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

 

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上）

沂蒙革命史是一部厚重辉煌的壮阔画卷,更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一个时期以来,红色沂蒙热在不断升温。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来到这片红色的土地,追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重新审视历史留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寻找革命胜利之源。

正是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赋予了沂蒙革命史新的现实意义,也使我们对它的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

在这面历史的镜鉴前,我们回眸凝思: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物质基础极端薄弱,政治环境极端险恶,而党群血肉联系和军民鱼水关系却如此牢固、坚不可摧?我们党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民心、在八百里沂蒙扎下深根?我们党靠什么做到与群众共命运、同生死?

穿越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让我们重温那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探寻个中答案。

把党的主张晓喻大众

山东,历代兵家争雄角逐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联结华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解放战争时期,它是争夺东北的跳板。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成为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完整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着山东。毛泽东说: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1938年,他作出派兵到山东的决定,徐向前、罗荣桓等先后来到山东；1940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1周年,他亲自题词鼓励；1942年,中央又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工作。这一系列举措,贯穿一条清晰的主线:发动和动员群众。沂蒙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中央把沂蒙山区作为根据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党组织发展早。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王大耳”的王尽美就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的种子。蒙阴县垛庄镇垛庄村大户“燕翼堂”的后代刘晓浦,1922年就由王尽美介绍入党,他的侄子刘一梦也紧随其后入党。叔侄二人在上海上学,假期回乡,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像盗火者,虔诚地、不遗余力地播撒着微弱的火种,让党的亮光在血雨腥风中一点点蔓延着。1931年4月5日凌晨,28岁的刘晓浦与26岁的刘一梦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

在沂蒙大地,拥护党的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燕翼堂”的优秀儿女,在山地,在平原,在沟坎,在河边,在崮顶,在地窖,印册子、贴布告、发传单,真理在秘密传播着……

正是对丑恶旧世界的痛恨,使这些仁人志士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惜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宣传我们党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他们就是要以自己决绝的态度警醒世人,誓当旧世界的掘墓人,甘做“新主义”的殉道者。

党的力量在于组织。随着党的主张的传播,沂蒙大地各级党组织悄然成立着:1927年春,沂蒙山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沂水支部建立；1928年10月,沂南第一个党小组——依汶镇朱家里庄党小组成立；12月,沂南南乡区委成立……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了沂水、苍山、龙须崮等几次较大的武装暴动,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尝试。

1937年秋,山东人民以悲愤的眼光看着韩复榘率部逃出了山东。日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有记载的就达200多次,其中1938年4月,日军连续10天屠洗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

在这危急时刻,是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的气概,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哪里的群众有危险,哪里就会有八路军的身影。人民军队时刻为人民而战,始终与群众生死相依。

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不只是用嘴传,而且是用生命来“说”。1941年12月19日,上午8点多,日伪军1000余人分两路包围了沭水县渊子崖村(现属莒南县),村民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有147人牺牲。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八路军山纵二旅五团和县大队、区中队赶来增援。为解群众之围,部队将日军引向村外,在村东的小岭上与之激战。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冯干三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展开肉搏,连续砍死三个鬼子,自己的腹部被鬼子的刺刀戳穿,肠子流出体外,鲜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就在他用最后的力气举起手中的大刀之时,五六名凶残的日军将他团团围住,把罪恶的刺刀同时刺向了他。收殓战士遗体的时候,在场的群众无不放声痛哭。“冯干三他们是为了咱死的,要没有那些八路军,俺这个庄就没了。”渊子崖幸存者、92岁的林凡珍说。

在渊子崖村北矗立的烈士纪念塔虽已历70年风雨,但镌刻在红褐色石碑上的村民和八路军战士的英名历历在目。这座纪念塔,铭记着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血肉之情。

1944年8月,厉家寨上千名群众在大山一带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八路军115师686团第1营“何万祥英雄连”奉命救援。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英雄连”与20余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了整整一天。群众安全转移了,但“英雄连”30多名干部、战士从此长眠于大山一带。其中五班的战士子弹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

晓喻党的主张,想尽一切抓文化,办报纸,办学校。为用先进文化武装和建设部队,我们党创办了抗大一分校、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战士剧社等,办起《大众日报》、《前卫报》、《战士报》、《山东画报》等报刊。

在沂蒙老区采访,无论是在纪念馆、展览馆,还是教育基地、烈士陵园,到处都有《大众日报》的影子,或是泛黄的版面,或是珍贵的照片,或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编采人员留下的遗物。可以说,《大众日报》这张鲜血染红的报纸,是大众觉醒的“日记”。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尽快创办机关报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一天,在沂水王庄的一间土屋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旧桌子旁,跟着唯一懂得编辑业务的匡亚明一起学习,有的编稿,有的画版样,有的拟标题。

匡亚明提议大家讨论一下报名,并率先发言。他说,我们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我看,就叫大众日报吧。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听后说:“很好,就叫大众日报吧,名副其实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这张深镂“大众”印记的报纸,就永远与人民大众在一起,七十多年来,方向不改!

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庄严宣告了要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凝聚起统一抗日的伟大力量。开明绅士徐丁谊,原是老同盟会员,在儿子徐相南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他也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在儿子牺牲后,他把儿子的遗体放在一个闲院子里不埋,并发下誓言,“共产党不胜利,就不给儿子出殡”。他先后把三个不满16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并动员两个外甥参战。

沂南县朱家里庄开明绅士杨次章,坚信共产党走的是大道,坚信“大胡子”马克思。1938年12月,中共沂水五区区委在他家的柴园里成立,他的家成了区委活动中心。长子杨荫田、次子杨云田先后牺牲。沂南县政府在朱家里庄召开追悼大会,杨次章在会上说:“荫田、云田是为人民流的血,他们的死,是我和全家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

“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决不含糊其词。心系百姓安危,群众能不拥护?所以,在沂蒙根据地,人人坚信共产党能成大气候,无论是乡绅还是贫民,只要在心里扎下了根,九头牛也拉不回。”沂水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74岁的窦宪诺说。

 

给人民带来实在利益

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对记者说,沂蒙根据地12年,让我们党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巨大魅力,也让我们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展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施政模式。虽然中央机关没有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一直处在艰难困苦战火连天的境遇中,通过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使这里的老百姓认识了党、了解了军队,形成了勇往直前跟党走的精神,也就是沂蒙精神。而她的本质,是干群血肉联系,军民鱼水深情。

1940年7月26日,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召开了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而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1941年1月22日,《大众日报》又发表了《县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让群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得到旗帜鲜明地宣示。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举出的会长范明枢是党外人士,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是国民党抗协代表。“当时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普遍采用了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构成比例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三三制及三三制政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运用,这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其意义不可低估。”临沂市委党史委原副主任刘兆东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意。

1941年前后,在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在根据地村级政权中,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牛倌区长。“由于农民不识字,就创造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选举方法,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豆选’的办法。选民们对自己手中的那粒豆子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方法非常原始,但它却能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临沂市委党史委编审唐士文说。

历代王朝对老百姓都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广大穷苦百姓没机会读书,成了睁眼瞎。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打破了这一束缚,高度重视学校教育,让老百姓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当时,实行的是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战时教育体制。到1941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小学7000多所,学生41万余人。这些孩子回家后又当小先生,教他们父母识字。另外,在农村,广泛开展了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文化,“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的学风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1946年11月5日《大众日报》报道了根据地老百姓学文化的热潮:“费县、沂水、莒南等县已有四百余处学校转给农民自办,农民欢天喜地打锣鼓扭秧歌,赶着小毛驴到处争聘老师,求得文化翻身……”

先进分子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最大多数、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之中。如何唤起广大民众?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山东,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减租减息、给雇工加薪决定。

刘兆东说,具体办法就是“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经过一系列工作,减租减息最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以高粱为例,“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这样以来,人心向背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政策和最广大群众的利益真正结合起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我们在莒南县大店群众工作展馆看到一组数据,1942年山东根据地(鲁中、滨海、胶东、清河4区)减租1.83万户,减租土地39.39万亩,减租额620.72万斤,减息款11.19万元,增资额2.30万元,增资粮929.40万斤,增资人数3.94万人。

为切实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共精简机关人员3万多人,其中精简党的机关人员和政府机关人员分别达到52%和46%。

抗战胜利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则使人民和党生死与共的关系更加牢固。当时参与沂南县依汶庄土改的李子超同志曾写了一首《土改有感》:铁树开花明了天,农奴奋起把身翻；印章到手抓枪杆,土地还家焚债券；重铐长镣全打碎,陈规旧制尽更弦；红旗指引光明路,团结一心永向前。

我们在沂南革命纪念馆看到一块展板,展出的是曾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的美国人韩丁对“翻身”一词的解读。韩丁在1948年作为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他后来写了一本书《翻身》,在序言中他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记得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写到一个情节:支前的民工看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回到村里,他们都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会对村民说:“‘人’是什么?就是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支前民工朴素表达的,就是翻身的感觉。

生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必须以群众利益为本位,让群众得最大的实惠,因为只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

“依靠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所在。正如毛泽东常用的一个比喻‘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怎么依靠?就是群众工作必须行之有效。”山东社科院副研究员韩冰说。

就拿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来说吧。这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规模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大有“老虎啃天,无处下手”的感觉。怎么办?刘少奇同志引导大家探索出“中心突破”法。中共山东分局首先确定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两县为“双减”实施中心县,组织了由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工作团,分别到莒南县的仕沟区、筵宾区和临沭县的大兴区、蛟龙区进行试点,干部入村时,首先安排一个人与保长配合,对地主士绅进行统战和宣传,解释减租减息不妨碍他们的利益,并绝对强调交租交息,其他几个人则去做佃户、雇工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细致,做到万无一失。取得经验后,在沂蒙根据地全面展开。据统计,到1944年,开展减租减息村庄占到沂蒙根据地的63%。

利用报纸指导工作,刘少奇同志作出了榜样。他当时专门到大众日报社,找到社长陈沂同志,具体商洽了有关“双减”的宣传事宜。少奇同志曾给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写了一封关于农救会工作的信,为给山东提供农会工作方面的借鉴,他把这封信重新修改后,以一个普通撰稿人的身份给了《大众日报》。1942年6月10日,《大众日报》以《盐城农救工作经验》为题刊载了此文,6月19日,应刘少奇的介绍,《大众日报》又刊载了《盐城县农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等材料。这些文章,成为山东减租减息运动的好教材。

为响应少奇同志的指示,大众日报社将报社机关迁出分局机关,搬到莒南县洙边区壮庄,一方面派出机关同志,换上群众服装,亲自参加驻地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大力报道减租减息运动。从5月1日起到7月4日两个多月内,发表社论17篇,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同时,发表有关运动的报道117件。

发现典型、典型带动,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有效手段。

《沂蒙山小调》的词作者阮若珊2001年去世,在2000年底和2001年初她跟老战友王杰有个谈话,深情回忆了在沂蒙根据地的生活。她说:“在抗战胜利前夕,准备大反攻、动员大参军的日子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莒南县刘家扁山一段动员参军的动人故事(说的是村干部刘纪湘带头报名参军,他的父亲、妻子、丈母娘激烈反对,最后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耐心开导下,又高高兴兴地送刘纪湘上了前线)。我们全团人马,编、导、演、舞美,所有人员进驻这个山村,和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近半年的深入体验生活……最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由李林、贾霁执笔创作出《过关》这出话剧。演出后,在山东解放区引起轰动,对‘准备大反攻,动员大参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群众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更是万分明白,不仅看你怎么说,更看你怎么做。只有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入手,才能一点点地融入群众之中。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机关、直属队和343旅686团2000余人进入鲁南地区。进驻苍山县大炉村时,一些地方群众因为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关闭寨门。八路军就在寨门外休息,老百姓在围墙上观察这些兵,他们怎么不砸门?有大胆的农民看到战士干裂的嘴唇,就用绳子把水桶递下去,让他们喝。他们发现这些兵不是“老总”,慢慢地,他们把门打开了。

刚开始指战员帮农民收庄稼,群众害怕抢占粮食而婉言谢绝。后来,群众看到八路军收完庄稼不但不要,还捆好送到家里,渐渐地就消除了疑虑。当地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发动群众,首先要团结乡村开明绅士,团结觉醒早的农民。通过他们的影响,再影响更大的群体。

万春圃,1882年生于苍山县上大炉村,家中拥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他为人耿直,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到达抱犊崮山区后,罗荣桓政委就住在他家。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淡饭,就特意让夫人炒了一盘辣子鸡丁送去,罗荣桓得知后,立即让妻子林月琴拿出钱来让通讯员拿过去,并叮嘱要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万春圃产生误会。共产党的仁义打动了他,让他慷慨打开粮仓,砍伐松林,还动员其他绅士陈毓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人,捐粮献款支援八路军。其中陈毓山一次就拿出五万斤小麦。“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要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争取民族解放就必须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动员起来……”这是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女委员、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的陈若克烈士的话。

我们在沂南县发现了《山东省联合大会史料汇编》,其中有1940年8月14日早饭后、15日晨6时至下午5时,陈若克作《妇女工作新任务》的报告。时年陈若克21岁,报告4万多字,当时参加会议的记录者评价说,报告“实际模范例子甚多”。

我们仔细读完全文,感觉陈若克对山东妇女工作太熟悉了,没有一句套话、空话。我们的干部就是从最具体实在的事做起:发动妇女,做军鞋、摊煎饼,照顾伤病员……

陈若克讲了两个生活气息很浓的细节,是发动妇女的非常形象的说明——

鲁西有些迷信老太太组织善人救国会。“经过工作同志去耐心地说服,把她们念的佛学会一些,灌输以抗日的内容,讲给她们听,引起她们的觉悟；更抓住她们中的领导人物,加强对她的说服教育(如有些大善人出去讲道时,就说‘过去我们烧香行善是慢板,现在打鬼子是快板’)。迷信组织就被改造了。”

“一贯道本是汉奸组织,为我们妇女同志利用。经过耐心艰苦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抗日的团体。为了进行这一工作,我们同志曾去赔(陪)那些老太太在黑屋子里跪一天,用她们的理论改作抗日的理论,说‘鬼子汉奸乱世,八路军来救世’。”

这些几十年前的工作方法,对每位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对我们做好群众工作仍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群众工作事无巨细,能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才能达到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效果。

 

赢得民心的公仆情怀

西方记者爱泼斯坦曾记下他在根据地看到的难忘的一幕。一位老农慈爱地拍打着出身贫苦的年轻县长的背对他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鲜大粪呢?”爱泼斯坦感慨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我们翻看史料,经常看到爱泼斯坦述说的情景,比如沭水县长王子虹背粪筐,拾粪送群众,为参军青年抬花轿；比如莒南县委书记杨心培的家当,是一只小皮箱,一条补丁毛毯……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沂南县党史委副主任郑国华说,在战争年代,徐敏山的名字家喻户晓。当了18年牛倌的他,1939年当选为岸堤村村长,1940年4月,他当选南沂蒙县九区区长,被誉为牛倌出身的好区长。1941年大扫荡的时候,他领着民兵,60天打了72场仗,鲁中区党委嘉奖他为“战斗英雄”。他曾大义灭亲,自己的姑表哥当了汉奸,他一枪将表哥击毙。他对敌人恨之入骨,对百姓却心细如发。1945年,他住在朱家里庄,房东家有60多岁的老太太和七八岁的孩子。有一天机关吃水饺,那时除了过年之外,很少能吃上水饺。在吃晚饭前,他对房东大嫂说,我饿了,你给我两个煎饼吃好不好?大嫂很奇怪,平时徐同志从来不随便伸手要东西啊?她马上给他拿来煎饼,他很快吃完了。一会儿,同志们给他拿来两碗水饺,他立即把水饺端到大嫂面前说,这两碗水饺给大娘和孩子尝尝。大嫂推辞说,你轻易吃不上水饺,我们怎么能吃你的水饺呢?徐敏山说,我不是吃过饭了吗?大嫂会意地笑了:“你真是个好人!”

王东年与王尽美是同村同族,都是莒县北杏村人(现属诸城市)。1941年1月1日,他当选为莒南县的第一任民选县长。当上县长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朴素:冬天头戴黑毡帽,上身穿一件粗布棉袄,下身穿的是肥大的棉裤,腰束一根布绳,脚穿芦草毛窝子,被人们尊称为“庄户县长”。他生于殷实之家,却很能吃苦。当时机关伙食困难,他就让勤务兵将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掺着蒸饼子吃,饼子有股刺鼻的味道。他拿起来,一边吃一边说:“别去想,往下咽。”大家见县长这样,也纷纷拿起饼子来吃。

1941年秋季歉收,冬旱无雨,加上敌伪“扫荡”,地主恶霸盘剥,造成次年春荒,大多数穷苦农民揭不开锅。王东年写信给老家,将祖林中上百年的大柏树全部砍伐,做成一条船,到日照海边卖了200块银元,一部分交给县政府伙房,其余部分全部救济了灾民。

王东年给老家的信,很感人,信中说,群众选我当县长,我就要为群众支撑起这个家,我虽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群众的信任……

区长、县长视民如伤,与群众心贴心。我们的高级干部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一张1943年11月的老照片,这是滨海区在莒南县坪上村举行生产展览及劳动模范大会后,省领导黎玉跟劳动模范的合影。前排坐的是戴着光荣花的劳模们。

黎玉在哪里?根据图示,我们看到他在最后一排从左边数第六位,是站着的。当时黎玉是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如果没有图示,根本看不出谁是领导来。

黎玉可是了不起。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打响了山东抗日第一枪。1938年4月,作为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亲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正是听了黎玉的报告后,才决定派大批干部去山东。

黎玉从延安回山东后不久,中央任命郭洪涛、朱瑞同志相继为山东分局书记,他为委员；以后罗荣桓任书记,他为副书记,职务的变化,都毫不影响他的工作热情。土改复查中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判、打倒。许多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他淡淡地说,面对敌人进攻,我们内部能互相打起来吗?自己委屈事小,革命成功事大!

在莒南县群众路线教育陈列馆,有一张“朱瑞拉犁”的油画。莒南县党史办主任陈庆堂讲了这幅画的故事:1943年春天,山东党政机关住在洙边区三界首村,朱瑞、黎玉、肖华等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去帮助春耕。有个同志说,老朱,你是分局书记,你扶犁吧。朱瑞很倔强,拿起绳子就拉,结果,拉了半天犁,褂子拉碎了。回家后,没有衣服穿了,怎么办?夫人潘彩琴(陈若克牺牲后,朱瑞跟潘彩琴结婚)用床单给朱瑞连夜做了一个褂子,让他第二天穿着去开会。

军有军令,政有政规；规矩约束,毫不含糊。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0年10月8日下达《关于公布各级政府用费开支标准的通知》,11月7日发布《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1942年2月7日作出《关于招待会餐等费之决定》。我们看到,1942年6月16日,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贪污田赋税收公款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军用代办股长贪污1340元,经审理后,二犯被鲁南专署判处死刑。

记者看到一份《山东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规定非常具体,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不让马啃树皮”。

老家沂水县的退休干部杨立勋说: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八路军的活动特点是除了小股便衣和探子(侦察员)都是昼伏夜出。我父亲经常在夜间忽然听到满村的敲门声,同时不停地喊着“老大娘!老大娘……”这就是八路军来了。于是各家起床开门,腾房子,借被褥,让土炕,支门板。天亮以后,战士们都要把街道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各家水缸的水挑满,这叫“满缸运动”。部队出发时,都要派人与房东告别,征求意见,表示感谢,并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

1940年7月,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作为代表,出席了山东各界人民联合大会,并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他在会上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严防群众领袖的自高自大或自满,严防其脱离群众、防止其新官僚主义的生长。要使得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都能够正确的了解:在你能够代表群众、为着群众的时候,群众可以将你高高的举起；但是当你脱离群众、不能为着群众的利益的时候,群众也可以重重地将你放下。”

鉴往可以知今,追先为了怀远。联系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如水覆舟。每一位参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不可不深长思之。

 

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下)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这是沂蒙人民与党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最生动写照。

这响彻在蒙山沂水、飘向神州大地的钢铁誓言,这穿越历史时空,从革命战争年代传来的深厚情怀,震撼着每一位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的心灵——只要我们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模范实践党的群众路线,那么人民,像大地滋养万物一样滋养我们的人民,就会倾囊而出,甚至毁家纾难,支持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形成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洪流。

一场民心的较量

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放置于第一位的“国之重宝”,这是两支军队较量、决定最后胜负的定盘巨星:民心。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都深深明白:只要我们永远拥有民心,那么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永远站立在大地上一样,永远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让我们从两场战役说起。

孟良崮战役,国民党投入兵力45万,共产党投入27万；

淮海战役,国民党投入兵力80万,共产党投入60万。

这两场战役都已过去60多年,相信不会再有人仅从这组数字就判断战役的胜负,理性的人更看到了这组数字:

孟良崮战役中,在27万解放军战士背后,是92万支前大军:临时民工69万,二线常备民工15.4万,随军常备民工7.66万；

淮海战役中,在60万解放军战士背后,也是百万支前民工。

这是一组反映民心所向的数字,这是一组最终决定战役胜负的数字。

美国记者赫伯特·安布德看懂了。他在观察孟良崮战役之后说:我预言共产党将要取得胜利。

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看明白了。他在淮海战役被俘后,对我军将领感慨道:都说淮海战役是共产党60万军队打败了国民党的80万。你们何止60万,光支前民工就上百万啊!

这就是战争的规律,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们看到一张老照片:画面上,仅是一座石头垒成、苇草当房顶的尖顶圆形小屋。实话说来,这张照片拍摄的景物一点也不美。它是当地老百姓当时的住房,被称为“团瓢”。然而就是这简陋的房屋,却见证了老百姓对共产党军队的拥护,见证了民心所向。

那还是在孟良崮战役打响前夕,一支解放军部队赶到了天马山脚下的黄家峪村,部队由于长途行军,没有顾得上吃饭,村长李在修赶忙组织村民筹粮,给部队送去。然而,部队找不到做饭的柴禾——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山石。怎么办?李在修二话不说,回家拆了自家的团瓢,把木头和苇草送给炊事员烧火。他说:支援前线,俺不怕倾家荡产,等解放了,咱再盖新的!

在他的带动下,黄家峪的村民们纷纷拆掉自家的团瓢……

所谓“安居乐业”,自古“安居”是老百姓第一位的大事。然而沂蒙山的农民,却把自己居住的房子拆掉,给解放军烧火做饭。古今中外,这样的事能有几多?

1948年冬天,沂源县悦庄镇张家庄村的支前模范徐建珍,带领15名村民,推着满载粮食的独轮车,星夜兼程赶往淮海战场。送粮的里程有八九百里,每人自带的10斤口粮很快吃完了,怎么办?有人提出,从车上取些粮食到附近村里换点吃的。徐建珍严词拒绝:“这是军粮,杀敌的粮,就是去要饭,也不能动!”

历史上一幅罕有的画卷出现了:身边是成车的粮食,推车的人却到村里去要饭吃。

在此不禁让人想起辽沈战役中的一个故事:人民解放军行军至老百姓的苹果园中,任是多么口渴也不伸手摘苹果。

老百姓正是看到了这点点滴滴桩桩件件不侵占老百姓一针一线一草一木的事情,才从内心里认可了共产党,才有了一路要饭给共产党军队送粮食的故事。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应该铭记的真理:只要我们党真心实意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是忍饥挨饿也会拥护共产党。

让我们看看故事的后续: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军队断粮停炊,为争夺给养相互殴斗、火并,甚至挖棺木为柴、杀战马充饥。而有山东人民大力支援的解放军粮足菜香、兵强马壮,战役结束时,解放军前线还有余粮2200万公斤。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们还看到一幅油画《火线桥》:连天战火中,32名沂蒙妇女挺立在河水中,肩扛自家的门板、床板,让子弟兵们从她们的肩头大步跑过。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人桥”。领头者是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那还是在孟良崮战役刚打响时,李桂芳接到紧急通知: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部队很快要通过。可是,当时一无桥腿、桥板,二无钉子、大锤,三无健壮劳力——男人们都已上前线送军粮、抬担架去了……怎么办?架“人桥”!很快,女人当桥墩,家里的门板当桥面。这32名姐妹中,有的身怀六甲,有人因此留下残疾,终生不能生育。

开始,部队怎么也不忍从姐妹们的肩头踩过。李桂芳带领姐妹们齐声喊:时间就是胜利,过河要紧!当最后一名战士通过之后,姐妹们累得瘫倒在沙滩上。

一位战士用火柴盒记下了李桂芳和另一名组织者刘曰梅的名字。第二天人们发现,从汶河通向孟良崮长达10多公里山路的土坎上、岩石峭壁上,到处刻着“李桂芳”、“刘曰梅”的名字。

战争之残酷,本不该加之于老幼妇孺。但在沂蒙山,这里的女人却毫无惧色,义无反顾,柔弱肩膀的坚强力量,一样可以不让须眉。不用发更多感慨,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民心所向,就值得每一名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共产党员颔首沉思。让我们听一听和这个故事相关的“画外音”。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整编74师一位军官被俘后,垂头丧气地对解放军指挥员说:“老百姓为你们抬伤兵、送子弹,你们走到哪里交一张小票票(粮票)就能吃饭,就是女人也给你们做事。我们来了,老百姓就跑得精光,连个人影也看不到,还把东西都藏了,处处和我们作对。”

这些故事足以证明沂蒙山人民对党的拥护爱戴,足以说明在民心的较量中孰胜孰负。

1944年的中国农村,女孩对婚姻大事还是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有抛头露面自选丈夫的,那样会被认为不合礼教、少教养。在“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的沂蒙山区,这种礼教氛围尤其浓厚。然而偏偏有这么一个女孩,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全村老少,她要自选郎君。这个容颜姣好的女孩开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位“郎君”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她这是在拿自己的一生幸福作“注”!

这不禁让人感慨,共产党和她的军队,在女孩的心里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故事的主角是莒南县洙边村识字班班长梁怀玉,她自选的丈夫叫刘玉明。刘玉明家在村里最穷,是刘玉明第一个报名参军,成就了这桩婚姻。在梁怀玉的鼓动以及刘玉明的带动下,当时全村11名青年报名参军。

可以告慰的是,梁怀玉和刘玉明的婚姻很幸福。人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理想,是一心向党的理想让他们互相理解、相互携手。8月16日,我们在莒南县沂蒙根据地群众路线展览馆,见到了梁怀玉和丈夫的合影。凝神望去,依稀可见这位传奇女子眉宇间透露出的坚毅……

在1945年的一张《大众日报》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歌词:“朝阳官庄彭大娘,参军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四儿一女上战场。”

歌中唱的彭大娘,是沂水县朝阳官庄村的模范军属王步荣。在抗日战争中,王步荣送二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她的丈夫已去世,是她自己抚养四儿一女。二儿子在攻打鬼子据点时牺牲了,王步荣擦干眼泪,把三儿子送到区中队,斩钉截铁地说:“俺家老二牺牲了,给部队带来了损失。再把老三交给你们,让他多杀鬼子,给老二和牺牲的同志报仇!”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王步荣又把刚满14岁的小儿子和唯一的女儿送上战场。1944年,王步荣成了村妇救会长,带领妇女们扭着秧歌宣传参军。回到家,她心一横,又把本来要留在身边养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沂水县原党史办主任窦现诺,是当时参军潮的研究者,他对此非常有感慨:“那时候,谁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军,披红戴花,一家子都脸上有光,出门说个话都硬气。有青壮年不参军的,家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共产党得人心呢!你再看看国民党,拿着大洋招兵买马,软的不行来硬的,好不容易就抓几个壮丁,一不留神人就跑了。”

此言不虚。沂南县上高湖村耆老会有个刘心甫会长,是当地的大户。作为老同盟会员的他,也是各方重点争取的对象。抗战期间,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部驻扎在上高湖村,司令于学忠就住在刘家。近水楼台,同盟会又与国民党有渊源,于学忠就劝刘家子弟加入“国军”。刘心甫不为所动,不但自己不入其彀,还把6个儿子悄悄送出去,全部参加了八路军。他说:“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我刘家人只参加打鬼子、救百姓的军队。”

刘心甫成了汉奸的眼中钉。1941年春,汉奸把手榴弹扔进他家,多亏他躲得及时才逃过一劫。第二天,刘心甫当着全村人说:只要炸不死,我刘某人就还跟着八路抗日!

对于沂蒙人民一心爱党爱军,这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八路军主力进山东时不足万人,抗战胜利时达到27万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沂蒙山区20余万人参加革命队伍,10万英烈血洒疆场。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元帅曾写下著名的词作《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临沂蒙阴新泰,峰回路转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陈毅为什么对“蒋军必败”有如此信心?因为共产党和她的军队置身于蒙山沂水的怀抱中,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中,他们接了地气,得了民心。他们史无前例地绘就了一幅苍茫画卷:后方由沂蒙乡亲组成的支前队伍车轮滚滚,前方由沂蒙子弟组成的大军浴血奋战,整个沂蒙山都被动员起来了。大地是他们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他们的铜墙铁壁。

 

人民的深情厚谊

他们世代生活的这片大山,虽然贫瘠,但一旦沐浴春风春雨,就要竭其所能营造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奉献给春天。沂蒙人民,就是这样向“为老百姓办事”的共产党表达着深情厚谊。

在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曾有一幢百年老屋,里面曾住过一位百岁老人——王换于。这个当年于姓人家用两斗谷子换回家做儿媳妇的王家妮子,多少年来像山里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在灶台庭院间默默劳碌。直到有一天,这里走进一群人,他们一口一个“大娘”叫着,抢着扫院子、挑水,一有枪声就往前方跑,要把那祸害老百姓的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更有一个城里来的妮子,长得像山坡上的花儿一样俊,一见面就挽着她的胳膊,不笑不说话,一说话就叫“娘”,和她像亲娘俩一样亲。就是这么一个好闺女,被鬼子抓去了,杀死了。人家一个城里娃,跑到咱这山里来,图个啥?陈若克,你是大娘一辈子的痛!

终于有一天,年过半百的她站到镰刀锤头前,庄严地举起自己的拳头。这个几乎被劳碌和贫穷榨干的生命,从此焕发出沂蒙山石一样的力量。在她的带动下,几个儿女也加入了共产党。

王换于家,曾是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驻地,曾住过徐向前、罗荣桓、朱瑞等领导干部。

1939年,八路军设立了一个托儿所,王换于负责照看八路军领导干部的孩子。第二年,鬼子扫荡,孩子需要转移,到哪里去?她主持开了家庭党员会,主动承接过任务——把托儿所转移到自己家。她把这一决定向八路军领导人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欣然同意。

8月16日,我们在沂南县城见到了王换于的大儿媳张淑贞,年已百岁的张淑贞行走自如,头脑清醒,口齿清晰,

她当年曾参加这一行动。张淑贞说,一家人先是在村后岭挖了一个大地窖,在东山挖了一个山洞,以备形势紧张时将孩子向这里转移。孩子越来越多,人手也越来越不足。许多孩子正吃奶,光靠她和弟妹的奶水远远不够。“我和婆婆就挨家挨户打听,谁家的孩子夭亡了,就动员妇女不要把奶退回去,把队伍上的孩子给她抚养。稍大点的孩子,就给抗日堡垒户照料,就这样安排下去20多个。我们家留了10多个年龄小、体质差的。”

由于生活条件差,奶水越来越少,留下的这些孩子也不够吃了。王换于决定,自己家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同志们的孩子喝奶、吃细粮。“婆婆跟我们说,自己的孩子就是死了,也不要紧,有你们在,还能生养,可同志们的孩子要是死了,恐怕有的就断了血脉了。”媳妇们记住了婆婆的话,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儿子罗东进,陈沂的女儿陈小聪等党政军干部、烈士的42个孩子,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王换于却有4个孙子先后夭折。

对于陈若克烈士,张淑贞记忆犹新。她说:“俺家住过很多八路军女干部,都管俺婆婆叫‘娘’,管我叫‘大嫂’。”陈若克后来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结婚,王换于以母亲的身份,在老屋里为朱瑞和陈若克办了婚礼。婚后陈若克一直住在老屋里。

1941年日寇大扫荡,陈若克已怀孕8个多月,张淑贞和婆婆想把她藏起来,可她说:“我是党的干部,如果遇到危险就藏起来,还怎么号召群众抗日?”她坚决跟部队转移。不久,陈若克不幸落入日军手中。在日军百般折磨下,陈若克早产生下一个女婴。狱中的陈若克毫不屈服,慷慨就义,年仅22岁。刚出生没几天的孩子也被活活刺死。

部队几经周转,冒死把陈若克母女的遗体抢运回来,送到王换于家。那天晚上,王换于带着两个儿媳,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边哭边为陈若克母女做寿衣。第二天,她卖了两亩地,买了口棺材,又将婴儿的遗体单独装进一只小木匣,放在若克的棺材上面,一家人把陈若克母女葬在了自家的菜园里。王换于这是把陈若克当作女儿下葬。

今天我们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重温这个故事,心中依然掀起重重波澜:当年在日本鬼子大扫荡的形势下,王换于一家埋葬八路军的干部要冒多大风险!据张淑贞讲,当时随时有汉奸告密、被鬼子抓去的危险。在今天看来,卖掉两亩地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一个山区人家积攒两亩地是多么不容易,这两亩地是王换于一家的救命地。可他们为了安葬一位八路军女干部,却义无反顾地卖了。

1989年,王换于老人在101岁时告别老屋,谢世而去。

在苍山县,发生了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卖了给八路军买粮食的真实故事。她的名字叫方兰亭。

早在1931年,方兰亭就和丈夫周振苍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1939年秋,担任四县边联县委交通员的周振苍被鬼子杀害,鬼子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村头的炮楼上示众。方兰亭带着满腔悲愤,掩埋丈夫的尸骨。八路军战士对她说,大嫂,您别着急,我们帮你讨还这个血债!方兰亭盯着八路军队伍,一个个青春的面庞都朝向她,她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她把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转化为对人民军队的铭心大爱。

1940年,方兰亭家里住了八路军一个班的战士。粮食不够吃,她又不忍看战士们挨饿,偷偷将小女儿卖掉,换回20斤小米做给战士吃。战士们知道她家已没有粮食,起了疑心。追问下,方兰亭才说出了实情。

一个班的战士,齐唰唰跪在方兰亭跟前,泣不成声。

战士们凑起党费,将她的女儿赎了回来。

电影《沂蒙六姐妹》,是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影片反映了一个普通家庭感人的拥军故事。小男孩臭臭的奶奶,丈夫支前送弹药牺牲,两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个儿媳又上了,抬担架,搭人桥。老人宁愿孙子挨饿,把家里的粮食全部摊成煎饼,充作军粮。

看了这部影片,看了方兰亭的故事,你会想到一点:只要老百姓没被消灭光,就消灭不了共产党,消灭不了共产党的军队。

在沂蒙山区,至今流传着一个寻找“白菩萨”的故事。

1940年前后,八路军山东纵队来到沂南县马牧池乡一带,纵队卫生部长白备武医术好,待人亲,一有空就带着医疗人员跋山涉水给老百姓看病,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纯朴的山里人不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就称他为“白菩萨”。

“菩萨是什么?是救苦救难的。把共产党干部称为菩萨,你说这是种什么感情?”一位党史研究者对我们说。

日军对马牧池一带扫荡时,不知从哪里传出“白菩萨叫鬼子打死了”的传言,四里八乡的群众急了,他们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怎么着也得找着白菩萨。这么好的人,就是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出来,不能让鬼子糟蹋了。”

一幅感人的画面出现了:前方炮声隆隆,七八十名沂蒙山庄稼汉,推着独轮车,迎着炮火向马牧池赶去,哪里的枪炮声最响,他们就冲向哪里,哪里就响起彻天的喊声:“白部长,白菩萨!”正当喊得焦急时,白备武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突围出来了。这些听到枪炮声就紧张的庄稼汉,此时仿佛忘记了周围的炮声,仿佛忘记了正进攻的鬼子,一个个抢着跟白菩萨握手,以山里人特有的大嗓门嚷嚷:“俺说白菩萨死不了,你还不相信”、“谁造的谣啊,敢咒白菩萨,不得好死!”

感受到沂蒙人民深情厚意的,还有一位“廖菩萨”。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散兵游勇、土匪、小混混在沂蒙山到处横行,十几个人就占山为王,一个小山头就成为打家劫舍的山寨,抢粮、抢钱、抢女人,人民不堪其扰。1938年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廖荣标率领部队来到沂南,部队对人民秋毫无犯,还帮乡亲们种粮、收粮、看病,更消灭了祸害人民的土匪。“这不是菩萨兵吗?”不知是谁喊了第一声,这里的老百姓开始称廖荣标为“廖菩萨”。

一段时期,廖荣标身体不好,老百姓挂念起来,给部队介绍民间医生、推荐土方子。史料记载,时任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在一次谈话中说:“老百姓晚上睡觉前祷告,祝‘廖菩萨’身体健康。”

寻找白菩萨、为廖菩萨祈祷,反映了共产党干部在老百姓心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老百姓对他们是多么亲近。今天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重温这些故事,除了看到这一点,更要看到:菩萨在民间是救苦救难的神灵,我们的干部给老百姓做了好事、做了实事,才赢得了这样受爱戴的称号,才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深情厚意。永远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这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

 

一心一意跟党走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跟着共产党走》,是作词家沙洪、作曲家王久鸣在沂蒙山区创作的,创作时间仅是10分钟。有人曾问沙洪:“你是怎样在这10分钟内写出来的?”他回答:“这不是写出来的,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信哉斯言!沙洪正是耳闻目睹了千千万万沂蒙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故事,在心里长久积淀,才有了这一朝迸发。

在省档案馆,保存着目前仅存的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本会刊是王换于大娘一家保存下来的。我们问张淑贞,王换于大娘哪怕还乡团把刺刀架在脖子上,哪怕被冤枉、开除党籍,哪怕这本书几十年无人问津,为什么也要“钻牛角尖”保存它?

张淑贞老人对我们的提问有点不屑。她大声说:“咱们是党的人,跟着党走。党把任务交给咱,那就得完成好,就算是死,也要完成。”这铁一般誓言的源起是,当年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把这本书交给王换于时,郑重的一句嘱托:“保护好这本书,比掩护一个战士或一个干部重要得多。”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双极普通而又极不普通的布鞋。这双布鞋也有一个传奇经历,它记载着一名沂蒙山妇女一心跟党走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历程。还是姑娘时的蒙阴女子郭云英,赶上了解放战争的洪流,她在16岁时,就和姐妹们一起做军鞋。三尺土布、一条麻绳,一把锥子,一把剪刀,常常是数着星星、借着月光做到天亮。到21岁出嫁时,这个瘦弱的姑娘做了300多双军鞋。

郭云英做最后一双军鞋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已经响了,也就一直没人来取鞋。但她明白这是给队伍上做的,咱是跟党走的人,要一直等党派人来取。这双鞋就这样被保存到柜子的最底层。孩子们问过,老伴也要过,但她从不为所动。上世纪80年代,一位文史工作人员来到郭云英家。当年豆蔻年华的沂蒙山女孩,已是华发满头的六旬老人,她用颤巍巍的双手,翻箱倒柜,取出这双比她孩子的年龄还要大的布鞋,请对方转交给部队。

这双鞋被送到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蒙阴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作义对此很有感慨:沂蒙人淳朴,也很倔强,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条道走到底。只要跟定了共产党,哪怕付出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他们也绝不回头。

在蒙阴,还有一位传奇女子,她叫李凤兰。解放战争时期,李凤兰的未婚夫王玉德参加了解放军,眼看定好的婚期临近,未婚夫始终没有回来。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家里人犹豫了。最后李凤兰自己拿主意:既然跟定了王玉德,早结晚结都一样,那就先结,结了婚能让他在战场上安心杀敌。

和谁结婚?奇特的一幕出现了:李凤兰和嫂子抱着的一只大公鸡拜了天地。

嫁到王家后,李凤兰跟着公婆耕田种地,摊煎饼,做军鞋。直到解放后,她才得到丈夫牺牲的消息,自始至终,夫妻俩未谋一面。纵是如此,李凤兰仍是给公婆养老送终,领养了两个孩子,终生未嫁。

在中国历史上,曾不只一次上演过女子和公鸡拜堂成亲的故事,那是在封建礼教下、在妇女被压迫的时代,女人不得已作出的选择。然而,沂蒙女子李凤兰却主动与公鸡拜堂,拜堂后纵是与丈夫不曾谋面,也终生不悔,孤独走过60年。

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这样做?听听她那质朴的话语吧:“俺丈夫参加的是解放军,跟的是共产党,俺就要守住解放军的家,给解放军的父母养老送终!”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讲要坚定理想信念,难道不应从这位沂蒙山女子这里得到一点启示吗?无论是什么年代,她那种对信念的坚守,总是让人尊重和钦佩的。

沂蒙儿女明白,守好军人的家,守好党和军队的人和粮,就是守住了胜利和希望。1941年11月,日寇包围沂南县五空桥村,抓捕了掩藏八路军35万斤粮食和30多条枪的村长刘世矩。为了逼他说出所藏的物资,日寇先是将他暴打一顿,再放进铡刀恐吓,如此重复了三次,刘世矩愣是没吐一个字。事后,刘世矩得了个“三钻铡”的绰号,他说:“就是让我下半辈子躺在铡刀上,鬼子也休想得到一粒八路军的粮食。”

1939年的第一天,山东有史以来第一张共产党和人民的报纸——《大众日报》,诞生在沂水县云头峪村。8月20日,记者来到云头峪,大众日报社老房东刘茂菊老人的儿媳狄元梅,为我们打开了这座宁静的小院:正面是三间瓦房,东面则是两间老房,石头墙,草屋顶。狄元梅说,这两间房原本是公婆的新房,干村支部书记的公公牛庆禄听说大众日报社要找一间隐蔽的房子当印刷所,便和刘茂菊商量,主动将新房腾出来,搬到堂屋和老人同住。

“当时印报纸是严格保密的,几乎每天晚上我公公都在院外站岗放哨。”狄元梅说,六个月之后,印刷所搬走了,但他们却对这段历史念念不忘。“我婆婆在世时经常提起当年的事情,每次说起来精神头就特别好。”1991年,报社给狄元梅在小院旁边修了新房,但她始终割舍不下那两间老房,每隔段时间就来院子里打扫一下,拔拔草、扫扫灰。

此后,大众日报社先后转战沂南、莒县、莒南、费县等老区的100多个村庄,每遇险境,就有乡亲挺身而出。为掩护报社员工和器材,160多位沂蒙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8月22日,我们来到此次沂蒙采访的最后一站莒县夏庄镇,在这里的红色群落影像展馆,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一进入展馆,437位夏庄镇建国前老党员的照片,像一股股激荡岁月的红流扑面而来。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壮观的红色群落。

镇党委书记邓兵告诉我们,夏庄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当年当兵、入党的聚集地,当时全镇域人口仅1万多人,入党的就有1600多人!照片中的老党员,如今健在的还有148人。

展厅的中间有一面墙,墙上贴满了400多位老人当年的入党申请书。看着这些有些发黄的表格,看着上面并不规整优美的字体,甚至是一两句简单的语言,不由得让人热血澎湃。它们表达着沂蒙儿女在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抉择,表达着沂蒙儿女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莒县是“毋忘在莒”典故的出处所在,说的是春秋时齐国公子小白,曾逃难到莒国,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回国继位成就大业,是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一次君臣痛饮,齐桓公尽显得意之气,其师傅鲍叔牙奉杯而进曰:“使公(齐桓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

党中央部署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省委将沂蒙老区确定为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艰苦岁月,不要忘记当年在沂蒙老区形成的群众路线好传统,在新时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继续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毋忘在莒,毋忘沂蒙!

责任编辑：于川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09/7327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