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实践证明，党的群众工作的措施是成功的，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确保了苏维埃革命的开展，初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局部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造了我党历史上党群关系密切和谐的典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史料的发掘和相关的专题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文拟采用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描述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历史概貌，旨在总结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从而为当代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作者谢庐明

经验与启示一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局部执政，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1]（P138--139）。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最根本的宗旨，也是红军最根本的宗旨。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缺水吃，就带领大家挖“红井”，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困难；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毛泽东亲自所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2]（P277）。“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政府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方法，应该推到全苏区去。”[2](P325)

正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才那么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欧阳钦1932年检查中央苏区后报告，由于“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3](P368)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有时甚至到了无私的程度，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池江和水口战斗中，天气炎热，仗打得异常激烈，粮食一时供应不上，随军的担架民工就把自带的粮食让给部队，保证了战斗胜利。”[4]（p7）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人数就达33万余人。（资料来源：据1932年9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人口普查统计数、中共江西省委1932年5月统计数和赣南各县党史办1989年调查统计参加红军人数整理而成。）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赣南各县参加红军人数占苏区总人口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苏区贫苦青壮年农民参加红军的热情是极为高涨的。尽管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时间有限，但已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政治优势。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渊源。

经验与启示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实际调查，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这个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5](p8)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从而在我党历史上首次自觉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通篇精神和实质是反复强调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才能求得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正是这篇著作，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雏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孕育着飞跃[6](p4)。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的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群众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因此，中央苏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致力于革命和从事群众工作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

 

经验与启示三　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措施。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是此前未有过的。首先，广泛地宣传鼓动群众。为了开展好政治宣传工作，中央苏区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少年先锋》、《苏区工人》等34种报刊，组建了多种宣传机构。从方式上看，为收到好的效果，根据农民的特点，政治宣传采用了多种通俗的形式，如标语、口号、图画、演戏、红色歌谣、化装讲演、讲解报纸等。中央苏区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群众化、通俗化，使很多革命的宣传内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苏区范围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以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3](p355)各种宣传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是采取最通俗的语言，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群众参加或帮助革命战争的热潮。其次，深入细致地开展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着重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唤起广大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2]（79）是其重大的任务。根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教育部的要求和规定，苏区各单位、乡村都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室。在俱乐部的工作中，主要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列宁室不只是各机关识字、读报、娱乐的教育组织，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的一个附属组织”。“列宁室要成立政治研究组、组织讲演会、设问答簿”。 [7]帮助群众解决一般的政治理论问题。俱乐部、列宁室的建立，构成了遍布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再次，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人人都来做群众工作。在中央苏区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群众组织的建设。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广大工农群众在斗争中不断组织起来。仅赣西南地区，1930年组织起来的群众就有150万；到同年10月红军攻取吉安时，竟“有400万有组织的群众”；[8](p131)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比较固定的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区域形成时，这块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民众250万。此时的群众组织主要有苏维埃、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的群众工作，成效显著。“苏区广大军民为开辟苏区、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在1930年10月第9次攻打吉安时，10万工农群众与红军一道奋勇顽强地投入战争，其中牺牲近万人。1932年3月，红3军团攻打赣州时伤亡达3000多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损失1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动人情景。在红军出发的8.6万多人中，仅赣南籍子弟就达五六万人，占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苏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仅赣南地区，就提供了稻谷84万担，棉花8.6万余斤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棺材板架浮桥。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9](p83)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群众工作就显示出的巨大的宣传优势和组织优势。

经验与启示四　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法宝。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10](p148)这首七十多年前中央苏区群众称赞苏区干部的山歌，正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和精神血脉的传承与发扬，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区斗争历程中精心培育形成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关心群众，执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第一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主要内涵。笔者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本质和真谛。“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就很受感动”。“张闻天自己也同样身体力行，严于律已，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他亲自率领中央政府各部组织‘礼拜六义务劳动组’，由部领导任组长，分赴各地帮助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耕地、锄草、挑水、种菜等”。 [11](p95)中共兴国县委提出，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做到“十带头”，要成为“四模范”。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军带头。”“四个模范”则是“扩红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在实际工作中，苏区干部也是这样践行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比比皆是。时任兴国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的危秀英回忆：“那时干部是不允许吃群众的饭的，都是自己带米带饭包，放到老百姓家里煮。也不吃老百姓的菜，自己带点包菜霉豆腐。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可见，苏区干部与人民群众完全是艰苦与患难相依。

同时，为了使干部廉洁奉公，苏区各级政府始终坚持“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坚持群众的监督与专门检察机关的监督相结合，贯彻群众路线和民主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批评和监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尤其重视依靠群众开展工作，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另外还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以及群众法庭四部分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并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这一工作实践后来形成为举报制度。”[12](p67-68)工农检察委员会依据训令，抓住典型，在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两年间，“查处了‘左祥云案’，‘熊仙壁案’，‘谢步升贪污腐化案’，‘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公物案’等一批大案要案。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监禁、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12](p54)从而保证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审计了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表的审计报告说：“只有苏维埃是当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7]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生活有了一定保障。

 

经验与启示五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代表党和苏维埃政府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读书，小学办起来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什么办法呢？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口号，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1](p124)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所表扬的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地解决了。”[1](p140)“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2](p310)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记载的这些群众语言，来自于长冈乡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

毋庸讳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13](p124)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14](p80)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成败。

综上所述，党在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关系到党的兴旺发达和生死存亡。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既要立党为公又要执政为民，既要宣传动员群众又要组织群众，既要关心群众生活又要注意工作方法。只有不断巩固和扩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党的执政基础和长期执政才有根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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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J].近代史研究2003（5）.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11/7272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