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分工，由张闻天(1900—1976，化名“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担任“总书记” 职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将工作逐步移交给毛泽东，并且按照组织程序完成领导职务交替( 1943年3月 )，实际主持中央领导工作近4年。党的七大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八大选举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党中央集体领导长达20年，用实际行动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特征的党内、特别是党中央集体领导制度，为我们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受到毛泽东及其后多届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一

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的历届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操控下产生的。对上，他们唯命是从，照搬照转;对下，他们搞家长制、一言堂。这样的领导方式，极大地损害中国革命。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俄共(布)建设的基本经验，虽然包含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内容，但是，党的六大及其以前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仅仅作出非常笼统的表述。

张闻天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身体力行，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与毛泽东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形成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党内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自觉置身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中，三次要求让出总书记职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之后，需要有人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任务非常重要也很危险。他请求担当前往，中央未同意。第二次是红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统一，他提出去职让“贤”，结果被毛泽东否决。第三次是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要求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指示。此后，他主动“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而不是把持不放[1]。由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尚未确立，离不开张闻天的合作与支持，因此，张让职总书记的问题，在毛的坚持下，中央很长时间未予议决。让掉实权的张闻天很快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研究。三次让位，充分展现他淡泊名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德，以及高度的民主意识和集体领导意识。毛泽东多次称赞洛甫很民主，不争权。在张闻天看来，总书记仅是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殊权力。他身居领袖地位却从不以领袖自居，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度和领导集体权威。

 

其次，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多次解决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意见分歧。

第一次严重分歧发生在中央红军二占遵义之后。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主持鸭溪政治局扩大会，讨论是否发动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建议的“打鼓新场战斗”。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打。于是，会议作出攻打的决定。散会后，毛泽东放心不下，连夜找周恩来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弊端，要他晚一点下发攻击令。周接受毛的意见。翌日一早，张再次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和周说服大家。于是，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军事被动和红军损失。在两天之内，党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多数决策原则，作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都体现了党内民主。

第二次严重分歧发生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1935年6月，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先北上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则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或“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对此，张闻天多次主持党中央领导集体会议，按照多数决策原则作出决定并亲自起草多个文件。其中，沙窝政治局会议决议批评张国焘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俄界政治局会议决定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张国焘阳奉阴违，拒绝中央领导集体的所有决定，顽固坚持其错误方针，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的统一，南下也以失败告终。同张国焘进行斗争，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危急，张闻天始终坚持会议讨论和多数决定，取得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胜利。

第三次严重分歧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6年10月，于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面临日寇侵占华北导致国际国内形势恶化和党内各种矛盾加剧的复杂情况。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未就西安事变达成一致意见;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激烈争论;特别是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指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未经延安同意，经常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要求张闻天、毛泽东不能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指示和发布文件。对此，张闻天与毛泽东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坚持召开政治局的会议或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坚持按照多数原则决定问题，妥善处理党内矛盾，战胜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使全党空前团结统一、迅速发展壮大。

毛泽东十分赞赏张闻天的领导。在陕北时期，他常对人讲：洛甫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雅号“开明君主”(有时也称“有道明君”或“明君”)[2-1]，认为这段时间是党中央运用唯物辩证法比较好、政治生活生动活泼的时期。

 

再次，善于团结领导集体的每个成员，确立党中央集体领导与成员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一是改变会议方式和领导方式。为了会议开得更加民主，充分体现领导成员地位平等，反对凸显个人，除了事关全局的中央会议由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更多的是由分工负责有关方面工作的同志作报告和结论。长征中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讨论西安事变，由负责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作报告。会上，他同大家一样讨论发言，只在必要的时候作简短的总结发言。对外发电报，他避免单独署名，尽量同其他领导人联名。而这一时期中央绝大多数重要文件，包括《遵义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等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文件，均系他亲笔起草。

二是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此前犯“左倾”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在遵义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张、王意见”的凯丰，对因白区工作与自己发生严重分歧的刘少奇，张闻天都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安排他们充分发挥各自长处为党工作。即使对张国焘、王明，也是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既认真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又耐心坦诚地交换意见，直至他们叛党离去。他认为：“不要夸大或缩小”党内存在的不正确思想。“思想斗争的方式主要是说服教育，而不是打击。”[3]“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只能说服教育有错误的同志，决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 [4-1]。

三是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攻打打鼓新场争辩之后，张闻天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英明，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于是，主持芍坝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的动议交付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心，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的决策核心。张闻天回忆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2-2]。1935年11月，张主持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强调“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5]经他提议，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统帅。1937年8月，张主持洛川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军委，毛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以适应全面抗战。这样就从制度上克服了民主讨论和多数决策不适宜战场指挥的问题，既发挥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改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张闻天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我们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确立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标志是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若干文件。它们具体规定各级组织领导权的形成与行使，以及如何处置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领导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由党中央集中领导”;“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在组织上”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等。这也是对张闻天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方法、作风、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充分肯定。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闻天受到迫害，身处逆境，仍然坚持独立思考，捍卫真理，忍辱负重，勇敢批评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家长制作风，努力贯彻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为全党同志树立榜样。

首先，淡泊名利、相忍为党，积极为党的事业贡献思想和智慧，主动参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自1938年9月至1941年7月，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他尽量推掉“总书记”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宣传部和马列学院，为此倾注大量心血。病逝前，他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作出多大贡献，但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当面批评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后又送给张(狭、高、空、怯、私)五字评语[6]。这些批评与他先前称赞张，自相矛盾，使张很感委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公正地评价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主动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先后任两个小省的省委书记。但张并不计较这样的使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总结未来社会发展的六种经济形式，提出重大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为新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还提出，新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可以搞中外合资等。薄一波叹息，这些很好的思想未能受到“充分重视”。

1951年，张闻天调任驻苏联大使。1952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竟然没有时任驻苏大使的张。如此境遇，政治歧视显而易见。对此，他泰然处之。后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调他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不能多出头。在党的八大上，他身为政治局委员，要作一外交方面发言，不许。即便如此，他还是主动向中央报送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议。他认为：新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适用于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一体系的国家之间;“革命决不能输出。”[7]对外援助“不要打肿脸充胖子”[8]，主张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这些高瞻远瞩的宝贵思想，未被毛采纳，反而成了日后批判他的证据。

 

从1938年到1956年，不仅对张闻天长期高职低配，而且绝口不提他曾任总书记职务。在他出任驻苏大使行前，毛泽东特别提醒：“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9-1]。无论党内最高领导人怎样看待他，张闻天坚持相忍为党，独立思考，积极为党的事业建言献策，主动参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认为，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赋予的职责和义务。

其次，经常直言批评“左倾”错误，不断被贬挨批，为真理和党内民主英勇斗争。党的八大以后，“左倾”思想逐步弥漫全党，张闻天表现出惊人的清醒和理性。1957年，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反右派运动。1958年，他批评“大跃进”蛮干，要求外交部的小高炉立即下马。他认为，毛泽东赞赏张春桥撰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理论上是混乱和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10-1]。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他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物质条件也是不对的。”“两者结合才是马列主义”[10-2]。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五不怕。他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造成人家愿意提不同意见的空气[10-3]。他委曲求全给毛泽东写信：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不说为好。毛遂回信：重提五个字的批评，说他“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9-2]居高临下的教训，一次次被驳斥、责备、奚落，使他郁闷更使他坚定：“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愈是不要我讲，我愈是要讲。不能不讲[10-4]。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胡乔木先后给张闻天打电话，透露毛泽东将要批判彭德怀，劝他不发言为好。但是，他仍然在华东组会场足足讲了三个小时。他的发言，据事说理。针对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否则，下次还会犯错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讲到党风，他说要听得不同意见，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他还为彭德怀的信辩护，认同批评“共产风”[11]。这篇批判“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讲话，既全面系统又尖锐深刻。张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他进一步认为，党内民主“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听取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4-2]

再次，惨遭批斗，顽强抗争，遗著思想光芒闪耀。1960年代初，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去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1962年，他到南方调研后向中央报送《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又被指为翻案风。“文革”时期，他以“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以时任总书记身份为刘少奇作证和辩护。他在身被欺、名被辱、命难保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遭到软禁以后，他奋笔疾书，写就《肇庆文稿》 ，提出一系列影响久远、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以后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也是致命的错误;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不要总是喜欢歌功颂德，个人专断;不要以为共产党决定的东西就一定正确;党领导国家，但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不能把有错误思想倾向的同志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正像党内有封建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并不是党内地主阶级代理人一样[12]，等等。

他进一步认为，党内思想斗争必须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组织原则;党内常常出现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联系;共产党决不能镇压自己的党员;认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就可以不照组织原则办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4-3]。张闻天的反思与总结，闪耀着理论与智慧的光芒，凝聚着勇气与精神的力量。

 

三

张闻天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给予我们诸多教益与启示：

第一，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的领导。周恩来指出：“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13-1]。“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13-2]。就是说，任何个人都不可将党组织和领导集体作为为所欲为的工具。

第二，少数服从多数是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根本标志。从制度上说，它是党的组织纪律的核心内容，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础和前提。从实践上看，它是解决党内分歧，凝聚智慧力量，战胜艰难险阻，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方法。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任何事都不可例外，任何情都不应违背。否则，便无党的集体领导可言。

第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主要领导者的民主意识至关重要。民主意识强，没有制度可以创建制度，并且模范地遵守制度。反之，即使建立了制度也会践踏它、废弃它。在领导工作方面，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外在表现是民主作风问题，内在根源是民主意识问题;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好，根源于其民主意识强。主要领导者的民主意识、制度意识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

第四，主要领导者将自己置身于领导集体之中，还是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是衡量其民主意识、制度意识的重要尺度。前者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正确行为，也是其民主意识、制度意识强的具体表现;后者是背弃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独裁专断的错误行为，也是其民主意识、制度意识弱的具体表现。张闻天认为：民主是方法，更是制度和目标;毛泽东晚年认为：民主是实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两人对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的不同理解。

 

第五，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政治局实行集中的集体领导，常委各自分工负责，责权主体明确，。两者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制度缺陷通过完善制度来弥补，绝不因其缺陷而违背和践踏制度。这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的又一不同理解。

第六，主要领导者胸襟开阔，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的重要保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采取平等讨论、说服协商的方式，以理服人，还是采用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手段，以势压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还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对自己是虚怀若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检讨，还是以党和真理的化身自居，盛气凌人，固执己见，文过饰非。这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的再一不同理解。

第七，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不可能自然而来。平等讨论，是党的制度赋予每个党员的权利。但要贯彻落实，需要像张闻天那样，各级党的主要领导者具有博大的胸襟，勇于听取各种意见，善于团结持不同意见者;也需要各级党组织的其他领导者具有坚强的党性，勇于坚持真理，独立思考，直抒己见。实践证明：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必须全党同志共同坚持、共同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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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川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829/7304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