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首都机场爆炸案：不应该用“他人生命”走自己另类残酷的维权之路

 

【基层执政案例】

【事件介绍】

 

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警钟为谁而鸣？

2013年7月20日18点25分，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2层国际到达出口外10米发生爆炸，一男子引爆制作鞭炮的黑火药，炸伤自己，目前已被送医。记者从北京警方初步了解：该男子名叫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人，当时他引爆了制作鞭炮的黑火药。

北京首都机场，又一起爆炸案！我们不禁想起2013年6月7日的厦门BRT爆炸案。

2013年6月7日18点20分，厦门一辆公交车行驶中突然起火，目前已致47人死亡，34人受伤。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发现，助燃剂为汽油，而该公交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公安机关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刑事案件。很快，警方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水总，他也于当场葬身大火。

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发生之前，T3航站楼B出口旁一商铺店员称，“那个男的多次喊着‘躲远点，我有炸弹’。”从而可知，冀中星并非如陈水总一般，丧心病狂到要拉上一车人为自己陪葬。但类似案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犯罪嫌疑人的经历遭遇和作案动机如此相似。

在一份未经警方确认的“陈水总”的微博中，“陈水总”自称草民，现年60岁，初小文化，住厦门市局口街24号。1970年因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随全家下乡。1983年回城未安排工作，一家十口住28平方米的房子。1994年娶妻生女。1996年后两度摆摊均被取缔，“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陈水总”的最近的不顺心事则是：因为派出所将其年龄填写错误，导致他社保无法办理，且又遭遇了部门之间的“踢皮球”，陈感觉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相似的不公待遇在另一个小市民身上上演。北京机场爆炸案嫌疑犯冀中星，曾在广东打工，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多年。冀中星自述，曾被治安队员打成残废。“把我从摩托车上打下来后，七、八个人仍然不放松我，举着钢管、钢筋朝我腿、脚、腰部猛打，就在治安队员把我打昏死过去，后面追我的警车也赶到了，一看已把我打死，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后，一个个就全跑了……”。

事件的背后，包含着太多愤怒，这愤怒来自对市民生命的缺乏关注，市民的主张总是得不到申张和办理。事件过后，无论怎样愤怒、怎么重视、怎么调查、怎么问责都已无济于事。当前社会矛盾如此之多，必须防止引发对此类事件的效仿！

由一系列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矛盾所引起的悲剧事件一直在上演着，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怒杀六名上海警察；2009年5月16日，沈阳小贩夏俊峰怒杀两名城管队员；2012年12月4日，讨薪未果的职工刘双云汕头工厂纵火烧死14名花季少女；2013年6月7日，厦门人陈水总公交车纵火，导致47人身亡；2013年7月20日，山东农民工冀中星制造首都机场爆炸案。件件惨案，历历在目！

警钟为谁而鸣？一记警钟，长鸣在耳，是市民的呼声，更是给相关部门带来醍醐灌顶的警醒。但愿我们的“相关部门”引以为戒，真正成为保护市民生命安全的最后一块“盾牌”。

首都机场爆炸案中因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引爆自制炸弹，21日，当事双方，冀中星家乡山东鄄城县，和当年受伤致残处的广东东莞分别对此事发布通报，两份通报在冀中星是否因殴打致残、10万元是否为赔偿产生了出入。随后，山东鄄城方面，冀中星的父亲及其家乡的村干部进行了回应，称是东莞的责任。而东莞方面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首都机场爆炸案：如何评价冀中星

冀中星涉嫌三种犯罪，但还不能断言他犯罪。

爆炸案发生后，某社论指出“冀中星在那里引爆爆炸物是明确无误的犯罪。作为非法律文件，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把‘嫌疑’两个字拿掉”。

实际上，如果我们比照法条，应该这样说：冀中星在那里引爆爆炸物是明确无误的违法，若论犯罪，则还需加“嫌疑”两个字。

这是因为，冀中星的行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相应的可能触犯三种罪名——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而冀中星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三种罪名成立的主客观要件，还不能断言。

先看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针对“携带”本身的危害，要成立必须“情节严重”——携带危险品数量大、危险性大、造成严重后果等。冀中星携带炸药本身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携带炸药的数量或性质是否符合“情节严重”，还需进一步认定。

再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则行为人必须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罪名才能成立。从冀中星引爆炸药前后退、远离面前警察的举动看，他并不想伤及他人，而且据说他在引爆前高声警告附近的旅客，这些行为都可用作证明他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当然，即便他没有直接（希望发生）的故意，也可能有间接（放任发生）的故意，要看他是否有间接的故意，还需参考他如何制造炸药等因素。

最后看寻衅滋事罪。该罪名第四款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冀中星引爆炸药肯定影响了公共场所秩序，是否达到“严重混乱”的标准也需要进一步认定。

爆炸案发生后，很多人将冀中星与陈水总（制造厦门公交燃烧案）、钱明奇（制造抚州连环爆炸案）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冀中星与他们并不能归于一类，因为后者的行为是报复性的，前者的行为则不然。

与冀中星行为相似度更高的是那种所谓“跳楼秀”、“跳桥秀”的维权“行为艺术”。这种行为旨在吸引眼球、引起关注。只是冀中星使用了新的方式和残酷的方式，以求制造轰动效应和博取同情。

从维权者的角度看，冀中星可以选择法治渠道、上访渠道、媒体渠道来维权。但是前两个渠道未必能解决他的诉求。媒体渠道能否走通，则取决于他的遭遇新闻价值有多高、以及赶上的传播机遇有多好。很显然，冀中星的遭遇新闻价值并不算高，以至于没有吸引到媒体大规模报道。所以他去机场引爆炸弹，以期制造高新闻价值的事件，“带动”自己的遭遇也具有高新闻价值。

不能肯定冀中星有冤情，但对他走到残酷的“行为艺术”这一步，有理由同情。

直到现在，也不能确认冀中星是被治安队殴打致残的，所以我们不能肯定的说冀中星有冤情。但是鉴于治安队一贯的行为不佳、当地可能存在的司法偏袒、媒体新闻发表渠道的不畅、对伤残者医疗和救助的不到位、公民表达权利的缺失，还是有理由对冀中星走到“行为艺术”这一步抱以同情。当然这不代表肯定他的“行为艺术”。

维权“行为艺术”往往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和潜在风险维权“行为艺术”轻则扰乱社会秩序，重则危害公共安全，让不特定的公众承受代价。广州曾有老伯对上演“跳桥秀”的讨薪者心生厌烦，推其坠桥。这位老伯称，自己当天本来要去看病，但由于海珠桥跳桥秀造成交通堵塞，只能提前下车，“一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我的心就疼，就流血”。

对冀中星这种维权“行为艺术”可以谴责冀中星的行为可被谴责之处在于，不特定的公众与他“无冤无仇”，却会被他损害。这次爆炸，客观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这也许是出于侥幸，若再有效仿者做出类似举动，难保不会出现严重后果。而承担这些后果的，可能会有对社会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孩子。

这样的推测并非夸大其词。在机场发生爆炸，人们可能以为有恐怖袭击而逃跑，混乱的秩序往往滋生严重损害。

更需要做的则是改变综上所述，有理由同情冀中星走到这一步，但可以谴责冀中星走出这一步。或者说，同情现实把冀中星逼到使用极端手段的边缘，但冀中星仍不该越过这条界线。

 

有“谴责派”认为：人们说出同情也不应该，媒体过多报道也不应该，因为这会引起效仿。

但是同样也该担心说出谴责。因为谴责有可能让维权者感受不到社会温暖，心灰意冷，做出更极端的举动。以死明志，毕竟还是对社会抱有希望的表现；如果对社会完全失望，那可能就会以死报复。

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出改变。让媒体充分报道，在讨论中形成改变路径，并推动各方面改变。比如，冀中星有没有被殴打，已经成了“罗生门”，要避免这样的“罗生门”，应该推动整体回避制度的实施——即在当地侦查部门牵涉案件时，让当地侦查部门整体回避，由上级公安部门另行指派侦查机构。再比如，即便冀中星是自己摔伤的，也该有救助渠道，让他不至于沦落到悲惨的境遇，推动形成这样的救助渠道，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改变发生，就有助于消除用极端手段维权的隐患。隐患既无，也就不用担心哪种表态会激发隐患了。

机场爆炸案：犯罪与维权是两码事

首都机场的爆炸声，让多年前的一桩旧案成为时下热闻，也让“冀中星的个人悲伤”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如果当初冀中星的案子及时受到外界关注，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机场爆炸事件。当然，历史不可能有假如。

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向来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生活经验。无钱医治、负债累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冀中星显然想到了这句话。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事件，就是他想到的“大闹”方式。在引爆自制炸弹前高喊“躲远点”，加上未造成任何伤亡，这些都充分说明他不是要“报复社会”，而只是想要“借”用首都机场作为“大闹”的地点。

正因为如此，冀中星的行为赢得了不少人同情，这与那些到校园中砍杀无辜儿童、在公交车上实施纵火的犯罪分子，有着本质不同。但必须强调，这仍是一个很恶劣的示范。一方面已涉嫌触犯刑法，冀中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今后有更多“冤屈者”效仿，那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点，所以强调“实现正义不能靠盲目声援”，强调“谴责T3爆炸犯罪应高于同情其遭遇”。

这些当然是很理性的观点，但我们也应体恤一个困苦无助的人，他用以自救的方法有时候可能难免失当。其背后的悖论就在于，如果他不采用这样的“大闹”方式，以其自身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眼球，而没有足够关注，他的困境就无法摆脱。“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不也是一种自残吗？那些用肉体抵抗强拆的悲剧，就更让人痛心了。如果弱者维权很多时候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做赌注，这是法治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在我看来，冀中星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升级版的“跳楼秀”，只不过无论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都要更大一些。过去很多年，我们常能看到农民工为讨薪而进行种种“另类创新”：从最初的跳楼秀到后来的讨薪新闻发布会、拜河神讨薪等等。当然，也有人真的从楼上跳下去了，有人拿刀捅了无辜的路人，有人劫持了偶遇的女孩，还有的去集体堵路讨薪……与之相比，冀中星的维权举动，不算最好的，也不算最坏的。

所以，犯罪的归犯罪，维权的归维权。冀中星固然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更多人也需为冀中星的遭遇反思。在多次上访之后，冀中星是否被治安员打残，这依然是个谜，而这本不该是难以侦破的悬案。唯有相关部门认真核查案件，给公众一个值得信服的说法，同时也认真对待每一次上访、每一起申诉，让更多身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困境的人，重新看到法律维权的希望，机场爆炸案才不会被“复制”或“更新”。

 

【启示与思考】

冀中星用自己另类残酷的方式引起社会的关注，也使自己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换来的有谴责、有漠然，也有同情，如何冷静、客观、理性地看待这起爆炸事件，是必须深省的问题。但有一点应该是公众的共识：同情的声音，不应盖过对其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谴责。

有报道指出，冀中星引爆炸弹前曾提醒周边人躲开，而且炸药威力较小……这些细节和后果，的确有别于一些以牺牲无辜者为代价“报复社会”的惨剧，这也成为“同情”者引用的论据。有网友就在爆炸后发微博说“如果这个社会不给他光明，他就自己制造光明，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并配以冀中星引爆炸弹瞬间的照片。

诸如此类声音，充斥着不负责任、愤青般的不良戾气，甚至有为极端暴力行为提供道德支持之嫌。在机场这类人群密集场所引爆炸弹，即便有再周密的设计，也难掩危害他人安全的事实。试问，有谁愿意在生活中置自己或家人，近距离接触一个这样为自己制造“光明”的人？

与公众应该理性、冷静对待爆炸案同样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当对冀中星犯罪的动机予以调查，并尽快公之于众。而目前看来，在爆炸案之后，冀中星工作过的东莞和户籍所在地菏泽，两者的说法，有不少冲突之处。对于这桩陈年旧案，无论是确有冤情还是无理取闹，都需要权威部门的权威调查拿出权威结论，来平复爆炸在公众心中产生的余震。

从这个角度来看，修补社会裂隙，消弭社会矛盾，关键还在于政府部门对法制社会的努力构建，对于社会公平的不懈追求，让公众真正树立起法律信仰。当然，抵达这一目标也绝非朝夕之功，需要百姓的一路理解和支持。

再回到爆炸事件而言，当涉及到社会安全的问题时，同情的声音绝不应盖过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如果“同情”被个别人理解成对“暴力反抗”的鼓励和支持，那包括同情者在内的整个社会，也许都将置身于危险之中。

应该承认，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做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与社会环境相联系，坦率讲，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找答案。我们的社会机制，应当努力去融合对立者，而不是只顾着追求速度与效率激化更多对立者。社会应该给弱者提供更多便捷的诉求通道，让失意者不至沉沦，让怨恨得到疏解。只有用公平正义来消减社会的燃点，稀释弱者的愤懑，类似的惨剧才会大大减少。　　

社会一方面应该呵护弱势群体，维护公平正义，但这并不代表无限制的同情和丧失理性的庇护。任何一个理由，都不应该成为戕害无辜，危害公众的借口。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越是面对这样的极端事件，越是应该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大家也越是应该明白，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罪，什么是罚。“惩恶扬善”人人有责，建设法治中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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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08/7268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