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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革命故事六则

2013年08月21日 13:0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党政军民团结、人民安居乐业著称于世。让我们通过几则延安时期的故事,重温当时的革命情怀,永远铭记延安精神。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各个干部学校给学员作报告,经常是安步当车,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一天,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有四五公里,中间还横着延河水。半路上遇到了学院派来接他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人。

毛泽东抢先问:“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吗子去?”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接我?是怕我忘了今天的报告会吧?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连忙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1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环顾一下四周,幽默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闻言都笑了。毛泽东笑着循循善诱: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的一席话,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咱们是一家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喜庆节日,每逢春节,亲戚朋友都要相互拜年。党中央在陕北期间,群众发展生产、安居乐业,给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拜年成了中央驻地周围农民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件喜事。1942年春节,枣园等地的农民纷纷选派代表,带着油馍,提着米酒,给党中央和毛泽东拜年。1943年春节,新市场、桥儿沟、杨家岭、枣园等地的群众,组织了十几个秧歌队,抬着各种年货,敲锣打鼓,到枣园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拜年,秧歌队整整演了3个多小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有一年,延安川口区六乡人民给中央机关拜年,不但组织了秧歌队,还准备了高跷、龙灯、旱船等,欢腾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路。群众精心制作了一块红底金字大匾,上镌“人民救星”,隆重地献给了毛泽东主席。每逢这时,毛泽东都要留群众吃饭。

群众热情这样高,毛泽东反而觉得有些被动。1945年春节,毛泽东早早就跟周恩来商量:“今年赶个早,不要让老乡又抢先了。”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带着礼物赶到枣园乡政府,提前给老乡拜年。一位老人拉着主席的手说:“现在大家丰衣足食,全是共产党领导的好。本应我们给你们拜年,怎么你们倒先给我们拜年了。”周恩来笑着说:“不要分你们我们,咱们是一家人嘛!”

正因为是“一家人”,毛泽东才能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因为在我们党身后,站着无数这样的“一家人”。

给普通农民祝寿

1945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到枣园外边散步,看见几个老农在地头休息,就走过去和他们拉家常。交谈中,毛泽东听说有两个老人是同庚,年已六旬,正月十五正好是他俩的生日,便说:“很好哇,你们是六十花甲的人了,应该给你们祝寿才好!”老人说:“咱下苦人过生日贺啥寿呢?”毛泽东说:“如今翻了身,生产又好,人寿年丰嘛。明天正好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坐坐,大家一起祝个寿,把村里所有老人都请来,千万不要客气。”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早早让人备下酒菜,请来枣园村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他把老人们让进中央书记处会议室,给大家一一敬酒,饭后还请老人们一起观看电影《列宁在十月》,并赠给每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做贺礼。

一位姓刘的老汉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边摇边流着泪说:“毛主席,你是咱庄户人家的大救星,你对咱太仔细了,把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祖宗三代都没人做过寿哇!”说着就大哭起来,旁边的老汉也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毛泽东亲切地说:“过去是苦,可今天翻了身,当家作主了,大家应该高兴啊!”

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给他贺寿,但却亲自给这些普通农民祝寿,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仍在陕北广为传扬。

天大的好事

我们党是伟大的党,但具体工作中免不了出现各种失误,工作人员也会犯各种错误。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总是亲自阅读群众来信,有时还亲笔复信。报纸上的“群众来信”,他也看得很仔细,重要的就做上记号。他还经常接待来访的群众。外出调查时,发现问题就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解决。来不及解决或一时难以解决的就记下来,等考虑成熟了再派人去处理。他还帮助工作人员拟定向群众作调查的题目,包括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生产和收成好不好,负担重不重,有哪些要求等,让他们回来详细汇报。

有一次,一支从抗日前线返回的部队因连续行军,人困马乏,来到一个村子宿营。部队领导的警卫去找房子,在一户老乡门上敲了很久门也未开,警卫不耐烦了,便使劲敲起来。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八路军吗?怎能这样对待老百姓?”警卫员辩解道:“我是给首长找房的。”老太太更加生气:“干部越大越得讲群众纪律!”

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认为在前方流血牺牲,回来还挨老乡的批评,有点想不通。

这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非常果断地说:“老太太做得对!”

1944年初,有个老乡针对部队个别同志没有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是好事。他在接见新四旅的干部时说:“边区一位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老乡敢向我们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不仅启发和教育干部战士,而且还鼓励群众提意见,把它看作是检验工作好坏的一面镜子。1945年他在枣园和当地农民座谈时对他们说:“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批评我们,才能纠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才能早日胜利。”

 

决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参加者;不仅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大生产运动开始时,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也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

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两件大事,一是整风,二是生产,这是整个革命链条上的两个中心环节。如果抓不好这两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就无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就无法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作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决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

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毛泽东也分到了生产任务,只是因为不能走得太远,便在杨家岭他居住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

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毛泽东又在田边垒起水坝,准备引水浇地。地整理好后,毛泽东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出来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管理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锄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了。

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

党中央到陕北前,陕北地方偏僻,文化落后,物质生活匮乏,人民祖祖辈辈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时时告诫部队中有文化的人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宣传科学文化,兴利除弊,逐步改善这里的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造福人民。

一天,毛泽东与几个同志散步,在谈到陕北文化落后、卫生条件差时,毛泽东说:“这是缺乏知识造成的。红军带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应该给老乡宣传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带头修建厕所,开设粪场。陕北窑洞没窗子,室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我们应该宣传,帮助他们开窗子。”

1936年7月,党中央迁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山城,山大沟深,地高气寒,货品奇缺,交通不便。老百姓吃盐要赶上毛驴到700里以外的宁夏盐池去驮,一盒火柴要用十几个鸡蛋从小贩手里换,衣服布匹更是难买,有的人家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竟穿了几代人。

看着这些,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对他们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得到赞同的答复后,毛泽东又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组织力量运输货物等问题。保安的供销社很快开办起来了。群众欢天喜地,再也不用为购买日用品犯愁了。

在枣园川,有一条6公里长的水渠,当地群众称它为“幸福渠”。那是1944年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看到这里的农民浇地困难,动员中央机关和农民一起修成的。这条渠的修成,解决了当地5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枣园乡旱地变成水浇田,庄稼连年丰收,给群众带来了幸福,结束了这里基本是靠天吃饭的历史。

毛泽东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替群众着想,即使是别人不大注意的小事,他也从不放过。

1947年8月,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来到朱官寨。他发现这里的窑洞因长期烟熏火燎,墙皮乌黑,光线昏暗,很不卫生。一次,他蹲在粪堆旁,用手掰开粪块察看,问老乡:“你们的地都施什么肥?”老乡说主要是粪肥和草肥。毛泽东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老乡笑着说:“听说这个上地壮,可是没用过。”毛泽东说:“你们试试嘛,如果上黑土能多打粮就向大家宣传推广。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好不好?”老乡们赞许地点点头笑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永远有解决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21/7272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