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给公车定位，更要给权力“定位”

 

【反腐倡廉案例】

【事件介绍】

广州8000多台公车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让公车不敢“私奔”

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是公车治理的最大难题。广州利用科技手段，给全市党政机关8491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45%，一年可节约4000余万元，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零私用”。“科技车改”真能刹住“车轮腐败”？

一年可节约4000余万元

广州市纪委计算，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人民币4200万元。

广州“科技车改”的核心，是用卫星定位技术，盯住每辆公车的轨迹和去向，相当于安装了一双24小时监控的眼睛。信息系统设置了节假日、超工作时间(即八小时以外)、超执法地界、严控禁区等6类监察点。严控禁区监察点包括高尔夫球场、高档娱乐、沐浴、酒店等高消费场所以及中小学校。一旦公车进入监察点，系统就会报警。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这套系统解决了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等“四大难题”。“一旦有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从监控系统就可以看到被举报车辆的行车轨迹，当事人想不认账没那么容易。”广州市纪委智能监察室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广州市纪委统计，“科技车改”前，全市公车月平均行驶里程为1769.97公里，相当于每辆车每个工作日跑了84公里。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均行驶里程比改革前减少了45%，特别是管住了节假日和八小时之外的用车。

能否真正遏制三个“三分之一”？

国内公车乱象，有人称为三个“三分之一”，即公务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广州市采取“技术监控+曝光”的办法，今年4月起开始曝光公车私用查处情况。当月曝光6宗，5月曝光2宗。认定“私用”的依据是：公车是否真正用于公务，用车手续是否完备。

记者在一些机关单位看到，出车理由多数是简单的“值班”、“加班”、“公务”之类，而领导一律“同意”。那么，这样的“自答自批”会否给公车私用者提供“攻守同盟”的空间，让高科技的监控打了折扣呢？“就好比纪委出了一套考卷，干部自己答卷、自己批卷，他们会给自己批个不合格吗？”广州市民欧先生说。

广州“科技车改”目前虽然效果明显，但采用的主要是内部监督方法，能否一以贯之，“曝光”会否在主要领导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专家声音

公车管理不能只靠技术，关键是要引入外部监督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公车改革方案应该“阳光化”。叶青说：“世界各国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规定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越多’怪圈。”

时事辣评

权力更要有制约

公车私用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政府改进作风、减少三公支出的难点之一。各地政府能否就此乱象祭出重拳，实则体现了其对中央号召的态度和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

“行驶里程减少45%，连续两月出现公车‘零私用’，全年预计可节约4000万元。”广州市的“科技车改”的确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考卷。但是，刹住“车轮腐败”也好，净化权力环境也罢，都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无从抵达的竞赛，民众的满意并不会止于一张分数不错的小考成绩单。去年年初，四川南充也曾给市内的法院、烟草公司、电业局、公交公司四个部门的1034辆公车安装GPS定位系统。但一年多过去了，我们却无从知晓此项措施的成效到底如何。因此，广州此番“技术监控+曝光”的办法，的确值得称赞。如果曝光每月能如期而至，相信对官员的威慑力就能够持久。

但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科技手段是死的，人是活的。卫星定位有禁区，那用车官员大可以在禁区外延下车；监控获取的违规记录，公布哪些内容，最终也由人来确定。这些问题就说明，“技术反腐”仅是一个次优选择，给权力戴上镣铐方为上策。这镣铐可以是有形的，学习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给公车一个一目了然的标识，让公车真正在群众监督的阳光下行驶。这镣铐也可以是无形的，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对超额超标公车“一刀切”，同时形成针对违规使用公车行为的制度化问责，在法治锋利下践行人人平等。如此既可以规避因大范围推广高科技反腐设备而产生巨额行政开支，也能够借助“最好的监督员”人民群众的力量，给“车轮上的腐败”熄火。

 

网友微评

@稻粱瓜果：少了45%，算是有了一些成效，再接再厉。

@曾征：反腐插上科技的翅膀，把黑暗暴露给阳光，这是“科技反腐”的胜利。

@罗涵：阳光下的防腐。

@天天i向上：还没动在根子上。

@笑过中：值得借鉴，值得思考。

@长弓肥猫：车身漆上“某单位公车”几个大字很难么？

@合金弹头的围脖：监控给谁看啊？老百姓能实时查监控么？

给公车定位，更要给权力“定位”

公车改革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整治后往往不是效果不明显，就是经常出现反复。广州市利用科技手段监控行车轨迹的做法，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利用卫星定位技术，盯住每辆公车的轨迹和去向，相当于安装了一双24小时监控的眼睛。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说，这套系统解决了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等“四大难题”。

在高科技面前，公车到违规场所和公车私用等问题都会原形毕露，过去困扰治理公车的许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利用高科技给公车定位只是一种手段，一项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最后还是离不开人，其在现实中很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公车使用人在了解到全部监察点后，可以规划好行车路线，以避开监察点；公车不在监察点停，官员可以在离监察点最近处上下车接送等，还有原来媒体屡屡曝光的向企业或个人借车等等，这些都是广州公车改革或者其他地方公车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直以来，公车改革和禁止公车私用都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改变工作作风、防治车轮腐败的一大难点。当下，不少政府部门针对公车使用进行改革，尽管有的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者争议，效果也不一致，但总的来说这些做法都值得肯定，都是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公众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对公车改革和禁止公车私用的决心和诚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对公车改革的期待也是对政府官员权力改革的期待。所以，对公车定位更要对权力进行“定位”。广州市利用科技手段给公车定位，给公车安个“辔头”的做法值得社会的肯定，其探索的思路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和效仿。当然，其效果如何还要看制度的执行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科技监控根治不了公车私用

用科技手段监控公车使用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一是货币成本，监控这8000多辆公车要花多少钱？以平均每辆车投入3000元计算，8000辆就是2400万，零头还没算。要花这么多钱来管那些不自觉的人，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方面的成本，政府的信用成本。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花大钱大力气来防家贼，这是很丢面子的一件尴尬事。

我并不是反对用高投入的科技手段来监控公车。相反，我支持得很。为什么？因为当开会学习甚至举报处分等等传统手段都一一失灵的时候，你不花钱不花力气不用科技手段就刹不住这滚滚向前的车轮腐败，这样做需要勇气也需要决心。所谓刮骨疗毒是也，痛就忍着点吧。

其实，公车腐败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手段监管，而在于必须痛下决心把公车的绝对数量给减下来，而且要把减剩下来的公车真正用于公务上。现在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公车多，而且公车为领导所用多。理论上跑腿办事的都是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但他们用车可不方便。公车本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而设，这个现状真的是本末倒置，把公车变成了为官者的福利和待遇了。

说回对公车的社会监督。普遍反映是群众无法识别车辆是否为公车，有建议公车需用特殊车牌以便于群众监督，也有建议公车必须贴上特别标志方可上路以利群众监督。这些意见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科技监控一样，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现在群众能够准确判断的非特种车的公车大概就只有挂粤O牌的车了。但又如何？比如说，一辆粤O车在非办公时间停在某小区或某娱乐场所门口你就能断定车上的人不是在办公事吗？谁说警察只是每星期五天只上八小时班的？可见哪怕公车标志清晰但所谓社会监督还是扯不清的事情。

假如公车的数量能够减下来，多大的官才能配专车，多大的官才能享受坐公车上下班的待遇，公车私用的问题才能够开始过渡到不是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内部监管，方便真正有工作需要的低级别公务员按章使用公车办公务。加上社会监督的辅助，公车私用的话题才有机会淡出大众的七嘴八舌。

有媒体报道说，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现在再加上广州的科技车改，如果能够综合运用，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都只是缓解症状的治标药方。公车改革说到底是政府自己向自己的利益开刀，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能痛下决心大幅减量，不管用什么方子，都只算是安慰疗法。

 

公车安装定位，技防还需人治相结合

河北安新县就曾经给公务车统一贴标志牌“亮身份”，一旦出现公车私用、酒后驾车、婚丧事违规动用公车，以及其他不正当使用公车等行为，群众可根据公车“身份证”随时举报。然而不管是公务用车规定的出炉，还是各种更为细致的监管方式，公车私奔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到底对于公车私奔，我们的反思有几分呢？

公车私奔就是权力的失控，是权力出现了档位混乱，就像一部档位失灵的车子一样，在需要换挡和刹车的时候，却无法停住，这就是惯性思维使然。多少年以来，公车私用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公车就是配给我的，我就有权力使用。其实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观点，因为公车配给的不是官员，而是岗位。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被彻底连根拔起，公车私奔的后继结果就会是疯狂裸奔不受监管和控制。

而对于公车私奔，我们不仅仅是用制度进行制约，当然制度规定的限制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只是这不是我们可以高枕无忧的终点。在制度的规范下，我们还需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有效的引导，让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思想能够回归到人民群众的朴实中来。让我们的干部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看清人民的信任以及国家和政府的重托，看清自己人民公仆的本质，而不是我们的唯权力论。

其次，是让我们的公车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监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技术相结合，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完全的掌控公车的信息，让公车的隐私暴露在阳光下，让权力有了阳光这样的防腐剂，让我们的干部有所威慑，才能取得更好的遏制私奔的效果。

【启示与思考】

“车轮上的腐败”历来为人所深恶痛绝，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确实束缚了一部分人“损公肥私”的手脚，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车私用等腐败现象的蔓延。广州“科技车改”解决了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等“四大难题”，毋庸置疑，广州的做法在治理“车轮腐败”的道路上着实迈进了一大步，将高科技技术应用于公车治理，显示了广州向“车轮腐败”宣战的决心，是一种积极、主动作为的态度，不失为公车治理的有益探索。

但是长期以来，控制公车滥用，采用的主要还是内部监督法。内部监督法虽然在监督效力上更有优势，但其本身还存在一些短板。譬如GPS监控，“曝光”是否能覆盖到所有公车，是否对所有的公车都有实时而动态的监控，是否在主要负责人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如何监督监督者，这都是公众所关心的。又如，有关部门虽然定期对社会公布了哪个部门的公车滥用，却并未指名道姓、详细公布其来龙去脉，因此制度在显示威力的同时，难免也在一定程度起到保护和过滤网的作用。

科技的进步确实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选择，但是将其视为公车治理的“制胜法宝”不能也不应该，换句话说，仅仅依靠高科技治标不治本。

治理“车轮上的腐败”首在“治”人，而“治”人之根本还在于完善的制度设计，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必须成为一种常态，公车治理也一样，我们可供选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取消公车、实行货币化补贴、公车拍卖等等，但真要想遏制公车私用、甚至滥用之风，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制度，在于最广泛的监督。笔者认为，只有将公车的使用置于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之下、置于制度的严格约束下，实现有效监督，让那些正在或谋求公车私用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外部强大的监督压力，给那些认为公车私用“理所当然”的特权思想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侥幸心理以当头棒喝，才能真正实现公车为“公”的初衷。

公车治理不应局限于科技运用，根治“车轮腐败”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外部监督。笔者希望，治理公车不应止步不前、固步自封，既然明确了方向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当有一天公车私用有如过街老鼠一般令人憎恶的时候，公车治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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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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