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析副市长雷语“孩子遭性侵不向政府要一分钱”

 

                                     【网络传媒案例】

【事件介绍】

江西瑞昌副市长：“若我孩子被性侵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当事人回应

近日，网上热炒的“瑞昌女副市长：若我孩子被性侵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之事，8月11日，媒体记者在江西日报官微上看到，瑞昌女副市长蒋贤智对此事作出回应，她表示：“我当时说的话，也许不严谨，我们的心始终和她们在一起”。

8月8日，《新民周刊》以《6岁童遭教师性侵调查：老师曾让她们排队接受辅导》为题，对发生在江西九江瑞昌市一教师性侵女童的事件进行了报道。文章中称，瑞昌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曾对几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此后，国内各大媒体、网站和微博以《江西瑞昌副市长：若我孩子被性侵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为题予以转发，大多网民对蒋贤智的这一言论表示不理解。

8月11日，蒋智贤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对此事作出回应：“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由于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多网友理解的那样”。“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受害学生家长们的心情我也一样感同身受。”蒋贤智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跟其中一位受害儿童的母亲聊天时说，她们不应该带孩子来上访，‘如果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带着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遭遇性侵犯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受害者就应该忍气吞声，而是我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孩子是最不应该受到伤害的，遭遇性侵，已经让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而把她们带到市政府，让她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对她们心灵的二次伤害，这样的伤害是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的。有些事情应该让大人们来解决，对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她们的隐私，创造一个不受困扰的环境，治疗她们的身体疾病，逐渐愈合心灵创伤。至于我说的，如果换作我是受害家长，‘不会到政府来闹，不会要政府一分钱’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和家属们解释，此事的后续处理工作的当务之急，不是到政府要求赔偿，而是要依法依规解决，首先依法对陶某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追究加害者以及相关责任者的责任并要求赔偿。当时有些受害学生家属表示自己不懂法，执意要‘私了’，我还表示，如果有困难，政府可以出面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帮助家属打好这个官司。”

“我当时说的话，也许不严谨，简单地节录在纸面上，会造成人们误解，但是，结合当时说话的情境，确实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里话。在处理整个事件中，虽然不能一一满足所有受害学生家属的要求，但我们的心始终是和她们在一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一样，既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推卸责任。”蒋贤智说。

另外，江西日报官微还披露了此事的最新进展：案发后，瑞昌市相关部门迅速邀请上级医疗机构专家对学生病情进行了会诊，进行免费治疗，并按高于当地饮食消费水平，为每个受害家庭提供每一100元的伙食费。目前，受害学生中1人病情轻微未入院治疗，3人接近冶愈，另有3人转入九江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恢复状况良好。下一步，还将对康复学生进行免费定期复查，同时选聘心理医生为受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同时，瑞昌市有关部门已根据受害学生家长意愿，安排孩子们进城到新学校就读，并为在城区无住房的家庭安排公租房。

相关链接

新民周刊2013年第30期封面故事：6岁童遭教师性侵调查

又一件性侵案爆入耳膜。尽管窗外高温40.6°C，我仍然一阵寒战……

这次是“九江”。

读史常常困惑：拥有广泛的“广场民主”的希腊、罗马，为什么同时保留最血腥残忍的蓄奴制度？为什么人们可以日日纵论人性的高贵，夜夜感恩诸神的仁慈，可一回家，就算活活磔死一名奴隶也没邻居出来说声“不”！？

同样的困惑也在当下——我们已拥有第五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我们的海外消费让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博士群全球第一，我们的综合实力世界第二，却无奈于一桩又一桩的性侵案在小城小镇、在老、少、边远不断地发生——都是我们膜拜的老师，都是我们敬畏的“园丁”，且看他们白天求仁，晚上求金；人前求知，人后求淫，这共和国能使“醉驾”戛然而止，为什么就不能对“性侵”——尤其是侵犯着“祖国的花朵”——一声暴喝，使之销声匿迹？！

性侵频频，原因多多。但毫无疑问，根子还是对教育“貌似重视，实则轻视”直接导致“投入弱化”、“师资劣化”、“环境恶化”——只要把“征地”、“强拆”、“造路桥”、“扩公馆”的热情拿出一部分；只要对“公款奢靡”、“财产转移”、“卖官鬻爵”猛挥一锤子，腾出资金，投入教育，则结果如何，不言自明。

又一件性侵案爆入耳膜。本刊记者的独家调查让我们寒战阵阵，尽管窗外高温40.6°C。

这一次，是“九江”。

 

6女童遭教师性侵调查

陶表功甚至曾经以补习功课为名，在午间休时间，将她们6人一起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她们在门外排好队，一个一个进去接受“辅导”。

在上源小学的二年级一班的女孩子中，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

班主任陶老师，那个年纪比爷爷奶奶还要长几岁的63岁男老师，喜欢“摸”女学生。教室讲桌后面、座椅最后一排，还有午休时陶老师的办公室里。据受害女生们回忆，自一年级入学开始，陶老师便屡次以讲解功课为名，在上述地点将沾着粉笔灰的手，伸入她们的内裤里，“当时有点痛，有点想撒尿的感觉”。

事后，几名女生也曾不止一次被陶表功警告过：“不准告诉爷爷奶奶！”在这个留守儿童居多的江西省小乡村里，只要瞒过了祖辈，此事便可永远成为秘密。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恶果终于暴露于阳光下。

 2年性侵浮出水面

2013年7月2日，放暑假的小夏从江西瑞昌老家来到杭州，同在那里打工的妈妈暂时团聚，下学期开学，小夏就该读三年级了。但小夏妈妈一个意外的发现，注定将改变小姑娘原本看起来平静的生活。

据小夏妈妈简女士回忆，当天晚上给孩子洗澡时，她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一直用手捂着下体。拨开孩子的手，简女士发现孩子的外阴部位有明显的红肿，还长了一些小疙瘩。

“我当时就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问孩子有没有被人摸过，孩子开始不肯说，后来在我的一再逼问下，她才告诉我是被班主任老师摸了，而且不止一次。”得知此事的简女士第二天便带着小夏到杭州的医院检查，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尖锐湿疣合并支原体感染，医生建议尽快入院手术治疗。

突如其来的一切让这位打工妈妈没了主意，在电话征询了亲友的意见后，简女士辞了工作，带着孩子回到位于江西瑞昌（瑞昌由九江市代管）的老家，要为自己的孩子讨个说法。

简女士很快得知，女儿的6个同班女同学也有此遭遇，并与其中的5名家长取得了联系。在5名女孩中，一位叫天天的女孩，曾在今年农历二月底，被一同生活的曾祖母发现内裤有些不干净，曾祖母打电话告知了天天在外地的父亲。“当时也带孩子到瑞昌县人民医院检查了，发现处女膜破裂，但医生却只说是上火引起的发炎症状，可能孩子自己觉得痒，抓挠时导致处女膜破裂。”

天天的爸爸告诉记者，孩子当时并没说出遭老师猥亵一事，由此导致医生误判，孩子并没得到有效的治疗。“开了一些治疗上火的药，吊了几天水，据说都是消炎的。一直到今年端午节时，家里老人又打电话，说孩子的病越来越严重，内裤上的分泌物里有血，小便也变成很吓人的紫色。当时我们很慌，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接到小夏妈妈的电话，才知道孩子被老师猥亵了。”

除了天天的家长，其余几名孩子的父母，在接到简女士电话之前，均对孩子的病情及遭遇一无所知。

得知真相后，家长们一边将孩子带到当地公安局报案，一边带着各自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6名女孩均有不同程度的尖锐湿疣合并支原体感染症状，此结果后来被公安局法医进一步确认。

她们，都被班主任陶表功用手触碰过下体。

2013年7月5日上午9时许，陶表功在学校里被当地警方批捕，据说当时他还在给一个小孩补课。经检查，陶表功本人并无尖锐湿疣合并支原体感染症状，但医生表示，并不是每个病毒携带者都会发病，这要根据个体自身免疫力因人而异，因此，在理论上不排除陶表功自身携带这种病毒，并将这种病毒以手为媒介，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具体因果关系，还有待公安局法医的进一步鉴定。在后来的审讯过程中，陶本人对自己的猥亵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除家长报案的6名女孩外，陶表功还交代了另外一名他曾实施过猥亵的女孩，但孩子已随家长去打工地读书，目前无法取得联系核实。

“很凶”的老师

现在，6名女孩都在瑞昌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记者走进小夏、天天和另一名受伤害女孩小芳的病房，小芳趴在天天的病床上，两个孩子嘻嘻哈哈打闹，并不能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小女孩们告诉记者，被陶老师“摸”过一事，在班级里的女孩子中，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秘密。

小夏留着短发，眼睛里都是天真，她说，在一年级刚刚入学时，就被老师“摸”过。“有时在教室里，自习课上，陶老师走到我身边拍拍我，引着我到黑板前的讲桌后面，站在那里讲桌挡着别人看不见，老师就会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摸完后再叫我回去。”小夏指了指小芳，告诉记者：“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就直接过去摸她，别人不敢回头。”

自入学开始的两年时间里，6名女孩遭到过的猥亵均不止一次，在她们的回忆中，陶表功甚至曾经以补习功课为名，在午间休时间，将她们6人一起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她们在门外排好队，一个一个进去接受“辅导”。

基于自己被“辅导”过的经验，女孩们也能大致推测出同伴的遭遇，私下里她们曾就此事互相确认、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此事竟然还是被隐瞒了两年。

 

对于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结果，女孩们的解释是：“因为老师警告过，不让告诉爷爷奶奶，陶老师很凶，经常有同学因为上课搞小动作、不写作业被陶老师打，他拿一根木棍，有时候打手，有时候打屁股，很疼！”

家长们告诉记者，陶表功曾是镇里一所中学的正规教师，后来因为计划生育超生问题，被学校开除公职，现在上源小学做代课教师，正规编制的教师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陶表功每月的工资只有800元。

据家长们反映，由于上源小学地处瑞昌市范正镇的农村，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很多青壮劳力选择外出打工，一些拥有学校公职的教师也是如此。“很多老师挂着公职吃空饷，自己在外面做事情，只要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800元找个陶表功这样的代课老师就行了。”据文文的外公说，目前上源小学共有教师10名，其中近一半是代课教师。“陶表功以前被开除公职时，也曾去过外地打工，现在因为年纪大干不动了，才不得不回到上源村，每月领着800元在上源小学教书。”

根据记者了解，陶表功共经历过两次婚姻，在第一次婚姻中，与前妻育有两个女儿，后来又与现在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生第二个儿子时，学校领导就找到他，说他超生要开除公职，他把刚出生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别人，以为这样可以免受处罚，但后来学校还是把他开除了。”

一些受害女童家长告诉记者，陶表功的第二任妻子比陶年轻近10岁，常年在外打工，两人的儿子在北京，他常年拿着微薄的工资一个人生活。

“事发后我们去学校里问过，好多老师还说他这人很老实呢，平时不讲话，老师们一起吃饭时，他就只是低头吃饭，等到饭吃得差不多，大家开始闲聊了，他就一个人先走了。”小雪的妈妈这样说。

    未卜的未来

事发后，瑞昌市教育局将6名患病儿童安排在瑞昌人民医院就诊，医疗费用由教育部门和医院结算。但谈到疾病给孩子带来的身体及心灵上的伤害应该如何量化为赔偿金额，家长告诉记者，目前仍未和当地政府达成一致意见。

2013年8月2日，记者以孩子亲戚的身份随同家长一起见到主管教育的蒋贤智副市长，家长们提出，女孩在学校内遭遇性侵学校应承担经济赔偿。面对家长们的要求，蒋贤智的态度显得十分强势，她提出，会象征性给每位女孩3万元人道抚慰金，加上家长们的误工费、女孩们的营养费，最多5万。

“那个老师已经被抓了，校长被我们停职了，我们这么做还不负责任吗？”会见中蒋贤智说。关于赔偿金，蒋贤智的说法是，3万元抚慰金先期付给家长，赔偿金要等法院判了再说。“法院判下来，如果认为我们学校和教育局应该承担赔偿，我们会赔的，不管是判我们赔100万还是1000万，我们都会认可。”

考虑到孩子所患疾病较高的复发率，成年后的致癌率，以及可能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家长们表示，如果只有5万“抚慰金”，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鉴定女孩们所患尖锐湿疣合并支原体感染可能给孩子带来的身体伤害程度，2013年8月2日，在小夏外公的组织下，家长们将孩子带到了九江市第六人民医院妇科进行检查。家长们表示，之所以不在瑞昌人民医院检查，是因为在之前的沟通中，该院医生经常闪烁其词，对病情及日后的复发概率不作正面回应，怀疑可能与当地教育局与政府介入有关。

“这里的妇科主任汤木莲是我的表弟媳妇，我相信她会说实话。”小夏的外公相信九江市医院里的亲戚更靠得住。

汤木莲医生看了文文家长带来的瑞昌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后告诉家长，这种病就算治好了，复发率也蛮高，而且孩子们进入中年之后，患宫颈癌的几率会比正常人大。汤医生做了口头说明，但拒绝对此结果留下书面材料。汤木莲表示，该病即使治愈，也极易在性生活、妊娠等刺激下复发。

随后致电咨询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泌尿科专家，上海的医生同样表示，考虑到患病者是七八岁的小女孩，疾病的复发率可能比成人更高。

汤木莲要求与小夏外公单独沟通，据后来小夏外公讲述，汤木莲后来告诉他，已经接到“上面”打来的电话，不允许就此事出具鉴定结果，以防家长拿着鉴定结果去向瑞昌政府部门索赔。

在小夏外公的一再要求下，汤木莲为小夏进行了妇科检查，“她后来说，因为是亲戚，她一定要向我透个实底，孩子感染得挺重，普通综合性医院一般没有适用于儿童的阴道扩张器，无法得知阴道内部的感染情况，治疗只能针对外阴，建议孩子赶紧转院到妇产或泌尿科的专科医院治疗。”

小美和小夏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九江市妇幼保健院的泌尿科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两个孩子外阴部位的湿疣有接受过冷冻手术治疗的迹象，而阴道内部的湿疣，则未被治疗过。小夏的外公将此消息告知记者时显得十分气愤，“果然如我们所料，瑞昌市教育局给我们指定的瑞昌人民医院，根本没有给小孩治疗的仪器，长在孩子阴道里面的湿疣，他们大概从来没打开看过，只把外面能看到的给我们治一治，到时候告诉我们治好了，就把我们打发了。”

考虑到孩子们的病情不能耽误，2013年8月4日，6名孩子的家长要求集体转院到九江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得知家长们已经在九江妇幼保健院做了检查，瑞昌人民医院的妇科医生孙金案没再说什么。“之前我们要转院，他一直说在哪治都一样，告诉我们不用转院。他们就是想把我们都控制在瑞昌。”

 

懦弱的不仅是孩子

6个女孩中的小美曾经把被老师摸的事告诉过自己的外婆。“外婆知道后，就告诉我下次不要再给老师摸。”小美的外婆在得知此事后找到了陶表功本人，以及学校的另一位老师（该老师据说与小美家是亲戚），说了一些不要再摸孩子之类的话。但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陶表功有所收敛，另一位老师也未对此有任何表态，小美的外婆也没有再向上级部门反映，也没有报案。据其他女孩家长透露，小美外婆可能是害怕影响不好。

在采访中，小美的妈妈和爸爸均表示，事已至此，不想再质问小美年事已高的外婆。“我妈一个农村老太太，没文化什么也不懂，我在外面打工，她给我看孩子已经不错了，这种事我再责怪她有什么用？平白给她心里添堵。”小美的妈妈说。

近年来每当有校园性侵事件发生，都会有人提出，应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教会他们懂得身体上哪些部位为隐私部位，要禁止别人触摸。有一种说法认为，施暴者可以长期不被揭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很多孩子不懂自己被猥亵。

但在此次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解释孩子们沉默的原因。当记者问女孩们为什么住院，几名孩子会感到难为情。在家长的鼓励下，孩子们含糊地说了句：“被老师摸了。”问及摸了哪里，坐在床上的女孩文文粗略地用手朝两腿中间比了一下“这儿”，然后害羞地把脸埋在胳膊里。整个谈话过程中，每当提到“被老师摸了”时，6个孩子都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羞赧的表情。

可见，在性侵一事上，孩子们并非毫无概念，而是因为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而羞于启齿。在这一点上，不仅是孩子，成人中又有多少人能够面对性侵大声说“不”？

小夏的外公告诉记者，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追究学校及当地教育部门连带责任并要求经济赔偿，瑞昌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曾接待了家长。蒋贤智对几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女市长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但也透露出与大多数人类似的心态：身为女性，在遭遇到性侵时，应该选择默默承受，任何为了争取权益而采取的告发行为，都会加重耻辱。

“若孩子被性侵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背后

综合分析，蒋贤智说出这番话并不太让人感到意外

蒋贤智的这番话出自本期新民周刊封面报道《6女童遭教师性侵调查》，原文所处段落为——“……小夏的外公告诉记者，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追究学校及当地教育部门连带责任并要求经济赔偿，瑞昌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曾接待了家长。蒋贤智对几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这句话的来源交待得很清楚，是受害女童小夏的外公转述的，而且只有这当事一方的说法。因此有不少人怀疑，蒋贤智是否真的说过这段话，或者说原话是否遭到误解，毕竟，作为一个官员如此说话是让人很难想像的。

不过从另一篇较早的新京报的报道来看，新民周刊上蒋贤智的这段话能够得到验证——“家长介绍，事发后，瑞昌市某领导曾与他们接触，希望双方签署一份协议。家长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精神抚慰金、护理费以及来回车费等，共计5万元。‘他们不承认是赔偿，只说是一点心意，拿到钱后，家长不要再找政府麻烦。’这一提议被家长拒绝。”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瑞昌市某领导”应该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尽管蒋贤智否认了“某领导”有过上述言论。但“家长不要再找政府麻烦”与“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恰好是对应的，合理的推测就是蒋贤智在要求家长不要再找政府麻烦时，说出了如果是她的孩子遇到这种事情，她不会向政府要钱。

新民周刊的报道到出街两天，网友对蒋贤智言论的讨伐铺天盖地。而到目前为止，瑞昌政府或蒋贤智本人并没有否认说过这一言论，某种程度也佐证了报道的真实性。

最重要的是，以蒋贤智所处的立场而言，她的这番让人震惊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言，而的确有着内在的逻辑。

 
 

解读“若孩子被性侵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的两个维度

解读A：这是想尽量撇掉政府的责任

在新京报的采访中，蒋贤智称，按照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均应由陶表功承担，但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想向每位受害女童家属提供精神抚慰金、护理费以及来回车费等约5万元，“替陶表功垫付。”并表示“对于受害家庭，我们非常同情；对于犯罪嫌疑人，我们非常气愤。”

这个表态看起来没有不妥，但当新民周刊记者以孩子亲戚的身份随同家长一起见蒋贤智时，蒋贤智同样的表态就有另一种解读了。“家长们提出，女孩在学校内遭遇性侵学校应承担经济赔偿。面对家长们的要求，蒋贤智的态度显得十分强势，她提出，会象征性给每位女孩3万元人道抚慰金，加上家长们的误工费、女孩们的营养费，最多5万。”

很明显，蒋贤智的表态一直在强调两点，一是责任在陶表功而不在政府，二是政府发放费用的名义只能是“象征性的人道抚慰金”，而不是赔偿。如果想要赔偿，那就等到法院判决再说，“法院判下来，如果认为我们学校和教育局应该承担赔偿，我们会赔的，不管是判我们赔100万还是1000万，我们都会认可。”蒋贤智如此声称。

但事实上，这类案件通常以刑事诉讼为主，附带的民事责任连涉及到学校的都很少。教育部2012年推出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其中第14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通常用这条来对抗自己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并且往往取得成功。而让“教育局去赔1000万”，则更是闻所未闻。

这充分表明，当一个地方发生重大负面事件的时候，像蒋贤智这种官员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撇清责任。这几乎就是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出负面后老百姓是一定要给政府添麻烦的——而且“闹事”的目的就是“讹钱”，如果“屈服”，以“赔偿”的名义支付一大笔钱，那就相当于自己把责任都揽了，这自然是万万不肯的。因此，当事件发生后，在与家长的“讨价还价”中说出“我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便不足为怪了。

解读B：这是“女性被性侵不该声张”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

蒋贤智的这段话除去“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外，还隐藏着一个前提逻辑是“不声不响”，若没有这一前提，“不向政府要一分钱”恐怕也不会说得那么自然。自己的孩子被人性侵犯，为何要不声不响？记者的说法是，“女市长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但也透露出与大多数人类似的心态：身为女性，在遭遇到性侵时，应该选择默默承受，任何为了争取权益而采取的告发行为，都会加重耻辱。”

虽然，市长相比普通人，有多得多的资源和手段来应付孩子被性侵的状况，但就不愿意声张这点来看，蒋贤智“不声不响”的说法或许也是心声的真实反映。在这起陶表功性侵案件中，6个女孩中的小美曾经把被老师摸的事告诉过自己的外婆。“外婆知道后，就告诉我下次不要再给老师摸。”小美的外婆在得知此事后找到了陶表功本人，以及学校的另一位老师（该老师据说与小美家是亲戚），说了一些不要再摸孩子之类的话。但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陶表功有所收敛，另一位老师也未对此有任何表态，小美的外婆也没有再向上级部门反映，也没有报案。据其他女孩家长透露，小美外婆可能是害怕影响不好。

“害怕影响不好”，足以让一个亲外婆继续忍受陶表功对孙女的侵犯，不去报案，也不和女童的父母说。这是这起性侵案中让人同样惊心的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实际上非常普遍。由于我国传统的“处女”情结还很有影响，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村，女孩失去贞节，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有了“缺陷”的女孩，背后的指手划脚使女孩和其亲属不得不承受犯罪之外的沉重压力。受害者在遭受性侵害后，还不得不忍受同学和邻居的背后议论以及社会氛围的不宽容。很多父母选择隐瞒，认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有些案件，所有受害人父母一致保持沉默，直到侵害人因为其他罪行被逮捕后才供出强奸案件；更多的情形是，父母和加害人私了（甚至事发学校及其上级部门也“积极调解”）下解决，家长往往是因为私了不成或其他原因才不得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种“害怕影响不好”而不愿声张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校园性侵害案件没有得到制止。据公安大犯罪学系对全国5800名中小学生作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校园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竟高达1:7，换言之每爆出一起校园性侵害案件，背后就会有7起案件正在不为人知地悄悄发生。学者谭晓玉曾统计过60起师源性校园侵害的案例，受害人（未成年女学生）居然达598人，其中，受到奸污者262人，被猥亵336人，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6岁，受害人平均年龄为9岁。个案中受害人为1人（次）的案件只有3件，占5%，其他案件中受害人均超过2人以上，占95%，其中受害人14人以上的16起，占27%，20人以上的7起，占12%，受害人数最多一案受害者达32人（全班所有女生无一幸免）。而加害人一次性作案只有6起，占案件总数的10%，而持续连续作案54起，占到90%，其中，持续作案一年以上的36起，占60%，2年13起，4年2起，6年1起，8年2起，持续作案时间最长的为15年！加害人对受害个人性侵害时间最长为5个学期内先后奸污达60次。

当一个堂堂副市长也称“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时，这已经说明整个社会对校园性侵的“绥靖政策”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不管是解读A还是解读B，这都是一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

政府有责任打击校园性侵害，对未成年人施以最大的保护

理所当然，对于校园性侵案有关方面是完全摆脱不了责任的。据谭晓玉描述，校园性侵“发案所在学校，普遍管理松散、监督乏力，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形同虚设。在一些中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管理人员缺乏，学校疲于应付教学任务，忽视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有的犯罪分子本身就是学校负责人，更无所谓监督。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只把精力集中在抓教学质量上，对教师队伍的监督和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通常仅靠教师自律。男教师可随意将女生唤至自己宿舍单独辅导，或以打扫卫生、看管物品为由，安排女生留校，极易诱发性犯罪。更有甚者，一些教育部门没有对教师资格严格把关，犯有前科的加害人换换地方，又重新走上讲台，让道德败坏的害群之马多次混入教师行列。有一涉案教师在长达15年时间，前后调换7所学校，在不同学校长期侵害女学生。”

陶表功所在的学校正是一所管理极其不善的学校，“很多老师挂着公职吃空饷，自己在外面做事情，只要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800元找个陶表功这样的代课老师就行了。”纵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杜绝陶表功这种人，但将其随意地置于年幼的孩子身边而毫无监管，甚至让其成为班主任，这无疑是有关部门的严重失职。蒋贤智欲图撇清缴政府责任的做法，是对未成年人极其不负责人的做法。政府有义务对未成年人施以最大的保护。

“反映遭遇性侵”不意味着就加重耻辱，这取决于对受害者保护的制度设计

包括蒋贤智在内，之所以许多家长在知道孩子遭遇性侵犯后都“不声不响”，除去顾虑太多外，也有很现实的考虑。目前，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办案人员身着制服开着警车频繁出入受害者家庭及学校，反复询问受害经过，媒体将受害人姓名等信息泄露等现象。犯罪分子虽被绳之以法，但受害人却经历了严重的二次伤害，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报案的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要小得多。

但这并不是就该“不声不响”的理由，相反，有关部门应极力做好对性侵害受害女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这方面亟待向先进地区学习，例如美国就制定了《儿童性侵害案件处理指南》，对校园性侵案有一揽子的处理方案，在司法程序中对儿童受害人的隐私进行最优先完全保密的同时，还要务必做到将凶手绳之于法。这种经验，对于我们是极为有参考价值的。

【启示与思考】

副市长在道歉为“不严谨”外，还试图重新梳理公众对她的误解。毫无疑问，用前因后果、特定情境来解释，是更为逼真地还原当时语境，因此看来，这也算是一次比较理性的沟通案例。

副市长的不严谨引发巨大争议，这是转型期特有的沟通障碍。有些官员、学者的话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经被割裂成“雷语”，比如说“不给政府添麻烦”、“性侵陪酒女比良家女危害小”等，乍看这些话，简直是在公众情绪上浇油，许多人不探索前因后果，直接跳脚就骂。

问题是，有些言论被骂并不冤枉，而有些言论被骂，是因为公众没有理解言论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副市长说“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时，并不是站在公民权利的理想角度上，她说的是一种现实选择。

正如副市长所言，“并不是觉得受害者应该忍气吞声，而是保护孩子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她也表达了自我立场，“作为市长，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假如考虑说话语境，理解个人表达，我们就不会先站队、贴标签，选择性地攻击和混战。

为何会有这些沟通障碍？首先，公众在接收信息时，本身就有选择性接收之嫌；而媒体在报道这些信息时，也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弊。

避免这些沟通障碍，受众、媒体，还有官员提高自身沟通素养颇为重要。但相比而言，官员更需要做出良好表率。给出言论了，就要给出推导过程；公众骂娘了，也用不着骂回去，而是要相信公众有这个理解能力。

性侵害是女孩们花样岁月里的阴霾，虽然遭遇此悲大多与她们的成长环境有关，但社会起码应该给予相应的关注，法律虽然不能保护她们的成长环境，但却可以给她们一个“讨个说法”，让恶有报，罪有得，让她们在成人之后能不怨恨我们。

被性侵的女孩感染上了性病，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人，都应该积极给予帮助，为她们治病，减少伤痛，而不是推卸责任，就象孩子受欺侮了，家长不闻不问不管，一切痛苦只能孩子自己来忍受，在孩子心里，这才是被嫌弃的伤害。

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里，我们是否会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是否会对施罪者以威慑，谁又是社会道德的护卫者？面对这一个系列的问题，是我们急待解决的。弱势群体靠法律来保护自己，才是社会给予她们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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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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