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语权不是喊出来的

 

周文重68岁，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外交生涯，担任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现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澍摄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话语权也比以前大了很多。但是围绕话语权，我们依然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如何讲好让世界愿意倾听的中国故事？怎样在国际社会上增加话语权的分量和力量？“话”该怎么说才能说到对方心里去？

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

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还要靠它的是非观。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才能赢得更多话语权

解放周末：您如何定义“话语权”？

周文重：话语权就是一种影响力，代表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解放周末：在话语权上，有没有大国小国、弱国强国之分呢？

周文重：按道理讲，在联合国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国小国都是一票。但实际上呢，联合国里还有安理会，安理会里还有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区别，所以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你的话语权与你的实力有很大关系。因为话语权本身就是靠实力说话，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但是你要把话语权等同于你的实力，这个人家也不能接受。好像你的国家比我的强大，你的喉咙就可以比我粗，我就必须要听你的，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要认为你是正确的，这个人家是不能接受的。

解放周末：话语权不能和实力画等号。

周文重：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还要靠它的是非观。在国际问题上，你是不是帮众多的中小国家说话，人家心里都是有数的，他们对强权政治也是反感的。所以即使你的经济实力再强，如果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甚至不顾别国的主权，人家也是不满意的。话语权不仅仅是靠实力，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才能赢得更多话语权。

解放周末：那么我们赢得话语权的目的是什么呢？

周文重：我想最终的目的是和平发展。比如像朝鲜半岛局势，我们的主张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时坚持半岛的和平稳定。另外，我们还坚持认为，朝鲜半岛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肯德基、苹果手机都是文化，都是看不见的话语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会感受到

解放周末：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曾写过一本叫做《软实力》的书，在您看来，话语权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周文重：我觉得话语权应该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加上软实力，才构成一个整体的话语权。

解放周末：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化影响力，请问话语权与文化影响力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

周文重：一个国家发出声音的目的，总是想提升国家影响和树立国家形象。无论是影响还是形象，文化是可以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

文化是什么呢？是一种载体。它反映的是本国对世界上的事情包括对人类的看法、对发展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待等等，以及各国对彼此的看法。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很多是通过文化的渠道来宣扬和传承的。所以文化的力量就在这里，如果文化影响力不够的话，国家的形象也好，国家的影响也好，都是难以打动人心的。

 

解放周末：您的意思是说，话语权不仅表现在对某些问题的外交表态上，就像美国大片其实也是一种美国的话语权。

周文重：还有美国的篮球，中国有那么多人喜欢。美国的肯德基、苹果手机都是文化，也都是美国话语权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看不见的话语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会感受到。

解放周末：可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国家过去不够重视的，也是有所欠缺的。

周文重：我们的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得还不行，不太善于把我们的理念转化成一种产业，再把它宣传出去。这方面美国人特别在行，需要向他们学习。

随着话语权的分量越来越重，人家对我们的期望就更大了

解放周末：毛主席曾经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没有话语权了。您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从改革开放前到现在，您感觉“中国话语权”的分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周文重：这个世界始终在变化，中国自己也在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10月11日上午，我正在去参加驻美使馆首届金秋运动会的路上，突然接到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打来的紧急电话，希望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个议题尽快召开世界金融峰会。美方认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问题。他们觉得原来的G8（世界八大工业领袖国联盟，包括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范围太小，提出来要搞G20（G8、欧盟+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对外宣布前就此征求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意见。后来，G20峰会顺利地在华盛顿召开。胡锦涛主席在会上的几次讲话凸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可见世界力量发生了变化，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也就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话语权的提升还是很大的。

周文重：是的，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比如我们跟美国的贸易，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时，贸易额只有20多亿美元，去年是4000多亿美元，今年年底估计下来要5000亿美元，光顺差就有2000多亿美元，这个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世界银行里面的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份额，也都比刚加入的时候增加了许多，因为这些都是跟经济总量挂钩的。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里都有了我们的席位。

解放周末：我们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在这几年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周文重：在很多国际组织中和许多国际会议上，我们这一票始终属于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讲，我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正因为如此，我们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期待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把所有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随着中国话语权的分量越来越重，人家对我们的期望就更大了。

我们绝不当“世界领袖”。越俎代庖，代替人家做决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解放周末：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绝不当头”，现在我们的话语权多了，会不会改变过去的外交方针呢？

周文重：小平同志的确说过“中国绝不当头”，这个“头”我觉得是指像前苏联的那种“头”，是像美国那样，自己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当“世界领袖”。你不跟我一样，我就要整你，美国和前苏联都是这么做的。我觉得小平同志讲的就是不当这种“头”。但是人家对你有所期待，希望你在某些问题上发挥作用，你也推辞不了，这就是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这种大国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头”，但是这种“头”和前苏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小平同志对前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是深恶痛绝的。

解放周末：这些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外交上应该怎么灵活应对呢？

周文重：还是要有最基本的判断和估计。另外，世界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来办；一个国家的事情，主要是靠一个国家自己来解决。你要越俎代庖，你要代替人家做决定这是不行的，也是做不到的，更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对自己以后在世界上的作用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是不能超过你的国力，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也是一个例子。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都做了超过他们国力所能承受范围的事情。他们想称霸世界，但是他们的国力不能承受，他们的霸权主义的做法引起全世界的反感，所以最后走向了反面。

韬光养晦要看情况，一是要有所选择，二是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周边

解放周末：邓小平同志当年还提出要“韬光养晦”。但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韬光养晦”已经过时了，觉得中国这么强大了，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文重：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在发声音。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问题很多，要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话说得那么清楚，那么有分量，可能我们也做不到。大家的想法千差万别，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所以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发表意见也不一定合适。事实上，我们现在“出头”更多是口头的，因为用行动“出头”往往是需要花钱的。（笑）美国的影响力大，很多就是用钱换来的。

 

解放周末：就像在联合国，话语权多可能也意味着要交的会费多。

周文重：就是这回事。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也要看情况，一是要有所选择，二是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周边。对于周边我们要格外关注，周边是关于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家门口出事情你不吭声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重点要放在周边。周边的事情你当然要态度鲜明，而且该投入就投入。比较远的地方发生了事情，我们当然要关注，但一般表达基本的态度就行了。

即使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仍不具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声音的能力，还是要韬光养晦，小平同志的这个外交方针我们还是要坚持的。

起码让人家知道，你是在跟他们平等对话，而不是要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他们

解放周末：您当驻美大使的时候，有人评价您的外交风格是“耐心地摆事实，温柔地讲道理”。我们注意到，美国人摆事实似乎没什么耐心，基本上想到了一下子就讲出来。为什么我们在外交方面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温柔”呢？

周文重：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把世界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你的宣传声音出不去，或者是因为你的力量不够，或者是因为你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当地的听众，造成当地人对你的误解很多，偏见也很多。所以，在这样一种西强我弱的情况下，长期以来我们在话语权问题上是比较孤立、被动的。我们宣传我们的模式，说我们的模式是适合中国的，但很多人并不认同。我们就要去说服人家，要想办法让人家信服你。人家怀疑你，可能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有的可能出于偏见，有的可能出于完全不了解，所以要有针对性地去做工作，要把“话”说到他们心里去，这是一个挑战。

尽管西方理解中国的人也有不少，我们的朋友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很多外国人心目当中，对中国的了解还是需要加深的，有很多疑问需要我们耐心地去解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外交工作就更需要耐心。要跟对方摆事实，要善于讲中国的故事，善于讲中国的道理。起码让人家知道，你是在跟他们平等对话，而不是要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他们，或者说你并不是咄咄逼人的。话语权不是靠喊出来的，要让人家能听得进去，接受你的说法。

解放周末：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赵启正同志说过，“我们对外交往的时候，太爱讲哲学。道理讲得太多，就是不太会讲故事。”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讲故事？

周文重：其实我们已经在改变了，《新闻联播》也好，《人民日报》也好，都把基层的好人好事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讲述，这就是讲故事。

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实话实说”活动。从2002年至今，对外友协先后组派了5批由中国普通老百姓组成的“实话实说”代表团走进华盛顿国会山，先后与98名联邦参众议员进行对话。记得2008年5月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后，那一批访美的代表团中有来自北川中学的高二学生以及来自北京、河南的民营企业家。在对外友协和美国全球家庭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全球家庭日”活动中，有17名联邦众议员到场。北川中学的学生用英语介绍了地震灾区的情况，并感谢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给予的及时援助。学生的发言感动了所有听众，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一位资深的国会工作人员说，很少有一件中国的事情，能像这次活动，让这么多美国国会议员聚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美国人不但愿意听，而且也越来越重视这样的声音。

我们说话的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同意，我们要争取的是大多数人的理解

解放周末：我们希望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国，可事实是，总有一些人习惯性地给我们“泼污水”。比如我们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可他们却说我们在全世界掠夺资源。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周文重：我们跟某些人的话语体系是永远不可能一致的，跟这种人怎么可能谈得拢呢？谈不拢的。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外宣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我想我们对外宣传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外国公众了解中国。至于那些对中国有成见或者偏见的人，我们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他们能接受多少就接受多少。要指望他们通过你的宣传，就对中国有个客观、公正、全面的了解，是很困难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虽然他们明明知道你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你是对的。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解放周末：就是说，我们说的话他们有些是真的听不懂，但也有些是装作听不懂，怎么说服那些装作听不懂的人呢？

周文重：其实说白了，我们做事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想让所有人都高兴，所有人都说好，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说话的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同意，我们要争取的是大多数人的理解。这会有一个过程。对于话语权来说，重要的在于我们表达了，在于我们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世界上多数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对这一点我们有自信。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26/7246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