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妙趣横生的公文故事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公文都是板着脸说话的，不仅格式固定死板，而且用语也讲究规范，整个就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甚至通篇都是官话套话，既无情趣，也乏生气。秘书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大论，其命运多半是：用完了，归档了，时过境迁即无价值，谁还有兴趣再去翻阅它们，更不要说像文学作品一样让人欣赏借鉴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一种误解。不要说古代许多公文都是文章名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仅读读下面那几个批文故事（批示是公文的一个种类），你也许就会承认：不论是现代的公文，还是古代的公文，确实不乏言简意赅、颇有文采、文意俱佳、掷地有声之作，它们真的并非都了无生趣。

（一）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但毕竟还是活到了六十五岁。这个年纪，在如今当然说不上很大，但在古代，却算得上是高寿了。苏轼有如此高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那乐观、风趣、超脱的人生态度。他生性幽默，爱与人开玩笑，总能以“笑”和“乐”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幽默史。

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幽默和乐天精神无处不表现出来。对常人来讲，贬官无疑是件痛苦的事，而多次贬官的苏轼每次都能苦中生乐，活得飘逸潇洒。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任湖州知州，到任不久，即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在被押往京城审理时，亲友们哭泣送别，相对无语。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死关头，苏轼却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到处寻访天下的隐士，有一个叫杨朴的，颇有诗名，可召见之后，他却说自己不会做诗。宋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写诗送你?”杨朴回答：“只有我的小妾送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真宗听了大笑，当即放他归隐山林。说到这里，苏轼用眼看着小妾说：你难道不能学学杨朴的小妾，也写首诗送我吗？苏轼把这个故事一说，送行的人就破涕为笑了。 苏轼本质上虽然是个文人，但他首先是个官。他几乎做了一辈子的官。在人们的印象中，做官不论大小，总是最严肃的。但苏轼做官时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不但喜欢给同事们起绰号，而且在处理政务批复公文时，也不忘“幽默”一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当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政见不同，得罪了王安石，此后数年苏轼不得不出任地方官职，开始为杭州通判，后来先后出任密州、徐州和湖州知州。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狐”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成为良家妇女。营妓是古代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以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是违法的。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此事推给新领导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汉书·张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23页）。苏轼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是说我虽然是个临时负责人并即将去职，但还是有权批准你的从良请求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差不多同样内容的另一份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欧阳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一判从良，脱离营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真是太幽默太风趣了！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宜批准你的请求，请你原谅和理解。 苏轼的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合情合理；既充满人情味，又不失原则分寸，难怪欧阳修要说他“敏捷善谑如此（苏轼真是文思敏捷、善于开玩笑）”（欧阳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另外，从苏轼的这两份批示中也可以知道，唐宋时的地方官员，手上握有随意处置娼妓的权力。

（二）

闽国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其始祖王潮为河南固始县人。公元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唐朝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896年，唐朝升福建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节度使。次年，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后加同平章事，封琅琊王。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其国即为后世所称的闽国。 王审知统治福建三十年。在此期间，他注意节俭，礼贤下士，又广泛收揽由北方入闽的衣冠士人，并广招蛮夷商贾，因此一境安然。王审知死后，其子孙争权夺位，互相残杀，福建大乱。先是建州（今建瓯）刺史王延禀与泉州刺史王延钧兄弟两人联合发兵攻入福州城，杀死哥哥王延翰。王延钧主政福州后，其兄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933年，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是为闽惠宗。两年后，他的儿子王继鹏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王延钧。王继鹏即位后，改名昶，是为闽康宗。 王昶杀父夺位后，册封小妾李春燕为贤妃，把妻子梁国夫人李氏冷落一边。李春燕好淫工媚，善伺主意，王昶非常宠爱她，两人坐必同席，行必同车，春燕所言，王昶无不听从。王昶又相信迷信，大兴土木，修建白龙寺、三清殿，还用几千斤黄金铸成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塑像，置于三清殿，每天早晨亲去祷告。王昶挥金如土，费用不足就增加苛捐杂税，直闹得民怨沸腾，众叛亲离。 闽国内宣徽使、参政事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王昶还是福王时，他父亲闽惠宗就把叶翘派到他身边工作，王昶也用师傅的礼遇对待叶翘，多方面得到叶翘的帮助和教益，宫中上下都称叶翘为“国翁”。王昶继承王位后，却不再与叶翘商量工作，把国家大事抛到一边，整天毫无节制甚至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他又猜忌宗室、大将，滥杀无辜。叶翘非常失望，于是心生退意。这一天，王昶看到叶翘穿着道士服装从庭院中经过并往门外走去，便急忙把他召回来，向他行礼道歉说：“国家的军政大事非常繁忙，我却很久没有同您商量工作，征求您的意见了，这确实是我的过错。”叶翘回礼说：“老臣辅助引导不得法，以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做一件可以称道的事情，我恳求陛下放我走，让我回乡颐养天年。”王昶不同意，说：“先帝把我托付给您，政务如有不善之处，老先生应当极力劝谏，怎么能够抛下我不管呢！”接下来又说了许多好话，并赏赐叶翘丰厚的钱财，命令他重返工作岗位。此情难却，叶翘只好继续留下来。 王昶既然诚心诚意把自己挽留下来了，叶翘自然很想起到辅助之责。他看到王昶越来越嬖幸宠爱李春燕，并打算册封其为皇后，而对原配夫人李氏的情意却越来越淡薄，便进谏说：“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又是宰相李敏的女儿，是用隆重礼节明谋正娶过来的，怎么能因为有了新欢就把夫人弃之不顾呢！”在工作上，如果说王昶尚能尊重叶翘的意见，那么对于自己的私生活，他却不喜欢别人指手划脚，进行干预。他最不高兴别人指责自己嬖幸宠爱李春燕这件事。从此后，王昶便又疏远了叶翘，叶翘却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叶翘因其他事情上书进谏，王昶就在他的谏书末尾批示道：“春色曾看紫陌头，乱红飞尽不禁愁。人情自厌芳华歇，一叶随风落御沟。”（《全唐诗》卷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27页）叶翘看了后，知道王昶已经彻底讨厌自己了，于是再次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这次，王昶没有挽留，当即同意叶翘回到他自己的老家永泰县去（《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37页）。叶翘一走，王昶马上册立李春燕为皇后，原配李氏则被废为平民。叶翘后来在老家寿终正寝，无德之君王昶则在四年后被部将杀死。叶翘能够及早离开权力和是非之地，并非不是一件幸事。 王昶并不是诗人，但他写在叶翘谏书上的这道批示，却是一首有趣的七言诗。在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里，他不仅坦诚明白地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喜新厌旧的原因，而且十分巧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叶翘的失望厌烦之意，可以说是一首文意俱佳的七言诗。正因如此，《全唐诗》才将其收录下来了，题目是《批叶翘谏书纸尾》。这也是《全唐诗》收录王昶的唯一的一首诗。

（三）

用诗歌形式对公文作出批示，在古代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独此一例，《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诙谐六》就写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唐朝的裴谞是个性格开朗，为人风趣，平素喜欢开玩笑的人。他做河南尹期间，有人送来一封公文，误将投送地址书写在信封的反面，裴谞拆阅时，天性风趣的他忍不住想开开玩笑，就在来文上批示说：“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然后将它交给在门外等着回信的走脚送信的汉子，要他将其送还给本人，那汉子看后也笑疼了肚子。又有一次，两位妇女因为争夺一只猫而到裴谞那里打官司，她们两人虽然分别写了状子，但状子内容却一模一样：“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意思是：“如果是我家的猫，那么就是我家的猫；如果不是我家的猫，那么就不是我家的猫。”裴谞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有趣的状子，于是放声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即在状子上批示道：“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意思是：“猫儿认不得主人，跑到邻居家捉老鼠；两家都不要争了，就把它送给我裴谞。”然后，裴谞就让人将猫儿抱回自己家里，两位妇女也真的不争了。 裴谞这两份十分有趣的批示，决不是好事者的虚构，而是确有其事，因为《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三将其全文收录下来了，题目分别是《判误书纸背》和《又判争猫儿状》。 简单有趣的公文批示，结果却成了诗篇而被《全唐诗》收录，将其称为“公文诗”，是可以的。 另外，借用诗歌这一形式对君主进行劝谏，也为古代不少臣民所使用。据《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有一次叫翰林学士解缙为一幅《彪虎图》题诗，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思考再三，于是挥毫写了这样一首“题画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解缙为什么要这样题写？原来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朱棣也有废长立幼之意，所以解缙很想借此机会进行劝谏。朱棣看了，果然很有感触，便命令夏原吉去南京迎回太子朱高炽，太子地位最终得以稳固下来。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 应制诗多半是无聊的应景文字，但解缙作这首诗，却因为懂得风雅的真正含义，饱含劝谏的深意，其意义和效果自然完全不一样。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记载，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九月，前秦符坚与群臣饮酒，约定每人都要喝得醉倒为止，为此特命秘书监朱肜为酒正予以监督。秘书侍郎赵整特意作了一首《酒德之歌》，进行劝谏：“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旗），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意思是：“地上设有酒泉郡，天上垂下酒量旗。杜康善酿美酒，仪狄知道酒能亡国。殷纣因酒丧邦，夏桀为酒亡国。前人的教训危害，应该成为后人的鉴戒。”符坚见了十分高兴，要赵整将其书写成条幅，作为戒酒之歌挂在大厅里。从此以后，前秦朝廷举行宴会，饮酒都能按照礼节，每人不超过三杯。 诗能打动人，它的作用也太大了。赵整这首《酒德之歌》和解缙的《奉敕题虎顾彪图》五言绝句，自然都应该把它们当成二三十字的公文来读。

（四）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曾经搞了一份关于建言十二事的文件，作为施政纲领，其中第六、第七事就分别为“广言路”、“杜谗口”。为了充分让人说话，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又命“铸铜为匦”，设在朝堂上，鼓励臣民上书言事。

武则天不仅充分让人说话，而且对于直言敢谏的人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于追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她都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甚至还受到奖赏，如在谏诤中涉及武则天隐私的右补阙朱敬则不仅当时得到“赐彩百段”的赏赐（《资治通鉴》卷二百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47页），而且在后来还被提拔为宰相。由于武则天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所以在她统治期间，谏官们非常活跃，上书言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这对于下情上达，革除弊政，促进政治清明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对于那些人品低劣、举止无聊、心怀歹意、吹毛求疵的人递上来的小报告之类，武则天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如意（长寿）元年（692）五月，武则天下令全国禁止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禁屠禁捕令颁布后，朝廷狠抓落实，专门派出御史巡查监督此事。御史彭先觉就是主管巡逻事宜的官员之一。有一天，定鼎门外倒翻了一辆草车，藏在其中的两只被杀的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可是一件违犯法令的大事，守门官员立即报告了御史台。作为专门巡查监督此事的官员，彭先觉既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不深入细致调查了解情况，查明事件真相，却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了事。他在弹劾刘缅的文书中说：“宫合尉刘缅是负责屠宰的官员，却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该惩罚他吃一顿棍棒。羊肉则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听说自己被弹劾后，很害怕，赶忙做了一条裤裆加厚的裤子等着打屁股。所幸的是，武则天非常英明，没有被彭先觉牵着鼻子走，第二天，她就在彭先觉的奏疏上批示说：“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缅吃却。”（“御史彭先觉奏请杖打刘缅的意见不妥，羊肉应当给刘缅吃了。”）批文公布后，满朝文武官员无不拍手称快，彭先觉因此感到无脸见人（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3页）。此后，彭先觉就被改换了工作，专门饲养和训练鹦鹉。一个堂堂的御史，被安排做这样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其人品素质如何，也就一清二楚了。

（五）

明世宗嘉靖年间，任佃从御史贬为江陵知县，偶尔有公文给邻县知县，总是称：“某人即将如何，某事即将如何。”邻县知县忍受不了，就在他的来文末端批语答复他说：“即将即将又是即将，即将二字好难承当，传话给江陵任大官人，如今再也不是御史大人了！”任佃看罢默然无语（《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看了这件趣闻轶事，估计所有的人都会笑这个任佃过于迂腐，放不下原来的身份和架子，以为自己还是京官御史，可以随意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邻县知县对他的这一当头棒喝，肯定会使他彻底醒悟过来，从此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工作中注意用平等的语言与人交流。笑过之后，相信大家也会明白，在公文写作中，语言一定要合体，不能用错语言，否则不仅仅使受文者生厌，而且往往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整个文件失去效用。 然而，在古代，放不下身份继续端架子、打官腔，或说不能完成角色转换，批复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从而闹出笑话甚至挨批评的，远不止任佃一人。如清朝嘉庆年间担任湖广总督的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嘉庆皇帝于1804年7月18日特意下文批评他说：“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 据《清史稿·吴熊光传》记载，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嘉庆二年（1797），吴熊光一直在军机处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五、六年。在此期间，不但大学士阿桂很看重他，而且乾隆皇帝也非常赏识他，说明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他能在军机处工作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本身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出任直隶布政使，是因为权臣和珅的排挤，才被迫离开军机处的。和珅倒台后，吴熊光在两年时间里，先是升任河南巡抚，再升湖广总督，成为独掌一面的地方大员。 如果说，任佃是从御史贬为地方官的，没有做过秘书，对公文写作不熟悉，后来写作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尚可理解和原谅的话，那么，吴熊光是从军机处出任地方大员的，像他这种长期从事秘书工作且非常称职的人，自然知道语言合体是公文写作必须遵从的重要原则之一，出任地方官后，批复公文时还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只能说明他是放不下原来的身份继续端架子，打惯了官腔改不了或说不愿改。连嘉庆皇帝都知道“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有二十多年秘书工作历练的吴熊光岂能不知公文写作的这些基本常识？若说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写惯了批语，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那么，长时间在军机处工作，后来出任地方官的又不止吴熊光一人，如嘉庆皇帝所指出的勒保、方维甸等军机处官员出任地方官后都可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改变用语习惯，为什么唯独吴熊光不能？所以，吴熊光这种既可笑又可气的盛气凌人的表现，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吴熊光是嘉庆六年（1801）升任湖广总督的。而从他担任湖广总督起，嘉庆皇帝就不断听到下面反映他的问题，说他“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开头，嘉庆皇帝确实认为他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拟写谕旨，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且他本人又不注意这些问题，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直原谅了他。想不到三年过去了，吴熊光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官气越来越严重，官腔越打越厉害，忍无可忍的嘉庆皇帝才于一封告状信上批了这么一段话，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要他以后“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嘉庆皇帝这一批示，不仅近似白话，非常好懂，而且把一个官气十足、盛气凌人的官僚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读来确实非常有趣。 的确，秘书代皇帝拟写谕旨，用语再怎么生硬严厉，下面也是可以硬着头皮接受的，但做了地方官员后，自己已不是皇帝的代言人，批示文件、下达指示还用皇帝的口气说话，还像写圣旨一样用语生硬严厉，这种盛气凌人的官腔官调，部下们怎么能够长期忍受得了！他们不敢当面批评顶头上司，只好上京城告御状了！吴熊光挨了皇帝这顿批评后，老毛病确实该改了，官腔官调的确不应再打了！

责任编辑：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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