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转型、稳增长

 

编者按

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主办“增长·转型·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观点，现摘其要者刊登，供有关人士参考。

宋晓梧：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调整利益格局

关于增长、转型、改革，我简要讲三句话：

第一，增长应重在质量效益。当前，我们必须正视高速发展付出的过高成本，到了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阶段了。新阶段评价增长，应当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应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

第二，转型要坚持市场导向。转型的关键是调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内贸外贸结构等。转型还要求我们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逐步转向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重大的结构调整都要遵循市场法则，当然也要有政府的监管和调控。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方面，尤其在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

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转向科技创新发展，也不是政府可以包办的。政府应当引导，但始终要明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市场第一线，企业家必须高度关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是否合理。我们现在许多政策不是引导企业创新，而是引导企业去寻找所谓“政策洼地”。

第三，改革须触动利益格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议论很多，有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利益格局不动，改革难以推进是大家公认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首当其冲。现有的地方利益格局大大加剧了产能过剩，加剧了生态破坏，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权钱交易空间，制度性腐败越演越烈。现阶段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简单向地方放权，而是首先要划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各自的职能。政府要把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企业。

再一个需要触动的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既得利益格局。 2012年，国企上缴红利只占税后利润的11％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返还了。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约为税后利润的30％—40％，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的盈利普遍高于一般上市公司，英国国有企业上缴70％—80％。现阶段，不以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调整利益格局，我担心“深化改革”也就是写在文件上的四个字。

彭森：以改革释放“正能量”

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回落到中速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包括财政收入、外贸等指标，确实已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个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企业效益下降、内生动力不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金融和债务风险。下半年走势如何？由于去年四季度曾出台刺激措施，导致基数较高，加上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较大，如经济增速回落到7．5%以下，“这也是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不过，今年以来，中央采取了大量“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措施。比如新一届政府强化职能转变，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许可；出台政策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出台金融“国十条”，有针对性地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监管，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发展的换挡期，处于发展模式从过去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科学发展的转型期，还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在此背景之下，推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目标的实现，确实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必须有所娶有所予，有所失、有所得，这就涉及我国经济能不能实现无痛转型。

 

尽管中央已明确提出不再以GDP增速来论英雄，但是从地方来讲，还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冲动，对“无痛”转型存在幻想。即幻想在不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和结构调整。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冲动。虽然目前全社会投资增速已经开始呈现回落态势，但还在高位运行，在20%以上，其中增速高的还是房地产和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真正要下决心调结构、转方式，就要明确下决心摒弃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真正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长痛不如短痛，经济增速降一点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

当前的问题在于，“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我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表面上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带来的后果，实质上是过度依赖和迷信政府力量的体制性问题的集中暴露。

因此，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今年年初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要求，“进”主要体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这是有进展的。现在提出还要“稳中有为”，这个“为”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是市场，靠的是改革。如果不搞改革，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光靠政策和号召，恐怕难以有为。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意识，这是推进改革的好时机。我们应抓住时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团结动员全社会关注改革，参与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正能量。

当前改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虽是短期效应，但也是有意义的。另一类是着眼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主要是有利于增强市场的内在活力和动力，真正通过“调结构、转方式”的改革来增强社会的整体效益。

对于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二是进一步加快城镇化改革；三是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对于涉及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任务，建议：一是结合职能转变，进一步下放实质性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权限；二是加快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三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度。另外，还要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增加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重。

 

王一鸣：转型的快慢取决于改革的进度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基本特征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位数的增长。我认为，拐点实际上发生在金融危机前，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了。从持续的变化过程看，有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结构调整和潜在增长水平变化等内在原因。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渐进的过程，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有突变性。一是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原有的发展模式使得这种内需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扩大内需能拉长经济较快增长的阶段。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虽然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但劳动力素质在提高。三是中国幅员广大，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内陆地区延续生命周期。

而转型是以增长阶段转换为前提的。那么，转型的内涵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在产业结构方面，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在需求结构方面，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在收入结构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要素结构方面，提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经济占全国份额逐步提高等，无非是这些内容。而这种结构性变化都是以速度适度放缓为前提的，是以增长阶段的转换为前提的。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渐进性，转型也具有渐进性。现在讲要建设消费型社会，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也是渐进的。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投资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一个阶段有下降，但是居民收入增长仍比结构平衡的国家要快。所以，转型也不是绝对的，不是马上要进入消费型社会。中国具有大规模经济体特征，转型也更有渐进性。

其实，转型取决于改革，转型的快慢取决于改革的进度。从增长的角度谈改革，需要解决的就是培育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市朝改革进程。最关键的就是要素市朝，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市场的并轨，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

宋立：经济明显减速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关于增长问题。首先，我国明显减速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由于潜在增长率存在方法缺陷，很难有比较统一的意见。从确定因素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2015年或2016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次明显减速的年份，2019年或2020年可能是第二个明显减速的年份。目前经济减速不能完全归结为潜在增长率下降所致。第二，我国不会出现台阶式减速。现在都谈中国经济“下台阶”，“下台阶”是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可能不太准确。我们把世界各国高速增长之后的减速情况研究了一下，发现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波浪式减速；一种是台阶式减速。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是台阶式的，美国、英国和韩国是波浪式减速。中国减速可能是波浪式的，因为我国存在两个二元结构，由此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四速格局，当然因为中间有重复的地方，现实中可能没有四速，可能是两速左右。而且，我们有地区和城乡差距，有些地方下来了，有些地方还会上去。所以，我国减速不可能是台阶式地下来。同时，我相信过几年等世界经济复苏之后，我国经济还会上升，8%以上的增长将会再次出现，甚至出现9%的增长的可能性都有。第三，不要刻意地去减速。日本1967年达到12．4%，大家对GDP有些烦，有人甚至提出“让GDP去见鬼吧”，两年以后——1969年GDP真的见鬼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上来。因为日本1967年刘易斯拐点到来，成本上升，韩国和中国台湾竞争力上来了，在此情况下，该失去的市尝不该失去的市场，人为地一压全失去了，所以不要人为地去压。第四，宏观调控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并重，尤其要加强供给管理。我国当前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不好，外需跟着下来；二是我们主动调整；三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来。世界经济过几年肯定会回升，我们能不能跟着回升？关键是靠创新能力。

 

关于转型问题。要从开放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结构和转型，不能从封闭宏观角度来看。如果从封闭宏观角度来看，可以说我国需求结构问题很多，但如果从开放宏观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一些所谓我国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特征。前几年我们主要从需求角度推动转型，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呢？因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给定的，我们很难改变，如果把转型重点放在需求方面，人为压出口和投资，可能自废武功。前几年说我们过度依赖进口，其实这个说法只是在2005年、2006年、2007年短期存在过，之后就没有了。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世界上偏低的三分之一国家、出口依存度是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加工贸易是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顺差率也是更加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明显失衡。即便是2007年我国顺差率最高的时候，放眼世界我们也不是最高的。当然，我们的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消费率是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的投资率之所以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自己内生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这一点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二是全球化造成的投资和产业转移，这是过去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结构问题要客观看待，要考虑到全球化带来的变化。

关于改革。既要推动效率导向的改革，也要推动公平导向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不仅是在效率方面，同时也在公平方面深入推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在效率方面。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期，短期看，技术上难有重大突破，必须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公平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刘树成：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现在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进入到了要守住下限的情况。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装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如果我们要把握经济增长的中线，就要靠改革。现在正在采取许多“稳增长”的措施，社会上称之为“微刺激”。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来看，从6月中旬到7月31日一个半月，就有6次研究部署“稳增长”。第一次是6月19日，研究金融支持问题。6月26日，研究加快棚户区改造。7月3日讨论了激活财政存量问题。7月12日，研究节能环保产业和信息消费问题。7月24日讨论了小微企业的减免税。7月31日是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些是必要的，但我感觉是“碎片化”，应提出来一个总体对策方案。现在，不仅对我们的改革寄希望于拿出一个总体方案来，而且对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一个新形势下的总体方案。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应该是相互呼应的，相互联系的。如果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的话当然改革和发展各有各的问题，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城镇化既推动投资也推动消费，既促进发展也促进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都包含在这里面。

责任编辑：闫文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28/7302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