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问责官员免职，成了“带薪休假”？

 

【基层执政案例】

【事件介绍】

 

多名官员问责免职后复出升官 成带薪休假？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

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制度为复出留下较大操作空间

尽管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免职并非一个单项制度，而是散见于各个制度、规定里，主要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6个文件。

记者了解到，免职只是一种组织措施，用免职“处理”违纪干部，很容易为他们的“复出”打下伏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过去，免职基本上是一个职务变动，并不是一个处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免职后没有另行任用的话，就成了处分。

云南省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尹向阳也认为，现在免职有时全凭领导意志，也不经过任何程序，随意性很强。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除了“一年时间”的硬性规定外，“实绩突出”等规定为相关部门和人员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一般微乎其微。“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大量复出，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状况。”

  “不能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

2012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规范问责方式，完善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程序规定”。

不少网民表示，并不反对问责官员复出，而是质疑复出程序是否合法。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出了问题就不用了，而且有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

“官员犯了错，不是不可以复出，关键是看怎么复出。”在尹向阳看来，有必要就免职专门出台制度，对什么情况该免职、免职的程序、复出的时限和程序等进行规范。

“官员复出要经过人大讨论和说明，而不能仅仅是‘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至于谁提议其复出，也要一并进行公示。”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犯了错误的官员要重新上岗需要先取得民众的谅解。可以有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进行诚恳的道歉和检讨。

 

■ 案例

2008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赴福建考察，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该局人员仍在武夷山等地游玩。事情曝光后，邵立勇被免职。一年之后，邵立勇以威海市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再度露面。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任命未违规。

2012年1月，由于女儿吃空饷，原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被免职。3月20日，忻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杨存虎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忻州市新闻办有关人士表示，杨存虎的工作安排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干部任职有关规定。

是什么让官员问责沦为“带薪休假”？

近些年，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这怨不得舆论关注，而是其中大有蹊跷。不仅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而且有的还能“因祸得福”，得到提升。其复出过程尽管“悄然”，却是逃不过舆论的火眼金睛。

问题在于，糊弄就糊弄了。舆论只能监督，媒体只能拍砖。组织部门“舍不得”问题官员，民众又能怎样？

一方面，免职只是一种组织措施，用免职“处理”违纪干部，很容易为他们的“复出”打下伏笔。另一方面，除了“一年时间”的硬性规定外，“实绩突出”等规定为相关部门和人员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更主要的，现在免职、复出有时全凭领导意志，也不经过任何程序，随意性很强。一句话，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已被滥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一般微乎其微。当然，国情不同，培养干部不易。对“问题官员”不是一棒子打死，也不是绝对不能复出，但问责沦为“带薪休假”，“处罚基本略等于无”，被问责官员几乎100%复出，不少还“因祸得福”，却是一种很不正常、亟待规范的现象。

据悉，在去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规范问责方式，完善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程序规定”。笔者想补充的是，取信于民，是执政基石。因此对问题官员的复出，无论怎么规范程序，都有必要预先征求民众意见，取得民众的谅解。再也不能“糊弄”下去了。

多官员免职后复出升官，谁提供的“避风港”

近几年来，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的新闻常见于各媒体报端，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亦被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

免职，属于干部任用的一种组织措施，不是纪律处分，一般不具有惩罚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对大量的违纪官员以免去职务的问责替代了对有重大过错，如严重违纪、工作严重失误，甚至是有违法行为等违纪官员进行惩罚性纪律处分的问责。

官员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可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一棒子打死。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对犯错官员问责时，往往以“挽救”为名，避重就轻，用免职问责使严重违纪违法、有重大过失的官员逃避惩罚，待风声过后东山再起。

曾广受媒体关注的山西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后，仅两个月就复出异地为官。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即便如中纪委和监察部曾在联合通报中称的“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也仅免职半年就复出。

上述事件涉事官员显然属于“严重违纪违法”之列。由于免职并不是处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对杨存虎、邵立勇们问责时，就故意混淆免职与撤职的区别，架空了纪律处分，将原本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问题官员“偷换”为免职问责，给外界造成一个已摘除问题官员乌纱帽的表象，而实际上却是给问题官员安排了一个“避风港”，名符其实的成了“带薪休假”。

一些地方和部门蓄意偷换问责概念，用干部任免的组织措施来架空对违纪党员的纪律处分，让问题官员“合规”“避风头”，安排问题官员“东山再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腐败，严重败坏了政治道德，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随着一轮又一轮问责风暴的展开，我们在质疑问责官员复出程序是否合法时，更要完善官员问责制度，严肃党的纪律，只有使违法违纪党员都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才能使真正改正了错误的“问题干部”在符合复出条件后“合规合矩”的重返领导岗位。

 

忻州“免职官员神复出”扇了谁的耳光？

据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方网站核实，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的原山西省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在被撤两个月后即就任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

面对网络曝光的违法违纪问题，相关单位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办法。一是“热回应、冷处理”，表面上对舆论事件反应神速，表态积极，行动迟缓，光打雷不下雨；一是“热回应、热处理”，积极回应，措施迅速，很快就平息了公众质疑。第一种方式理该批评，但第二种方式也要客观分析，“杨存虎撤职两个月后就复出”显然属于第二种。

问题官员复出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因故免、撤、降职官员很多。按照事故处理原则，必须要有一些官员背书或下课！如何管理好这批官员，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问题官员复出的管理制度，所以问题官员何时复出、该不该复出、如何复出问题牵动公众神经。

事实上有些单位和个人就是利用了这个制度漏洞，大搞“曲线救国”运动，大玩障眼法式的问题处理方式。面对事故问题，涉事单位表现得十分坚决，又快又猛的处理了一大批官员，赢得了社会的肯定，消除了公众的质疑。但事情刚过不久，这些被处理官员就悄悄的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反而升迁，令公众一片愕然！前不久“三鹿奶粉事件”复出官员就引发了公众质疑和讨论。

对问题官员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也不能放任自流，甚至随意复出！如果不加管束，不受惩戒，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无形中助长了违法违纪官员的侥幸心理，因为处罚不真格，谁还小心忌惮？二是让制度失去威力，官员复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惩罚制度就成了空壳和形式；三是让民众感到失望和伤心。本来民众希望用制度来管束官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结果却是金蝉脱壳，空怀一片希望！

与其让问题官员神速复出，不如在事故处理时更加慎重！不要为了一时之急，不要为了社会舆论，找替罪羊、搞舍车保帅，为事故处理留下隐患。凡是涉及官员不管大小，不管职务高低，都应严肃处理，彻底处理！并且对问题官员的处理要确保时效和实效！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免职官员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关注，因为随着舆情事件的增多，大量的官员被问责免职。表面上看，官员免职应合了公众要求，实际上却是一种“障眼法”，免职官员要不了多久又东山再起，大量复出，结果让问责打折，甚至流于形式。

官员复出不是不可以，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及时改正，也是善莫大焉。但复出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规定和程序，并且要公开透明，让社会舆论进行及时监督。而近年来众多的官员复出却显得十分草率而随意。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制度缺口，由于免职复出规定本身并不明确，各种条文闪烁其词，并无具体约束力，正是这种制度漏洞，让免职官员复出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看来，规范免职官员复出已是当务之急。

官员免职是对当事人的问责和处罚，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对后来者的一种警示和教训。但免职官员居然成为“带薪休假”，这如何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并且这种“带薪休假”也时间短暂，此处“下台”，彼此“上台”，“一下一上”间如同逢场作戏，涉事官员并未受到丝毫的利益影响，有的甚至还得到了提升。公众对此强烈不满，有一种被戏耍和愚弄的感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各种社会矛盾将更加凸出，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大量的官员被推上了舆论中心，这种情况下，被免职官员肯定会增多，但如果仅仅是以“带薪休假”或“此下彼上”等形式应一时之需的话，一方面老百姓不会答应，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这方面，官员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维护秩序，形成良性驱动，让官员真正对广大公众负责，官员问责机制的建立，无疑大有必要。但是，假如将官员问责制简单的等同于“一棍子打死”，甚至认为被免职的官员就该永世不得翻身的话，却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就连犯罪分子都可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免职官员当然不必被封堵重新做官之路，对官员的问责固然需要严肃，但只要被问责的官员触犯的并非不可饶恕的刑律，只要其知错能改，其实也应该给与这些问责官员改过自新的机会。“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于官员来说，当然也同样适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与提拔，的确不必是个禁区。

不过，假如“问责”仅仅成为一个过场，责还没问清楚，官员却又匆匆履新，甚至还触底反弹到更高的官位上，也说不过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任职，两年内不得提拔”的规定，是让“问责”有了个隔离期。但是，问责官员仅仅有一两年的“隔离期”，恐怕还远远不够。“两年内不得提拔”当然并不意味着“两年后就一定提拔”，但是，当免职官员纷纷悄无声息的复出，问责免职被戏谑为“带薪休假”，还真不能怪公众太调皮。诚然，时间或许可以冲淡记忆，但是官员的失职行为却不能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洗刷干净。

事实上，被问责的官员首先应该被一分为二的看待，对于那些严重的失职甚至犯罪行为，当然应该一票否决、永不任用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那些并非不可饶恕，可以给予改过机会的被问责官员，也不必一棍子打死。但既然是问责，自然不能被搞成“问责式休假”，问责一到期，便没事人一般的该复出复出，该提拔提拔。

被问责的官员究竟能不能复出，又该何时重获重用，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这个程序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必须有公众的充分参与，毕竟，在被免职官员是否可以复出，以及能否获得提拔一事上，公众也具有发言权。唯此，官员问责制才能真正形成对于政府的良性驱动，而不至于沦为一场无关痛痒的“问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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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15/7283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