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关于它的现在和未来的讨论一直让我难以信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永远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试图加速融入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些人对这一点非常满意，只是希望这种“向常态的回归”（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同时伴随着朝向西方式民主（多党制、选举、人权）的发展。他们相信或者说需要相信，这样一来，中国有可能在人均收入上逐步地“赶上”西方富裕的社会，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右翼对上面这一点也是认同的。另一种观点则以“背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名义，并常援引西方“猛批中国”的典型用语谴责这一点。而官方的观点把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描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更准确的描述则没有。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官方文本，尤其是它的五年计划，来辨析其特色，因为它们既准确又重要。

事实上，“中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提得不好，太笼统、太抽象，就这个绝对的二选一来说，难以作出有意义的回答。事实上，中国自1950年之后就一直在走一条具有独创性的道路，甚至也许是自19世纪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就是如此。本文将试图澄清中国自1950年到今天2012年所走的独创性道路的每个阶段的性质。

农业问题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进行的革命称作面向社会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从未以为在解决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中国人民就“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一直把这个建设定位为通向社会主义漫长道路的第一阶段。

我必须强调中国革命给农业问题所赋予的那种独特性质。分配的（农业的）土地并未私有化，它仍旧是由农村公社所代表的国有资产，农村家庭得到的只是使用权。俄罗斯则不是如此，1917年面对爆发的农民叛乱，列宁承认土地分配所得为私有财产。

为何农业土地不是商品这一原则能在中国（以及越南）实施？全世界的农民都想要土地，也只想要土地，这一点一直被不断提起。如果中国以前也是这样，那么土地国有化的决定就已经导致无休止的农民战争了，就如斯大林开始在苏联强制推行集体化时那样。中国和越南（其他地方则不是）农民的态度不能用一个臆测的“传统”，即他们没有财产意识来解释，而是这两国共产党所实施的一个聪明而独特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第二国际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对财产的渴望是必然的，在19世纪的欧洲的确如此。欧洲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过程中，早期由国王、领主和农奴共享的、制度化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形式已经逐步被现代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所瓦解和取代，后者视土地为商品，即一种所有者可以自由处置（买和卖）的物品。虽然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不满意，但也接受了它产生的这一事实。

 

他们也认为小农财产没有未来，未来属于以工业为基础的大型机械化农业企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会导致财产的集中化并产生最有效的财产剥削形式。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小农经济让位于资本主义家庭农业体现在两个意义上：一是为市场而生产（农场本身的消费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二是利用现代设施、工业投入和银行贷款，而且根据每个工人每年的产量来看，资本主义家庭型农业与大型农场相比具有非常高的效率。这一点并不排除现代资本主义农民受一般垄断资本剥削的事实，后者控制着前期供给、信贷和产品的后期销售。这些农民已经被转变成垄断性资本的次承包者。

因此，第二国际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们就错误地相信大型企业总是比包括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小型企业更高效，他们以为废除地产（土地国有化）就可创造出大型的社会主义农场（类似于后来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然而，他们不能将这些措施付诸实践，因为在这些激进社会主义者所在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中心），革命还没有摆上日程。时至1917年布尔什维克才接受了这些理论，他们打算将俄罗斯贵族的大型庄园国有化，而将公社土地资产留给农民。然而，他们却被攫取了大型农庄的农民暴动弄了个措手不及。

毛泽东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形成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动路线。从20世纪30年代华南地区开始，在漫长的国内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建立在与大多数贫穷无地农民稳固联盟的基础之上，同时在革命的所有阶段都与中农维持友好的关系，孤立但不敌视富农。这条路线的成功在于为大多数农民考虑并接受，问题的解决方式为：通过分配而拥有土地，但并不要求土地所有权。我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以及之后的成功实施都可以在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找到历史根源。因此，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没能做到的与农民大众建立稳固的联盟。在俄罗斯，1917年夏的农民暴动排除了后来与贫农和中农建立联盟反对富农的机会，因为贫农和中农急于捍卫他们获得的私有财产，从而宁愿追随富农而非布尔什维克。

这个“中国特性”的意义重大，它令我们绝不能把当代中国（即使在2012年）定位为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建立在土地商品化的基础之上的。

小生产的现在和未来

然而，一旦这个原则被接受，使用这个公有资产（村集体的土地）的方式就可以多样化。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区分小生产与小资产的概念。

小生产，即农民和手工艺人所从事的生产，是过去一切社会的典型生产方式。它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也有重要地位，今天它则在农业、服务业甚至某些工业部门与小资产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在现代世界美、欧、日三巨头中，小生产正在衰落。一个例证就是小型企业的消失以及它们被大型商业运营替代。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化就是“进步”，即使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非如此，如果考虑到社会、文化以及文明的维度，则就更非如此了。事实上，这是由追逐地租的普遍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一个扭曲案例。因此，也许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里，小生产将会被重新赋予重要地位。无论如何，在现代中国，小生产（并非一定与小资产相联系）在国民生产中保持着重要地位，不仅是在农业，而且也体现在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

 

在将土地作为公有资产加以利用方面，中国已经尝试了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效率（每年每人一公顷土地的产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这种利用所引发的变革态势。这些利用方式会强化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而这最终又会让人质疑土地的非商品性，或者这种利用也可能会成为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对从1950年至今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涉及的土地利用形式进行具体考察。

20世纪50年代，所采用的土地利用形式是小规模家庭生产与在管理灌溉、需要协调的工作以及某些设备的利用上更简单的合作形式相结合。这种小规模家庭生产嵌在国有经济之中，后者掌管面向市场的产品购买以及贷款和投入，这一切都建立在（由中央决定的）计划定价基础之上。

20世纪70年代生产合作制建立后的公社经历充满了教训。它不一定是从小生产向大型农业转变的问题，尽管后者具有优越性的观点鼓舞了一些支持者。生产合作制的必要性源于对分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公社不仅负责管理一个大村庄或者一组村庄以及小村子（该组织本身就是多种小家庭生产形式的混合，也是更具抱负的专业化生产）的农业生产，而且它们能在某些季节组织征用闲散农民从事工业活动；将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服务管理（教育、卫生、住房）联系起来；开启了社会政治管理的分散化。犹如巴黎公社所打算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至少要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公社的联盟。无疑，公社在许多方面超前于它们所处的时代，而决策权的分散化与共产党无处不在所体现的集中化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会一直都顺畅。然而，记录在案的结果远非灾难性的，如右翼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北京地区的一个公社抵制解散的命令，现在仍旧继续着优良的经济成果并一直维持高质量的政治辩论，而后者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当前在中国几个地区的农村实施的“乡村重建”计划似乎就是受公社经验的启发所致。

1980年邓小平解散公社的决定，强化了小型家庭生产。从此以后，该生产形式在30年（1980—2012）中仍旧是主导性的生产形式，只是参与其中的生产者的权利（村公社和家庭单位）范围已经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拥有这些土地使用权的人可以将土地“租”出去（但是永远不可“卖掉”）：或租给其他小型生产者，这样就使得向城市的迁徙成为可能，尤其有益于那些不想居住在农村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或租给组织更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的公司（绝不是大农场主，这在中国不存在，但是比家庭农场要大得多）。该生产形式是用来鼓励专业化生产（比如优质酒类，中国为此还向勃艮第的专家寻求帮助）或试验新科学方法（如基因改造有机体以及其他）的途径。

对这些体制的多样性是“赞成”还是“拒绝”，我认为先入为主的看法不合理，而有必要再一次具体分析每一种体制，无论是它的设计还是实施中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创新的公有土地利用形式的多样化已经产生了显著成效。首先，从经济效率来说，虽然城市人口已经从占总人口的20%上升至50%，但中国已经成功地使农业生产的增长跟上城市化的巨大需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杰出的成绩，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南部国家（指发展中国家，下同——译者注）中无与伦比。它已经保持并加强了自己的粮食主动权，虽然它面临着一个严重障碍，即它的农业大致养活着22%的世界人口，而它只拥有6%的世界可耕地。而且，从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来看，中国农村与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再有任何相同之处。舒适而设施齐全的永久性建筑物，不仅与以前受饥饿和极端贫困困扰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印度或者非洲农村仍然存在的极端贫困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实施的原则和政策（土地公有、支持不具有资产的人从事小型生产）是取得这些无与伦比成就的原因。中国已经实现了相对可操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相比就清楚了。比如巴西，农业土地私有财产化已经掏空了巴西的乡村，今日巴西农村人口只占该国总人口的11%。但是，其城市中至少有50%的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且只能依赖“非正规性经济活动”（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来维持生存。而中国则没有类似情况，即使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人口总体上来说享有充分就业以及充足住房，更不要说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持平的国家相比了。

人口从极其稠密的中国乡村（只有越南、孟加拉和埃及具有类似情况）向城市转移是必需的。这改善了农村小生产的条件，使更多土地可资利用。虽然这种转移相对处于控制之下（人类历史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也许现在也面临着速度太快的危险。中国也正在讨论这一点。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脑中想到描述中国现实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不错，但是只要没有分析具体内容，这个标签仍然是模糊而肤浅的。

工人受制于组织生产的当权者的这种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典型性关系相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是资本主义：顺从而异化的劳动、剩余劳动的剥削。对工人采取残酷、极端的剥削也见于中国，比如，在煤矿或雇用妇女的那种节奏极快的工厂里。对于一个声称要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国家来说，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但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不可能不经过这个最初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今日也还没有提上可见的日程）。任何社会要想从历史资本主义中脱身并踏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都必须经过这个初始阶段。各个层面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和重组，从公司（基础单位）到国家再到世界，都需要不可缩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漫长斗争。

初步思考之后，我们还必须具体描述所涉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指出所涉及国的性质和道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不同的类型。1958—1975年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创设是为了强化法国私人垄断，而非为了将这个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创立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1）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制；（2）处理好该体制与农业小生产的关系；（3）控制中国向被美、欧、日帝国主义三巨头普遍垄断的世界体制的融入。追逐这三个优先性目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促使向社会主义前进漫长道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同时也强化了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冲突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具体选择是这两条道路之中的一个吗？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其第一阶段（1954—1980）要求所有公司都国有化（同时对农业土地实行国有化），大小公司都如此。接着是私人企业的开放，以及解放农村和城市的小生产（小公司、商业、服务业）。然而，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大型基础工业和信贷体制没有非国有化，即使它们融入“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有所改变。与这种选择相伴的是对私人企业以及合资性企业实行控制。这些措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它们的既定目标还有待观察，或者相反，即使它们还没有成为空壳，与私人资本的合谋（通过对管理机构的“腐蚀”）也已经占了上风。即便如此，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1950—2012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仍旧令人惊奇。事实上，它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这个巨大国家规模的、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现代生产体制，这当然不能与美国相比。通过发展其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已经成功地摆脱其起初在技术上对苏联以及后来西方技术的严重依赖。然而，它还没有开始从经济管理社会化的角度进行劳动重组。计划而非“开放”，仍是实施系统性建设的主要方式。

在计划发展阶段，新企业的选址、生产目标、价格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有计划，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替代方案。这里我要提及该时期关于计划下的价值规律性质的讨论，但是我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恰是这个初始阶段的成功而非失败，提出了改变加速发展方式的要求。为了避免苏联所遭遇的致命停滞，私人企业的“开放”是必需的，它开始于1980年，但主要是从1990年起。尽管这个开放恰巧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同时进行，我后面将谈到这种同时性的不良影响，但在 “市场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更好的“具有市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二者之间所作的选择，对加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我认为这种重要性具有充分的理由。

同样，这个选择的结果令人惊奇。在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实现了生产的、工业的城市化，聚集了六亿人类，而其中的2/3（几乎等同于欧洲的总人口）是过去20年里城市化的，这是归因于计划而非市场。中国现在具有了真正独立自主的生产体制。南部（除了韩国和台湾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类型的独立自主式发展，在印度和巴西只有几点零星元素存在，再无其他。

在新的条件下，设定和实施计划的方法已经改变了。对于独立自主发展所要求的大型基础性投资而言，计划仍是必须的：为四亿新城市居民提供具备恰当条件的居所，建造由公路、道路、铁道、大坝以及电力工厂构成的无可比拟的网络；开放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村；将发展重心从沿海转向西部内陆。为了公有企业（国家、省、市）的目标和金融资源，计划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必要的。至于对小型城市商品生产以及工业和其他私人活动的拓展，计划则指向可能且可行的目标。这些目标被认真对待，实现它们所需的政治经济资源也被清楚界定。总的来说，结果与“计划的”预测相差不大。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其发展计划中融入了现实的社会（我不是说“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存在：扫除文盲、人人享受基本医疗等。在后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忽视这些方面的。然而， 我们应注意到，自那以后，社会层面的发展重新得到重视，而且在积极而有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再度取得进展。这种新城市化在南部任何国家中都无可比拟。当然，有漂亮社区也有其他根本就不富裕的社区，但是没有其他第三世界城市中仍在到处扩展的贫民窟。

 

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如果不考虑中国向全球化的融入，我们就不能继续分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政府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

苏联的世界曾经设想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以建设一个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体系来弥补这种脱离。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脱离，而且这种脱离也是被西方的敌视所强加，苏联甚至谴责是封锁造成了它的孤立。而且，尽管有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努力，东欧一体化方案也从未有重大推进，东欧各国仍处于不确定的、脆弱的地位，它们仅在严格的本国层面上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脱离，但自1970年代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欧开放。从未有苏中一体化问题，不仅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接受它，更是因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不允许它的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实行了脱离。我们是否应该说，通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其与全球化重新融合，中国已经完全而永久地放弃了脱离？

20世纪90年代，通过走一条加速发展其生产体系能够胜任的制成品出口的道路，中国融入了全球化，优先发展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业。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促使中国的这个选择成功了15年（1990—2005）。这个选择是令人质疑的，不仅因为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因为它受到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早就试图通过着重发展国内市场以及西部地区来作出纠正。

犹如我们听到的令人厌烦的说法那样，认为中国的成功应该归因于毛泽东主义的放弃（其“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对外开放以及外国资本的进入，这是非常愚蠢的。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打下基础的，没有它的话开放也不会取得显著成功。与印度一比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后者还没有实现一个可资比较的变革。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归功于外资也是够愚蠢的。建立中国工业体制、实现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的并不是跨国资本，90%的成功归功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然，向外资开放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它引入了现代技术。然而，因为中国自身的合作方式，它吸收了这些技术并掌握了它们的发展。其他地方则不具备类似情况，即使是印度和巴西，更不用说泰国、马来西亚、南非和其他地方。

此外，中国的全球化融入也仍旧只是部分的且受控制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操控的）。中国是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的，它的银行体系完全国有化并着眼于该国的国内信贷市场。对人民币的管理仍旧是中国独立自主决策的事情，人民币不受制于金融全球化施加的灵活汇率的变动。北京可以对华盛顿说：“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犹如华盛顿1971年向欧洲所说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一样。而且，中国在公共信贷体系中有大量的储备可资调度，与美国、欧洲、日本和南部许多其他国家所难以忍受的负债率相比，中国的公债微不足道。中国因此可以增加其公众支出费用而不会冒太大的通货膨胀危险。

中国吸引外资虽然令其受益，但是这并非它发展成功的直接原因。相反，正是它的成功发展吸引了西方跨国资本的投入，而比中国开放力度还要大并无条件服从金融全球化的南部国家却没有具备同等吸引力。吸引跨国资本到中国不是为了让其掠夺自然资源，也不是为了让其不转移技术就享受廉价劳动力，也不是为了利用与国家生产体制（这也是不存在的）无关的海外企业的培训和整合，犹如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那样，更不是为了让其实施金融掠夺、让资本主义的银行来抢夺中国的储蓄，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那样。相反，在中国，外资投入当然受益于低工资并赚取了高利润，但条件是它们的计划符合中国的计划并允许技术转移。总的来说，这些是“正常”利润，但是如果允许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话，它们则能赚取更多的利润！

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现在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只是试图恢复其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的、只是在19世纪丢失了的地位而已。然而，这个看法并不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的性质以及它在现今世界中的真正前景，虽然它肯定正确且有吹捧之意。此外，那些鼓吹这个宽泛而模糊观点的人，无意考虑中国是会通过拥护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他们认为可能是有必要的）而崛起呢，还是会认真考虑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至于我，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彻底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果它决定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崛起之路就会面临严重的失败危险。

我所支持的论点不承认民族能够跨越必要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在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马克思曾在这个问题上犹疑过。我们知道，就在欧洲对中国发动第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写道：下一次，你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可能是这样一面旗帜：“注意，你们是站在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边境上”。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直觉，它表明马克思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应对挑战，但它同时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旗帜上写的是“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事实并非那样。然而，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马克思不拒绝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参见他与查苏里奇的通信）。今天，人们可能相信第一个马克思是正确的，中国的确走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

 

但是，毛泽东比列宁更明白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出路，中国的复兴只能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19世纪末期的清朝皇帝以及其后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面对西方的挑战，已经制定了复兴中华的计划。然而，他们只想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具备知识能力去理解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何这条道路中国走不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也走不通。具有独立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毛泽东是明白这一点的。不仅如此，毛泽东明白这场战争不会因为1949年的胜利就提前取胜，并且坚持走向社会主义的长期路线和重返资本主义怀抱之间的冲突在整个可见的未来都存在，而前者是中国复兴的条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同毛泽东的分析，在以后论及太平天国革命（我认为这场革命是毛泽东主义、中国1911革命以及20世纪之初南部国家其他革命的遥远根源）的作用、万隆会议时期最初的争论以及分析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南部新兴国家所陷的死胡同时，我还会再谈到这个主题。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我就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分化（即中心/外围对比的构建）问题所持观点的必然推论。这种两极分化消除了外围国家“赶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不可能“赶上”富裕国家，那么就必须做点其他的，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不是自1980年以后，而是自1950年以后就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历经了许多方面都不同的几个阶段。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其自身需要的、连贯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要求农业土地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只要中国不介入当代金融全球化，它走的这条道路就可以保持独立自主。

中国道路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社会主义的，这只是意味着它可以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前进。但是，它也仍旧面临着脱离这条漫长的道路并最终完全重返资本主义的危险。

中国的成功崛起完全是这个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崛起的国家（连同韩国和台湾地区，我们后面将会更多地谈及这两者）。许多其他世界银行已经授予其崛起证书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崛起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坚持走连贯而独立自主的道路。它们都完全遵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潜在领域也是如此。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服从了当代的全球化，包括金融。在最后一点上，俄罗斯和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但是巴西、南非和其他国家则不是。有时候这些国家具有零碎的“民族工业政策”，但是丝毫不足以与中国建设一个完整、统一、独立自主的工业体制的系统性道路相比。

因为这些原因，这些国家虽然非常快地被认定为崛起国，但它们仍旧是脆弱的，尽管脆弱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总是比中国脆弱得多。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崛起特征、可观的增长率和制成品出口能力都与影响其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农民）的贫困化过程相联系，而中国则并非如此。当然，不平等的扩大化在各国都显而易见，包括中国，但是这种观察只是表面的而且具有欺骗性。一个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的增长模式（甚至还伴有减贫）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是一回事，而仅仅少数人获益的增长模式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则是另外一回事。“猛批中国”论的实施者们没有意识到或装作没有意识到这种关键性差异。一边是豪华别墅区，另一边是中产和工人阶级的舒适型住宅区，这种对比所呈现的不平等，并不同于富人区、中产阶级住房以及大多数人居住的贫民窟相对比所呈现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对衡量具有一个固定结构的体制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不同结构的体制之间进行跨国性对比，它们则失去了意义，犹如国家层面上其他宏观经济尺度一样。崛起的国家（不是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市场”，可供垄断性的帝国主义三巨头进行渗透。这些市场允许后者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抽取这些国家所生产的相当比例的剩余价值。中国则不同：它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它的体制使得所生产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留在其内部。

韩国和台湾是仅存的两个真正在资本主义内部且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崛起的案例。它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地缘政治上的原因，这些原因促使美国允许它们取得华盛顿禁止其他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就。将美国对韩国和台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与对纳赛尔的埃及或者布迈丁的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其激烈的反对相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里我不讨论可能出现的崛起（越南和古巴似乎很有可能），或俄罗斯可能恢复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条件，我也不讨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南部国家诸如印度、东南亚、拉美、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的进步力量所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这些斗争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跨越目前的僵局，激励独立自主的发展，从而促成与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真正决裂。

了不起的成功，新的挑战

中国不是刚刚走到十字路口，自1950年以来它就已经在那里了。活跃在中国社会和党内的左、右社会政治力量一直有冲突。

中国的右翼来自哪里？当然，国民党时期的前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然而，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整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公职人员以及实业家，失望于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时所表现的无能，转而靠近甚至加入共产党。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仍然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仅此而已。后来，自1990年开始，随着私人企业的开放，一个新的、更加强有力的右翼阶层出现了。它不应仅仅指成功赚取（有时是巨额的）财富的“商人”，他们的力量因其客户而增强，后者包括了党政官员，这些人将管制与串谋甚至腐败相混合。

 

这种成功犹如一直以来的那样，在扩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之中为右翼的观点赢得了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即使它与南部其他国家具有的典型性不平等毫无相同之处，但它会导致右翼思想的传播、去政治化以及天真幻想的出现。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重要的一点，即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不是像列宁所认为的受到右翼思想的鼓动（俄罗斯当时的确是那样），这方面中国的情形与前苏联截然不同。总体而言，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反动的，因为它不维护私有财产原则，相比之下，苏联的农民阶级则不同，当时苏联共产主义者从未能成功地让它放弃支持捍卫私有财产的富农。相反，今日作为小生产者（非小型地产持有者）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不会提出右翼解决方案的阶级，他们从属的力量阵营乐于采取最进步的社会的、生态的政策，强大的“建设新农村”运动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民阶级大部分与工人阶级一道站在左翼阵营，左翼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它对国家和党的机构也能施加一些影响。

中国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永久性冲突，一直反映在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所相继实施的政治路线上。在毛泽东时代，左翼路线也未能不战而胜。毛泽东在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内部的右翼思想的动态后，与苏联有点类似，为打击右翼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即党的领导层、“新资产阶级”形成的地方。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其进行的前两年符合毛泽东的期望，后来却因为毛泽东和党内左翼对事情的发展失去控制而偏离了路线，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这个偏离导致国家和党重新接班，而这就给右翼带来了机会。自那以后，右翼一直就是所有领导机构的重要部分。然而，左翼现在还在斗争，力图限制最高领导机构损害到“中心”，但是该“中心”是中右还是中左呢？

要理解今日中国所面临挑战的性质，有必要明白中国目前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与北美帝国主义及其欧洲和日本盟友之间的冲突，会随着中国的继续成功而严重化。冲突存在于几个方面：中国对现代技术的掌握、对地球资源的获取、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以及在各民族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追求重建国际政治的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与帝国主义三巨头所追逐的目标直接冲突。

美国政治战略的目标是对全球进行军事控制，只有这样，华盛顿才能维持那种能给它带来霸权的优势。它追逐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在中东发起预防性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战争是对中国发动的预防性（核）战争的预备，后者被北美当权者冷酷地认为，可能有必要在“为时太晚之前”发起。与这个全球战略分不开的就是煽动对中国的敌视，这表现在对来自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农奴主的支持上、美国海军势力在中国海的加强以及对日本构建其军事力量的慷慨支持。 那些“猛批中国”的践行者促进了这种敌视的延续。

同时，华盛顿也致力于通过创立20国集团（G20）来平息中国以及其他所谓新兴国家可能出现的野心，G20是要给这些国家一个幻觉，让它们以为坚持自由主义全球化符合其自身利益。按照这种思路，中美共治（G2）就是一个陷阱，试图让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冒险的帮凶，而这就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失去了其可信性。

应对这个战略可能最有效的是从两个层面着手：（1）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使之具有进行威慑性反应的潜力；（2）坚决追求重建一个尊重各国主权的多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目标，并要为此而力图恢复目前被北约边缘化的联合国。我强调第二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将使得“南部阵线”的重建被优先考虑，这个阵线可以支持南部各民族各国家独立的自主运动。这种应对反过来也意味着中国开始意识到它不具有与帝国主义掠夺行为（劫掠全球的自然资源）对抗的可能性，因为它缺乏类似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帝国主义道路成功的最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南部国家的工业化而获益良多，而帝国主义“援助”俱乐部则一直试图让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无法达成。

中国当局在国际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极其克制（这也可以理解），这让人难以明白该国领导人对上述挑战的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措辞强化了民众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

挑战的另一方面涉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问题。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治管理制定并实施了一个总原则，他将其概括为：团结左、中立（我要强调不是消灭）右、站在中左的立场来统治。在我看来，这是能想出的、取得不断进步的最好途径，也是大多数人最理解最支持的。以这种方式，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取得进步的同时，毛泽东赋予了社会民主化积极的内容，他制定了实施这个原则的办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林春（Lin Chu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华人学者，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等书）精确地分析了该路线的方法和成就。

在取得社会进步的同时推进民主化的问题并不仅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与它相对的是“民主”与社会进步脱节（甚至常常与社会倒退有关）。能够成功推行的方法不可概括为一种何时何地都可行的单一模式。无论如何，西方媒体鼓吹的那种模式——多党制和选举应该被坚决拒绝，而且即使是在西方，这类“民主”也变成了闹剧，在其他地方则更是如此。“群众路线”是就一系列、不断推进的战略问题达成共识的好途径。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媒体和选举闹剧而达成的共识截然不同，后者只不过是与资本的要求一致罢了。

然而今天，中国怎样才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开始重建一个同样的新群众路线呢？这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主要由共产党右翼执掌的领导层将其管理的稳定性建立在去政治化及其伴随的天真幻想之上，而发展策略本身的成功又自然加强了沿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趋势。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心目中，都普遍相信赶上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康庄大道现在是畅通的、没有障碍的，他们相信美、欧、日三巨头对此不会反对，甚至美国的一些方法被不加批判地拥护，等等。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这个阶级正在迅速扩展，其生活条件也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中国学生在美国所受到的洗脑，尤其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以及中国官方所进行的毫无创意的、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促使激进的批判性讨论空间狭窄化。

 

中国的治理者对这个社会问题并非不敏感，不仅因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话语传统，而且因为学会了如何继续斗争的中国人民推动了政府的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在加速增长并享有特别优先权的时候，这个社会问题被忽略了，那么今天这个局面应该被扭转了。在当前，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富裕的西方所取得的社会保障成果被侵蚀掉的时候，贫穷的中国正在医疗、住房和养老金三个维度上扩大社会福利。被欧洲右翼和左翼“猛批中国”者同时诟病的中国民众的住房政策，将不仅会受到印度或巴西人民的羡慕，也同样会受到巴黎、伦敦或芝加哥贫困区人民的羡慕。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制已经覆盖了城市人口的50%（回想一下，城市人口可是从两亿增加至六亿了！），而且，仍然在中国执行的计划有望在未来年月里将覆盖人口提升至85%。让那些“猛批中国”的记者们给我们列出他们一致赞扬的“走民主道路的国家”所具有的可比性案例吧。然而，关于实施该体制的方法，争论还在继续。左翼推崇建立在团结工人和不同代人的原则基础上的法国式分配体制，这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作准备，而右翼则明显偏爱分裂工人并将风险从资本转至劳工的可恶的美国式养老金体制。然而，如果不与社会政治治理民主化相结合，如果不以某些形式（能够增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创造性形式）将之再政治化，那么这种社会福利的获得将是不充分的。

遵循西方媒体和“猛批中国”的践行者所极力宣扬的，即所谓真正“民主人士”所捍卫的多党选举制原则并不能应对这个挑战。相反，所有当代世界的经验（俄罗斯、东欧、阿拉伯世界）已经证明，这些原则的实施只能导致中国崛起计划和社会复兴的自我毁灭，而事实上这也正是以空洞辞藻所掩盖的那些鼓吹的真实目的（“除了多党选举再无其他解决办法”）。然而，要对抗这个低劣的解决方案，仅靠再采用捍卫“共产党”特权的僵化立场是不够的，因为党自身也僵化并转变成了一个致力于招募官员管理国家的机构。现在已经到了想点新东西的时候了。

有助于带来新反响的再政治化及其条件的创造，这些目标不能通过“宣传”活动而达到，它们只能通过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承认这些斗争的合法性，承认在结社、言论和提出法律议案等集体性权利基础之上的立法。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共产党自身也处在这些斗争之中，换句话说，党自身再造了群众路线模式。如果不采取措施鼓励工人逐渐在各个层面，包括公司、地方和国家，担负起对其社会的管理责任，再政治化就没有意义。这样并不是不承认个人的权利，相反，它认可个人权利的制度化。这种个人权利制度化的施行，才能再创造出利用选举产生领导的新方法。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05/7261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