济也最终中长期看肯定也会受益，美国经济好了，对欧洲经济也是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

2.欧洲：从零开始

欧洲经济今年应该说叫做从零增长起步，过去几年日本稳定在所谓的零增长，这对欧洲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今年我们的观察是他的欧债危机不至于再进一步恶化，他那些真正的脓疮前几年都已经爆出来了，已经出了事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已经找到。欧洲人特别是欧盟这几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机制太慢，本来欧洲人就开会开的慢，是最需要改会风的。而且欧盟二十几个国家要想商量一个共同的意见特别困难，意见很难统一，所以欧盟的决策很慢，但是今年以来他已经完成了救援，救助这些重点困难户的基本机制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了，所以他的增长可以起步了。但是悬念在于起步今年能够迈出多大的步伐，他们其实仍然很脆弱。

前不久大家注意到在光伏业，欧盟对我们光伏产品初裁是反倾销税，他一个解决宣布，我们当天宣布要对他的葡萄酒业也要进行双反调查，我们的这点报复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所以欧洲经济在这个复苏中仍然非常脆弱。我们当时选择报复的目标的时候很讲究的，因为在光伏这个问题上德国一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默克尔在这方面非常讲政治，跟我们从温家宝到克强总理，默克尔反复强调要协商解决，不要制裁中国。但是欧盟委员会要玩点自己的独立性，你默克尔越这么说我越要制裁中国，等他宣布以后，我们要进行反制，我们不能在官方场合宣布我要报复，但是反制是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我们反制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选择的是远离德国的这些产业，因为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反而伤了德国，我们选了法国，因为法国奥朗德很不象话，前不久到中国访问，在咱们这儿说的天花乱坠，说的特别好，一回去就开始接受媒体采访骂中国，所以我们选择了葡萄酒业，因为葡萄酒业对法国影响最大，法国人最受不了。因为葡萄酒业现在就让法国人很紧张，这说明他的增长是零增长，脆弱型的。

3.日本：安倍经济学未见成效

那么日本最近这个词大家听了很多，安倍经济学，执行了小半年的工夫了，一开始挺见效，所谓安倍经济学从简单来说就是刺激，无所顾忌的刺激，大规模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货币，包括投放一些财政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最近6月份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大家把它看透了，日本经济学对它的期待值已经迅速降低了，就这么三板斧，而且三板斧现在弄的安倍挺尴尬，他虽然自己的股市一路上扬，好像一度看到了复苏的希望，但是因为安倍搞的有点过猛，最后它真正影响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别的经济体，而是影响到美国，他一影响到美国以后美国不干了，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给了他一家伙以后，他的股市立刻暴跌了。

所以安倍最近活的比较别扭，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他都有点别扭，别看他嚷嚷很凶，连续吃醋，咱们席总书记访问美国，安倍首相就很吃醋，因为在席总书记去之前安倍去了，奥巴马只招待他吃了一顿午饭，快餐，一共只谈了一个小时，然后接着奥巴马跟咱们席总书记谈了两天，所以他很吃醋。前两天朴槿慧来访华，他又吃醋了，因为过去韩国的新总统，上任之后第一站肯定去美国，第二站肯定去日本，这次朴槿慧先去了美国，第二站就来到中国，把他给甩了，所以他又不高兴了。

钓鱼岛他现在也没什么招了，他前面折腾一年反而是我们前进了，一年以前的6月份他刚开始折腾的时候，他的前任折腾的时候，当时是日方刚刚失去控制钓鱼岛，你看折腾一年以后甭管中间什么过程，到现在实际上是中日双方交叉实际控制钓鱼岛，我们的海监船，飞机，经过这一年我们也可以常常在那儿随便溜了，他吃亏了，我们在军方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不惜一战的时候，他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不敢再冒险了，所以现在安倍也是很难受。好在从经济的层面上，目前日本的经济涨涨落落对我们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像前些年那么大，相对来说影响偏低。

4.新兴经济体：苦乐不均

新兴经济体目前叫做苦乐不均，不再像前两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之后的两三年，那个时候欧美一片低迷，而新兴经济体整体落难，从去年开始新兴经济体也苦乐不均了。最近巴西出了大事大家都知道，巴西社会剧烈动荡，也有人说这是美国策动的，美国看着你金砖国家越捣鼓越成事，他就开始拆底，一个一个的先把巴西搞乱了，印度日子也不太好过，南非本身经济体影响力就不大，俄罗斯有自己的那摊事，所以他把巴西弄的差劲了，整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确实目前已经受到的影响很大。

（三）2013下半年国际经济聚焦点

在这个背景之下，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观察下半年的国际经济环境，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么几个观察点，一方面各国的货币政策之间现在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彼此串联在一起。第二方面欧美对于实体经济体的发展形成一种特殊期待，过去前几年很多欧美国家不太感兴趣玩实体经济，这场金融危机教育了他们，所以总的来看他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度，期待值和采取的政策安排都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而他对实体经济重新重视以后对我们来说其实形成了很大压力，原来他不想干了给我们干，现在他想捡回去了，他想制造回流了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压力。

第三个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出现新动向，前几天G8峰会的时候，美国跟欧盟宣布开始他们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放大，世界上两大自由贸易区他们再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当然这个谈判过去的规律证明一定会谈很多年，但是如果他谈成了，只要形成了稳定的能谈成的预期，它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负面的压力。我们也在积极促动区域方面谈判，这两天中韩自贸区谈判正在韩国进行，你看我们跟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争执的，对抗这么激烈，但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过去几个月也开始了，我们政治上这么有分歧的情况下仍然坚定的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说明我们希望区域的贸易安排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

去年美国的财长盖特纳曾经在美国国会做证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们很吃惊的话，盖特纳当时说今天世界贸易的规则谁最占便宜，他说中国最占便宜，说现在这种规则像中国一样的经济体通过自由贸易最占便宜，所以他说我们美国要必须改变这种规则。当时这个话传到我们这边来以后，当时温总理就很诧异，温总理就这句话特地安排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研究盖特纳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什么意思，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世界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决定的，我们是后进来的，按理说我们很受欺负，所以没想到美国人说它是最有利于我们。事后初步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盖特纳说的是真心话，美国人真是这么想的，美国人今天在他们所制订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当中，他在自由贸易当中确实不占便宜，反而是我们占便宜，所以大家现在都拼命的搞自己参与其中的自由贸易。

第四个就是能源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能源格局的变化在过去一年是瞬息万变，最大的新的因素就是大家知道的页岩气的出现，页岩气前年还只是说在加拿大发现了大量的储量，结果今年又发现了在美国有海量的天量的储量，一下子一夜之间美国在世界能源格局当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美国过去总觉得自己很脆弱，所以他要依靠中东，所以他不惜血本的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中东，但是现在美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可以在未来二百年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他对中东的依赖迅速下降，而此消彼涨，他对中东的依赖下降了，相对来说我们的依赖下降了，等于我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大国，我们现在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反而历史性的上升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来说其实是战略意义上的新背景，美国现在反而变得游刃有余，进退适度，他这边只要加页岩气，他多开点少开点，快开点慢开点无所谓，这个他都从容。

最后一个就是贸易保护的投资壁垒，这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就不多说了。这是国际经济环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二、   本届政府的执政理念

（一）国内经济工作的重点

1.如何化解过生产能

国内的情况今年国务院中央从去年经济工作会提出来，今年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化解过剩产能，这个化解过剩产能我们说了很多年了，但是坦率的说一直化解的都不够理想，想化解下去老下不去，这边一边化解，那边新的过剩产能不断的出现，所以目前来看过剩产能不只是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也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光伏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说今年在化解过剩产能上关键问题是在于你到底靠什么力量化解，化解的重要性我们都说了很多遍了，大家都知道，问题是在于你有什么力量能够去化解，目前国务院这方面找了一个倾向力很强的抓手，就是要靠环保这一块来化解。

所以最近一段，新一届国务院说用大气治污，用它作为一个抓手，通过这个所谓大气治污的国十条，其中其实核心的带有压力性的新增加了一些压力的措施都是跟化解过剩产能直接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在一线工作也都知道，一个地方如果他经济发展整体相对落后，他想搞先进产能不是想搞就能搞的，他有的时候不得不先从落后产能搞起，这个是我们今年接下来也是矛盾点所在。   

2.农业能否实现十连增

今年影响我们整体经济运行的还有一个是农业，今年农业我个人认为不稳了，因为前面已经九连增了，影响农业的积极因素也用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本身九连增基础上要想十连增就不容易，再加上我们影响三农发展一系列的关键问题都到了必须有新措施的地方。所以今年我跟农业部的同志讨论，他们也有点担心，眼前能不能稳住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几个关键的核心问题由谁来种地的问题，土地流转你敢不敢继续往前改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你要想迅速启动改革有困难。今年农业两大难题，收成能不能稳住，改革能不能深化，收成一旦不稳，对马上接下来传导的就是粮价，接下来就是对CPI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们不利的因素。

3.钱荒折射出的国务院新态度

第三个就是钱慌，刚刚金融业折腾了一场，刚刚于部长也说了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钱慌的事情，到目前这几天为止可能逐渐的这个阶段过去了，但确实值得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钱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上周二傍晚本来要出差去重庆，我都准备去机场了，结果电话把我叫住了，说那天央行的同志通过电视台找我，管金融的副总理下午听银行汇报的时候提了很多要求，其中有一个具体的要求，说你们去找到杨禹，让他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要做几条评论，好好引导一下舆论。这也是少见的，副总理直接点名让我来，而且说好时段，说明天晚上就要出的，这个说明形势很紧张，说明国务院的领导不仅要决策迅速做，而且在舆论场合上也需要迅速的赶快投放声音。所以我那天我出差就推了，从机场的路上折回来到央行，央行的两个司长跟我谈了一个小时，把央行的核心情况，这个钱慌到底是什么状况，先给我兜了兜底，然后赶快我又回电视台，那天晚上到第二天做了评论。当时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确实大银行遇到一些问题，当时很多媒体报道包括微博上也传说大的商业银行违约，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大问题，到底有没有商业银行违约，我那天问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司的司长，咬着后槽牙跟我说杨老师你放心肯定没有违约，一切都是浮云，都是传言。但是他也承认说有的大银行资金周转确实出现了难题。

大家知道银行的账到了下班的时候是要给它做评论的，这是银行的规矩。但最后这两天有的大银行，到了4点钟这个账上还差，照银行同志的话说以亿计的两位数的差额，数十亿以上的差额，怎么解决，最后是大银行的董事长一把手给另一个大银行的董事长一把手直接打电话，你得支援我，给我通点钱，我得把账平了，最后用这种方法把账平了。不平了这个账，那是出现重大的银行业违规的情况，大家知道那是要辞职的，已经确实紧张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个紧张，这么描述看来真是挺紧张，但实际上我个人自始至终认为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个紧张是我们国务院和央行自己掌门，就是我们主动的设置了一个紧张的局面。目前来看出现这种紧张的由头是一些短期的原因，具体的这五个因素加在一起让商业银行在这段时间出现了流通性的紧张，什么投资人缺少等等。但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不用担心呢，这是因为他们造成了紧张，出现了紧张，并且这个紧张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在舆论场上酿成了一股风波，核心的原因是国务院或者央行没有按照过去几年的习惯做法来行事。

过去几年只要商业银行出现了这些具体因素，几个因素一叠加，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紧张，过去几年央行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就开闸放水，用各种办法，各种开闸放水的工具补助，稍微只要放一点就减缓了，就不至于出现刚才说的那么紧张的局面，这个事就过去了，不至于成个事了。所以商业银行早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习惯了，但这次首先是国务院改变了做法，换句话说是克强总理改变了做法，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我不要这么快的注入流动资金，我让你商业银行自己吃点苦头，感受压力，最后都平不了账的压力就得让你切身体会一下才行。感受压力以后才会今后对你商业银行那些钱的安排做出更符合规则和国务院标准的安排，而不是对于国务院的要求或者一些相关的金融的领域的政策置若罔闻，经常更多的投放房地产，投放票据，互相彼此之间的借贷等等。希望给商业银行一点点压力，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微博上舆论上，大家一直认为央行和商业银行掰手腕，较劲了，总理在跟商业银行较劲呢。

那天央行同志找我，为什么那天那么急着找我，真正希望我们投放的舆论场上的声音是什么，就是因为那天央行表态，央行他的副行长出来表态，表态说我们流动性充足，另外表态说央行近日针对市场上一些流动性紧张，确实也有针对性的投放了一些流动性，那天正好发了这个新闻稿，国务院也好，央行也好，最担心的是公众和经济界的解读，认为这是央行向商业银行低头，所以你看挺着一直不投放，到今天你终于挺不住了，还是得投放点流动性，当时从副总理到央行都很担心舆论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是得出央行低头了这个结论，商业银行逼宫逼成了，那对于未来的影响很大。因为大家就认为国务院是可以逼的，你是可以把他逼出来的，人家下次还这么干，而央行也不太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避免这种舆论产生的分析。

后来我评论的时候，我当然作为新闻评论者，我说的是央行对于流动性一直坚持一个长期目标，就是适中目标，之前那些天不管，并不意味着永远不管。因为央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护金融的稳定，我给你一点压力让你治治自己的病，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看着你死掉，你要是出现了大问题，商业银行出现了大问题，破坏了稳定，那也是不符合国务院的要求，所以给适度的压力之后也适当的注入点东西让整体稳定下来，这个并不意味着央行低头，而是央行在完成自己长期稳定的目标，但这种释放性的压力商业银行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做法坦率的说是克强总理的做法，我后面谈整个我们怎么看待新一届国务院整体的改革和考虑，从这起事件当中看出来，新一届国务院确实在很多具体问题的处置上跟过去十年的国务院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我们当然不能说新方案就要否定上一个方案，但是在这种处理的手法上确实不一样，商业银行显然还不适应，这次就是严重的不适应，这可能给我们在改革方面有一点新的契机，新的可能性出现。

（二）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1.强调服务型政府

我们现在说我们新一届政府，李克强这一届政府上周刚刚满了百日，所谓百日新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征了。总的来看他最强调，如果用一个词来归纳我觉得就是这个强调服务型政府，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那天他第一次见驻外记者的时候，那个大家很多同志已经看了，他说了很多，其实是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理念，那天他说了很多比较生动的老百姓的大白话，大家都传播的很广。但是我觉得这一百来天我们舆论场上看很多同志，很多舆论对于克强总理的这几句话理解的也不尽准确，有些有带点偏差，有些是相对极端的过渡化的解读，比如他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句话很深，其实很好理解，没有什么歧义，但是如果在一个阶段里面只盯着这句话拼命解读它，挖掘它的含义，最容易出现过渡化的解读，我觉得这几个月里已经出现了。

现在很多地方领导特别愿意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讲话里，拼命强调这个。很多舆论包括很多学者都说了，我们中国发展现在这么多难题主要都是因为前边几年光说不练，现在新一届政府强调甩开膀子干，那这些问题看来都要很快有机会解决，甚至有的同志说很多问题你只要甩开膀子干，有足够勇气和魄力那迎刃而解，原来就是太空谈了。我觉得这样的解读稍微有点过了，你把李克强那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底下那句话跟甩开膀子那句话放在一起看才是一个更准确的判断。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中央领导在说到深化改革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相对问题的标准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深化改革。3月17日那一天，李克强在后边加了一个词，就是韧性这个词，过去三个月我注意到他在反复说这句话的时候始终没有落下韧性这个词，这个词显然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我们发展难度的韧性。这句话跟前面一句话放一起看才是均衡的看，一方面我们眼前要突破，要实干，要谋求突破，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问题也不都是靠甩开膀子能解决的，有很多问题还是要增强韧性。第三个李克强总理经常说最底下这句话，说我们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我看很多公众媒体的解读这句话也有点解读的偏了，很多人说现在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要做的最核心的事情就一件事，就是放权。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过度，因为我们政府做减法，简政放权是首要任务，但是我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只是做减法。

政府首先做减法之后还要做点加法，比如国务院要求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地方贴近的服务，这都是做加法的过程。我们有很多权力的审批重新分配，中央政府取消了很多审批，很多审批又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那是不是就认为这样的过程就一片顺畅或者带来的都是积极因素，也不见得。上个月国务院开了一次职能转变的全国电视电话会，那天我记得我们时政的新闻后边是一个我们记者采访了几个业内专家的片子，然后是我们评论，当时坐在演播室里看前面播片子，我看到我们记者采访了一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这也算是国内一流的学者。那天他说了一句话，记者请他针对当时国务院又把一批审批项目从中央政府手里下放到地方政府发表看法，然后我们这个会长就说我们应该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用好这些权力，当时我听了觉得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后来片子播完了以后是我的评论，我记得我没太客气，我就说前面会长这句话我只能赞同一半，我说因为权力这个东西，甭管在中央政府手里还是在地方政府手里，你都不能简单的去相信他一定会用好，你后边一定要有足够的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和制衡机制，这位会长的意思好像有点感觉是这个权力过去在中央政府用不好，到了地方政府手里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用好，不能完全相信的，一定要用机制来保证，这个说的有点说的太轻松了。

2.强调中央要简政放权

今年克强总理提出简政放权很重要，我刚才一开始分析基本判断的时候就说，下半年我们增长能不能够稳住，这是下半年特别重大的课题，它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稳增长的方式，过去温总理这几年也强调了用积极财政政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克强总理这次提用简政放权稳增长，这个话我个人觉得我们能理解他的先进理念，但是他在今年可能会发生的，我想克强总理也不见得能看得那么准，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简单，过去我们政府管的太多了，今后要少管，要简政放权，因为我简政放权了管的没那么多了，市场重新恢复了一些它的主动权，市场的活力可能就会迸发出来，我们从这个方式来稳增长，这个理念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我觉得也有悬念在里头，因为我们政府想简政放权，我们简政放权的节奏可以自己控制，这一批三个月干完，集中把简政放权部署下去，调节机制等等，但是市场它能不能够恢复活力，这个不是由国务院定的。

如果我们简政放权了以后，市场感受到这个积极信号，他自己的主动权增加了，他的活力在下半年迅速的释放出来了，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简政放权做完了，但是市场的活力没到，影响市场活力的因素非常多，不是我们国务院各级政府能控制了的，也许甚至国外一些因素会拖累我们，我们简政放权最后增长没起来那就麻烦了，到下半年我们国务院是继续扩大对低增速的宽度，我仍然不着急，我还等着你市场给你创造条件，就等着你自己焕发活力，还是降到7以下以后我们为了稳定整个国家经济我们不得不又重新调过头去再采取一轮财政刺激或者大规模货币刺激的办法，这种压力我想在今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会感受到。到那个时候才真检验出政府这新一届国务院改革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也检验出我们中国经济抵抗低增速的宽容度是不是又放宽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出现难题的一点。

我们谈转变职能，中央政府部门跟地方政府部门，大家的考虑也不尽相同，前不久我参加了我们发改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会，我听到我们发改委一些司长讨论起简政放权的事，他们有一个担忧，这个担忧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这个担忧值得重视，今天微博上在舆论场上一说中央政府，说发改委，说财政部，说那些官员都死抱着权力不放，这都是为了寻租，我觉得会有人是为了寻租，但其实也有更多的人他其实不想寻租，他只是为了抱着这些权力，为了让自己该做的事情能够做成，该做什么事情呢，国务院要求说你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宏观管理，但是宏观管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跟地方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就可以坐在三里屯的办公室里自己谋划个事就完了，宏观管理要重视有效性，中央做出了宏观管理的抉择地方听不听，这是关键。

过去我们大量的行政审批得以维系的并不都是为了寻租，很重要的是这是制约地方的一个手段，你地方要是不听我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管理的要求，你的审批我卡住你，这是一个约束，但是现在当我们按照简政放权的理念，我们积极的去简政放权的时候，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约束地方的手段在急剧的减少，这是今天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事情。过去央地关系，财税关系我们认为中央拿的太多了，但是现在我们还给地方以后，中央对地方牵制力、约束力在下降，那也是一个难题，这是我说的改革的新困惑，不改不行，停留在过去不行，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你一改革就万事大吉，就顺风顺水，你只要往前走马上就有新困惑出现。

3.改革的转变：从增量到存量

相对应的十五年前朱总理的那阶段，增量为主重点推进，这几年大家有的舆论场上有些媒体人，愿意来点小清新，或者来点感情范儿，文青范儿，动不动回忆周总理当年说的那些铿锵有力的话，甭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火你也得闯。但是坦率的说，从我们研究经济的角度来看，朱总理阶段的改革固然有当时的难度，但是跟近几年比还是容易的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投放增量，用增量重点推进来解决，而今天这种我们投放增量的可能性在迅速的减少。

那么我来归纳，如果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归纳克强总理推进的改革，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先搞清政府不做什么，过去我们大家还记得，过去无论是新任的总理还是新任的省长，市长，你看他上任头半年首先要干的事情是要部署，我这一届政府要做什么，一二三给部署好，然后有工夫了，有空闲再去讲讲我们不做什么，讲讲行为边界。但是这一届政府李克强总理把这个次序调过来，他先讲不做什么，再讲做什么，所以过去三个多月我们探讨他反复开会不断要求重点是在推进转变制度，简政放权，而他真正最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城镇化到现在还没有系统地部署。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一拖再拖，我们也参与会议的筹备，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开，也有同志说干脆可能要等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开，他就拖到接近年底了。但是克强总理有次序的颠倒，我觉得挺像执政理念的变化，在过去几年我们大家说改革，总说改革在深水区蹒跚不前，怎么想要推进，就要有莫大的勇气和魄力，我觉得改革需要勇气和魄力，但又不只是靠勇气和魄力。有的时候改革推进不下去是因为你在没改革那个阶段，吃的亏还不够，因为你也没有吃过亏，形成改革的共识还不够，再吃一点亏共识就有了，有的是因为原本没有找到规律，远远没有突破，不是一个简单的有了勇气、智慧就可以弄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意见

所以今年我们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充满了期待，这也是将下半年影响我们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过去两个三中全会都很重要，今年据说也很重要，也是能够跟前两个相提并论的一次。那今年可能更多的是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词，新鲜的概念，但是更多的是要把一些拉家带口式的系统改革找到突破口，来向前推进，这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的地方。前不久我们发改委也公布了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我给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多的内容归纳了五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加。

第二个就是减，比如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了专项转移支付，实际上相当于中央返还地方税收的钱不再像过去那样戴帽下达，指定你允许用在哪，而要交给地方政府自己去用，增加了地方的财权，扩大银改，征房产税，这都是今年计划当中的。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今年要进入到煤炭领域，这也是因为现在的煤炭价格偏低，这也是我们从价计征，稍微高一点，公众接受力还稍微强一点。减字我这儿列了几个，比如说减少审批；另外一个行业协会商会要与行政机关脱钩，这个钩已经拖拖拉拉推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真正真正的脱开，今年国务院下了决心要把它减掉。

还有三个字就是整合的合，创新的创，深入推进的深入，整合就是像基础医疗，养老这些要做全国推广。创新我列了几个，比如说像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或者是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你别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一句话不那么起眼，我们当时新闻播的这一天晚上联播首发，就是因为这句话那天晚上九点钟，纽约股市开盘的时候，所有的中国概念股一路都暴涨，因为他看到了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的积极影响。

深化改革的地方是什么，公车改革，户籍改革，水电气价格改革，深化的地方特别是这三个，我个人一直认为这三个迟迟不能深入推进是这三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舆论的绑架。比如水电气价格改革，我们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要让它的价格体现它的价值，但是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敢让自己的价格减少财政补贴迅速让价格上涨，谁也不太敢，一说涨价公众就铺天盖地的骂，甭管该不该涨，公众也不去跟你讲道理，说我们跟他讲说要是水电气价格不能体现出资源价值的话这是大问题，但是公众说凭什么你一改革就涨价，凭什么听证会就是听涨会，大家不接受涨价。户籍改革公众也有很多比较着急的地方，希望户籍改革快速向前推进，去年年底，咱们各省市区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教育部的要求，都要公布自己的异地高考方案，但是当时咱们北京跟上海、广东是落在最后的，接近全国12月30日公布，公布了以后北京市最挨骂，因为北京那个方案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准备改革的方案，所以公众一定骂。但是北京市能像公众期待的那样去迎合公众，一夜之间把户籍改革门槛降低？一夜之间把异地高考门槛降低？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甚至我们今天不仅不能降低，甚至要不得不再适当的提高一些，因此我们这个城市面对的资源承载率的严重的瓶颈。所以户籍改革方面公众也是盼着越快越好，但是我们实际上不会那么快，今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小城市慢慢要放开了，但是一线城市反而要收紧，这个可能还会继续引来争议。

（三）中国经济的新定位

我这儿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跟新定位的一个表述，两年以前我们制订并颁布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当时有一天我在大会堂中午碰到几个专门采访两会的国外记者，我们在一起聊天，当时我问他们说你看我们这个十二五规划，我们国内媒体最关心改善民生的事情，你们国际媒体最关心是什么？那几个老外不约而同的说，他说你们中国治理改善民生这事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新鲜，早就应该做到，没什么可报道的，反倒是你们中国人自己说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也很关注，因为你们中国人太能干了，你们未来要想干什么我早早要知道，我们躲着你们，我们干不过你们，我们想听听你们这个新定位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五年规划里并没有解释这个新定位，底下的三个解释是我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1.传统产业和新型战略产业共同发展

过去我们一度以为当我们今天中高端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弃低端产业，我们进军新兴战略产业的时候就可以放弃传统产业，现在想来我们这种想法显然不靠谱，我们还没有放弃，但是我们又吸收增加后边三个决策，这是一个增加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定位。

我前面把这几个观念讲了以后我们接下来看从2012年进入2013年以后，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还差一周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如果这会儿咱们手里有数据根据这个数据来分析最好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些数据我们需要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首先全球都在过苦日子，但是我们这个苦里面也还不错，比如说我们的外贸去年实际增速是6.1%，我们去年制订目标是10%，没有完成目标，没有完成目标的这个情况比较少见。我们意外的发现虽然我们只增长6.1%，但是这一年下来以后，我们在世界贸易量当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其他的几个主要贸易大国比我们过的还差劲，我觉得这就行了。就像我们一起跑进了森林，突然来了只老虎，不需要比老虎跑得快，只需要比边上的人跑得快就行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全球过苦日子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局面。

我们部分地方经济增幅放缓，这种压力很大，但是对地方，对投资推动方的依赖仍然很强。你看中央政府从去年到今年温总理自己也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去年经济下行，但一直忍着中央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增发国债或者新的投资措施，但是地方上今年以来看到明显的对传统投资方式的依赖度在提升，也正赶在十八大以后地方很多新领导开始谋划自己未来五年到底干什么，一下子使得地方政府投资快速扩张，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轻松的减少依赖。另外，我们努力寻找居民消费者有效增长点，居民消费者增长点很难找，建筑领域对房地产一有影响之后，我们这个领域的增长点也很难找。最后就是能源资源的制约作用更加增强，这是目前我们面对的个基本局面。

2.稳增长是首要任务

再往下分析，我们下半年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们大概7月份初这个时点上也可以做一点分析，首先宏观层面很注意这个增长，我个人认为没有悬念。前面说了压力很大，有悬念，怎么最后说没有悬念了，如果预期的话，我认为新一届国务院不可能坐视GDP增速掉的太低而不管，我们不希望它低，低了以后我们还有办法，只不过以前我们悠着劲，不想再用那些老办法，但是如果下行到一定程度老办法该用还得用，所以我觉得宏观层面最终稳定增长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底下的压力很大，有企业效益下滑，有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过大，这些因素今年还是继续延续，如果说企业下滑有点改观的话，地方财政支出过大的局面不仅没有改观，今年以来还在继续恶化当中。

中央政府也没钱，中央财政今年前4个月，财政收入增幅-0.8%，已经出了负数了，这个很要命，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也都普遍很多降到了个位数，这都是非常困难的局面。而刚性的民生支出，天天都在花，不能停，停了老百姓就得闹事，咱们中国经济有一个内在特殊的规律，是西方经济学者们一开始怎么也看不透，发达国家，城市市场经济国家，他的GDP的增速和他的税收财政收入的增速基本是退步的，这个也是符合基本原理。经济增速快了，企业效益好过了，交的税多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情况始终不是这样，我们情况是每当我们的GDP稳定在我们预期目标之上的时候，比如说稳定在8、9、10这个水平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的GDP的增速，税收的增速，财政收入增速会迅速扩张到增长20%几，30%几，特别快，但是只要我们的GDP增速一掉下来1—2个百分点，掉到7&或者6&，马上地方税收收入增幅会迅速回落到比7&和6&还低的水平，它是尾巴上下来回摔的一个大的动作。这个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判断基本常识，他们都没见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跟西方一些学者反复在各种场合沟通以后，最后大家达成一个共识，说这个局面是由各地的地方税包括国税的税制设置的不合理影响，各地的投资力量目前仍然很强烈。

前不久我去杭州浙江省有些同志跟我讲，说杨老师我们没有对外高调的宣布，但是我们刚刚制订了一个上万亿投资的在杭州发展重化工业项目整体计划，为什么不高调宣布？就是怕引起公众的反弹，但是你看浙江，我们一直认为他这两年应该站在转变发展方式前沿，他应该不是重视化工厂，而是应该更重视搞服务业，但是浙江虽然是也重视服务业，但是他们仍然要办工厂，他提出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投资计划，这个显然跟国务院的要求不太一致，那么我们环境资源的压力也进一步的显现，这个不举例来说了。

 

三、   中国城镇化问题分析

那么分析了基本的形势以后，我特别还想拿出一段时间来分析分析城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既跟大家工作相关，也跟我的本职工作相关，我自己所在城镇中心就研究这个，在央视的评论当中我分攻时政和经济，其中城镇化的话题也是我评论的一个重点。大家工作也跟城镇化脚步未来要干什么密切相关，虽然国务院还没有系统的开一个会来部署，但是基本的调子有了，基本原则有了。

（一）扩大内需关键是城镇化

十八大提出的这新四化以后，大家可能注意到克强同志过去这一年他反复说起这个，他说了很多，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只要参加各种场合，开会，论坛，只要一说中国经济肯定说这句话，关键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关键是城镇化，这个当时还有人有议论，说去年克强同志还没真正成为总理，还是属于准备接班，按照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态习惯，准备接班，要接班的同志要低调，话语权还是要留给老同志，留给温总理，自己得憋着，憋到今年上任了再高调地说。很多人说克强那个做法怎么这么高调呢，也不太避讳，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当然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个性或者说他不是这种我们的政治身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中国经济的这种下行的压力，缺少增长动力的压力，让我们已经不得不忽视这个换届的时点，不得不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早早的向社会强调关键就在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关键是城镇化。

今年两会克强同志上任，那一段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引发了李克强同志的身世，当时很多人说李克强为什么这么重视城镇化啊，有人说这是因为李克强他自己博士论文写的城镇化，所以他要搞城镇化，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点因素，但是肯定不是主要因素，咱们正常判断当然不会因为这个，那就成了小孩过家家了。但是我回过头一看，他那个博士论文确实那个题目也恰好就是今天中国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大概是厉以宁出的题，反映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咱们有些同志更清楚这个多元结构，过去咱们总说城乡二元结构，当时厉以宁给李克强出题说城镇内部还出现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这种二元对立，加在一起是三元对立，所以克强是这么写的，现在看来这正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有的同志说李克强原来在地方执政的时候，在地方当领导就爱搞城镇化，所以今天特别想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是有点关系，但肯定不是主要关系。

（二）总理的城镇化理念

1.三化协同

回过头咱们一起去看他原来在河南干了七年，他当时一去河南提出来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目标就是实现“三化协同”，就是这个十八大的新四化把那个信息化去掉，剩下三化是李克强当时在河南提的“三化协同”。当时我还在报社当记者，我带着记者曾经去河南专门采访这个“三化协同”，这个也当面提问克强同志，他当时讲他的理念，我记得当年他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在河南现在搞城镇化、工业化，但是判断我们城镇化、工业化搞的好不好的第一个指标既不是城镇化的指标，也不是工业化的指标，而是农业现代化的指标，这是一个国家的粮食主产区。我如果搞城镇化，搞工业化，那两化搞起来了，结果把我农业产量搞下去了，没有完成全国大粮仓的生产任务，那我们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就失败了。这个理念在当时那个年代，十几年前觉得当时人人耳目一新，体现了三化协调的理念。

2.棚户区改造

后来克强同志去了辽宁，他调到了辽宁之后，那个时候辽宁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攻坚阶段已经快过去，他收了尾，所以克强同志在辽宁几年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干了一件事，就是棚户区的改造。这个跟大家工作也密切相关，他从辽宁干起来了。后来五年前当了副总理以后把他带进了国务院，国内很多城镇推进，他对这个也是高度重视。今年春节前小年那天他去考察，他那天去的是包头，那天小年，他还到包头火车站跟农民工聊天，农民工很激动，李克强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打工的，我是给你们打工的，后来有媒体说这是中国最大的打工仔，是总理，他在包头的时候去了当地的一个北户粮什么小区，就是棚户区改造的难点，今年是改造的重点。

他进了小区以后，那天很有意思，他没有按照安排引的路走，突然一拐弯进入一家，完全没有准备，我们这十六个记者跟着，都措手不及，进去以后那家有一小孩光着屁股，然后一看来人了就钻到炕上衣柜里去了，后来李克强跟他爹就坐在炕沿上聊天，然后我们记者拍后边那个光屁股娃探头探脑的出来了，一看没啥事，光着屁股又出来了，又钻进被窝了。那天我们这条新闻上了联播，很多人说光屁股娃上了新闻联播。

正好那一天的头两天是新闻联播改革第一次引入了新闻评论员的评论，第一次就是我来评论，也是新闻联播第一次，直播的连线评论，后来我看有一个上海的媒体发了一篇报道，叫做联播大变化，光腚娃和评论员一起上了新闻联播。那个体现了李克强对棚户区改造的重视，所以他今年两会见驻外记者谈城镇化，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我们今后的城镇化就是不能一边高楼一地，一边棚户遍地，他现在把棚户区的改造跟保障房建设，跟这些都捆绑在一起。所以，今年据我了解，我们即将开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里面也有专门的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章节专门也要部署在城镇化进程当中棚户区改造，未来在什么情况之下最终要彻底完成的一个过程，要勾勒这个时间表，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时间表。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大家今后的工作量都在里边了。

（三）城镇化的具体措施

虽然我们找了这么多原因去分析李克强为什么这么重视城镇化，但我个人认为一届总理他真正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是搞不搞城镇化的问题。他首先要考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到底在哪？这个问题要解决不了其他都是跟着一起解决不了，没有这个问题，持续的稳定的内在增长动力找不到，其他一切都免谈。所以他说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城镇化，这是他想找到我们持续的增长动力在城镇化。

过去十几年，从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们就为了扩大内需想了特别多的招，这大家都经历过，有很多跟大家这些年工作直接相关的。97，98，99这几年，我们当时想了三招，第一鼓励大家买私家车，所以咱们北京私家车第一轮的暴涨，快速增长就是在97年，98年，突然间就成了趋势，我自己是93年底到94、95，96年初，这三年当时我的工作是在北京交通台做节目主持人，我是北京交通台的第一波的节目主持人，但是我96年离开交通台了，到了发改委的《中国经济早报》，过了一年我发现交通台突然就火了，后来他们开玩笑说你看你一走了我们马上就火了，就是因为97年，98年出现了咱们第一次有了私家车的比较成规模的群体。交通台才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实际上为这个群体服务，而这个群体是有社会影响力，是有保障投入的，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那个时候我们为了扩大内需还想了一招，这是当时朱总理提的，鼓励大家除了自己住一套房以外还要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去投资，这跟这几年我们房地产出台了调控政策，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选择去否定当时，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当时之所以朱总理能那么提，也是因为咱们大家共同经营的阶段，那也是包括咱们北京在内一线城市快速扩张的阶段，大量的住房在建设，可以让大家去投资，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阶段也过去了，不能再靠这个了。

当时咱们第三招是大学扩招，以此来促进教育消费，后来发现这个很管用，后来持续了十年的大学扩招，不仅成为我们那十年扩大内需的一个顶梁柱式的做法，而且也极大的改变了咱们大学的面貌，对大学的影响有很多是特别有意思的影响。我记得99年，9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在人大，因为我从小是在清华和人大的校园里长大的，上中学时候我们家在人大，更小时候在清华，当时人大扩招，大家对人大都有了解，校园很小，那个时候已经满了，北边一半是教师，南边一半是学生，你要扩招不可能把学生扔到校外去，只能把教授们请出去，但是把教授们请出去何其难也，按照李克强说的话既触动了利益又触动了灵魂，可困难了。

当时的人大的校长纪宝成校长倒挺有远见，在世纪金源先买了几栋楼，现在大家去世纪金源西北角那几个楼，最靠近世纪金源那几个楼就是人大的楼，那是最早建设的，建设了以后给人大的教授们诱惑，你在小住两室到那儿就是三居室，校内当时最大的房子就是三室一厅，就是正教授是三室一厅，你到那儿就是四室两厅，这么高的条件，纪校长动员了小一年的时间。教授们全商量好了，岿然不动，谁都不去，就是因为教授舍不得人大校园，住惯了谁愿意离开校园啊，上课还得骑自行车骑老半天上班去，完全不习惯。然后还舍不得那个地方，当时人大东门外边是刚建起来的，三环路已经很繁华了，那西边的外边还是水稻田呢，还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稻田，教授一想好家伙给我发到乡下去了，还得骑车上班，那简直受不了，不去。

后来纪校长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想了一个逼着做出改革的绝招，最后他想了一招，被人大经济学写进了教科书里，符合了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学上面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调动这些资源不用让这些资源全都特别乐意，你只要调动了这些资源他的关切点，你把那几个关切点调动过去了，整个随之你会调动出来一片跟着他的资源。纪校长发现了什么关键资源呢，有一天我记得我下班回家，那时候我还住在父母家，看见纪校长和我们家老爷子愁眉苦脸在那儿商量，当时我父亲是副校长，我说你们俩商量什么呢，他说我们商量怎么样把教授们骗出去。后来他想出一个招，他发现了一个关键因素，他说教授们最关心的还不是自己离教室有多远，大学老师教授们最关心的第一是自己有个头疼脑热去校医院方便不方便，享受校园内的福利待遇；第二个老教授们特别关心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上人大幼儿园，上人大附小方便不方便。

所以当时纪宝成来了个釜底抽薪，没征求意见，二话不说先把人大幼儿园给搬到西四环那边去了，教授们一片惊叹，怎么你把幼儿园搬到那儿去了，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人大校医院也搬过去了，把人大附小都搬过去了，所以现在人大附小在西四环边上，所以大家在四环上开车能看见。这三个东西搬过去了，局势发生了逆转，教授们一边骂着纪宝成，一边蜂拥而至的都跑那儿去了，腾空了校内的地方，后来建了大量的学生宿舍，教学楼，图书馆，这才完成了目标。虽然当时骂纪宝成，过了三四年的工夫，个个都交口称赞纪宝成，他太有远见了，他预见到了北京城镇化的脚步，因为就那么几年的工夫，我们这个人大西门外一直到西四环那一片全建设了，农田都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人大那个地反而离世纪金源又靠近，又不是特别闹腾，算是个好地方，所以大家都夸纪宝成。

所以我想李克强强调扩大内需在城镇化关键是想我们找到城镇化的依靠点，因为这一个又一个车，房，教育，到现在我们大学扩招阶段也完成了，后来依靠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这些都靠过一遍了，现在这里一个都靠不住了。那靠城镇化，而且他所说的城镇化这个潜力不是跟前边车，房，教育是并列关系，这个城镇化在他看来是一个基础，就是城镇化的整体发展和内涵的变化会像一个平台一样，把那些具体的扩大内需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重新注入新的空间，这是李克强的想法，所以大把这个潜力主线放在城镇化。

（四）城镇化引发的争议

但是坦率的说，最近这半年围绕城镇化争议也很大，我这儿列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学者说了，你原来的城镇化就是发展模式有问题，过度的消耗土地，过度的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你又开始提大规模的推进城镇化，这不就意味着你要制造更多的问题吗？很多人有这种担心。

还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城镇化的学者有一个集体性分析，说城镇化按照全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它应该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不应该是一个工作手段。换句话说你这个国家对这个地区的城镇化应该是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积累的结果，是它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你政府在一个阶段里面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手段。我们要重视它，推进它，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干预，或者说人为干预就会过强，而你每一届的总理，市长都不能拍着胸脯说我这个干预一定就是这个，很多是这种质疑。

但是在这种质疑之下，国务院目前为止仍然坚定的要推进城镇化，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在怄气，也不是对这种质疑完全不在乎，而且我们今天中国发展客观难题，就是我们没法按照学者的最优设计去决定我们的城镇化。按照学者的说法，咱们也别推进城镇化，就慢慢的自己成长，这也能成长起来。

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稳定增长扩大内需的压力太大，我们不得不把城镇化拎出来当成一条主线，虽然这样做有学者们担心有副作用。但是我们还要考虑这种做法的积极意义，你要不这么做好像避免了这个负面因素，但是这一届政府完全没有工作的抓手，那是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这是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次优选择，我们今天强调城镇化。

在次优选择之下我们也希望改革，希望调整城镇化原来的发展方向，我这儿列的是经济工作会议的那段话，这段话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完整的讲述我们城镇化理念的一段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城镇化的进程，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我们现在的城镇化52.6，大家知道这个52.6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按照常住人口算出来的，如果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把那1.6亿的农民工还有几千万的城市白领抛出去，如果抛出去只剩下30几，我们现在并不希望城镇化增长太快，去年年底52.6，前年年底是51.27，去年一年增长了1.3个百分点，我们制订五年规划的时候是希望它降速，不希望它太快。十一五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五年增速5%，增长5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到了十二五规划我们提的是五年增长4个百分点，一年只需要0.8个百分点，这显然是希望它降速，但是现在降不下来，还是以平均1.3的速度增长。

为什么我们希望降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速度里面包括了进了城没有真正市民化的农民工和没有真正市民化的白领，包括这些半市民化的人。所以国务院提出未来城镇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继续大规模建设的过程，而是重点解决人，特别是这个人群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人群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前边那52.6，一年1.3，我们再快也意义不大，再这样的速度弄两年我们就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我们80%的城镇化仍然不能解决我们本质问题。

（五）借鉴外国城镇化经验

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跟着我们国家发改委的代表团去了一趟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那儿是因为欧盟总部在那儿，我们去跟欧盟谈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协议。当时李克强同志还是副总理，之前去俄罗斯访问，最后转了一圈落脚在布鲁塞尔，我们在那儿会合，最后跟欧盟签了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协议。当时我们谈判桌上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跟欧洲人之间互相都很羡慕对方，欧洲人为什么羡慕我们呢？因为今天欧洲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了，他基本上都到位了，还有建设但建设的规模很小，所以欧盟当时官员跟我们讲说我们欧洲土地大量的城市规划学者，城市建筑师现在事实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因为没活可干，整个欧盟半年之内要是哪个城市想新建一片新城区，那都是全欧盟招标，建一个楼都这样，德国要随便建一个楼都能招来整个欧洲最好的一流的建筑设计师，因为大家没活干，几年没活干他的学术地位就会下降，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到中国来再就业，也跟咱们抢点生意。咱们这边羡慕他什么呢，羡慕欧洲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咱们并不羡慕他的速度。

1.美国模式

我们中国研究城镇化曾经想学很多人，有人提倡学美国，有人提倡学日本，有人提倡学欧洲，最近这些年我们慢慢发现美国，日本学不了，美国他大中小城市样态也很齐全，但是美国有一个咱们学不了，他的城镇化是基于充沛的土地，充奋的资源能源建设的城镇化，大量的能源消耗。去年夏天我陪着我父母去美国玩了一趟，把我们家老头，老太太冻坏了，因为美国走到哪空调都超足，我们家老头、老太太天天大热天穿着一个毛衣在里边，充分消耗能源，我们完全学不了。

2.日本模式

日本我们也想学，后来3.11大地震前后我们发现也学不了，我们曾经想学日本，是因为日本的城镇建设大家可能比我还清楚，日本的特征是他在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集中了70%人口，在这一个区域内高密度的都集中在那儿。这样的做法是土地密度效益特别高，所以当时我们国内城镇很多研究学者认为应该学日本，而且我们中国说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有基础，我们应该把中西部的国民用各种政策把他们都引到中国来，更多的集中，全都生活在东部，留下中西部的土地去种，去开发。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日本也学不了，因为他那样做能源供应脆弱性太大。所以他几个核电站折腾了几次后，地震之后，安倍前前任的菅直人拼了命顶着巨大压力想恢复核电站，因为他没有核电站他的对口能源供应完全解决不了，他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差，我们自己学日本，很多大城市学了几年，马上就觉得没法学了。

3.欧洲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欧洲的模式是比较好的，欧洲的模式典型代表在德国，德国的模式最简单是大量人口住在小城镇里，他的大城市不多，德国就三个大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最大的城市，在德国人说我们的超大城市就是柏林，那不过才340万人，在咱们看来都排不上号。70%的人住在小城镇，为什么他的小城镇能住那么多人，年轻人，白人都愿意去小城镇，除了它有发达的公共交通和高速公路，上下班很方便，更重要的是它的小城镇基础设施水平高，它的小城镇基础设施的类型，风格跟大城市不一样，但是水平跟大城市一样，这是它的本质。接下来它的公共服务跟大城市一样，医疗，教育这些资源都一样，这是它能够发展这样模式的最大的好处，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最多想学欧洲的这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我这儿后边列了一些城镇化的数据，时间有限就不跟大家一一再去细分析了。

 

四、   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四个挑战

我们今天中国城镇化发展面对四个挑战，可持续性挑战，空间布局挑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挑战，灾害治理的挑战。我们都希望改变四个不可持续，这四个不可持续我们都希望改变，前三个过去几年说的比较多，最后这第四个是这两年才开始重视起来的，低成本公共服务，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聚焦人了，你一聚焦人就发现我们的市民们，城镇地区的居民们，他们所得到的公共服务都是打了折扣的，低成本，先凑合进去，落点东西慢慢再补，但是现在很多东西也没补上，所以我们希望这四个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去解决他们的模式。

我们的发展质量也面临四个转型，要强调更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我只要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地，我尽量把地都用足了，把城镇建设的大一点。未来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城镇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我们希望他雪中送炭，给那些进了城没有落脚的农民工，给那些进了城常住但是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给他们雪中送炭，这是我们的期待。第四个我不细讲了，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都说了扩大内需的潜力通过城镇化都释放出来，再进一步的具体分析能够释放到什么程度，释放的重心在哪，我觉得这跟大家的工作相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算法是说城镇居民比乡农村居民消费力要大3倍多，但是结合我们目前新型城镇化的趋向。我觉得未来投资的消费潜力重心放在这几个地方，首先一个是传统的基础设施；第二个是因为国务院希望整个人的城镇化重心放在解决人的那些问题上，所以稳定农民工的一些住房项目，将是未来这个阶段，从国务院中央政府出面大力支持开展，在这方面可能大家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另外已经家眷进城的农民工定居问题，就是我们这1.6亿农民工进城，其中还有2600万已经不是单个一个人或者老乡的呼朋一类的，干活一到春节就回家，而是全家妻室已经到了北京，到了大城市，到了城镇地区了，他基本已经住在这儿了，春节可以不用回老家过了，在北京过了，已经有这样的农民工，重点解决他们落户的问题。

从城镇化的布局来说，因为我们一线大城市已经不是发展的重心了，核心区已经不是了，所以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这是克强同志特别看重的，非常未来一个阶段重点发展的地区，我想大家很多工作也可能为此展开。刚才我们说到日本，过去我们想学日本但是学不了，所以现在我们十二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把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把特大城市改成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这个变化大家可能在一些具体开展业务当中已经注意到了。

最近半年李克强第一次调研说了两段话值得我们大家关注，这跟大家判断我们城镇化带来的机遇，未来重心放在哪，这两段话很说明问题。一次是十八大以后的第一次，一个是今年两会以后当上总理以后的第一次，十八大以后的第一次他去了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那个山区他五年前去过，他再去的时候，当时我们联播的片子下着小雪花，他上农民地里看，他在那儿跟农民说了这段话，这段话的含义也很清晰，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过去是希望农民进大城市，工作跟落户，今后这条路走不通了，希望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和落户。农民在家门口是什么范围呢？我想农民很关心，地方干部也很关心，大家也很关心，大家很多工作可能就要往这个重心偏转。李克强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了一次，他说我说的农民在家门口，指的就是农民家门口的镇，县城，最远的到地级市，重点在县城，总之就是不让农民离开自己所在地级市的范围。

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比如说产业界由此产生了一点点担心，因为过去十几年前我们的产业链比较分散，在朱镕基总理那个时代，他最讨厌的就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所以我们产业经历了十来年的一个聚集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想实现克强总理这段话，你要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城市文明，首先就是可以让农民在家门口能找到工作，他如果在家门口找不到他满意的工作，你拦不住他，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送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所以我们的产业链产生一点担心，说这不就走回头路了吗？我们又得分散回去了，有这种担心。克强同志最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结了十个字，他说我们这个分散，家门口，这个不是说漫山遍野的全都在现在的格局之下，十个字是小区域集中，大区域均衡，所以我们讲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不是在哪都匹配大中小，是在全国大的区域内有大中小基本布局，但是在一个小区域内还是要实现集中，居住地要集中，产业也要集中，这是他的回答。

两会以后他第一次带头调研去了无锡，到了无锡出了机场，没进市区，直接到江阴的新桥镇，到那儿以后看了半天之后说了一段话，他说看来在小城镇里面也能享受到城市文明，这句话含义也很有意思，他的含义就是说你不用进大城市，你守着大城市边上小城镇也行，这两个点第一个是传统农业地区，后一个定是大城市边上的小城镇，加在一起他想描述一个我们未来城镇化重心到底放在哪儿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二）城镇化带来的机遇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看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从重点发展大城市，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均衡发展，是我们研究城镇化的一个特有名词。就是除了工业区以外，大家可能在国内的很多地方也看到很多地方不光发展工业，还发展其他的一些路径，这叫多路径城镇化，一个地方的路径越丰富它的城镇化稳定性越高，这个我就不细讲了。营改增也不细讲了。

城镇化带来更多的跟人相关的就是户籍改革，我们现在户籍改革基本定的调子是中小城市适时的直接放开户籍，至于大城市，重点先解决这些实际上已经人进了城市的，全家已经进了城市的外来人口，这是我们的想法。时间有限，这个中间我不多说了。

关于我们整个的经济形势还有两个热点大家很关心，一个房，一个车，这个房子问题跟大家可能是更直接相关的。房地产调控我个人觉得从我们从舆论场上来看更多是预期之仗，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现实房价，也影响着走势。而大家一说今年的房价走势是什么？明年的走势是什么？我觉得在我的观察当中，房价在分化，你很难用一个词，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房价变化。咱们北京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北京中心区你再怎么调控它该涨还是涨，学区房你再怎么调控该涨还是涨，那前两年刚刚开始调控的时候，通州有一些边上曾经在这之前热的时候被炒起来了，当时经历了一段下降的过程，去泡沫的过程，未来房价我想也是这样，你很难说整体上就是涨或者就是落，它都开始分化了，我个人认为分化本身是一种回归理性的表现，本来就不是说全都绑在一起，一忽悠全上，一忽悠全下。

我们的预期之仗这几年打的比较激烈，去年7、8月份时候房价刚需突然集中释放，这个房价又开始猛增，因为舆论场上很多人放了一股说法，说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了，当时咱们的任志强任总连续放炮，说你看明年3月肯定房价又是高点，种种这些影响了大家预期以后马上又开始抢房子。那个阶段你要想怎么遏制这个趋势呢，调控也没别的办法，就是不停的讲，像祥林嫂一样不停的讲，那个阶段我们央视做了好多节目，我就被请去做了很多次的专门去讲为什么不会放松。经过两个月以后慢慢大家想原来国务院没有放松的迹象，慢慢就平静了。未来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两个月，虽然没有像去年那样，但是舆论场上业内也有人揣测，说新一届国务院，李克强同志是不是不再继续执行温总理这一套，换了总理了看来调控要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做预期。据我了解的情况和我的判断，我觉得恐怕克强总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过马上把调控结束，这些政策措施退出，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想法。这是我们对房地产调控的看法。

另一个是汽车，车简单一点，有让汽车市场积极增长的因素，也有让它下降的因素，两方面一抵消，我们想依靠汽车市场去扩大内需，去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也不至于成为拖后腿的，但是也不至于靠得住，它是一个总体上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那么我们目前关于改善民生是大家认为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心，一个重点环节，改善民生很多公众今天我认为对改善民生的期待感觉有点过高。我们媒体也有一个做法，我们媒体在关于改善民生上有一个习惯的做法，我们总是在不由自主的对改善民生做过度性的解读，我们媒体对改善民生过度解读是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工作习惯。这些年我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领导们都特别爱谈改善民生，这也是我们重心工作。然后我们制订了五年规划，政府工作报告，作为领导的党政一把手的讲话，当我们媒体来报道这些讲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媒体的工作方法只提意见不提其局，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规划，报告，讲话原样全都搬到公众面前去，我们一定要做挑选，那我们所有的媒体不用通气，想法都一样，挑老百姓最关心的。所以我们就会跳改善民生这些具体的承诺，措施，结果，明年新的展望，其他的那些内容我们一般就忽略了。

每一个媒体基本都这么做，各种规划报告讲话我们都会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是让公众看到了更多的关于改善民生的信号，我们未来要重视改善民生，但是副作用是调高了我们公众对改善民生的胃口，同时也屏蔽了我们党政部门系统考虑当中有一些不直接跟大爷大妈们相关的，但是对我们国家发展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的考虑，我们生产力有布局，我们中国发展的难度，风险代价是什么，这些因素，这些东西我们对老百姓说的少，这样此消彼涨一个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舆论场上弥漫着改善民生的信号，老百姓想听，我们党政干部要顺应这个就得多说，媒体愿意多报，这是我们把它称作好话循环，好处是让我们更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是我们这个舆论场上一些不好听的话变少了。

我觉得中国舆论场上不好听的话不都是老百姓骂政府的话，有很多不那么好听的，不那么顺耳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党政部门，我们主流媒体跟老百姓主动多讲一些话。就是我们中国发展难度在哪，风险是什么，我们要承受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这个阶段的局限性是什么，这些是我们这几年跟老百姓讲的少了。我们更多的是去讲改善民生一些好处，所以有很多公众，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改善民生有很多缺口，还有很多要亟待弥补的地方，但是也发现了很多公众对改善民生的期待过高了。他认为民生是福利，你现在政府给我提供的一种福利，你用政府支出给我待遇。但其实民生的实质不是福利，民生的实质是保障，保障跟福利不是一个概念。

民生保障不是去满足部分公众过高的福利要求，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有福利化的倾向，包括咱们北京也有，有欠账也有过度福利化，另一个目前舆论状态就是我们公众对一些难题风险代价的宽容度，接收度下降，所以才会有我前面说的像昆明市长面对的PX难题。你看今天的中国公众对自己的健康，环境，对蓝天，咱们前两天那个样本也呼唤，开玩笑，这种愿望是好的，增速越来越多了，但是这种进步的同时我个人认为，从我们舆论场上观察，一个脚往前迈了一步，另一个脚却往后退了一步，就是对风险难度局限性的认知反而退步了，这一个脚往前迈一步，一个脚往后退一步那就劈叉了，要出事了，就是我们围绕着工业项目到底该不该上，怎么上，怎么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群体事件，从去年开始连续出现，这个影响我们工作。

前不久我们央视做了一个报道，关于PX项目报道，最后我做评论中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句话不只针对是上不上工业项目，也是针对今天我们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我说老百姓的环保诉求越来越高，这是好事。但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因为说我们同意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深在其中，我们环保诉求高了，我们的发展就意味着变成了一个让环保诉求实现最大化的过程，我想不是这个过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不只有环保的诉求，我们还有经济快速增长的诉求，我们还有工业化的诉求，我们还有城镇化的诉求，城镇化也有毛病，工业化也有毛病，经济快速增长也有质量不高的毛病，每一个诉求都有这个毛病。但是不能因为你有了毛病就把这个诉求给否定了，这个诉求也跟老百姓跟民生利益相关，跟环保诉求是同等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更重要。

那我们今天中国的发展是这几个诉求之间在一起既坚持自己的诉求又关照另一个诉求，有的时候诉求之间是矛盾点的，最后是大家共同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这个平衡点是最后这件事情利益相关方每一方都不见得最大满意，但是每一方都能接受，我觉得这就是平衡点。不能最满意，是因为他的利益诉求最大化不能实现，我想上工业项目的人，想上化工项目的企业地方政府，你也不能随心所欲，我想上就上，我想在哪上就在哪上，这是过去的习惯。今后你也得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参与决策，征求专业的意见。而我们公众也不是说有风险的工业项目一脚踢开，你从我的城市里滚出去，因为你还要考虑我们国民经济其他的诉求，这是今天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宏观经济问题的背后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今天中国发展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也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之间的碰撞，甚至包括了像决策民主化的问题，怎么决策，到底中国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决策。昆明市长说的那种决策行不行，这个大家是搞工程建筑领域的，可能也有这种体会。我们中国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需要一定工业化的进程速度，也需要一定的建筑速度，没有足够的速度保障是不行的，你的决策机制必须符合这几个前提的要求，而不能找一个机制来听上去很完美，充分尊重了民意，但是它是一个拖拖拉拉的机制。

前不久，我们请了一个加拿大的城市规划学者，一个老先生70多岁，请他来跟我们讨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当时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加拿大一个城市想上项目怎么决策，怎么征求民意，他说我们不光化工项目征求民意，就连我们建筑楼都要征求民意，大家干的很多事情也在加拿大征求民意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们加拿大最后民主是怎么决策的，老头举了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住在温哥华，他说我们的民主就是你们中国人理解的那个最大限度的民主，就是利益相关方的市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这么执行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他说我们温哥华郊区，我们加拿大国家最大石油公司想建一条穿越温哥华郊区的石油疏通管道，为此他就成立一个游说部门要游说周边的市民，市议会要开咨询委员会来讨论，这个老头儿是全加拿大最有名的城市规划大师，他被请于当主席，他说我这个主席已经当了三十一年了，就是这个石油管道征求民意已经征求三十一年了，每半年市议会开一次会，到现在还没开完呢，所以石油公司也不是特着急，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去游说市民，总之凑不够这过半数，这个老先生说我眼睁睁的看着当年最开始来游说的石油公司的人早退休了。后来新招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现在据说也是退休了。

然后老先生说我住的那个街区有一个开发商要建立一个15层的高楼，就是一个商住两用楼，温哥华是一个高楼不太多的城市，所以这是一个大事。我说那是不是要征求你们这个街区的市民意见呢，他说不是，我们这个民主是充分民主，我们按照温哥华的城市法规要建这么一个楼，征求这个楼将来建起来之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只要能看见这个楼的市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就是在咱们西城这边建一个楼，那边海淀或者东城离的老远了，可能在他的视线当中它就是一个火柴盒，但是他作为一个市民，我说了我就讨厌这种火柴盒，我反对，那你这个反对票跟楼底下那个反对票同等效用。为了这个楼成立一个市议会的咨询委员会，老头儿被请去当主席，每个季度开一次会，他不允许派助手去，必须得本人，他又是公众人物，还得体现责任感，必须去，这个会他开了十三年了，到现在还没开完呢。

后来我们共同的认识是这种方式确实是最大限度的尊重民意，民主，但是只有加拿大这种国家玩得起，这栋楼，这种石油管道如期建设对他来说就是锦上添花，拖个十三年，拖个三十一年没关系，人家这个国家照常运转，城市照常运转，老百姓照常过日子，公司业务照常开展，对谁都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他的生活发展水平和他的城镇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决定了他能这么玩民主。这种做法按照今天的中国来看肯定不行，我们没有这么从容的决策余地，所以我想我们今后更多的是政府决策主导，因为政府决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些毛病我们也不能忍受，一定要改变它，拍脑袋决策，竭泽而渔，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影响，但是政府决策有一个好处，它效率高，快，这个符合我们前面那几个快的要求。政府决策加上公众广泛执行和更早的参与决策过程，同时加强专业意见，这是今后我们建设包括上项目的我们能够走的一条路，这是实事求是的一条路，时间有限不细说了。

（三）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分析到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从宏观经济基本规律讲起，其实讲到最后我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今天中国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十八大之后我们这个阶段随着我们的发展三个增多，系统性难题增多；我们客观上对我们认识上的新的发展规律增多；第三个舆论的影响很大，舆论的挑战极端化的判断，情绪化的表达也增多。在这三个增多的基础之上，我个人觉得我们经济背后关键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虽然分析了很多经济因素，但其实今天中国的发展关键已经不是经济因素，是社会因素甚至是政治因素，关键因素也不在短期，短期内我要想GDP保持在一定的速度上，有的是办法，有最好的办法也有次优的办法，实在不行了我还有救急的办法，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办法。短期内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能初步解决，但是你长期增长的动力在哪，你长期的改革和系统的推进在哪，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种所谓疾风暴雨的、突破性的内部变革，我想我们今天求之不得，但是我们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又需要快马加鞭，这是我们需要在新的阶段里注意的。

最后，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影响我们宏观经济的最本质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党政能不能够新一届领导集体能够准确地完成他们的决策。最近英国有一个经济杂志，叫《经济学人》杂志，他在上个月的主打文章里，这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杂志，但是这个杂志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的对立面，是希望中国变颜色的这么一个政治立场，他上个月发表有一篇主打文章，把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到舆论，这半年来发生很多事情他梳理了一遍，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判断，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立面的参考。他说习近平和他的领导班子在十八大上任以后所积累起来的中国公众的期待执政资本，他说这半年已经急速的衰弱，他说因为中国有些向往民主自由的人群，他们现在特别失望。他说因为他们期待的那一幕没有发生，他们期待着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中国走一条别的路，不是十八大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发现咱们席总书记还有别的几位领导，这半年来各种讲话反复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留下半点空间说要走别的路，他们很失望。当然经济学他自己也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希望中国换一条路走。

最后结论是，他预期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首先要陷入到各种思潮和各种舆论的对立和碰撞当中，进而中国经济要受到影响。所以他说再过两年预期整个世界要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走出来，而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拖累世界经济的最大拖累因素就是中国经济风雨飘摇甚至最后会崩溃，就是因为你中国人民都陷在道路之争吵来吵去，在舆论场上吵架，吵来吵去，这是这家杂志的判断。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对立面那些人怎么看我们，我想他也把我们身边的他所说的向往民主自由的某些人的失望也给说出来了。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中国的发展来说，要维护我们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但你要维护稳定做的努力不只是经济范畴了，对于我们这个党来说，我们如果让《经济学人》杂志高兴了，那我们就要失望了。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坚守底线做的很好，但我想未来五到十年还是带领我们这个执政党要体现进步，你怎么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而对我们新一届国务院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提不出先进的理念，而是怎么用这些理念去解决现实问题。

克强总理这一百多天来提了从简政放权到理解中国的改革到各个方面，到这次跟金融机构较劲等等，这都是他先进理念的体现，这更尊重市场，更符合规律，政府管的尽可能节制自我。这些理念都非常好，我们不能说理念错了，但是这些理念能不能够去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也要一起来观察。当它遇到经济快速下行的时候怎么办，当它遇到种种过去我们曾经遇到问题的时候，新的这一波里面能不能够坚持住或者说做出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调整，这将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的稳定，改革的进步，也影响着我们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越过一些经济数据背后可以一起去观察，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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