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纵与横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党的群众路线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而常谈常新。当前，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群众路线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政治口号，它体现在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之中，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反思、认真整改的身边问题。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曾提出过一些“重民”思想和施政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与我党提出并努力践行的群众路线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区别。本期策划是把党的群众路线放到人类历史的大坐标中，力求从纵与横的不同角度厘清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渊源和独特内涵，借以加深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以及现实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点析

以民为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思想，几乎与已知的汉字历史一样古老。从史书上看，早在殷商至西周时期，就有一些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从桀、纣的亡国教训以及现实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观点，意思是说，帝王不用把水当成镜子，而应当把老百姓当成镜子，以反省自身。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提出重民、养民思想。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意思是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应当恭恭敬敬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求信用，节省开支，爱护百姓，役使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

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认为“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意思是说，百姓比国君更重要，得到民众的承认便可能成为天子。他提出了仁政学说，鼓励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以争取民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至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地反映了“民本”思想。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民本”思想有所深化和发展。

西汉时期的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意思是说：所有的治国方略无不以百姓为本，国家、君王和官吏均以百姓为本，国家因百姓而安危，君王因百姓而威侮，官吏因百姓而贵贱。这就是一切皆以民为本。

宋代的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意思是说，天下应干的最大的事情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了。

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其民本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民主因素。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把“天”定义为“民心之大同”，肯定民的“视听明威”作用，即考察政治得失，应以民众的视听为标准；奖励惩罚，应依从民众的好恶；要使社会进步，必须“尽君道以民为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即应将老百姓视为父母作为国君修炼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以及一些开明的封建帝王，从不同的政治动乱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和政权的存亡，因而主张重民、保民、恤民、养民。这就是民本思想的核心。

不过，也有一些帝王是不把百姓放在眼里的，他们认为，君命乃神授。因为相信自己的交椅与百姓无关，也就不关心民情民生了。《晋书·惠帝纪》记载，一次，晋惠帝司马衷在华林园里散步，忽然听到蛤蟆叫声，就问一个身边的侍从：“这叫唤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从回答：“在官家地里叫的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里叫的就是私人的。”有一天，司马衷听说一些百姓因灾荒饿死了，感到很困惑：“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可见他昏聩到了什么程度！对民情一无所知，就更谈不上以民为本了。

 

有些帝王虽然也常把以民为本放在嘴上，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明太祖朱元璋算是一个民本思想的推行者了，可在根本问题上却依然坚持以君为本。他说：“君天下者, 不可一日无民”，“朕闻天为民而生君，君为民而职臣，臣体君心而问民瘼，宜乎职焉”。意思是说，我听说上天就是为老百姓而生的帝王，帝王为老百姓而掌管大臣，臣子们体会帝王的思想情感而关心百姓的疾苦，应该说就算称职了。在君、臣、民三者关系中，他认为，民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

朱元璋的另一番表现，则暴露出其内心深处的两面性。他读到《孟子》中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可以说的话？于是下令，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享用供品的资格，并且不准臣子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就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上书，反对皇帝把孟子打入冷宫，并公开声明：“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下来了，没有处罚钱唐，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但他还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一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全部删去。结果，《孟子》一书被砍掉了85条，将剩下的一百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他又下旨，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封建帝王民本思想的虚伪性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帝王对待百姓的矛盾性在一则“强项令”故事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据《后汉书·酷吏传》记载：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大白天杀了人后，藏匿在公主家里。因为不敢擅自闯入公主府内抓捕，洛阳县令董宣就率人在门外守候。当这个家奴陪公主乘车出门时，董宣便上前拦住公主的车马，大声指责公主的过失，并喝斥家奴下车，随后命手下打死了那个家奴。湖阳公主立即跑到宫内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立即召来董宣，准备用鞭子将他打死。董宣磕头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您姐姐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如果不杀人偿命，您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您用鞭子打死，只求能够自杀。”说罢，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想饶他一命，但需要有个台阶下，即令小太监强迫董宣磕头谢罪。没想到，董宣两手撑地，宁死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过逃犯、死囚，官吏都不敢擅闯家门。现在做了皇帝，难道你的威严还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这时，光武帝想明白了，就笑着说：“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啊。”他下令释放了董宣，并赏赐30万钱。董宣则把赏钱全部分给了手下官吏，从此严厉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不法之人。这则故事表面上反映出的是皇帝对县令的妥协，实际上是对蕴藏于百姓中的正义力量的畏惧。 

 

党的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对比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实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我们通过对比来深入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

一方面，党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相通之处

首先，两者都包含着丰富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内容，体现了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左传》中“天地之间，唯人为贵”的阐述，都折射出了对“民”的重视和敬畏。管仲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程颐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强调的是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寓政于民、与民同乐的智慧。

传统的民本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基础。欲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万事民为先”“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朴素道理，并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统一起来，把自身建设融入到为民解放和为民服务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我们党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主张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成败的衡量标准，从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的制度建党到提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理念，从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到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都把密切联系群众纳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性、民主性内容被传承、发扬，成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一种理论来源和文化底蕴。

其次，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理念，弘扬和改造了民本思想中的进步、合理成分，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超越和升华。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如何对待人，是检验一个时代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志。

古代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历朝历代中国人心驰神往的“清官政治”。清官政治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传达了“廉者，政之本也”的观点。密切联系群众的理念就是对中国古代“为政贵民”思想的扬弃，如把“民为邦本”思想和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重视民众的“为民做主”思想扬弃为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为民执政”思想和依靠民众、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由民做主”思想，把为政富民思想扬弃为“利为民所谋”思想，把清官思维改造成公仆意识；相应地，把基于所谓政治施恩让步的“让民监督”转变为“由民监督”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爱民论”，提出“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传统民本观的樊篱。同时，把传统的“听政于民”发展为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由此相应地形成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实际上超越了“民以君为主”的思想，而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

 

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地、彻底地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人民群众。早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在论述“平民主义”时，便勾画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理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扬弃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实现了对它的超越和升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把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作用加以系统的概括和论述，形成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及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他的思想中的人民性，又全部反映在他的领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主要包括：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向群众负责等等。

另一方面，党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两者的最终目标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把“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邓小平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改革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关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经典论述，显现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胡锦涛则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党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理解人、关心人，把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

比较来看，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为君主政治提出来的，并逐渐异化为御民术。传统的民本思想以肯定和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目的是巩固皇权。尽管在个别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始终没有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孔子说：“古之为政，爱民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官本位的变种，它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主义倾向。古代国家权力的“家天下”属性及“君”与“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它存在、发展的历史依据和动力源泉。统治阶级把民本作为全面论证君主制度合理性、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制造顺民、培养忠君思想的愚民工具和手段。

其次，两者的主体是有差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谛。在当代中国，人民的概念涵盖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而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与“君”“官”相对应的，是属于“君”的子民，处于被统治地位，在社会发展中不具有主体性。孟子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治国策略表述。《周礼》将礼仪制度定格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矩中。统治者害怕“暴民”“刁民”起来造反，但他们也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有目的地加以引导，并作为治病的良药。民本思想强调，君由上天来选择，而不是由民来选择；要君为民做主，而不是要人民自己做主，表达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总之，党的群众路线与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相矛盾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二者都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矛盾的地方是前者承认人民是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主人，后者则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人。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党的群众路线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异同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本质的区别。

“民主”一词是由希腊语的“人民”和“统治或权威”等词演变而来，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民主”一词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公民自治体制——公民大会拥有无上的权力，权力范围包括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务；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司法活动；官员通过直接选举、抽签和轮流等多种方法产生；官员与普通公民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等。民主的定义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含有民主的要素。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这也是他提出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许多思想、实践活动和理论，如探索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探索如何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足等，都是围绕着这一课题进行的。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把是否实行民主看成是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真正治好党、治好国。民主治党、民主治国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

2009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学者黄方毅曾写过一篇题为《“黄炎培周期律难题”执笔人姚维均百年祭》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陪都重庆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先父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先母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在这本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最著名的历史对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主成了执政党的主要课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民主政治的时代洪流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而持续高涨，通过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产生新型宪法，展现了新中国“民主之治”的新气象。

应当看到，群众路线是党内的民主路线，是党内民主的生命线，党内民主必须在群众路线中落实。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以群众路线为主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优势。

还应强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思想路线的提出，有民本思想的源头，有民主思想的影响，更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与西方民主思想也有本质的区别。群众路线体现我党民主政治的崇高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因为任何民主理论、任何民主制度，一旦离开人民群众这个民主主体，都是一句空话。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特色就是群众路线。

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历程、民主实践证明，群众路线不仅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根本保证。群众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本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本质。我们党先后提出“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并以士兵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实践，努力创造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地位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坚持群众路线，使“人民”与“民主”结合为一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先进性。由于坚持群众路线，民主政治理想、民主政治理论、民主制度和民主发展道路实现了一体化，民主政治思想不断体现和实现在始终凸显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国家制度、国家形态、国家形式、治理形式以及运行机制之中，使占社会多数的中下层群众主导和分享自由、幸福、有序的生活。

判断民主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谁是民主主体，谁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为谁服务。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群众路线，宪法明确规定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民主主体。围绕保障最广大、最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体地位，围绕消灭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党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民主制度体系。群众路线成就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成就了更科学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鼓吹的“三权分立”政体，理论上代表全民利益，实际上却很容易被大垄断资本财团及其代理人所操纵。最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这样的民主就不是科学的。

 

利益问题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为了谁的利益、保障谁的利益，可以鉴别出民主的真伪。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党领导国家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和政策，都是努力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而西方执政党来源于特定利益集团，代表和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他们的政策不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出发，而是各个资本垄断集团博弈的结果。我们说，中国的执政党忠诚地为老百姓谋利益，使民主更真实。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之所以坚强有力、之所以不可战胜，关键就在于党坚持了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结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无数事实说明，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的，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 

回望历史：从民心向背看政权得失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可以改天换地，这已被无数史实所证明。正是依靠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通过六十多年前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与结果，就能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国民党一边看

国民党在执政过程中，可以说自上而下腐败透顶，根本不顾百姓死活。毛泽东曾淋漓尽致地抨击过他们：“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情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

面对有亡国亡党之危险的腐败，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并不做彻底解决，而是一方面大肆中饱私囊，一方面还搞什么无关痛痒的“新生活运动”。他大搞特务政治，实行恐怖统治，枪杀爱国人士。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决定毁灭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于11月12日午夜，放火焚烧长沙。熊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有83万居民的长沙城化为灰烬，至少万余人葬身火海。1938年6月6日，日军攻陷开封，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据当时报纸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据统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受灾，近400万人外逃，近9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亿多元。另据报道，总计受灾人口超过6000万。让人民群众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结果仅使日军暂时停止西攻郑州，将武汉的沦陷时间至多推迟了一两个月而已。

国民党在政治上丧失民心，在军事上也失去民意。1948年8月，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蒋介石为挽回颓势，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时不得不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斥责大多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拥有800多万正规军的国民党军队为何屡遭败绩呢？是什么原因使战争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进程与结果呢？

第一，国民党发动内战不得民心。任何一场战争都必须赢得民众足够的同情与支持或者最少得获得一定程度的默认，这场战争才能取胜。八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生产、改善生活，享受抗战胜利的成果。但是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他虽然看到了，却无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了中国，这使他深信军事万能，悍然发动内战。战事未起，国民党首先在民心这个最重要的胜利因素上输给了共产党。

第二，蒋介石没有及时实行民主。蒋介石没有认真想过，他的几万黄埔军为何可以打败上百万的军阀部队，却对付不了数量有限、装备落后的红军？直到彻底失败逃到台湾后，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初他之所以能以几万人的部队打败北洋政府的百万军队，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孙中山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同样的道理，他的美式装备之所以对付不了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是因为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

 

对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张学良看得非常清楚，他曾经感慨地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当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国民党也就陷入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的民心尽失：“‘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的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儿，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根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我们的军队在那儿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对于国民党为何败退台湾，张学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地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张学良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民心尽失。

从共产党一边看

如果说张学良看透了国民党丧失政权的要害，那么，他对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也看得清清楚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儿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34 年1 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场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他强调，要注意“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他还强调：“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给群众谋利益，革命根据地的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为群众修桥、筑路、打井、办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负担；组织起来办合作社、运盐队，活跃城乡经济；帮助群众提高文化水平等等。因为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需，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在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中，鲁中地区参加各种战勤的农民达到500万人之多，直接在战场提供作战服务的有50多万人。由支前民兵组成的40多个“子弟兵团”随军行动；由青壮年组成的战场救护队抬着1.6万多副担架，推着一万多辆小车，华东野战军移动到哪里就跟随到哪里。在淮海战役期间，543万支前民工抱着“毁家支前”的决心，奔走在通往战场的无数条大路小路上，“最后一粒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形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淮海战役中有数十万辆独轮车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支前。陈毅曾万分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由于得到了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大力支持，才使共产党的军队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进行了现代化的战争。老百姓凭什么支持共产党、支持解放军？就是因为共产党分给了老百姓土地，因为解放军保护了老百姓的土地。

回顾建党以来的实践，在处理党群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极为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就有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党领导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受到威胁，党领导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1958 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就是有力的例证——尽管我们党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反修防修，但脱离实际就必然脱离群众，其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

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使我们党活力四射；只有充分依靠群众，才能使我们党稳如泰山；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使我们党万古长青。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责任编辑：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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