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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零择校”为实现教育公平迈开第一步

2013年08月09日 11:00

 

【百姓心声案例】

【事件介绍】

 

浙江近九成义务教育公办实现“零择校”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该省90个县(市、区)中,已有79个县(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现“零择校”,占比约为88%。其余11个县(市、区)择校生比例也已降到5%以下,其中杭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6个设区市所辖县(市、区)全部实现“零择校”。

据了解,早在2011年底,浙江省多部门就共同出台规定,加强招生信息公开,建立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举报联动查处机制。今年以来,浙江省教育厅继续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作为教育系统纠风治乱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初明确提出全省所有县(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招收择校生的比例都必须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各地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推进治理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择校问题进一步得到有效解决。

中青报:浙江零择校调查 择校条子多来自市领导

“各地均衡配置生源,按学生居住地就近入学,大部分县基本实现了‘零择校’。”7月30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浙江省35个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的反馈意见,并将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最后认定公布。

督导检查组是在科学扎实调查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据透露,检查组分11个小组,随机抽查学校216所,其中小学107所、初中7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4所;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长、教师、家长座谈会143场;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7327份,回收有效问卷17306份。

择校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的“顽疾”。浙江省是如何做到“零择校”的?治理这一教育顽疾的难点与挑战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到浙江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择校“条子”多来自上级部门以及市委市政府

谈及以往的“风光”生活,金孜红说:“真的比教育局长还要牛,市委书记、市长经常找,市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更不在话下。亲戚多,朋友多,电话多,饭局多,诱惑多,甚至有人把一大摞钱放在办公室里。”

大家之所以对金孜红格外关照,都是冲着他的身份——义乌市中心城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校长,这所学校一年级开设4个班,最多160个学位,可每年报名的适龄孩子有1000多人。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给校长们带来的苦恼远远多于“风光”。金校长说:“收到的‘条子’上到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教育部,下至义乌市委、市政府以及教育局。各级各类的关系与‘条子’让自己应接不暇,有电话不敢接,有饭不敢吃,有家不敢回。”

民间关于择校乱象的种种说法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官方印证。浙江省教育厅有官员告诉记者,在瑞安、乐清、义乌等择校乱收费“重灾区”,个别名校不划学区,学生全都是择校生,甚至有的学校把桌子与验钞机放在校门口直接收钱。

“全市一年的‘借读费’就是上亿元。”义乌市教育局副局长葛晓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禁止择校制度建立之前,名校紧缺教育资源的分配往往是看门路与背景。”

“实施‘零择校’前,温州11个县市区与义务教育入学挂钩的收费约在每年10亿元。”温州市教育局局长谢树华说,他两次因温州择校乱收费现象被国务院纠风办叫到省里做检讨。

 

 比起凭关系择校,用钱择校更公平吗

“实验学校、重点学校存在的择校乱象,与义务教育阶段公正公平及就近入学的原则相违背,同时变相地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把义务教育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收费教育。”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择校乱收费的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之间客观存在差距;其次是家长与学生有着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愿望;第三是一些地方办学经费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留了一个“缺口”收钱;第四是教育系统对择校收费的态度十分暧昧,认为现阶段凭关系择校不公平,用钱择校还算比较公平。

因为不断有择校乱收费问题被曝光,老百姓意见极大,浙江省下决心根治“择校”。

2011年12月,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政府纠风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除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需照顾的烈军属等极少数人员子女经严格审核程序予以录取外,公办学校在规定的班额内有多余学位,一律通过公开摇号的办法确定招生名单。同时,对择校乱收费行为一经查实,实行退钱不退人办法,让乱收费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教育部门如果要打破长期形成的择校利益格局,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社会纷纷质疑该省“择校限制令”能否真正落实,包括一些原来择校比例较高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时,都存在工作迟缓、等待观望等情况。

“光教育厅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对中小学校长的乱收费行为查处都只有建议权。”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说,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的支持非常重要,对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问题予以“一票否决”。

市委书记、市长不带头“递条子”就好办

“‘零择校’政策不光要让老百姓家喻户晓,更要送进机关大院,让当官的尤其是主要领导知道现在一些事情不能做了。”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曹婕说。

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局长林宣富担心:实施“零择校”政策可能会两头不讨好,区领导不接受,老百姓不认同。结果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委区政府“一把手”表态不递“条子”。

浙江省教育厅官员也透露,“对‘零择校’广大老百姓是赞成的,但压力与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当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思想高度统一、认识到位并承诺不递“条子”后,教育局长与中小学校长们才能如释重负,踏实干事。

西湖区保俶塔实验学校曾是浙江省直机关子弟学校,2012年浙江省某秘书处从浙南地区调来一个干部,其孩子要择保俶塔实验学校,后被该校依据“零择校”制度建议到住房所在地的学校就读。

就在各路关系挤破脑袋都想进去的保俶塔实验学校,一年级就有6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被调剂进来。该校校长陈竹根说,取消择校、杜绝钱权等非正常因素的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保护了一大批校长。否则,围绕择校生而来的各路“神仙”根本得罪不起。

现在制度摆在那里,招生信息公开透明,有“路子”也走不通了。有知情者透露,浙江省某位主要领导把一招商引资大项目的老板孩子的择校问题批示给省教育厅,希望给予照顾。结果同样被“零择校”制度挡在门外。

 

教育摆脱“世俗化”面临不小风险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表示,浙江“零择校”制度在摆脱世俗化,向教育的原点回归,但是,这个过程有风险。

温州蒲鞋市小学校长卓东健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一年给财政贡献上千万元的择校费时,走到哪里办事都很牛气。现在不择校、不收费,教育的事难办了。”

在浙江省教育厅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厅领导提出,能不能照顾子女的读书问题。厅主要领导说,“教育厅干部没有特权,一是向社会的承诺自己首先做到,二是有责任把每所学校办好。”

同时,实施“零择校”后,一些地方与干部也有意见。原来与兄弟部门沟通、争取支持时,可以帮助安排个把学生进入名校。现在没有啥资源可以交换,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据说,一位教育部门领导的家属问他:“你是不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了,现在家里电话好长时间都没响了。”

“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不愿意主动改革,主要是教育系统资源相对贫乏,为了争取资源与部门利益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破坏教育的公正公平。”刘希平说,“‘零择校’对于保障群众利益与教育公平来说是一项‘加分’制度,但对于个别领导干部来说肯定是一个‘丢选票’的改革举措。不过,在各级领导尤其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浙江教育的砝码倾斜到了老百姓这边。”

浙江杜绝权利"条子"实现"零择校"教育公平迈大步

浙江实现“零择校”,虽然前面有个“基本”,但还是振奋人心,甚至有些让人不敢相信。把浙江经验全面推开,让“零择校”普遍开花,是人们的普遍希望。浙江的经验,主要是通过下发红头文件“不准择校”。可下发红头文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浙江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浙江抓到了重点。

择校有两种,一种是权力择校,常常通过“递条子”形式出现;另一种是金钱择校,直接拿钱交择校费。其中,权力择校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义乌一所名校的校长称,过去“收到的‘条子’上到国家部委,下至义乌市委、市政府以及教育局”。“条子”泛滥可见一斑。官员的孩子都上好学校,又有多大的精力和动力,去关注普通人家的孩子?解决了权力“递条子”,不一定完全解决择校问题;但不解决权力“递条子”,肯定解决不好择校问题。可喜的是,在浙江,现在不仅书记、市长带头不“递条子”,而且局长、校长也主动抵制“条子”。

这种对原则的坚持,体现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值得所有地方学习。但也正是这一点让人担心:在当前权力无处不在的背景下,书记、市长们有没有这个觉悟,局长、校长们能不能挺住?或许书记、市长好办,他们一般不在本地为官,那些身在当地、手有实权的官员,会心甘情愿地让孩子上一般的学校吗?而且择校对有些局长、校长来说,也是换取资源的一个硬件,他们愿意放弃蛋糕吗?

事实上浙江的“零择校”,此时也受到了不少怀疑。现实中,很少见到官员的孩子上一般学校。有网友直言,请官员们出来走几步,特别是那些手握实权的官员,不妨公布一下,自家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只宣布“零择校”,不公布官员孩子上啥校,想要人不议论很难。

让孩子有一个好学校上,是所有人的期望。官员希望孩子能上好学校,人之常情,其心可解,只是“递条子”实不足取。倘若现实中,学校没有好坏之分,那么官员又何必“递条子”,又怎么可能产生择校问题?实现公平教育,打破教育资源不公平,这才是关键。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没有人千方百计择校了。

学校之间的差别,说到底就是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的差距。此前有报道称,上海让师资比较强的学校的老师,到比较弱的学校执教,以此改善教育水平偏差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在师资和教育资金的分配上,刻意向乡镇小学倾斜。这些做法假如能够坚持、推广下来,当有一天,家长们发现,身边的学校一点也不差,又怎么可能去想择校呢?

“不准择校”不如“不想择校”,没有名校也就不会择校。关键还在于实现教育公平,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甚至向弱势学校倾斜。所有学校都很好,那有权的也就不必“递条子”,有钱的也就不想“买位子”了。

 

【启示与思考】

择校现象是中国教育身上的一个“毒瘤”,严重冲击教育公平。追究这一问题的责任,源头在于政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办起所谓重点名校,然后可以发挥“一石三鸟”的作用:用这个样本来展示政绩、让官员子女轻松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财政又可以把教育变成收钱聚宝盆。

现在,浙江省大部分县实现了“零择校”,既是整个教育回归本义,更是推进社会公平,维护人民的平等权利。

浙江实现“零择校”,最大的经验就是“市委书记、市长不带头递条子”,这就是打蛇打七寸的道理。

择校问题只是教育顽疾之一,更不是病根。实现“零择校”过程中,不仅存在反弹的风险,还会带来新问题。在就近入学、摇号入学的原则下,凭借权钱关系直接择校的途径被堵死了,但通过学区房也能间接实现择校,其房价也会一路飙升,甚至代价会超过择校费。毋庸置疑,无权无钱的家庭在学区房争夺战中,必定败北,抱怨声会更大。

更重要的是,“零择校”只是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相对公平,城乡之间的区域差距依旧很大。资源匮乏、师资薄弱、设施短缺等,是农村教育面临的迫切问题。还有很多农村孩子随父母入城,但由于户籍等方面的限制,难以享受到城市教育。城乡差距是义务教育的更大“顽疾”,解决不了这一短板,教育公平只能停留在文件上。

归根结底,教育“顽疾”是旧有的制度造成的,必须由更完善的制度来改变。通过制度设计,加大教育投入,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并适度向农村倾斜,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都能享受到基本无差别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零择校”,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前路漫漫,但必须选对方向。因此,浙江的“零择校”只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步,让人看到了希望,亟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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