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应有自信

(原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全球生活中一个真正的大国崛起，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以自己特有的文化意蕴和价值选择向世界奉献一种独具个性的生活样式。支撑这一全新生活样式，并为其作出合理性、正当性论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自信，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对于当下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整体价值观自信。所以，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并进而要求全党及整个社会都必须建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软实力自信

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必须以坚定的民族自信为精神前提。只有一个拥有坚定自信的民族，才能在世界生活中雄视全局而又沉稳把持，锐意进取而又审慎持重，奋发向上而又板荡不惊，百折不挠而致生生不息。这种民族自信，当然首先应有崛起过程中对自身硬实力的自信，但是，正因为处于崛起过程之中，硬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可能旦夕之间臻于成熟，因此这种民族自信尤其注重于对自身软实力的自信，对自身发展和进步的正义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充分把握与坚定信念。

这种软实力，区别于约瑟夫·奈所指用的软实力概念，而具中华文明所赋予的特定含义。约瑟夫·奈所指用的软实力，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某一国文化对其他国家、民族所拥有的影响力、同化力、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2］2，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含义的“价值同化力”，甚至包括国家关系中的价值诱导、价值干预、价值收编。约瑟夫·奈的这种软实力，明显带着一个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的文化政策特性，而并不拥有霸权、也不谋求霸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软实力自信，则主要是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意蕴和价值选择而产生的特定生活样式的自信，也可以说是国家、民族整体价值观的自信。这种整体价值观的自信，是关于国家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国家理性阐释的真理性、国家生活规则的正当性的确认，以及由于这种确认而形成的坚定的价值信念；这种整体价值观的自信，是对引领整个国家发展与进步走向的政策哲学的肯定性把握，也是对构建和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的肯定性把握。

这种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肯定性把握、对自身整体价值观的充足自信，是崛起中的大国的重要精神支撑。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都必须在世界生活中提供一种独具个性、超越既往并获广泛认同的生活样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活样式的呈现，即使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乃至发展，也是在别人的生活样式中所实现的增长与发展，充其量只是富国俱乐部中的一员，难以摆脱依然是“二流角色”的形象。这种在世界生活中崭新而独特的生活样式的生成，依赖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构筑并规范这一生活样式的价值观体系的肯定性把握、深层次认同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大国崛起的所必需的全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世界近代史上，英国作为大国崛起，乃立足于向世界提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独特样本。这个独特样本的生成，乃植根于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此中包括培根式的实证精神、从霍布斯到洛克所论证的“私有财产”与“天赋人权”理念、后来韦伯所概括的“合理谋利”的新教伦理等等。孟德斯鸠概括说，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3］154。当时英国人对这种“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的整体价值体系的根深蒂固的认同和宗教皈依式的信念，构成了英国人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强大的价值观自信，也给世界呈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英国式生活样本的内在精神支撑。

历史尽管走着曲折的路，但发展和进步不可阻挡。历史在其代谢进程中或迟或早总会展示出新的大国崛起，并承载着有新的理性论证和整体价值自信所支撑的新的生活样式，此中浇铸着新兴大国社会中从大众到精英的共同的软实力自信，浇铸着全社会凝聚为集体心象的整体价值观自信。如果说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样本的英国曾经构筑其软实力自信的是如孟德斯鸠所说的“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浇铸着全民族软实力自信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全社会对国家实践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发展和进步的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社会生活规则选择的正当性的自信。“三个自信”，构成为全民族理念自信、价值自信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构成的整体自信。党的十八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成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是实现对现存的资本对人的奴役的否定，把社会一步步推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个性自由理想状态［4］104的历史实践运动。其二，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以及因应这一规律推动历史进步进程的规律性认识成果的说明体系。其三，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类型，是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社会制度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道路自信，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运动在当代中国路径选择的合理性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才能在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自信，就是对这种实现途径的肯定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真理性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这一理论体系科学揭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精华，构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础性的政策哲学，是中国在世界面前构建崭新生活样式的指导思想。理论自信，就是对这种指导思想的真理性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规则在当代中国实现与创新的正义性、正当性的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体制设施，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制度自信，就是对这一规则体系的正义性理解与认同，是对这一制度保障体系的正当性信念。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成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的精神支撑。在当代世界生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历史性事件。如果中国在崛起中要真正向世界奉献一种具有全新历史含义和独特民族个性的社会生活样式，那么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这一软实力自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坚实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深厚而巩固的根基。这种自信，不是空洞的价值自诩，不是虚幻的价值自负，更不是盲目的价值自大。这种自信，建立在对世界社会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客观把握之中，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规律性的科学把握之中，建立在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条件、困难与挑战的清醒认识和审慎应对之中，舍此不会成为真正大国崛起意义上的民族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植根于对当今世界生活中中国崛起的走势把握和价值理解。不能不承认，当今实乃多事之秋。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前景走势迷茫难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浪潮在经历昙花一现的繁荣之后把世界拖入更为严重的困境之中。据近期统计，世界最富的250人的财产相当于世界2.5亿最穷人口的一年所得，世界最富的3个人的财产超过48个第三世界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预测甚至到2040年仍有65个国家共12亿人口至少不能实现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任何一个“千年发展目标”［5］21，40－41。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力图把掌握世界权力和收罗世界的利益集于一身但也把世界各个角落的怨恨甚至愤怒集于一身。而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创造了世人公认的“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奇迹，中国的崛起已是无法遏制的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走出了一条中国人“自己的路”，既不重复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僵化的老路，也不堕入把当今世界拖入困境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漩涡。这种中国崛起的“自己的路”，给世界奉献了中国人在当今世界条件下，具有崭新历史含义的一种生活样式。中国崛起的自信，就是在对世界的这种宏观把握中所形成的对自身生活样式的确认与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植根于改革开放3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以来的艰苦探索、不懈创新所获得的成果、经验与智慧。中国人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了自己的国家命运，并在这种理解中形成掌握这种命运的自信。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取得过巨大成就，也经历过严重曲折，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人建立起改革开放的自信做了宝贵的铺垫。而在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选择以来，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艰辛努力的丰硕成果中，日益清晰地把握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规律。“出水才见两腿子泥”，中国人在实干与探索中，看清了自己国家应走的“自己的路”，从而在理性把握的基础上建立起对自己实现宏伟目标的自信心。所以，党的十八大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基于对这种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因而认识到值得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根本成就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植根于对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各种压力、挑战和困难的充分的精神准备，以及冷静沉着的应对思考之中。大国崛起中能够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自信，只要不是了无根基的价值自负或过度的意识形态激情，就不能不把自信建立在时时保持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心态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状况的科学把握的理性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在总结新世纪新阶段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尤其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知更显审慎理智，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1］。毫无保留地指明基本国情、主要矛盾、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对发展进步以及诸多方面存在的“不够格”丝毫不加掩饰，坦陈这是当下中国“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的战略把握，以及对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各种困难风险的足够精神准备。有了这种战略把握和精神准备，才能真正建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选择的坚强自信。

三、“三个自信”在中国崛起中的日臻成熟

大国崛起以全民族对国家理性、对社会整体价值的充分自信为前提。同时，这种全民族的整体自信也有一个在实践进程中不断臻于成熟的过程。大国崛起并非成于旦夕，前进的道路上有成功也有曲折。成功能有效支持民族的自信，曲折则常常严峻考验民族的自信。因此，真正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全民族自信心经受风云波澜的考验、日益走向成熟和坚定的过程，也是全民族不断提升整体的民族自觉和强化民族自信的过程。党的十八大要求，在新的发展征程中，要“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这是大国崛起中的宝贵经验，也是当下中国实践中的紧迫要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部进程中，不断巩固、不断强化、不断提升“三个自信”，仍然是长期的任务，仍然存在已知和未知的各种课题需要探索。

首先，必须清醒预见，在今后一个并非短暂的时期，中国崛起的自信将一直面临现存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先占优势的压力。自信常常源于对自身优势的确认，而任何优势又必然处于国际比较之中。毋庸讳言，当下经济技术方面甚至也包括其他方面的优势仍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些国家凭借这种先占优势，必然会把自身的价值体系宣布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甚至以这种自我宣称的普世价值的责任人自居，充当“世界牧师”的角色，诱使或胁迫其他国家进入他们的价值观樊篱。一部世界近当代史表明，中国如果进入这一樊篱，以西方资本主义谋求自身作为大国的崛起，已经绝无可能。所以我们不得不另辟新径，“走自己的路”。这条中国人“自己的路”，也就在世界生活中展现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这必不见容于已具先占优势的某些国家力量。他们会以“世界牧师”的角色，通过炫耀自己的优势在价值理念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教训”别人，压制后来者。我们自己国家中也可能有人在这种不对称的优势比较中动摇对自身道路选择的自信，甚至放弃这种自信，对某些霸权式的“训导”随声附和。这几乎是所有后起新兴大国崛起中的烦恼。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首先要求执政党全党要坚定“三个自信”，要“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1］。作为国家政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的这种坚定自信，也为全民族、全社会的自信创设中坚力量。而作为执政党来说，建树这种自信，则必须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明察当今世界，洞透中国国情，回答好究竟哪个“主义”才是中国崛起道路的合适选择的问题。在这里，既要建立一般理论逻辑的说明体系，更要从当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既要坚持历史观察的视角，更要从当下中国在全球机遇与挑战中的战略把握出发；既要敢于承认优势比较中的不对称事实，更要有对历史走势的高远把握，有“凌绝顶而小天下”的民族气魄。把究竟哪个“主义”是中国最合适选择的问题回答好，全民族就有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共识，就有了坚定“三个自信”的巩固基础。

其次，必须开阔眼界，向世界学习，与世界对话，才能防止坐井观天式的盲目自负，不断充实崛起中的自信。不能被套进“世界牧师”们的价值观樊篱，但绝不等于自我封闭，自赏孤芳，堕入井蛙式的盲目自负。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毫无疑义都有自己独到的路径把握。但是，所有在这一各自独到的路径把握中，无不嵌入一个共同的选择，即虚心诚恳地向一切可以学习的国家学习，包括向成熟的大国学习，也包括向有长项的小国学习，包括向世界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方面学习。因为有对自身选择的自信而拒绝向外部学习，那不是真正坚实的自信，那只是一种井蛙式的自负。而要向外部学习，就必须以充足的自信和外部对话。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改变，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肩美国，而人均水平也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所以“崛起中的烦恼”将在比较长的时期里缠绕着中国，中国和世界的磨合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和外部的对话自然会遭遇种种障碍。这些障碍，特别是和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中的障碍，常常会伤害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国家自信，甚至从反向激发某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反弹而走向封闭。因此我们必须摆脱以往长时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心理惯性和行为惯性，建树更加开放的国家心态，沉着冷静地面对世界风云，充满自信地和世界对话，并在对话中把握我们自身的世界角色内涵，把握中国在世界社会中提供的全新生活样本的价值。这种开放的学习和对话，将更加激励我们进一步巩固中国崛起的坚定自信。

最后，必须坚持毫不懈怠，勇于自我革新，绝不因盲目的自信而自我禁锢，固步自封。任何以自信的名义而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最终都必然自己摧毁自己的自信。所以，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尤其是勇于自我革新，是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重要关键。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所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在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党的十八大提出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敢于开拓进取，敢于自我革新，敢于“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是真正地拥有“三个自信”，否则只是一种虚幻的价值观自负，或者只是没有底气的价值观自我保守。同时，也正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向世界展示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成长中大国的丰沛活力，从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就认为，中国革命如此丰富伟大，不可能不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家，不可能不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展示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和理论选择的高度自信。今天，中国以当年无可比拟的发展与进步形象崛起于世界，完全可以坚信，今天中国的道路选择不可能不给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生活样本，不可能不给世界带来自身社会认识上的重大思想贡献，不可能不给世界展示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规范体系。只要我们坚定这种自信，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26/7247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