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我国历史上的治乱规律—有感于习总书记再讲“两个务必”

（一）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西柏坡时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这是从中国历史的维度，对“两个务必”思想所作的深切开拓。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是雄视古今的一代思想大家，最善于发现和汲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经验、大智慧，为现实斗争服务。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郑重向全党推荐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希望党认真汲取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几年以后，在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两人又进行了著名的“兴亡周期率”谈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无疑是与这些思考一脉相承而又前后相续的。

在历史上，一支政治势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兴也，如川之出峡，如火之燎原，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其亡也，“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一历史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反复出现。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在强敌威胁面前，在艰难险阻面前，在灾患祸害面前，相濡以沫，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地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特别是在事业草创阶段，他们或荜路蓝缕，艰苦拼搏，或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显示出患难与共的强大凝聚力和顽强生命力。然而，当着强敌俯首，威胁缓和，艰险过去，云开雾散的时候，却停滞了、骄傲了、涣散了、懈怠了，不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了，不愿励精图治、继续前进了，结果，在忧患中反能奋起，在胜利后却忽焉而亡。

那么，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反复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其原因何在呢？

一曰骄傲。一般说来，在一个政治势力的初起阶段，往往强敌环视，艰险异常，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失败，因而，上上下下无不夙兴夜寐，虑事唯恐不周，行动唯恐失误，在那种极端险恶的环境压力下，是不大容易出现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现象的。与之相反，艰苦阶段过去以后，由于胜利，往往容易产生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和辉煌的情绪，以为天下到手，从此不再需要艰苦奋斗了，剩下的只是享乐太平了。以至或被失败了的敌人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或被新生的敌人乘机而入，轻易击败。历史上这种因胜而骄，因骄而败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自成进北京了。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使大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及至当李自成挥军出陕，进逼北京之时，明军已是全线披靡，不堪一击了，起义军遂以摧枯拉朽，急风暴雨之势，很快占领了北京。然而这一巨大的胜利，却使起义军首领们过分陶醉了，他们纷纷然，昏昏然，全不以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为意，待到虎视眈眈的清军长驱入关时，起义军才仓促迎战，结果一败再败，不可收拾。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全党一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二曰腐败。木必先腐而后风折之。一个夺取了政权，很有生气的政治力量，之所以会走上急剧衰败的道路，十分重要的原因，乃是自身的腐败。初始时，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无所畏惧，甘之如饴，一旦胜利到手，就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来，于是，贪污索贿，巧取豪夺者有之，挥霍无度，享乐无时者有之，完全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艰苦创业传统。历史上因腐败在而丧失胜利的政治集团，实在为数不少。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陈胜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大好形势下，耽于富贵，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与陈胜一起庸耕过的农民，当看到其所居住的豪华宫殿时，曾惊叹“涉之为王沈沈者”。在那种战火纷飞、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陈胜的生活居然如此奢华，这不能不对农民军的斗志，产生严重的腐蚀和影响。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也同上层集团弥漫的严重腐败气氛分不开。夺取北京后，以丞相牛金星为首的官员，整天“往来拜客，遍请同乡”，而大将刘宗敏等则忙于追赃，抢掠财物。上行下效，于是几十万士兵都在城内吃喝玩乐，大肆劫掠，这怎么能不军心涣散，一触即溃！

三曰分裂。分裂往往是骄傲和腐败的伴生物，它常常不是发生在形势严峻的危难之时，而是发生在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或已经取得之后，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就是这样。正当太平军攻势凌厉，频频得手，清军处处被动，捉襟见肘，整个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和杨秀清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却开始尖锐和激化了。于是出现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和二万多久经战场的太平军将士的暴行，其后石达开又除掉了韦昌辉，洪秀全又逼走了石达开。从而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丧失了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最好时机。“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我消耗，自相残杀，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四曰懈怠。前敬后怠，这几乎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朝代的一个铁律，更不消说，诸多朝代自始至终就从未有过勤政的阶段了，甚至史上被誉为最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例外。唐太宗李世民创立了中国古代最为人称道的贞观盛世，其勤政廉政和开明纳谏在历代统治者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史所公认，贞观之治明显有前后期之分，后期已经出现了“功业虽盛，终不如初”的现象，所以才有魏征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太宗的各种怠政之弊。而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则更为明显。其就位之初，可谓兢兢业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励精图治之主。然而，在成就面前，他日益踌躇满志，昔日的进取精神消失殆尽。晚期地，他越来越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而听不进逆耳之言；越来越贪求安逸，而不再勤于政事；越来越奢侈无度，而不愿“刻励节俭”，以至于“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春宵苦短日高起”。《资治通鉴》说他“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悉委政事于林甫”，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的大祸，最后不但使唐王朝从此一厥不振，连自己的宠妃杨玉环都保不住，后果是很可悲的。要之，“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是脱离人民，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则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权形式，都是不能长久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慎与？

（二）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总让人清醒而又生发出无限感慨：“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面对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千古往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可以更加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高瞻远瞩和纵横古今的历史深意。

一部二十四史，为何乱多治少？一个政治集团，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要走出这一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社会棋局，跳出王朝代谢的兴亡周期率，防止骄傲、腐败、分裂、懈怠这些严重损害政权巩固的现象滋生和漫延，避免它在我们党内和共和国中重演，就必须深刻剖析其成因，从根本上戒之、慎之，吸取教训。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社会地位的变化相联系。可以说，由非执政地位转变为执政地位，是形成这些负能量现象的前提条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治集团掌握了政权，也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对生产资料及大量社会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这样在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之中就产生出一个对既得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阶级和集团在利益面前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一些维护大局、维护整体、着眼长远的层面，和只顾自身、只顾眼前，不顾整个阶级和集团生存、发展的层面。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逐渐突出起来，尖锐起来。而且在后一个层面中，还会进一步出现其内部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并且，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从总体上看，清醒者清廉者总是属于少数，而绝大多数则都是追逐财富、追逐享乐的贪婪淫逸之徒。他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疯狂性，如苍山乱流一样不可遏止，什么长治久安，什么万世基业，那是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于是，不亡何待！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又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所处环境的变化相联系。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人们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去克服困难，从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险恶的环境能够迫使人们同仇敌忾，背水一战，发挥出异乎寻常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化险为夷，创造奇迹，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相反，和平的安逸的环境，却往往使人们斗志涣散，锐气消减，内部的矛盾和摩擦加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古人才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敌戒》，是专门阐述“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的。他指出，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人的存在，威胁着我方的安全，固然是件坏事；但敌人的存在，又能引起我方的高度警惕，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柳宗元举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周，举国造怨”。战国时期，秦在与东方六国的周旋对抗中，国力不断增强，及至翦灭了六国之后，却怀玺未暖，就在踌躇满志中灭亡了。晋在鄢陵与楚交战，当时有一位有远见的晋国大夫范文子主张不要击败楚军，原因是三个与晋为敌的强国都已被征服，现在只剩下一个楚国了，应该留着他，让自己经常保持警惕，而不至于由于外患的消失，滋生内乱。晋厉公没有听从范文子的意见，结果打败楚国后，由于政事腐败，很快就引起了全国的不满。可见，和平的安逸的环境，确实是形成由治到乱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还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所经历的创业和守成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相联系。“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是“打天下”，它往往是同血与火、艰险与困苦联系在一起。而守成则不然，对于无产阶级以前的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来说，守成是“坐天下”，它仅仅是要保住创业争来的成果和利益。因此，历史上一切非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创业的过程也就是革命的过程，创业的结束也就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说，一旦政权到手，由创业而转入守成，所谓革命也就完结了，剩下的只是如何享用这一革命果实的问题了。创业和守成，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创业维艰，守成更不易。《贞观政要》曾记载了房玄龄与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的一次争论，主题就是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头脑清醒的唐太宗最后总结说，创业已经过去，今后更需要注意的是守成的问题。根据这一旨意，魏征写下了《谏太宗十思疏》的著名奏折，分析了历代统治集团“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原因，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因得志而忘乎所以，失去人心，否则是会导致政权倾覆的。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又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由生气勃勃的力量转化为保守停滞甚至反动腐朽的力量相联系。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着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他们是进步的，革命的，摧不垮，打不败，很能战斗；然而，当着他们走完了自身的上升历程，开始转向其反面的时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气象就显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反动保守的种种弊态也就一一呈现，并越来越深地侵润到他们的全部肌体中，直至其最后灭亡。奴隶主阶级是这样，封建地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历次改朝换代，也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履行这一“周期率”。从这一视角上来观察，发生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又是一种政治力量趋于保守停滞，腐朽反动时的必然表现，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还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相联系。任何一个阶级的国家统治集团，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制约机构，必定会产生腐败的各种恣意妄为的行为，造成权力运作的失序和混乱，加速自身的崩溃和灭亡。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力求绵延长久，就必须限制其内部那部分无所忌惮地攫取当前利益的阶层和集团，并用法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制约，迫使他们只能获取法内权利，不能觊觎法外权利。倘若没有完备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法律和监督制约的机构，那就势必会发生奔兢法外权利的腐败现象，于是国将不国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还同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没有监督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有关。我国自秦汉以来，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一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所有官员都对最高统治者一人负责，而丝毫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法制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体现封建伦理纲常的“礼治”来维持，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清浊全系于各级官僚身上，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社会治乱、人民荣辱，最终都只能由最高统治者一人，至多再加上极少数大官僚的贤佞与否而定，人民则对之则无可奈何。君明臣良也好，君暴吏污也好，除非实在不堪强暴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外，人民都只能接受和忍耐。再加上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和毒害，就使得政治完全成了少数人的行为，是“肉食者谋之”的东西，老百姓不能干预。这种缺乏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必然要生产出、豢养出一批又一批暴戾恣睢、为所欲为、骄奢淫逸、享乐至上的贪官污吏来，从而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上下交争利”、一派昏昏然的衰亡之风，于是，一个政权就无可避免地走上江河日下、“其亡也忽焉”的道路了。

（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治乱。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充分借鉴了我国几千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规律。今天，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些历史规律，对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两个务必”，永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启示之一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走出治乱轮回、兴亡忽焉的历史怪圈，最重要的是要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坚强靠山和力量源泉，只要我们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绳，不允许执政党有任何挥霍享乐的特权存在，就不会出现沉迷于荣华富贵而不能自拔的现象，就能够始终保持一尘不染的纯洁性，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要走出治乱轮回、兴亡忽焉的历史怪圈，就要始终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江河奔流，不舍昼夜，才能永远澎湃生命的活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真正树立起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不断前进，永不停止的思想，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才能永远开拓进取，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也只有这样，我们党才不会因执政而停滞不前，因有权而腐败变质；也不会因成就辉煌而欣欣然，昏昏然，骄傲自满，自我陶醉。

启示之二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决不能安享太平。西汉有个政治家贾谊，在汉初国运正盛之时，写了一个《治安策》给皇帝，中心意思就是要他树立忧患意识，警惕那种“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的和平麻痹思想，这是很有见地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就必然要享乐太平，沉湎于声色犬马、轻歌曼舞、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导致腐化和败亡。因此，为保持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努力培养和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要对相对和平安逸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其对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消极影响。要对党内骄傲情绪的滋长保持应有的警觉，及时开展反骄破满的思想斗争，防止胜利时重犯骄傲的错误。要对党内腐败现象的蔓延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惩治各种腐败分子，严厉打击各种腐败行为，决不能让腐败葬送了党的前程，葬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

启示之三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大力加强民主建设，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为，实行民主政治，是防止共产党重蹈历史上一些政治力量善始而不克终的覆辙的根本措施。民主建设，主要包括党内的民主建设和国家政权中的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在各级党组织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从根本上克服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使每个党员都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下，监督之下，从制度上铲除各种腐败现象得以孳生和存在的条件，保持党组织的健康、纯洁。国家政权中的民主建设，主要是要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协商的参政议政制度，健全各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监督各级政府的法治制度和机制，从而形成各级权力机关和公务人员，不会为权力所腐蚀，不能挟权力以营私，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政权藏污纳垢、腌脏龌龊的丑陋面目。加强民主建设，要特别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兜售西方世界的民主价值观，千方百计地企图在中国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那是乱党乱政的死路，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总之，在坚持我们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继续完善民主和法治，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腐败的问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治乱兴亡周期率的问题，都能得到釜底抽薪的解决。

启示之四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必须进一步重视消除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治文化影响，与剥削阶级旧观念决裂。传统作为社会意识诸成分之一，是前人社会信息的独特载体，它通过薪尽火传、前后相继的形式，对今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成为人们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构造因素。中华民族不乏有优良的、虽历久而弥新的好传统，但也有一些消极的传统。前者需要我们承袭下来，发扬光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后者则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坚决从它的巨大惯性作用下摆脱出来，不要让它束缚和阻挡了我们前进的脚步。反映封建官僚制度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有害的传统，它至今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毒害着我们。譬如官贵民贱，上智下愚，权大于法，唯上是从，官官相护，任人唯亲等等观念和行为，都可以从官僚制度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思想源头。冲破封建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的传统惰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其流毒和影响，对于加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五是，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还必须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切实经受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造成由治到乱、由兴到亡现象发生的终端原因，还有一个执政团队中个体素质方面的问题。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有的人就能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始敬终，与人民忧乐与共；有的人就醉生梦死，欲壑难填，无所不为，与人民离心离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因此，我们还必须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修养这一总开关，特别是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叫响改造世界观的口号。在几千年的旧制度中，尽管一代一代的官僚集团，大都是由贪官禄蠹所组成，但也还存在某些“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廉吏；今天，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地做官，切实经受住国内外各种诱惑的考验，为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站71.cn，违者必究。）

宣讲家评论自3月1日上线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欢迎有识之士投稿或提出宝贵意见建议！稿件一经采用，必付稿酬。宣讲家评论团队邮箱：xj71pl@163.com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06/7263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