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品牌

 

                                                   序

树在患者心中的品牌

这是一张1993年8月6日北京儿童医院的B超报告单，患儿是一个从石家庄来的两个多月大的女婴。报告单除了详细描述了患儿腹腔内脏器的种种声像图表现，还写下了一个诊断：左侧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IV期，肝转移。B超医生的签名是：贾立群。

20年后，患儿的母亲又从家里的柜子深处找出了这张报告单。报告单上那工整的笔迹已经发黄，襁褓中的婴儿也长成了健康的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而20年前为孩子求医的一幕，还是清晰地刻在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脑海里。

发现孩子的肚子比正常孩子大，是在孩子出生40天的时候。“当时还以为是孩子消化不好。到省医院一做B超，医生说，你孩子的肝上长东西了，没法治。当时我们全家都懵了。”孩子的父亲回忆道。

20年过去了，回忆孩子病中的情景，依然让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感到痛苦：“我们跑遍了石家庄的大医院，医生也说不上来这是啥病。孙女挺着个大肚子，头往后仰，身子成反弓形，那个遭罪啊……”说着，爷爷的眼泪流下来了。

“她妈抱着孩子哭着跟我说，想跟孩子照个像。我明白孩子妈的心思，是想如果孩子……好留个纪念。我说：不照！不行咱们去北京给孩子治……”奶奶哽咽着说。

1993年8月初，爷爷带着儿子媳妇，抱着孙女，走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外科大夫给孩子做了初步检查，然后开了一张B超申请单，特别注上了一行字：“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

孩子的父亲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这个叫贾立群的B超医生打交道的情景：“那天是贾主任给加的号。我们在B超室外的走廊呆了一天，贾主任一直在给一个个孩子做，也没见他吃午饭。等我们孩子进去的时候，是下午5点，最后一个了。他给孩子查了有45分钟。做完，他对我们说：你这孩子的诊断很明确，就是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需要住院手术，把肿瘤切除，术后化疗。我们问：这病有治没治？贾主任说：你们赶快去找外科肿瘤专业的李主任，能住院就住院，我可以帮你们联系。我们这才放下点心来。临出B超室，我爸拿出一个红包来谢贾主任，可贾主任硬是推掉了……”

今天，贾立群也记得这个病例的诊断经过。从B超屏幕上看到，孩子重度肿大的肝脏上布满小结节。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的肿瘤肝转移。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

探头一遍又一遍在孩子肚子上划过。终于，贾立群发现在密密麻麻的小结节中，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结节不随着肝脏的移动而移动。再看下去，这个结节不是长在肝脏上而是长在左侧的肾上腺上。元凶找到了！

孩子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贾立群的诊断。

一个月后，患儿的双胞胎妹妹也因为肝脏肿大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两个孩子的病情一模一样，贾立群却找不到妹妹的原发瘤。

一连几夜，他埋头在文献里，直到找到答案：这个肾上腺上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了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姐妹俩病患的元凶原是一个。这种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极其罕见。

准确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挽救了这对姐妹的生命。

在治疗结束后，姐妹俩还要定期到北京儿童医院复查。从抱在父母手上，到蹒跚学步，再到满地乱跑；从牙牙学语到伶牙俐齿，贾立群的B超贯穿了这对孪生姐妹的幼年。

1996年6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时，姐妹俩的爷爷奶奶代表全家送给了贾立群一块匾，匾上写了四句诗：“火眼金睛缉病祸，孪婴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

1999年8月，姐姐来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复查。从此，压在这个家庭头上6年的大山，彻底搬掉了。

这却是一段忘不掉的家庭历史。同样让这个家庭忘不掉的，还有和这段历史紧密相连的B超医生贾立群。

这个家庭，保存着姐妹俩从初诊，到最后一次复查几乎全部的B超报告单，每一张都写满贾立群工整的笔迹。

这个家庭，记着这位B超医生对孩子说话时的慢声细语，摇着拨浪鼓哄孩子时的温暖的笑容，检查时的细心和耐心……2013年的一天，当贾立群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时，全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的脸上有了细碎的皱纹，他的头顶有了丝丝白发。

20年后，贾立群也依然坚守在北京儿童医院的B超室里。

 

医学的发展病例的积累，让他认识了更多的疾病也对许多疾病有了新的认识。时间让他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30多年来，他检查过的患儿达30多万人次，确诊疑难病患儿7万多名，挽救了2000多名急重症患儿的生命。由于他的B超诊断，总是和外科医生在患儿手术中见到的完全一致，北京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送给了他一个绰号，叫“B超神探”。当年写在孪生小姐妹和许多疑难病患儿B超申请单上的那行字“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在患儿家长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了“贾立群牌B超”，树在了患儿和家长的心里，成为无数患儿家庭对孩子平安健康的希望。

用数十年的求索、奉献和坚守铸造出这个品牌的贾立群，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医术高超，病人信赖，百姓满意的好医生。

第一章：把梦想当信念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普通医生，我最大的梦想也是千千万万个患儿家庭的梦想；那就是让孩子们身体更好、成长的更好、生活的更好”——贾立群

少年时代，贾立群的梦想是做一个无线电工程师。上初中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一堆二极管三极管，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16岁，他和一批北京中学生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垦战士，在北国零下30度的严寒里和艰苦的劳动中锤炼意志。1974年北京一批大学到兵团招收“工农兵学员”，兵团领导和当地老乡一致推荐了贾立群。不过，他没能进入工科大学学习从小就向往的无线电专业，而是被分到北京第二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

从这时起，贾立群的梦想，变成了做一个好医生。

3年的大学生活，贾立群在勤奋学习中度过。上解剖课时，他曾经把人体头颅骨借到宿舍，抱在怀里反复琢磨。不知不觉他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那个头颅骨和自己的头在一个枕头上。而扎实的解剖学功底，为他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影像医生，打下了多么重要的基础啊。

大学毕业前夕，贾立群和60名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被安排到北京儿童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儿医只留下了20人，其中就有贾立群。

他被分配到了放射科。

科主任也是贾立群的老师，叫徐赛英，是资深的X射线影像专家，看X光片的水平，在国内整个儿科界都享有盛名。老师对北京儿童医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无比热爱，为了这份热爱，甚至放弃了调回上海和丈夫团聚的机会，大半辈子过着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她常常在下班以后，带着贾立群整理病例，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在让学生跟着自己加班加点的时候，她也把自己在X影像学上的学识、经验，点点滴滴传授给这个勤奋而质朴的后辈。贾立群呢，在向老师刻苦学习医技的同时，也学到了老师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

给患儿透视或者拍片，他做的时间总比一般医生长。往往，别的放射医生的病人都做完了，贾立群的透视室门前还有等候的患儿。那时候，透视室没有隔离墙，也没有空调，下班时，同事们经常发现贾立群衣服上汗印的形状，和他手里拎着的铅围裙一模一样。看X光片，常规操作是把片子插在灯箱上，从正面看。贾立群在灯箱上看完，还要取下拿在手上，正着看，斜着看，横着看，竖着看，再插回去重新看，有时还倒退着远距离看。每一个细节都要能解释清楚，他才算把一个片子看结束。若干年后，科里整理过去的旧片子，对一些病例做总结时，凡是贾立群写的报告，都非常细致全面。

 “我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能尽好医生的本分，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漏诊、误诊。”——贾立群

上世纪70年代，超声电子实时扫查技术开始在国外发达国家用于临床。80年代初多种实时超声显像仪在我国综合医院逐渐普及起来。1987年，北京儿童医院决定引进这项新的诊疗手段，送了一名外科医生出去学习。1989年，又把贾立群送到了301医院。

一年后贾立群带着学到的技术归来，他才发现，成人疾病的超声诊断和儿童疾病的超声诊断，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只能找大量的资料进行新的学习。资料都是外文的，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脱产学了半年英文。这半年，他把自己整天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日夜苦读。后来，英文的美国超声学专著《儿科超声》，被他通读了下来。再后来，日文的《小儿外科》杂志的《胎儿型结肠专刊》，也被他通读了下来。

今天，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科，拥有14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和四维的超声设备。可当24年前，贾立群和他的同事在儿童超声领域开始拓荒的时候，科里仅有一台分辨率有限的二维黑白B超机。在仅有几平方米的封闭空间里，从早到晚，贾立群一只手握着探头在一个个患儿小小的躯体上慢慢地划动，一对眼睛死死盯住B超机屏幕上那朦胧的黑白图像，从回声的高低中，从腹水的清浊里，从血流的速度上，从病变的部位和形态，从脏器毫米之差的厚薄间……去判断是阴性还是阳性，是此病还是彼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数次地操作中，他发现了，给成人检查颈部的高频小器官探头，用在儿童腹部，成像更加清晰。今天，全国的儿科腹部B超都使用这种高频探头了。他也摸索出了越来越多的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和规律，贾立群对这些特点和规律一个一个地加以总结。

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5岁以下小儿常见的实体瘤，占腹部肿瘤的第二位。今天，北京儿童医院年轻的超声医生们，都可以准确地对这种病做出诊断。可当年，当和他今天的学生一样年轻的贾立群在B超声像图上发现第一例神经母细胞瘤的时候，对这种病的超声诊断，无论是在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都处于摸索之中。为了确诊，贾立群拿着探头看了患儿整整一上午。看完，他查了一夜文献。第二天，在忙完一天的门诊后，他又推着B超机去病房，对照资料再一次为这个患儿做检查。

火眼金睛，就是这样一个患儿一个患儿看出来的。丰富经验，就是这样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积累出来的。

1991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室接诊了一个遭遇车祸的患儿。患儿腹部受到严重的撞击，拍了X光片，但看不清患儿腹内到底伤在哪里。值班大夫突然想起贾立群就住在医院近旁，便派人跑到贾立群家，把贾立群从睡梦中敲起来：“贾大夫，有个车祸急诊，能不能用B超给看看？”贾立群二话没说，马上和来人一起赶到了医院。

那时候，贾立群还是B超战线的一名新兵。通过B超探头，他看到孩子是肝脏破裂，腹内大出血，生命处在极其的危险之中。他马上告知了外科值班主任，外科主任马上安排手术。这一夜，贾立群没有回家，而是和外科医生们一起上了手术台。孩子的右腹部被切开了，他看到，孩子肝脏裂口的尺寸和出血量，和自己通过B超机做出的诊断完全吻合。

贾立群好高兴啊。他高兴的是自己刚开始搞B超，就能为临床提供关键性的帮助了。外科医生们也很高兴，经过手术，孩子已经转危为安。值班大夫对贾立群说：“贾大夫，这次你可解决大问题了！以后要是晚上急诊再遇到这种情况，你要都能来，就好了！”贾立群说：“没问题。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

 

男儿一诺值千金。从此，贾立群就成了一个“全天候”的B超医生，至今已经22年。

那个年代，电话还没有进入北京人的家庭。夜里有急诊需要做B超，临床医生就上贾立群家里去找。1992年，院里破格给贾立群的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分机。至今，北京儿童医院一些高年资的医生还记得这个分机的号码——“782”，在许多年里，这3个数字，是许多夜班医生的“定心神针”。

后来，有了手机，临床医生找起贾立群来更方便了。一个休息日，贾立群正在理发店理发，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他顶着理了一半的头发就去了医院。又一个休息日，他和妻子去看望亲戚，刚走到亲戚家门口，他的手机就响了，又是医院的急诊电话，他连亲戚家的门都没进就返回了医院。

随着贾立群B超医术的精进，临床医生对贾立群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几乎每夜都有急诊叫他，最多的一夜，他被叫了19次。第二天早上他到B超室正上常班，同事发现他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再细看，原来他一只脚穿的新鞋，另一只脚穿的旧鞋——这夜，直到早上近7点他才回家躺下，只睡了半个多小时，就被上班的闹钟叫醒，匆忙间，根本没意识到穿的不是一双鞋。

并不是所有夜间的B超都是必须要当时做的。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患儿是真正的急腹症。并且，贾立群一夜被叫的次数越多，检查结果阴性的比例就越大。贾立群从来没有埋怨过。

医院要求贾立群安排B超室急诊夜班人员，但如果这样一来，人手一直短缺的B超室白班的人手就更不够用了。考虑再三，贾立群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顶这个夜班岗位。医院要给贾立群记夜班，按照规定发给他加班费，他谢绝了。他说：“我不要加班费，要不然，有人会认为我是为了钱才24小时随叫随到。我不是为钱，绝不是！”

他是为了梦想。数十年在影像医学一线的坚守，他的梦想已经成为他坚定的信念。

对他来说，临床医生和患儿家长的一声感谢，就是最高的奖励；一句“贾主任，真不好意思，让你辛苦了！”，就是最大的抚慰；患儿在自己的B超诊断下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和转危为安的结果，就是最好的报偿。

第二章：把工作当事业

“自古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该做的就是有多少力出多少力。” ——贾立群

2008年2月的一天，凌晨12点，睡梦中的贾立群被医院肾内科的急诊电话叫醒。

一个先天只有一个肾，被当地多家医院诊断为“肾实质损害合并肾积水、急性肾衰”的3岁男孩，被他的父亲抱到了B超室里贾立群的面前。

这天的白天，父子俩还在哈尔滨的一家医院里，儿子已经被报了病危。父亲买了当天最后一班飞机票直飞北京。怕机场工作人员不让病重的孩子上飞机，用毯子把孩子包了个严严实实。一下飞机就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北京儿童医院。

荧光屏上显示孩子为肾后性梗阻所致肾衰。探头沿着孩子唯一的一根输尿管向下移动，贾立群发现了输尿管远端堆成柱状的砂砾样结石。他告诉这对夫妻：“就是肾结石。孩子肾脏本身没有病变，只要把结石排下来孩子就没事了。”不等走出B超室，惊喜万分的父亲就拿出手机给牡丹江老家的亲人打电话：“孩子的病整明白了，咱们这棵苗有救了！”千里之外的一家人接到喜讯，遥向南天齐刷刷磕下头去……

孩子就这样在北京起死回生。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患儿的确诊，开启了北京儿童医院一段不平常的篇章。检查过程中，贾立群问过一句，孩子平常饮食或饮水有没有什么特殊？父亲说，孩子吃三鹿奶粉。

在这之后，贾立群接连发现了几十例这样的结石患儿，询问起来，都有吃三鹿奶粉的历史，他隐约感到了有一个戕害孩子健康的隐形魔鬼存在。他当时还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却对这种症状的超声检查理清了思路，并及时向医院作了汇报。

2008年9月，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事件爆发了，贾立群的疑惑有了答案。卫生部任命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小儿肾内科专家沈颖为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诊疗专家组组长，要求北京儿童医院在4小时内制定出奶粉肾结石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诊断标准的超声部分，是沈颖请贾立群起草的。这个标准当即被卫生部采纳并在全国推广。

贾立群被卫生部任命为这个专家组成员。他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课，培训各地医生，为大规模筛查提供技术支持。他飞赴外省市处理疑难病症，创下过连续赶路和工作4天4夜的记录。随着国家免费救治政策的出台，成千上万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涌向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卫生局紧急从全市抽调25台B超机和50位医师前来支援。贾立群带领他的团队协调房子，接收机器，铺装线路，制定流程，安装调试……第二天早上8点整，所有B超机都投入了使用，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的贾立群，又投入到了紧张的筛查中。3个多月里，北京儿童医院一共筛查了3万多个孩子，查出肾结石患儿905名，其中76人住院治疗。此外，还确诊了480多例肾脏畸形、180多例肾脏肿瘤。为确保不发生一例漏诊、误诊，贾立群对每天的疑难病例和筛查结果都要逐一核实。成千上万的家长带着孩子忧心忡忡而来，又带着排除了疾病或者治愈了疾病的孩子高高兴兴而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贾立群和他的同事们，用精湛的医术奉献的精神为国家分忧解难。

那些日子，他真是累啊。在筛查的空隙，他倚在B超机旁就能睡着。乘车赶路时，他靠着椅背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他看到好多好多小孩向他跑来，一个个都是那么健康，那么快乐。

 

 “一个医生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探索自己所在领域中尚未认识的东西。”——贾立群

2012年，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给美国《小儿外科》杂志投了一篇稿件《小儿结肠息肉临床特点和B超诊断价值》，介绍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在结肠息肉方面独特的诊治经验。

杂志社审稿人对稿件提出了质疑——用超声诊断结肠息肉，在美国的小儿外科医学编辑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美国，以及所有发达国家，检查结肠息肉，公认的是用肠镜。肠镜能直接看到息肉，还可以同时做息肉的切除。但这种检查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需要对病人进行全身麻醉。而且，被怀疑是结肠息肉而接受肠镜检查的人，最后被确诊为结肠息肉的，仅为7-8%。

让这些编辑想不到的是，在中国，在北京儿童医院，一位叫贾立群的超声医生，已经用超声诊断出了上千例结肠息肉的患儿。仅2005年5月至2009年11月他留存的一组资料完整的典型的结肠息肉病例 ，就达342例。

在进行了翔实的资料补充和理论上的阐述以后，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的论文终于在美国这家著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

贾立群首创的，不仅仅是结肠息肉的超声诊断，还有更为复杂也更具学术意义的梅克尔憩室——一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和肠重复畸形的超声诊断。这项成果，目前国内外很少有大宗病例的报道。但在北京儿童医院，每年都有数十例患儿用超声确诊。

在国内，超声诊断阑尾炎，也是贾立群的一大发明。

1990年前，在国内外，B超几乎都不作为检查阑尾炎的手段，因为阑尾的位置较深，加上肠气干扰，B超不容易找到。

然而，有一天，北京儿童医院一位临床医生竟然向贾立群提出：能不能帮忙用B超看看阑尾炎？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天方夜谭，可贾立群说：“我试试。”就真的去做了。在尝试了各种手法后，贾立群用B超不但可以准确地看出阑尾脓肿，还可以看出包块中哪些是液化的部分，哪些是没有液化的部分。接下来贾立群不但可以看出导致阑尾发炎的阑尾粪石，还可以看出阑尾炎是否已经穿孔。再后来，他从阑尾外径的1毫米之差上看出了轻微发炎的阑尾和正常阑尾的区别。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就在贾立群的无数次实践中确立。

“贾立群牌B超”对阑尾炎的准确诊断和精准定位，促成了阑尾脓肿治疗手段的进步。

过去，外科治疗阑尾脓肿，最常做的是腹腔引流术，患儿至少要接受一次麻醉，一次手术，脓液往往几天才能排净。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对阑尾脓肿的治疗改成了超声引导下穿刺——用注射器把脓液直接从腹部脓腔中彻底地吸出来。患儿不用开刀，不用住院，减少了患儿的痛苦，也减轻了患儿家长的经济负担。依靠“贾立群牌B超”，北京儿童医院还可以进行肝穿、肾穿、肺穿等操作，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例失误。

无可置疑的是，无论是应用超声诊断阑尾炎患儿的数量，还是应用超声诊断阑尾炎的时间，贾立群和北京儿童医院都是最早的，最多的。

当今国内医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只有用最新最高档的仪器，上最新的项目，才能创新，才算创新。贾立群给医学界昭示了另外一个理念。他用在许多诊断领域已经被CT、核磁等更新的设备所替代的B超机，把一些中外医学史上必须通过手术等更复杂、病人需要承担更多痛苦和风险以及更高昂费用才能诊断的疾病，准确诊断出来，做成了影像学的前人没有做过或做不成的事情，谁说这不是一种创新？而且这是一种更为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所需要的创新。

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有一段苦苦求索的时光。这一段时光，是付出无数努力，忍受劳累、枯燥和寂寞，依然坚守的日子。是不计较得失，不回避风险，日后回忆起来，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梦想让一个为临床科室服务的基础工作，成为一个人心中宏伟的事业，成为一个医院闪亮的品牌。

第三章：把患者当亲人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几个家、一个大家族的希望，我们要对手术一线的同事们负责，更要对孩子们的一生负责。”——贾立群

2010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已经在北京的空气里弥漫。而对于承担着救死扶伤神圣使命的白衣天使来说，工作依然那样忙累，日子依然充斥着随时可能降临的风险。

 

躺在B超检查床上的是一个来自甘肃的女孩，刚刚8岁，肚子已经断断续续疼了6年，在当地两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只在瘪瘪的小肚皮上留下两道刺目的疤痕。

贾立群用探头在女孩的肚皮上久久地寻找。终于，他在孩子的十二指肠肠壁上发现了一个蚕豆大小的囊肿，当即断定这就是病源。外科依据贾立群的B超诊断为孩子精心设计了手术方案，做好各种手术准备。可当主刀的主任医师打开孩子的腹腔，囊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情急之下，主刀大夫对副手说：“快！去请贾主任！”贾立群马上赶到了手术室。他拿着消过毒的B超探头在患儿腹腔内查找，让这粒躲猫猫的囊肿在屏幕上现出了身形——它藏在胰头后部，在胰头的包围之中。所有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位置太危险了！下刀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胰腺，或是碰了胰管，危及到孩子的生命。主刀大夫问：“贾主任，你看从哪儿下刀合适？”贾立群调动了自己在胰腺解剖学上的全部经验，用探头找到一个距囊肿5毫米的部位，对主刀大夫说：“从这儿下刀吧。”

主刀大夫在贾立群的超声引导下，屏住气息切下了第一刀。这一刀的深度，或许不到0.01毫米。做一个深呼吸后，再切下第二刀……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劝主刀大夫擦擦汗歇会儿，他放下了手术刀。

副手接替主刀大夫把手术继续下去，副手也是一位主任医师。同样紧绷的神经，同样小心地进刀，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能到达囊肿的部位。

肿瘤科主任也被请来了，接替了主刀大夫的副手。这段5毫米的距离，却犹如走不到头的万水千山，手术室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

手术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下去？

就此中止，医生们已经尽力。如果继续，在医生的心理压力达到极点的情况下，稍有闪失，就可能给孩子造成终身难以弥补的损害，这个年也别想好好过了。

可是，怎么能够甘心在诊断已经明确，病灶已经找到的情况下，让孩子白挨第三刀，继续带着病痛走她的生命之途？

两个多小时里，贾立群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B超探头，汗水也早已湿透他的衣衫。他知道手术大夫面对的巨大风险，却希望把这台手术进行下去。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不住地对同事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这一刻的坚持，是医界的良心，更是社会的良心。

外科主任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

贾立群两眼紧盯住B超屏幕：“再划深一点！”“再往里进！”梅花一样美丽的光标，引导着银色的柳叶刀一步步接近目标。刀尖终于碰到了囊壁，囊肿被完整地剥离了下来。

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小声欢呼起来。

甘肃女孩的病痛，在首都北京得到了解除。

“医患之间是需要相互理解的。作为医生，我愿意给患者更多一些理解。”——贾立群

一个5岁的住院女孩，在护工的陪伴下到B超科找贾立群做B超。

贾立群把孩子轻轻抱到检查床上，为孩子解开衣扣。对没有父母陪同的患儿，贾立群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动作也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温柔。在给孩子的检查部位涂好耦合剂，把探头伸向孩子的身体前，他笑眯眯安抚孩子：“别怕，不疼，一会儿就完。”

探头缓缓在女孩腹部移动。贾立群一边做，一边抽空档和孩子说话：“小朋友几岁啦？”“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检查完，他为孩子擦干净身上的耦合剂，又为孩子系好衣服，把孩子抱下检查床。

孩子不走，看着贾立群。贾立群问：“看我干什么？”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认真地说：“伯伯，我喜欢你。”

被许多孩子和家长都喜欢的贾立群，有一颗柔软的心。

18年前一个冬天的深夜，一个年轻的父亲抱着一个出生20多天的婴儿来做B超。从家里赶来的贾立群拿起耦合剂的瓶子刚要往孩子身上挤，那位父亲突然说：“您能不能先把它挤在我手上，我给孩子捂一会儿。”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会耽误贾立群的时间。

贾立群微微一笑，这笑容宽解了年轻父亲的心。他把耦合剂挤到了患儿父亲的手心里，等到耦合剂被患儿父亲的体温捂热，贾立群才开始对患儿开始检查。

这位父亲对儿子的爱，让贾立群想到了所有来做B超的孩子。从此在冬天，他给患儿做检查前，都把耦合剂先挤在自己手心里捂热，再涂抹到患儿身上。这个举动，感动过无数患儿家长。

再后来，北京儿童医院B超室冬天的暖器上，总放着一排排耦合剂瓶，利用暖器的热力给耦合剂加温。

贾立群做B超，还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在给患儿查完临床医生申请单上要求的部位后，再用探头从左到右，从上腹到盆腔，在患儿的腹部横扫3下。这3下是看患儿的腹腔内脏器以外是否有病变。这额外的3下，让不止一个患儿隐匿的疾病得以发现，从而得到及时的治疗。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通情达理，不是所有的要求都是合理要求。一颗爱孩子的心，也有受伤害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家长抱着一个大哭的孩子来B超室检查，硬要贾立群脱下白大褂，他说孩子一看到白色就害怕。贾立群把白大褂脱了，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那是因为贾立群穿的毛衣上有白色块，要贾立群把毛衣也脱了。贾立群又把毛衣脱了。幸亏毛衣里面的衬衣是深蓝色，要不，贾立群就得赤膊上阵了。

……

医生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医生治疗人的疾病，也抚慰人的心灵。在贾立群心里，B超机不仅是一种医疗检查仪器，也是与患儿和患儿家长沟通交流的桥梁。他通过B超传达给患儿及其家庭的，除了对疾病的诊断，还有温暖、关怀、体贴和理解，以及一个医生的担当。这正是推进医患和谐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四章：把付出当快乐

“只要怀抱梦想，无论多么艰苦的付出，也能找到无穷的乐趣。”——贾立群

这是2012年4月初的一天，到任刚一个月的新院长、耳鼻喉头颈专家倪鑫找贾立群谈话：为贯彻落实卫生部新医改精神，缓解患者看病难，院领导班子要求大幅缩短B超预约时间。同时决定，把B超室从影像中心独立出来，成立超声科，由贾立群担任科主任。

当时贾立群是主管B超室的影像中心副主任，当时B超预约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倪院长对贾立群说，你给院里写个报告，把B超室的人员和设备等情况分析一下，提出一个缩短B超预约时间的计划。

贾立群回到B超室，开始考虑院长给自己的任务。要知道，北京儿童医院的日均门诊量在八千人以上，每天B超申请单都有几百张，可B超室一共才8、9个医生，生了病都不敢轻易休息。他考虑了又考虑，测算了又测算，最后咬着后牙，在报告里写上把B超预约时间缩短到5天。可是能不能做到，他心里没有底。

一个星期后，院党委书记沈颖把贾立群请到党委办公室，对他说：“你的报告院长办公会讨论过了，B超预约时间5天还是太长，为了患者的需求，你看能否再克服困难，缩短到3天之内。”

贾立群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感到了千钧的压力。

沈书记静静地等他平静，书记太了解贾立群了，相信他在事关患儿的事情上，一定不会在困难前退缩。果然，贾立群在停顿了几分钟后说：“行，我回去再想办法。“

回到自己的检查室兼办公室，贾立群又掉下了眼泪。小屋里没别人，他让自己哭了个痛快。哭完，他去了趟卫生间。发生在卫生间里要求他加号的往事，突然出现在他脑海里。

那天上午，他从8点一直给患儿做到11点，才起身去卫生间。一拉开B超室的门，一群患儿的家长就围住了他：“贾主任给加个号吧。”一边争先恐后陈述着各自的困难。贾立群答应给他们把预约时间提前到两周。等他进到卫生间，正方便时，一位男士快步走到他身边：“贾主任，您给我们孩子加个今天的号吧，我们是从内蒙来的……”贾立群上午还有7、8个孩子没有做，下午又有会，就说：“今天加不了了，给你加明天的吧。”那男子用两只手抓住贾立群的左胳膊，“求您了贾主任！”一边使劲摇起来。贾立群招架不住，只好说：“我求您了！您别晃了……我给你加还不行吗！”

这位家长兴奋之余，把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患儿家长分享：“贾主任可好了，你去厕所等他，赶上他正方便那会儿，你一摇他胳膊，他准给你加号，比摇车号好摇多了！”

从此就有患儿家长照此办理。

又一天，一位山西的患儿家长尾随贾立群到卫生间门口，按掐算好的时间闯进去时，贾立群却还没开始。原来贾立群在进卫生间时接到一个手机短信，他先回复了这封短信。这位家长就站在贾立群身边等。贾立群问：“你站这儿干什么？”那家长手持B超申请单只嘿嘿地笑。贾立群明白了，对他说：“你赶紧出去吧，你站这儿看着我方便不出来。我出去给你加！”随后，在一部分患儿家长们中就传开了：“现在B超加号比原来省事了，不用摇了，只要在卫生间拿着申请单看着贾主任，他就给加！”

贾立群记得，当他在医院中层干部会上讲到这两次遭遇时，全场人都笑喷了。

他自己没有笑，心里反而有一丝歉疚。北京儿童医院的患儿，百分之六十都来自外地，拖家带口，大包小包，在北京多待一天，就要多花一笔钱，他们比北京的患儿看病更难，才把他们的家长逼出了“厕所摇号”的招数。

贾立群想到这里，责任感在瞬间就压倒了所有的压力和困难。

第二天中午，贾立群召开了B超科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全科人员分成早中晚3个班。早班早6点上，晚班晚10点下。当天来的患儿，能当天做的就当天做，不能当天做的，预约时间不能超过3天。科里连贾立群一共有3个党员，贾立群号召党员带头多挑担。

过了几天，贾立群返聘的两位退休B超医生到位了，科里一位外调的B超医师也被调回。有生力量增加了，科里工作还是极其紧张。大家连上卫生间都是小跑着去，上正常班的人，有的直到晚上8点才能下班。贾立群鼓励大家：“咱们就辛苦这一两个月，把以前积压的患儿做完，以后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而以后，无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加班成了B超科的常态，有时还需要全体加班。又不断地优化检查流程，从流程的优化里要更高的效率。

就这样，B超科做到了预约时间在3天之内。没有人为加班加点抱怨，大家从主任也是老师的贾立群身上，看到了榜样。

 

2012年年底，贾立群在年终述职的时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2013年，把B超预约时间缩短到两天之内。

他和他的团队又做到了。

卫生间摇臂加号的幽默，再没有发生过。

今天，我们的看病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短缺造成的。而一个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合理的激励机制，加上医生的爱心和责任心，可以缓解以至消除关系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看病难。

“今天我要对爱人说的，还是那句话：‘对不起！’”——贾立群

在北京儿童医院附近，有一栋上世纪80年代盖的塔楼。贾立群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栋楼里一套4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里。

在商品房市场蓬勃发展的年代，医院许多人都买了新房、大房。贾立群没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怕住远了，医院找他时不能及时赶到。他因此失去了一个让家庭资产增值的机会。

这天，已经过了晚8点，贾立群的妻子，一所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还在等他回家吃晚饭。

妻子的心有些疼。为了多检查几个患儿，贾立群中午一般不吃饭，已经许多年了。有时因为饿得狠了，到下午四五点患儿少些的时候，他会泡一碗方便面，或是从B超室休息间的冰箱里找个馒头花卷用微波炉加加热吃下去。因此晚饭对贾立群来说，就特别重要。可他常常因为加班或是会诊，晚饭也不能按时吃。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普通男人”：上有老，下有小，在人生的青年和中年，背负着事业和家庭双重的担子。

在很多年里，他们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可就是在最需要钱的关口，譬如老人生病儿子上学，贾立群也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红包。有一次，由于反复地塞来挡去，贾立群白大褂下部的两个兜都被患儿家长扯破了，从此贾立群把白大褂下部的两个兜口给缝死了。

儿子大学三年级出国留学时，为了给父母省钱，只买了一张去程的机票。儿子在英国读完硕士，还想读博士，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贾立群说：“儿子，老爸实在供不起你了。你要是自己能挣到学费和生活费，就接着读：要是挣不到，就回国找工作。”从小就跟着把工作当事业的父亲栉风沐雨的儿子，也像父亲一样为了梦想不惜吃苦受累，之后的年月，他靠给导师打工挣继续深造的费用。海外求学数年，仅有一次跟导师来北京开会，回过两天家。贾立群夫妻俩想儿子的时候，就通过网络给儿子打不要钱的视频电话。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医生的家庭都是不平静的。

他们的家也不平静。妻子记得，由于自己单位离家远，儿子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接送都由贾立群承担。但贾立群常常不能按时去接，而让孩子在公交车站长久等待。在儿子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下午4点多了，病房要为一个3岁患儿做超声引导下的肾穿刺，来请贾立群。患儿很胖，再加上哭闹，穿刺进行得很不顺利。穿到一半，天突然黑了下来，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降。等穿刺成功，已是下午近7点。

走出B超室，贾立群想起了儿子。他脱下白大褂，就往和儿子约定的汽车站飞跑。远远地，他看见车牌下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那是他的儿子！儿子的周边，再没有第二个人影。他冲过去，把儿子搂在怀里。儿子全身都湿透了，不停地打着哆嗦，连书包里都灌满了水。夜里，儿子发起了高烧……

妻子也记得，2011年夏天，自己左小腿腓骨骨折，躺在家里不能动弹，说好中午贾立群从食堂买饭给自己送来。但这天B超室的患儿特别多，贾立群竟然把送饭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晚上8点才回家，妻子饿了一整天。那一次，妻子真急了。可急了又有什么用？贾立群为了工作，连他自个儿也忘掉过。那是哪一年的事？早上一起床，贾立群就感到肚子疼，却还是上班去了。直到下午6点多，检查完40多个患儿，才去就诊。接诊的医生给贾立群检查完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亏你还是医生！来这么晚，阑尾都穿孔了，有生命危险你知道不知道？”人的疼痛级别分为12级，而阑尾穿孔的疼痛感为11级，妻子怎么也无法想象，贾立群这天是怎样在剧烈的疼痛中熬过来的。她只知道，术后只休息了几天，贾立群就上班去了，没有得到充分休养的丈夫严重腹泻，瘦了整整一圈。

他们吵过架。往往，一吵架，贾立群那个铃声设为“医院来电话啦”的手机就响了。贾立群拿起手机接听：“喂，是急诊病人吗？好，我马上来！”就一溜烟跑了。许多年后，妻子才知道，丈夫是用他的小灵通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以便在家里发生“战火”时可以“体面”地撤离“战场”。

今天，当妻子回忆起这些往事，已经没有了怨气。不，就是当年，她也没有真正地怨恨过丈夫。她理解丈夫的梦想和丈夫为梦想所付出的一切。她只是一直在希望，一直在等待。等丈夫回家吃饭，等丈夫能和自己一起去超市买米面油盐，等丈夫帮自己料理料理家务，等丈夫有个不忙的时候和自己聊聊天……可是贾立群一直在忙。他没有法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白天，他不是在医院的B超室，就是在病房、手术室。晚上他查资料，研究病例，学习国际上最前沿的超声发展成果。他在医院，对患儿和患儿家长要不停地说话，回到家里，和家人就没有力气说话了。当他在22年前，向医院的临床科室做出那个“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的承诺以后，就连夜里的睡眠都不属于他了。贾立群的妻子也得跟着长年累月过这种夜不安寝的生活。

贾立群把手机铃声在夜里设成震动，起床和出门时动作尽可能地轻，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妻子的睡眠。妻子因此得了神经衰弱症。他只好对妻子说：“对不起！”

妻子说：“这辈子，我尽听你说对不起了！”

宿舍楼隔音不好，夜深人静时的走动声、房门和楼门的开关声惊醒过邻居，贾立群只好也对邻居说：“对不起！”

 

他却没有对不起过一个患儿和患儿的家长。

岁月荏苒，转眼之间，贾立群夫妇都已经年过半百。2011年，妻子退休了。退休后的妻子要做的第一大事就是：每天早上给丈夫做一顿营养早餐。让丈夫能在中午无暇吃饭时，不过于饥饿；让丈夫在为他的梦想继续奋斗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妻子也有一个梦想，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梦想，就是丈夫能陪自己玩两天，哪怕是在北京郊区。

这个梦想，还没能实现。

有记者问贾立群：“今天，你要对你爱人说的是什么？”

贾立群沉默良久，最后说：“还是那句话：‘对不起！’”

第五章：把做人当品牌

“我给你们把路蹚了出来，希望你们比我发展得更好。”——贾立群

2012年4月，美国费城儿童医院来了一名来进修的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医生。她叫王小曼，是贾立群的大弟子。

一天超声组的组长和王小曼讲起病例，说: “有一个好玩的，你看看是什么。”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个超声图。王小曼一看，毫不犹豫地说：“肠道先天性畸形，有梅克尔憩室。”

组长似乎有些意外，他仔细看了看图后说：“你说对了一半。”他转动了一下图片的角度：“你再看……”“有异物。”王小曼把另一半也说对了。这是一个异物掉到梅克尔憩室里的特殊病例，但给患儿做超声检查的医生的报告单上，只提到了异物。组长问王小曼：“你怎么能看出梅克尔憩室？”王小曼告诉他：“这种病我们医院B超看得很多。”

又一天，王小曼和费城儿医本院的大夫一起给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做颈部超声检查。王小曼一眼就看出患儿是淋巴结炎，直接下了诊断。可美国医生还是建议患儿再做一个CT。CT结果出来，和王小曼的B超诊断一样。

费城儿童医院是全美国多年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美国医生对来进修的中国医生是傲慢的。可经过几次病例讨论，超声组组长对王小曼的态度变了。对一些病例，他会问王小曼：“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也会按照王小曼的意见修改自己的超声报告，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你的名字也写上。”

后来他邀请王小曼讲课。王小曼把自己带去的超声图片做成海报，贴在检查室的墙上，给当班的影像医生和技术员讲解。

在北京，贾立群知道了这一切，感到无比的欣慰。王小曼是1994年分到北京儿童医院放射科的，1995年调到B超室。贾立群手把手地教授，指导她去攀登超声医学的山峰。如今，王小曼已经是一名主任医师。

这一次王小曼去费城儿童医院进修，也得到了贾立群的全力支持。中国的儿科超声发展到今天，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理念和科室管理模式，也需要获得国际超声界的认知。贾立群通过自己的学生，搭起一座北京儿童医院和国际医学超声界交流的桥梁。

20多年来，贾立群一直悉心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带学生。他从怎样拿探头开始，把自己苦苦钻研得来的技术和经验，包括教科书上没有的超声知识，多种疑难病症的超声诊断鉴别，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每年都有外地或外院的超声医师来北京儿童医院进修，贾立群对待他们和对待本院的医生一样。从2009年起，他率领B超室办起了全国儿科超声培训班。迄今，已经举办了四期，全国有300多名超声医师受益。

在儿童医学超声天地，贾立群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放飞梦想。

201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一个贾立群事迹座谈会上，贾立群的另一个学生王玉说：“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把儿科超声事业比作一棵大树，我们愿意当树干上的枝。希望自己将来也会长叶、开花，结出种子到处播撒。”

那天贾立群来晚了，没有听到学生的这番话。他却知道，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团队，正在茁壮成长。不是么，出现在临床医生笔下的，已经有了“王小曼B超”、“王玉B超”、“王佳梅B超”……这样的备注。他希望不久的未来，他们中有人成为代表新一代超声医生的品牌

“既然有了‘贾立群牌B超’这么一个品牌，我就得一辈子对这个品牌负责。”——贾立群

明亮的夕阳照射在北京儿童医院西院两棵根深叶茂的海棠树上。海棠树前，是中国现代儿科医学的奠基人、北京儿童医院的创建者诸福棠院士的半身铜像。

刚刚结束“百姓宣讲”的贾立群赶回医院，又一次走过老院长的铜像。

36年前，当贾立群和其他19名医学院儿科系毕业生幸运地成为北京儿童医院医生队伍中的一员时，老院长已经78岁。

20人的材料都经过了老院长的审核。老院长并不认识贾立群，但他对分在放射科的年轻医生和对其他临床科室的年轻医生一样，关心着他们的培养和成长。

于是，在一次查房时，老院长特别提出，放射科也要派年轻医生参加。

过去从老医生那里听到的，老院长对待患儿的仁爱、细致和耐心，在这次查房里，贾立群亲眼看到了。他也接受了老院长的当面考查：老院长拿着不同患儿的X光片，问他对病变的判断，然后再给在场的年轻医生一一讲解。年轻的贾立群既感到荣幸又那么紧张，汗水把内衣都打湿了。

这次查房，就是这样深刻地印在了后辈医生贾立群的记忆里，和“公慈勤和”的院训一起，鞭策他坚守自己的梦想。

诸福棠院士在1994年4月辞世。第二年6月，贾立群和全院员工代表及海内外数百来宾一起，参加了老院长的铜像揭幕仪式。当年，贾立群跟在老院长身后查房的时候，望着老院长的眼睛充满敬仰。今天，他望着老院长的铜像，依然满怀尊崇。

迄今，北京儿童医院已经有71年的历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医德高尚医术超群的儿科专家，形成了独特的儿医文化。贾立群从对医院深厚传统的继承中，为北京儿童医院打造出一块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品牌。

这是一个医术的品牌，更是一个人的品牌。

一位网友在《宣讲家》网站上留言：“我们看到美德，才会相信美好。”贾立群让他相信了美好。

愿更多的人有自己的梦。愿更多的人在梦想的激励下把本职工作做出品牌，把做人也做出品牌。依靠每个做事做人做出品牌的中国人，伟大的中国梦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责任编辑：闫文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03/7321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