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政党转型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

 

转型有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转型也面临不少难题和风险，强调和明晰转型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搞得好，将走出一片艳阳天；搞不好，极易陷入转型陷阱。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转型相对滞后于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当前，加快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无论对维护党长期的执政地位，还是对加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围绕政党转型的理论创新及路径选择，特邀以下几位专家深入探讨。

对话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导　施雪华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曹鹏飞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曲明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谢宝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淑真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聂运麟

主持人：人民论坛记者 徐艳红 刘赫

施雪华：党的发展战略是什么？目前不清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渐进性政党转型的宏观战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走休克式政党转型道路，而是选择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步实现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和后现代政党转变的道路。

曹鹏飞：中国社会发展与演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决心、改革智慧和改革进程赛跑。社会和市场的开放不可逆，面对这种趋势执政党不能等，不光要拿出明确的改革路线图，而且对于路线图的执行要有明确的时间表。

曲明哲：执政党转型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设计顶层。设计顶层是解决建设一个什么“型”的执政党，设计党怎样执政的问题。显然，设计什么样的顶层，也就是说，执政党转成什么“型”的执政党，更具有根本性。

周淑真：中国共产党正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表现为提出依法治国、扩大执政基础、强化执政意识、加强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

聂运麟：100年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轨迹是：群众性政党——先锋队政党——现代群众性政党。表面看来，第三时期又重新回到第一时期的政党组织形态——群众性政党，但这是在更高层次或更高水平上的回复，是螺旋式地向上发展。

一

中国共产党不走休克式政党转型道路

人民论坛记者：政党转型是历史必然，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 施雪华：党的发展战略是什么？目前不清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渐进性政党转型的宏观战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走休克式政党转型道路，而是选择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步实现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和后现代政党转变的道路。这样可以避免政党和社会的阵痛过大导致政治不稳和社会不稳情况的发生。

为了贯彻渐进性政党转型的宏观战略，应采取五大转型的微观战略：一、从革命党（动员型政党）向执政党或曰建设党转型的战略。改变革命时期形成的当时正确和必要，执政和建设时期已经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社会建设等；二、从精英党向大众党转型的战略。改变原先革命时期对党员要求的某些条条和框框，把在社会发展中新产生的一些社会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人物及时吸收到党内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三、从统治型政党向管制型或曰管理型政党、服务型政党转型的战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执掌公共权力的执政党也要从统治型、管理型政党向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党转变；四、从统治型、管理型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型的战略。随着未来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前适应未来政治和政策过程中选举的迅速增加，更多地了解并习惯用选票来获得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五、从政策型政党向法制型政党转型的战略。改革开放以前的30多年和改革开放后初期的20多年，中国共产党比较多的是用政策来治理国家和社会。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逐步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和社会。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至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仍然大量使用政策的方式和手段，法律和制度的方式和手段虽不断增加，但它们的实际作用还很有限。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曲明哲：中国改革走到现在，党的建设总体运行状况和生存状态，需要理性、需要统筹、需要全局观，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执政党转型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设计顶层。设计顶层是解决建设一个什么型的执政党，设计党怎样执政的问题。显然，设计什么样的顶层，也就是说，执政党转成什么“型”的执政党，更具有根本性。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着眼点，应对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方式、执政体制及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诸多内容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首先，执政党转型要适应经济基础，最终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渐减少政府直接管理，而加强宏观调控与监管，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集中到社会服务与民生建设领域，实现社会公正，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与监督。当然，这种变化，促进发展生产力的功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削弱。

其次，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是一朝执政，就能保证持久执政。要保持党能够长期执政、执好政，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这也是执政党转型的根本所在。提高执政能力，就是提高掌握政权的能力，有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人民幸福的能力。

最后，执政党是否成功转型的标准，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中国共产党当初赢得执政地位，就是依靠自己的模范行动和满足人民求解放的愿望而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现在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也是依靠人民的支持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谋幸福，民众就不会让你依靠。

二

保持党在政治信仰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人民论坛记者：渐进性政党转型有了一定的目标及方向后，就需要有所行动，中共转型应当采取哪些切实举措？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 施雪华：首先，不忘使命、调整纲领。保持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根本政治信仰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建设使命型政党是能否顺利实现政党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毕竟和国外政党的性质不同，在学习外国政党形态开放性、包容性的同时，也必须保持我们党在根本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性和相对刚性，在党员之间努力营造一种休戚与共的使命感，提升整个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是说，中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政党理论创新时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避免政党理论盲目创新所导致的意识形态迷失与错乱。

坚持与时俱进，适时适地调整、改进党的纲领，建设学习型政党。保持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根本政治信仰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建设使命型政党并不等于政党可以一成不变。党应该通过不断的内部和外部学习，培养一种善于从学习中建构起来的自我改革、自我发展的高超能力；党要牢固掌握对意识形态进行选择、塑造、传播和调试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困境，为党自身发展和中国政治现代化拓展空间。

其次，整合利益、夯实基础。努力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扩大政党的阶级基础，建设开放型政党。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动。党必须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剧烈变动的要求，进一步增强整合和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关注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把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紧密地团结起来，持续不断地把新生社会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为党的肌体注入新鲜血液，巩固党的执政之社会基础：阶级阶层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

此外，在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上，不能把党员的成分作为判断党的性质的标准，不能以财产的多寡作为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优秀分子入党的判断标准。同时，党要进一步提升做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的能力与水平，就必须首先了解、熟悉这些阶层，与他们交朋友，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作好新的社会阶层的工作，才能抓住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心。

三

要注重执政党转型的路径选择

人民论坛记者：推进政党转型会遇上各种复杂的问题、障碍甚至是风险，对此，我们是有所预期和准备的，我们应该选择何种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 施雪华：要强化法制，重视素质。依法执政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执政党进入政治体制内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而不是置身于政治体制外部实施领导。二是指党的执政活动的法治化，就是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包括意志表达、政治录用和资源配置等皆纳入法制轨道，使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虽然中国没有《政党法》，但制度化建党、以法律和制度规范政党行为是中国一直不懈努力的方向。按照西方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则，除了直接以《政党法》规范党的行为之外，以其它法律规范政党行为也是很多国家建立制度化政党政治的方法。在中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对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继续建立和完善法律和制度，建立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不仅有利于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走向深水区的现时代，明确而详细的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政党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独特性，中国政党政治的法制化，中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除具有国外政党政治法制化的一般特点外，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就是党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选派人员执掌国家政权，依据法定程序将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党组织要保证国家政权机关按照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运转并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是实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的分开，实现党的政策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分开，避免出现党组织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党组织在国家政权机关的外部对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以及将党的政策文件等同于甚至高于国家法律等违反法治原则的现象。

法制在短时期里还不可能很完善，有时在中国这个人情或熟人社会里会大打折扣，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这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素质是指什么？不同时期党员干部的素质应该有所不同，战争年代主要是对党的信仰、对组织的忠诚，做人的道德，即情商，干事的能力是次要的，而现在，对党的信仰、对组织的忠诚，做人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是基本前提，这是情商问题。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即看干事的能力即智商。情商和智商要“双高”，缺一不可。

总之，加快中国共产党政党转型的步伐，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在转型过程中必须既大胆，又谨慎，既积极、主动，又渐进、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在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快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一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激化，根本说来是执政党与民众在共识和认同方面缺失所造成的。政治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公民普遍都能接受的观念，民众很多时候反对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的某种具体现实形态。由于中国先党后国的独特历史，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常常和革命合法性合二为一，当历史进入革命与社会脱离的阶段后，执政党的革命合法性就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势必要为民主的合法性所代替。选择必要的民主形式和杠杆，重新寻求执政党与社会的公约数，以新的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利用威权主义的最后优势终结威权政治本身，通过民主法治技术彻底实现执政党自身转型，以及与转型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合作。

二是时间表设定。从世界范围的执政党命运来看，很多大党、老党的失败主要是输给时间，苏联共产党尽管在执政晚期也试图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寻求转型，然而苏联社会和民众没有给苏共太多时间。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演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决心、改革智慧和改革进程赛跑。社会和市场的开放不可逆，所以开放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只会越来越自主、成熟和强大，自治力和行动能力越来越会得到提升，面对这种趋势执政党不能等，也等不起，不光要拿出明确的改革路线图，而且对于路线图的执行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以此给社会一个明确的预期，缓解社会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也有利于执政党转型的内部动员和执行力提升。

三是话语体系要变革。执政党的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思想与理论变革，思想和理论变革的方向与标准应当以社会大众的意愿和利益为依归。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体系是以“革命”为核心取向架构起来的，推崇的是信仰与道德，而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执政党需要调节和维护的利益范围越来越广泛，利益内容越来越多样，信仰、道德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背离性就明显暴露出来。要克服党的话语体系与社会发展的背离状态，就要寻求高于各党派和各利益团体的思想理论体系，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法律是唯一具有这种超脱性的体系，可以对所有社会主体进行普适性规范和管理，在法制的强制规范下鼓励充分的民主博弈，这是现代社会安全运行的唯一保障。因此，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话语体系和内部关系调节向社会普遍遵守的民主与法制体系靠拢，是化解执政党与社会从“精神出轨”到“肉体背叛”的唯一渠道。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曲明哲：执政党转型是一个过程，是系统工程，只有不断拓展执政党自身建设转型路径，适应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大胆探索，才能成功转型。

一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学习就永无止境。二是构建执政党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围绕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和重要概念，形成一系列新范畴、新表述，说明执政党建设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及怎样才能长期有效执政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内要立法，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把党组织监督、党员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之间的监督和专职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完善的监督体系，使党内监督既有制度上又有体系上的保证，逐步实现党内监督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27/7301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