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

 

演讲篇

赵启正 中国梦想，国际分享

周明伟 用国际眼光讲好中国故事

舒乙   让世界了解可爱的中国

对话篇

主持人袁鸣 （上海人民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各位来宾，下午好！第二届公共外交对话会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64届文化讲坛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让我们一起欢迎：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冯国勤，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周太彤，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第11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吴幼英，中央外宣办研究室副主任季星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全场鼓掌）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度在增加，利益融合不断加深，当然摩擦也在不断增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秩序当中也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如何更好地践行我们所选择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要求。如何来向世界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文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因此，今天三位在公共外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嘉宾，将就“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这一主题阐述他们的思考。各位与会者还有机会就此主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对话。

下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三位嘉宾到台上就座。有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上海公共外交协会顾问赵启正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先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舒乙先生。（全场鼓掌）

首先，有请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太彤致辞。（全场鼓掌）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太彤:

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谨代表上海市政协，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全场鼓掌）

公共外交对话会,是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在2012年创办的一项富有创新、很有特色的活动。去年2月，在第一届公共外交对话会上，多名资深外交家应邀与上海企业家就“走出去与转型发展”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第二届公共外交对话会在此举行，精彩内容令人期待。

这次对话会有如下特点：

一是议题相关。建设文化强国、推进公共外交，都是党的十八大强调的重大战略任务。将这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探讨的空间非常大，对实际工作会有启迪和帮助。

二是时机恰好。当前，上海正处于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8月下旬，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国家和上海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包括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举办 “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对话会正逢其时。

三是嘉宾层次高。其中，赵启正主任是我们的老领导、公共外交领域的权威；舒乙先生是名门之后、著名作家、文化大家；周明伟局长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主管部门的领导，是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专家。嘉宾同台交流“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可以想见，必然是议论风生、引人入胜。

四是对话会首次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品牌活动“文化讲坛”联手举办，有利于提高活动质量和效果，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

五是参与来宾多。出席今天活动的有政协委员，有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员，有政协之友社社员。通过交流，将使大家对文化建设、公共外交有更深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履职建言，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参与活动的还有文化讲坛的忠实听众，有旅游、文化系统的代表和大学生代表，来宾覆盖面超过以往。

六是媒体高度关注。很多媒体都派记者到会采访，通过新闻报道，将使活动产生广泛影响。这对于增强广大公众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公共外交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我相信，今天的对话会一定能取得圆满成功，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借此机会，我也希望各位来宾关注、支持和参与上海市政协的工作，包括市政协开展的对外友好交往和公共外交活动。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为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袁鸣：谢谢周太彤副主席的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致辞。有请！（全场鼓掌）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

尊敬的全国政协常委冯国勤及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由上海市政协主办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64届文化讲坛，荣幸地邀请到了赵启正、周明伟和舒乙三位嘉宾，为我们讲解“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并请著名主持人袁鸣主持今天的文化讲坛。我谨代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感谢他们拨冗光临，感谢市政协的合作支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这是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又一次宏大战略筹划，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了要坚定地走文化强国之路。文化承载历史，文化昭示未来，同时，文化是对外交往融合的重要纽带。在任何时候，文化强国与国际环境的相处交往密不可分，对外文化交流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通过主动扩大影响获得被接受、被认可的过程。为此，以文化传播的方式推进对外公共交往，通过公共交往促进多边对话交流，促进互动性的理解和认识，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之前，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曾经为此作出过一些努力，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与世界10多个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及联合国官员进行过多次文化专题交流。今天，我们也十分期待嘉宾们的演讲交流精彩成功！（全场鼓掌）

（嘉宾演讲结束后，进入对话环节）

■文化有差异，如何跨越过去，就是难点

全国政协委员王向朝：我想请教赵启正主任一个问题。记得您曾经讲过，“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有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您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什么解决之道？

赵启正：谢谢您，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文化性的问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人不能清晰解释。舒乙先生刚才列举24样中华文化元素，也许还不止。

刚才我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世界尊敬，不是因为有钱，不是因为军事力量多强大，而是因为人家喜欢你的文化、敬佩你的文化，从而尊敬你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还不大认同。

我们的书法艺术那么优秀，但是要让外国人懂却很困难。我曾经请不同国家的人来评价某一幅中国书法。我说，您看了这个以后有什么感觉？有人说，挺好的。我说，好在哪？有人说像一个图案，有人说像一幅抽象画。说来说去，因为他们不认识汉字，就沟通不了。而日本人、韩国人中，就有人能够说得很明白，和我们的理解很接近。中华文化传播的困难在于跨文化。文化有差异，如何跨越过去，这就是难点。

周明伟先生是研究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跨文化传播论坛是他主持的，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需要那么专业，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问题。

跨文化传播第一是跨语言；第二是跨信仰，宗教信仰或文化信仰；第三要跨生活方式。比如刚才说到酒文化，各国人民都喝酒，但是文化差异很大。有一年法国国防部长到上海访问后回国，正好和我坐同一班飞机去巴黎。他说这次访问很成功，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不太高兴，就是为什么喝酒的时候要强迫，为什么不喝就不够朋友。（全场笑）我说，中国人认为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多喝才是知己。还有李白斗酒诗百篇，能喝酒的人往往是才子。（转向舒乙）我估计您行。（全场笑）武松“三碗不过冈”，是壮士。我就跟他解释，在我们的文化里，对能喝酒的人是比较尊敬的，因为酒后吐真言，那是真朋友。他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喝多了以后我很难受啊，（全场笑）并且我说话不流利了，会被人笑话，这不是对朋友该有的态度吧？我没办法解释了。

我们的困难在哪儿？就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中，这个“西”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西方。可能多数法国人喝酒喜欢慢慢喝，但是俄罗斯人就又一样了。当年叶利钦到上海来访问，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工作。接待他的时候，我跟饭店的同志说，不要为他准备太烈性的酒，因为他有心脏病。我到机场接他的时候，他先问我，你对我有多少了解？我说，我看过您的自传。他说，你看完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有一个问题，您在自传里提到，您在中学时不遵守校纪，老师建议校长开除您，您却到校长那儿去申辩，结果把老师给开除了，俄罗斯像您这样的学生多吗？他说，不多，就我一个，所以我当总统。（全场笑）他问我还有问题吗，我说，没有了。他说，你为什么不问我是不是酗酒者？我说，这是西方媒体报道的，我还不太确定。他说，告诉你，我不是酗酒者。但是到了晚上，没给他上茅台他不干了。（全场笑）他就问，上海人不喝茅台吗？上海市场没有茅台吗？（转向周明伟）当时你在场，冯国勤同志也在场。然后就给他茅台了，据说是喝了7小杯。后来有人问他的保健医生在哪儿，一看在另外一桌，酒醉如泥，已经趴在桌上了。（全场大笑）

所以酒文化对于各国还不一样，难就难在跨文化上。如果我们不能够跨文化，就会遇到障碍，会好心成了坏心。跨文化不太容易，需要很广的知识面。

至于语言的跨越，不是我学了外语或研究生毕业就行了，还有跨文化的问题。比如，Dragon在字典上对应的汉字是“龙”，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恶的，而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吉祥的，象征权威。有人建议“龙”字译成英语就直接用“Loong”，而Dragon翻译成汉语，不能简单地译成“龙”。谁要是能想出来怎么翻译更好，那在中译史上也算立了一功。

所以，你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跨文化。（全场鼓掌）

■我们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文化信仰

袁鸣：非常精彩！我想再追问一下，跨文化传播确实有困难，要怎么跨过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启正：我想，多读点书，多看点外国电影、外国小说，就会知道多一些，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也可以有所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也要谨慎。

比如，当被问到宗教信仰时，我们的学生经常回答，我没有信仰。人家就很惊讶，中国人没有信仰？那还了得！你只能说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能说我没有信仰。

基督徒的黄金律是，要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美国的传教士问我，你们中国人信什么呀？我说，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哎呀，跟我们的信条一样，太伟大了！他问，这话是什么人说的？我说，孔夫子。他说，孔夫子这个人听说过，但不知道他具体说过什么。可见我们的传播力不太行。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要谨慎些，不要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没有信仰”的错误印象。我们有信仰，只是不叫宗教信仰，可以叫中国人的信仰或者文化信仰。这一条大家要坚持，我们有信仰，要珍惜它，爱护它，发展它，否则，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何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场鼓掌）

 

■文学也好，公共外交也好，都是面对公众、面对百姓的

上海市政协委员安翊青：舒乙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画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这个职务？它和您的其他身份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不同？

舒乙：我跟大家说，年岁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今年78岁。（全场热烈鼓掌）年岁长了以后，也就有了一定的文化积淀，有时候你就可以有很多联想，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别人不见得有，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是天长日久积累出来的。

让我当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时，我非常惊讶，因为从来没想到过；但是既然任命了就上任，跟我原来的工作也是有联系的。

我大学毕业以后的人生经历基本上分成两段，一段是当工程师。我原来是在前苏联学林业化学的，是一个非常窄的工科专业。学成归国以后，想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相关系统，为此工作了25年，终于成了。成了以后就转行，转到文学上去了。那时候巴金先生想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得有人替他做，我就替他做了这件事，后来终于建成了。这件事差不多又占据了我25年时间。这是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工作的结果是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公共外交和我原来从事的这两项工作有什么联系呢？特别是文学跟公共外交的联系在哪里？文学也好，公共外交也好，都是面对公众、面对百姓的。因为写作、研究文学不是自娱自乐，是要给别人看的，基本的读者是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公共外交也有这个特点，它是讲给普通老百姓听的，是呈现出来给普通老百姓看的。

第二，文学也好，公共外交也好，都是关乎心灵的事。怎么讲？就是国家跟国家交往和人与人交往是一致的，首先要建立相互信任，这样才能和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文学和公共外交也有相通之处，都是关乎心灵、关乎精神的。

第三，这两者都是艺术。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艺术性，不是它的思想性。思想性是社论，是各种知识报告，高级文学的艺术性肯定“拔尖”。那么公共外交也是一门艺术，整个外交都是艺术。你在这方面的艺术修养高，就容易取得成功，获得比较大的成绩。

这些是相同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不同的是什么？文学是比较个人的，而公共外交绝不是个人的，它是公众的、国家的。

在这个岗位上摸索着前行，其乐无穷，而且我觉得大有可为。公共外交很重要，它是你的，也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全场鼓掌）

■我们给外国人一个苹果，不要加工成苹果酱，更不要提炼成维生素C

文化讲坛忠实听众：赵启正主任讲过，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有一些西方人士对我们有一种偏见，如何才能使他们跨过这些偏见？

赵启正：我们并不要求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人都像我们的新闻发言人那样满口政治，或者像学者那样满口哲学，那就不需要公共外交了。公共外交要求你在和外国人的接触中清楚地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往往能够打动人，而哲学或政治语言很难打动人。

有一次，印度总统到上海来访问，参观郊区，当地的乡长向他介绍他们乡的建设情况。乡长的语言和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从GDP（国内生产总值）说起，修多少路，做多少生意，建多少房子。听得时间长了，我发现印度总统有点儿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听下去了。然后一行人到乡里的一位农民家里看看，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向他介绍自家的房子，这个房子哪年盖的，这间房是我儿子、儿媳妇住的，那间是我和老头子住的。印度总统问，怎么儿子、儿媳妇住的比你们住的还大？她说儿子是国家的宝贝，儿媳妇是我们家的宝贝，所以一定要住好的。印度总统就若有所思，说了一句，在印度不是这样的。

我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就是你给外国人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就是“中国故事”。这个苹果可能是上海的苹果，可能是海南岛的苹果，都行；但你不要把它加工成苹果酱，更不要提炼成维生素C。维生素C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应该是让人自然而然吃进去的。你讲完之后，让人觉得，哦，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民生活改善得不错，够了。只要求局部的、有限的共识，不要想完全说服对方。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讲身边的故事，善于把你家里的这个苹果慷慨地送给人家。

这是一种文化性质的社会心灵的交往。就像刚才那位农民的家庭故事中，有没有打动人的地方？有啊！这个家庭很和谐，和谐是共同的价值观吧？家庭成员都对家庭比较忠诚，这是共同价值观吧？爱护孩子是共同价值观吧？尊重老人是共同价值观吧？把这些表达出来，对方自然就尊重你这个民族了。（全场鼓掌）

■如果言行不对，不但无助于提高中国声望，反而会成为负向公共外交

解放日报记者王一：请问三位嘉宾，你们认为在公共外交中，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应该怎样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外交的事务中？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赵启正：刚才舒乙先生说了，公共外交协会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对外国人做公共外交，一个是对本国人进行公共外交教育。这个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外国，了解自己，从而讲好中国故事。如果你的言行都不对，不但没起到提高中国声望的作用，反而成了负向的公共外交。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正气，克服物质崇拜，这很重要。

对国内的公共外交教育本身是为公共外交服务的，一举两得。但对国民进行外交教育这部分，本身不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针对外国公民的。提倡公共外交包括两件事，一个是加强对公民的公共外交教育，一个是对外国进行中国表达。

再有一点，你作为记者不是普通的人，作家一本书印十万、二十万册已经很不错了，而你们记者文章的传播面要大得多。你们了不得，好好做吧。（全场笑，鼓掌）

■国家形象光靠媒体塑造是不行的

周明伟：现在国家形象的传播已经不仅仅是由媒体完成了，更多是由很多个体的人，特别是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同外部世界交流的人来完成。

比如说，上海市民就有传播国家形象的责任，因为上海这座城市同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应该说是相当充分的。它的优势不仅是历史积淀，平均教育水平、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都是比较领先的。事实上，这些都有助于构成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一个和谐、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而且应该以人为主体来构成我们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光靠媒体塑造是不行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考虑，我在这个事业中能扮演什么角色。可以说，这种由公民体现出来的公共外交能力和它所发挥出来的作用，是不可取代、不可替换的。因为公关外交最终是人同人打交道，怎么同外国人打交道，这也是中国发展到目前阶段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3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课题，也没有这个机会。50年前更不用谈了。而现在，我们已经如此广泛、如此充分地对外开放，外国人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接触实实在在的中国人——这是最能体现国家形象的载体了。我们每一个公民肩负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我在今天演讲的PPT中本来想写一句话，“上海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张名片”。我的同事说“名片”这个词不好，它就是一个符号，告诉你我是谁，它承载不了上海所扮演的公共外交形象中的各种因素。但是我依然想用“名片”这个词，因为它最简洁地表明，作为一个符号，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责任。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传播中国符号、中国公共外交形象的过程中，上海和上海人有着很大的能量，就像上海公共外交协会这样一个平台一样，会发挥出特殊的作用。谢谢。（全场鼓掌）

■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了，也可能在对外交流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舒乙：我觉得起码有三条可以考虑。第一条就是做好与你自己本职有关的事情，在这些事情里面展现你的作用。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今年我到法国去了一次，是去办我自己的画展。其间我争取一切机会发表演讲，一共才待了8天，讲了5场。讲的题目都非常中性，一点没讲国家大事。我有一次讲“中国现代文学的手稿”，小而又小、专而又专的一个题目，我以为根本没有人会来听，结果来了一大群法国专家。听完以后，他们把我围住，说，我们是第一次了解中国的手稿，非常有兴趣，想到中国去，想看这些手稿，而且想请你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分馆给我们的专家做一次专题演讲。我的本职与此相关，我到法国去讲这个，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年4月，我在日本一家孔子学院作过一次演讲。那时候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我想怎么办呢？就选了一个题目，叫“中国大运河”。一大群日本孔子学院的院长、教授来听，听完了以后给我鞠躬，为什么？他们说现在孔子学院非常困难，右翼攻击我们很厉害，你来了以后不谈政治，不谈中日关系，讲中国大运河，讲中国古代文明，把我们给镇住了。这个演讲长了孔子学院的志气，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可能你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了，你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影响了别人，可能就会在对外交流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二是注意自己的行为。现在中国游客大规模到国外去，出现了很多问题，搞得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个人行为，比如你随地吐痰，随处抽烟，大声喧哗，排队加塞，刻个“到此一游”，在人家喷水池里洗脚等等。看起来这些都是个人行为，但无形中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个人行为到了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国家行为。由于目前我们的普遍行为水准还不是很高，会露怯，会闹出各种笑话，会使人家误解中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出门在外，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行为。

第三，向国外学习优秀的东西。我们虽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文化层面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别人学习。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从近代开始我们还是落后了，有很多东西值得向外国学习。

举个例子，我到很多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名胜古迹参观过，经常看见这些场所里有很多小观众。小到什么程度？不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而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走路都走不太稳，老师一个手拉一个。这样的小孩几乎成了博物馆参观者的主体，我当时非常惊讶，他们来干嘛？然后我突然明白了，从小要长在博物馆，从小要习惯进美术馆。为什么？这是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素质的很好的途径。不是光靠课堂，而是靠有组织地去这些地方，以至于孩子长大后还会无数次地走进这里，还会带着他们的孩子走进这里。这样，社会文明水平会非常高，社会风气也会非常好。这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好做法很多，如果我们出去以后学到了这些做法，回来向政府建议，或者自己努力去做，就特别好。（全场鼓掌）

■不能小看这些“小事”，它们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再多公共外交也弥补不了的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请问周局长，一个理想的公共外交活动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它成功与否？

周明伟：首先，公共外交区别于政治外交的一个很大属性，是它不一定需要依靠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或者靠资源、靠金钱，它主要是靠精神力量，靠对社会各种事物的态度中能够感动别人、影响人的那部分，靠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感染人、吸引人、说服人。这个效果不可能瞬间产生，并且由于外界对我们的价值判断和我们本身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使得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困难。

比如2008年，中国在奥运会这个世界瞩目的平台上作了一次精彩的呈现。不少外国人对中国是知之甚少的，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精彩纷呈、让人感到震撼的奥运，都非常惊讶。还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又让世界看到了很多感天动地的场景。比如那些80后、90后，平时什么家务都不做；但这个时候背个双肩包就到前方做义工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为了提高奶粉的蛋白质检测量，不法商人不惜往里面添加三聚氰胺，损害子孙后代的健康。人家又问，你们的道德水准哪儿去了？

在目前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能说服世界的不光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光是那些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取向。

在这方面，我们真的不能小看刚才舒乙先生讲到的每个个体的责任。就拿“中国制造”来说，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它们就承载着中国符号，它所承载的文化、品质、信用，它本身所蕴含的创意，都是对国家形象的一种呈现。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的形象坏到不能再坏；但是不得不说，“日本制造”和“德国制造”在此后帮两国拉回了大部分的声誉。人们信任德国人，或者某种程度上信任日本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过硬。如果我们对目前“中国制造”存在的信用缺失、假冒伪劣等问题不加以重视，不从国家层面上承担起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的话，我们的国家形象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因此，对于公共外交的评估不能小看这些“小事”。如果我们旁若无人、漠然处之，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再多的公共外交也弥补不了的。谢谢。（全场鼓掌）

责任编辑：董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16/7341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