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

 

一、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林进平：塞耶斯教授，感谢您接受这一次访谈！在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觉得您的研究有别于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别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者。在您的文章和著作中，您多次强调，不论是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还是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路径上都明显表现出拒斥黑格尔主义的倾向，而您认为这种拒斥将导致人们难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而，您强调黑格尔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并注重从黑格尔的视角去阐释马克思的思想。[1]对此，学界有人依据您的研究取向和风格而将您归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您觉得为何需要强调黑格尔的重要性？

塞耶斯：我强调黑格尔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盛行于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拒斥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2]另一方面，我认为，要准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就不能剔除他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研读黑格尔哲学，并深受其影响。不论是他的博士论文，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至《资本论》，都是如此。我们从马克思的很多重要文本中都能看到黑格尔思想的印记。可以说，黑格尔的影响，几乎决定了马克思根本的思维结构和思维范式；黑格尔的思想，也几乎为马克思思想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框架和基础，为他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提供了一个定位。因此，拒斥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将意味着我们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甚至会背离马克思。

林进平：我非常认可您这一思想。特别是，如果在社会历史哲学方面拒斥黑格尔，我们就难以准确理解马克思。我认为，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但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早期文本，而且包括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文本，特别是《资本论》。出于这种理解，我不认可那种把《资本论》仅仅视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做法。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延续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本中关于政治社会的一些思考，但也隐藏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现象的某些观点。

塞耶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你可以尝试从这样的视角去挖掘。确实，将《资本论》仅仅视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文本，太狭隘了。以现在越来越分化和细化的学科观点去看待马克思的研究成果，难免片面。对待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的著作，我们有必要跨越现在的学科壁垒。

林进平：据我所知，您在很多方面都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我觉得您更为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异化观念对马克思的影响。假如这一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您可否说说您的依据何在？

塞耶斯：你的理解是对的。虽然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马克思在法哲学、市民社会和美学等方面也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我更为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异化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拒斥，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透过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异化观念，能够把握其思想的实质并厘清学界的一些误解。辩证法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的唯物主义相互区别开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了辩证法，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机械的、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这在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表现得尤为明显。再比如，结构主义认为晚期的马克思拒斥所有的异化观念，这既不合乎文本事实，也难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包含的人道精神和剥削概念。

林进平：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可您的观点。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曾经撰文认为，您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一书中对人性的辩证解释充满了“歧义”、“不一致”、“混淆”和“不清晰”的缺点。[3]对此，我很想听听您是如何看待伊格尔顿的批评的。

塞耶斯：对于伊格尔顿的批评，我曾经撰文予以回应。[4]我认为他的批评观点并没有摆脱学术界两的种对立的主流成见：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拒斥人性的，是〖KG*2〗“反本质主义”或“反人道主义”的；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会导向灾难性的相对主义，为了让社会理论和批判价值有所依托，马克思主义必须持有一种普遍的人性观念。而我认为马克思对待人性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于上述两种成见。马克思认为人性——我们的基本需要、力量和能力——并不是固定的、普遍的，而是在社会和历史中发展变化的，但是，这样的发展变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规律。我认为，这种关于人性的立场并不会导向道德的相对主义或站不住脚的普遍主义，而只会导向一种人道主义的历史形式。这是辩证的历史的立场。我觉得伊格尔顿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这一立场。

林进平：在您新近出版的《马克思与异化》[5]一书的序言中，您继续强调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性。它与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性》是否有所关联或推进？

塞耶斯：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一样，这本书同样是对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拒斥黑格尔的回应。本书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梳理来展示黑格尔哲学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必要性；在这本书中，我一如既往地强调辩证法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是辩证法让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在我看来，异化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道德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相比，《马克思与异化》有一个推进，就是更明确地强调了黑格尔哲学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例如，在我此前的书中，我曾谈到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我知道，这在马克思的著作和一般社会理论中是个重要的主题，但我对于这些理念来自何处并无太大把握。而在我的进一步思考和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源自黑格尔，特别是源自黑格尔的美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它引导我去弄清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性，并成为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得与失

林进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之所以批评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它“祛除”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又给马克思“添加”了他原本并不喜欢谈论的道德、正义和善等论题。按照您的说法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由一个“德国人”变成了“英国人”，把马克思弄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思想家。[6]也许可以说，像诺曼·杰拉斯那样断言马克思既赞成正义又否定正义，这与其说是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赋予马克思的思想。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马克思由德国人变成英国人，而且，他们还把马克思带到了“罗尔斯时代”，围绕正义问题让罗尔斯和马克思进行“对话”。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拒斥”和“添加”是否也包含着合理性呢？

塞耶斯：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尽管表现出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些背离，但其基调还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而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的挖掘，一方面体现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回应欧美学界的自由主义主流话语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支撑和思想资源，比如柯亨与凯·尼尔森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其合理性所在。但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挖掘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维度和政治哲学维度时强调哲学分析而拒斥辩证法的做法，却使得马克思陷于自我冲突之中。他们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拥有一个“科学的”历史理论，依据这个理论，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在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主义中充满了道德判断。很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两个方面是不能相容的。他们认为，价值的社会历史描述将不可避免地导向相对主义，而这将危害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依赖于某种超验的价值。但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依赖于某种外在的超验价值，而是内在的、历史的、辩证的，它是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中为其批判寻求理据。不过，虽然我不认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我也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正义、权利、道德等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应该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

林进平：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黑格尔色彩的辩证法，不等于他们摆脱了黑格尔的问题语境。毕竟，道德、正义和权利等伦理政治问题，恰好就是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转向这些问题，是否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向黑格尔的回归？

塞耶斯：你的想法有一定道理。的确，黑格尔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辩证法上，而且体现在关于法哲学、社会哲学等论题的思考上。因此，拒斥马克思与黑格尔相联结的辩证法，并不等于割断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如你所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道德、正义和权利等问题，恰恰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方法上把黑格尔从马克思的思想中赶出去，却在论题上把黑格尔请了回来。

林进平：您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道德、正义等问题并不排斥。您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深有研究，对此，我想请教的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必要研究道德、正义等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种必要性又体现为何种意义？

塞耶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论题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一研究，参与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激活了马克思的理论资源，而且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道德、正义和权利等主题恰恰是当下社会主义国家所亟需探讨的。尽管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批判甚至拒斥道德或正义的论辩，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道德或正义是过时的语言垃圾。即使马克思本人认为道德或正义是过时的语言垃圾，也不意味着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必要探讨道德、正义问题。因为理论是否有必要，应该由现实本身来界定，而不应该由某种思想教条来界定。再说，依据马克思的文本，社会主义国家仍有必要研究道德、正义等论题。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还无法告别道德、正义和权利这样的意识形态观念。而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其实还要落后于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因此更是无法逾越这些问题。

林进平：既然如此，那么您主张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呢？

塞耶斯：我主张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这种方法不是把辩证法拒之于门外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比如，柯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会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在这样的唯物主义视野下，现实是一幅缺乏整体感的、碎片式的、孤立的画面，这样的唯物主义难以还原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道德、正义等看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看作不同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产物——即，不存在超历史的、绝对的道德和正义观念；任何道德、正义都相对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言。但是，我们不应由此而引向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道德、正义之间不存在着可比性。否则，就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进步观念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没有完整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念视野中，我们会发现，尽管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正义相对于其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一种不可取代的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绝对的，因为在相对应的历史阶段上，人的本质都在当时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从发展的观念来看，从更高的历史阶段来看，人的本质其实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较低阶段的道德和正义依然具有不完善性。人类的道德、正义就处于这种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体。

林进平：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剖析道德、正义等意识形态现象提供了根本的、整体的方法路径。我想，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统摄分析方法，是否更有利于理解道德、正义等意识形态现象？

塞耶斯：我认为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完全地反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它所反对的，主要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不恰当的排斥。在我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明晰、精确、严谨，正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道德、正义等意识形态现象所需要的。但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明晰、精确、严谨是一切好哲学的要求，而不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特有要求。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取得的成功，与其说是运用了分析哲学方法，不如说是因为它具有好哲学的特性的缘故。因此，我认为，明晰、精确、严谨也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追求。另外，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统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下，我认为可以避免分析马克思主义缺乏整体感和孤立分析的缺陷，也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道德、正义等问题。

 

三、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思

林进平：我记得在《市场的人文冲击》一文中，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对市场予以片面肯定或片面否定的观点。您认为市场在摧毁已有的生活方式和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在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联系纽带。针对当时苏联和东欧正在兴起的自由市场，您说：

苏联与东欧正在开始着类似的自由市场的过程。……可以确信的是，它将带来大范围的混乱和灾难，它将恶化社会的不平等和分化，它将撕碎社会的组织结构。然而，从长远来说，假如市场的力量的引入能成功地引导这些社会走出目前的停滞，获取新的增长与发展，那么积极的因素将会变得更加显明。在这些社会，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有理由在这一点上树立希望，如果这些希望已被证明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市场的引入就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7]

我觉得，您的这一观点对于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市场经济也富有启示。为此，我想请教的是：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何看待在这个进程中所出现的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及权力腐败等问题？

塞耶斯：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市场化而写的。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与我当时所批评的英国的市场化有所区别。当时英国的市场化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有可能走向极端，而中国现在的市场化则刚刚起步。我们必须意识到，市场化对于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腾飞和整体国力的提升，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也为中国带来了环境污染、不平等扩大化和权力腐败加剧等问题。但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比如，中国的权力腐败，不仅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消解能力还不足以消解公共权力的神圣性或专断性有关，而且与未形成对权力的必要制度约束有关。随着市场的不断膨胀，公共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纠合所产生的腐败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终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才能减少此类问题的产生。但这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

林进平：那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是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要出现的问题？如果是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这些问题也会“自然”解决？

塞耶斯：我并不这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能够为它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但这些问题不可能被“自然地”解决！它们的解决，依赖于主体的努力。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不解决这些问题就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制度和观念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变革或创新，从而解决问题，为经济和社会开拓道路。

林进平：据我所知，您既肯定市场的积极作用，也警惕市场的消极作用，反对市场崇拜，对市场持有一种辩证的批判。那么，您是否认为中国也应该反对市场崇拜，批判自由市场？

塞耶斯：我认为，反对市场崇拜，对市场持有批判的维度，绝对是有必要的。但我也认为，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紧要的不是批判市场崇拜或自由市场，而是为市场的成熟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法制条件和观念条件。因为，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消解特权崇拜的地步。如果两相权衡的话，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借助市场的完善与成熟去消解特权的空间。至于市场崇拜，我觉得那是要到市场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才需要格外警惕的。目前来看，中国的市场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程度。

林进平：顺着您的思路，我想，当今中国对于那些与市场相伴随的权利、正义等观念尽管也需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的关键任务还不在于拒斥和批判它们，而在于接纳和发展它们。因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仍然需要这些法权观念，才能持续并走向成熟。

塞耶斯：是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关键还不在于批判这些被马克思称作法权观念的因素的局限性，而在于如何完善它们，推进你们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进平：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社会主义的范例。我记得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篇纪念文章中，您针对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误解，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哲学，它并不必然导向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充满生机的思想体系。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存在通向苏联式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可能，但这并不是不能避免的。[8]对于理论与现实之复杂关系的问题，我想请教的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极权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塞耶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然导向苏联式的极权主义，这是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媒体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实现模式所导致的。而事实并不如此！在当今世界，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欧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拒斥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必定是反极权、反异化、反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马克思主义所真正寻求建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为个体的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社会。

林进平：苏联模式之所以导向极权主义，原因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未经批判的结合。我们知道，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不论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方面，还是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坚实的基础，而在权力观念上更是接受了民主的充分洗礼，权力不再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权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权力的高度的民主集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整体发展较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国家不仅原有的经济基础较落后，而且在社会制度和观念等方面也较滞后，在权力观念上更是有着浓厚的特权崇拜的残余。因此，当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并以马克思的权力思想去指导政权建设时，如果对现实的权力缺乏反思与批判，而且观念性地认为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本身具有正当性，那么，这就会忽视对权力的制度规制与监督，最终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

塞耶斯：的确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于无法摆脱历史上的落后观念的影响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多元的利益分化，因而可能沦为一些人或特殊阶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需要对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保持冷静的认识，并探讨约束权力的有效机制。在这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破除权力的理想性质的同时，能够为权力的制度约束创造条件。因此，我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发展市场经济时，警惕市场泛化和反对市场崇拜固然必要，但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消解权力的特权崇拜并创造约束权力的制度条件同样必要。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市场与权力的关系上，应该是市场与权力的相互约束，而不应该是市场与权力的相互利用。否则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市场也难以良性地运作。我想，这也是苏联留给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教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不想也没有为我们描绘社会主义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社会主义在现实上也存在各种发展形态。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板。当然，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某种“家族相似”的，它们会坚持和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坚持上，社会主义有时会陷入教条主义。但我想，差不多每一种思想在被运用时都有可能面临这种危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林进平：可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呢？

塞耶斯：我认为有三点值得强调：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时势的要求去发展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也是避免教条主义的要求。其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有所发展并且同处全球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不能停留或固守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已有观点，而有必要在全球化交往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诉求。最后，就防范教条主义的危险来说，我觉得在思想交流上持有一种辩证的观点是必要的。思想的交流必然会碰到具有一致性的思想，也会遭遇相互冲突的思想。如果在遭遇冲突的思想时，能够多一种理解与包容的态度；在碰到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时，又能够持有一种批判的视角，那么，对于避免或减少教条主义将是有所助益的。

林进平：我认可您的观点，但我想，在理论上能够说得清楚的，在实践中也许会相当困难。在现实中，一个政党或政权常常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肯定的、赞扬的或与其观点一致的就是有利的；而否定的、批判的甚至只要是不同的观点或思想就是不利的。这是否依然容易导致现实的教条主义？

塞耶斯：没错，这确实是意识形态所内含的教条化倾向。这种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意识形态的本性就包含着一种服务于统治需要的普遍诉求。可以说，对异己声音的约束和压制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能”。在这方面，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就曾因意识形态之故而遭到放逐甚或迫害。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又会发现，对社会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却常常是那些在某个时期被意识形态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比如，被雅典视为异端的苏格拉底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被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异端的马克思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完善。

 

四、哲学批判与生活世界

林进平：您和杰里·柯亨（Jerry Cohen）、乔纳森·里（Jonathan Ree）、斯科特·梅科尔（Scott Meikle）等人共同创办了《激进哲学》杂志（Radical Philosophy）。[9]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和朋友们创立这本杂志以及这种哲学思路？

塞耶斯：我们创立《激进哲学》，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哲学界和哲学教育的不满。当时哲学的学院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成为一种脱离生活实际、无助于社会实践的所谓“高雅的职业”；大学的哲学教育成了一种学生难以参与其中、只有教师孤芳自赏的“高深的学问”。这种“高深的学问”严重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得学生只能揣摩老师，模仿老师去思考。这让学生们在老师面前似乎显得笨拙与无知。但是，真正无知的，或造成这种无知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学术的意识形态。正是不满于哲学的学院化和学术意识形态，我们创办了《激进哲学》。

林进平：据我所知，《激进哲学》的一些创刊诉求与当时法国的“五月风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些类似。《激进哲学》的创立是否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呢？

塞耶斯：是的。我和其他几位创立者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我们都参与了反越战争、反美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思想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进平：激进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路，在批判风格上颇为接近马克思主义，那么《激进哲学》这本杂志是否算得上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呢？

塞耶斯：《激进哲学》不是也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当初创立这一刊物时，我们讨论过是否应该将其归在马克思主义名下。但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还不够强大，所以就没有将其归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当时创立这份刊物的本质目标是想创立一个论坛，以使所有左派的、激进的思想家都有一个表达思想的平台，但我们又避开具体的政治立场。对于这方面，我们在《激进哲学》的创刊号中作了说明。由于在当时的英语世界没有这样的哲学刊物，因此这份刊物从一开始就在英国的大学院校里取得巨大的成功，成立了各个分部，讨论各种激进的思想，并倡导哲学教学方式的变革。

林进平：尽管《激进哲学》不能完全算作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激进哲学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精神，展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翼思想家介入生活的诉求。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一个概览》这篇文章中，一方面深信“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和回应现代社会的问题上，依然提供了最为全面和最为有力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深感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复兴还有待加强。[10]那么，其中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塞耶斯：我想困难有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在欧美缺乏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和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较分散，在欧美学术界没有获得主流的学术话语权，对欧美社会的影响还相对有限。

林进平：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欧美没有获得这样的支持，但其研究却常常表现出建设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获得支持，但原创性仍然不足。目前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较多地向欧美学界学习。尽管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但研究者的研究水准却与其所获得的国家支持有些不相称。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不知您如何看待？

塞耶斯：我也觉得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不过我希望以后会改变，也相信以后会改变。

林进平：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学界不属于主流思想，但保存和发挥了哲学的批判精神，这是不是它富有原创性的原因之一呢？我觉得，以哲学的自由精神为诉求的学者和思想家，似乎充当了“社会的啄木鸟”的角色，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也许不在于给意识形态提供诠释或辩护，而在于以批判者的视角去发现社会的问题和不足。

塞耶斯：是的。尽管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哲学的精神在于其批判精神，没有批判精神就不成其为哲学。如果回顾马克思及其时代，我们会发现，不论是被马克思批评为意识形态家的鲍威尔和蒲鲁东等人，还是马克思本人，他们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不同批判都共同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哲学如果不能发挥其批判功能，哲学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研究去介入和规范这个社会，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通过批判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从而才有机会去避免和解决它们。

注释：

[1]Sean Sayers，“The Importance of Hegel for Marx：Reply to Zarembka”，Historical Materialism，No.8 (Summer 2001)，pp.367-372；Sean Sayers，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A Critique of G.A.Cohen(1984)，reprinted in S.Sayers and P.Osborne (eds)，Socialism，Feminism and Philosophy：A Radical Philosoph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0)，pp.140-168; Sean Sayers，Marxism and Human N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Sean Sayers，Marx and Alienation，(UK：Palgrave Macmillan，2011).

[2]参见[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

[3]Terry Eagleton，“Self-realization，Ethics，and Socialism”，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 1999，pp.150-161.

[4]据塞耶斯自己介绍，在伊格尔顿的批评文章发表后，他曾应《新左翼评论》之约，在1999年11月写出《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对伊格尔顿的回应》（“Marxism and Human Nature：A Reply to Terry Eagleton”）一文，但《新左翼评论》在收到该文后却丢失了该文稿，随后又拒绝发表。

[5]Sean Sayers，Marx and Alienation，(UK：Palgrave Macmillan，2011）.

[6]参见[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英]肖恩·塞耶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载[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Sean Sayers，“The Human Impact of the Market”，in P.Heelas and P.Morris (eds.)，The Values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the Moral Debate，(Routledge：London，1992).pp.120-138.

[8]Sean Sayers，“On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inLabour Herald，Vol.2，No.27 (March，1983)，pp.12-13.

[9]关于该刊物的介绍，参见[英]肖恩·塞耶斯：《激进哲学》，载《哲学动态》1991年第11期。

[10]参见[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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