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年耗3亿申遗”还得三思而后行

 

【文化产业案例】

【事件介绍】

巨资申遗与争当“贫困县”

花费数亿元“申遗”与争当“贫困县”可谓“异曲同工”，背地里打的都是经济算盘。这样的“申遗”值得警惕，这样的观念会让文化保护南辕北辙。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中国区主席陈平做客“金沙讲坛”，讲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她透露，为了申遗，中国各个地方每年总共要花费约3亿元，各地应该冷静看待世界文化遗产，不能为了发展旅游而盲目申报。

近些年，“申遗”在中国大地蔚然成风，一些地方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惜花费重金。申报成功之后，一些地方或上报文化建设政绩，或大搞旅游开发，都背离了申报时“加强保护”的承诺。

对于“申遗”中存在的种种歪风，《光明日报》等许多媒体提出过批评。与媒体和文化界名人的批评相比，陈平女士的批评性建议因其联合国官员的特殊身份，而有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为了发展旅游而申报“世遗”，不仅浪费地方财力，恐怕还会对“申遗”规则产生不良影响。

有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有45处，超过西班牙，成为拥有世界遗产地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拥有48处世界遗产的意大利。对于一个1985年才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行列的国家来说，短时间内拥有如此多的世界遗产，不仅源于悠久的历史，恐怕也离不开“申遗”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力量。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国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族赤水、江西龙虎山和浙江江郎山联合申报的“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而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的甘肃张掖丹霞地貌，却缺席此次申遗，有分析称，张掖退出的原因是财力不足。据媒体披露，湖南崀山得到3.3亿元的拨款支持承诺，广东丹霞山上报资金支持1.4亿元，如此巨大的投入对经济不发达的张掖显然是个难题。

申报世界遗产需要如此之多的投入，吓退的不仅是中国西部小城张掖，恐怕还有更多经济落后国家。一些地方政府把“申遗”当成争夺金牌的竞赛，最终破坏的恐怕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游戏规则。

现实中，与申遗心态相似的，还有“争抢”贫困县。今年年初，湖南省新邵县被评定为贫困县后，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打出了“热烈祝贺我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庆祝标语；而山西省大同县在当了16年“小康县”后，经多方努力和奔走，今年终于被评为贫困县，领导干部同样喜笑颜开。

花费数亿元“申遗”与争当“贫困县”可谓“异曲同工”，背地里打的都是经济算盘。这样的“申遗”值得警惕，这样的观念会让文化保护南辕北辙。

 

“申遗”的请柬上写着“人傻钱多速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场文化遗产选拔考试中，来自中国的面孔绝对引人关注。虽然中国是申遗世界中的后来者，却用火箭的速度直线飙升至世界第二的宝座上。当然，这有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地理景观的功劳。但不可否认的是，全民鸡血式的冲锋陷阵，也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成功率。

借用联合国的这块金字招牌，来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和景色，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情。面对老祖宗留下的货真价实的遗产，不好好利用开发，的确有愧先人的厚泽。同时，在看到先行者通过“申遗”之后风光无限的滋润，必然挠起了当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痒。且看洛阳龙门石窟“入遗” 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入遗” 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如此立竿见影的数据表，又怎么会不成为“申遗”最原始的动力呢？

然而申遗并非捷径，而是有着相当高的准入门槛。不仅又有先天的资源，还要有后天的堆砌。换句通俗的话，就是要让景区看起来大气，各种配套设施必须在短时间内配的上“世界遗产”。而这种大跃进式的烧钱方式，很容易给当地经济造成缺血。2010年8月，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付出的10亿元中，国家级贫困县新宁就承担了4.5亿元，而2008年新宁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两亿元。不说别的，光看账面上就知道是怎样的竭泽而渔。

在申遗的道路上巨大投资，瞬间加重了其豪赌的性质。然而申遗本身并不具备财富敲门砖的功效，很多地方并没有因为申遗成功后而鸡犬升天。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十多年，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而不见经传的小县荔波申遗成功后，却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然而即便有不如意的案例，却依然阻挡不了中国的申遗大队排到下世纪门槛。

前段时间兴教寺拆迁风波，也是申遗闹剧中的小小涟漪。作为丝绸之路打包申遗的押宝，兴教寺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自己“伤筋动骨”，甚至都惊动了“大师兄”六小龄童。对这种死了也要爱的申遗执着，我们其实很容易就看出这其中的泡沫成分。当以政绩推动，和透支资源为出发点的申遗，很难想象到最后它是否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初衷。当人傻钱多速来的现实语境如此凸显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联合国官员都要呼吁冷静看待申遗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只是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呐喊。

每年花费3亿元申遗充斥着“功利”

为了申遗，每年要花大约3亿元，这是令人惊叹的，其实，这还不算最多。“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陕西“丝绸之路”申遗需数百亿资金。可即便花费的是天文数字，但在官员看来，无疑是值得的。

申遗一旦成功，官员的政绩资本就相当雄厚，升迁恐怕几成定局，而随之而来的景区门票也会不断高涨。申遗成功后，旅游带动GDP的神话，是地方官员最为津津乐道的。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申遗成功，的确是荣誉和自豪。但申遗却需要量力而行，不能置民生工程于不顾，最重要的是，申遗的目的不能过于“功利”，不能为了申遗而不择手段，要知道，申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遗产，而不是想从中挖掘更多的利益。冯骥才曾经很痛心地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然而，诸如“张家界架设观光电梯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等事件，已经在无情地摧残着“遗产”的灵魂。

申遗不是暴利的代名词。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世界遗产公约》的首要准则是‘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申遗实际上是向全世界立下了保护遗产的‘军令状’。”如果不是为了保护遗产而去申遗，如果不是量力而申遗，如果不是在经济有余的情形下申遗，如果申遗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么，我们不需要那种只有官方意图的申遗。为何不把3亿元花在保护遗产上？

 

热心申遗不如用心护遗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得到权威确认，进而提升知名度，获得相应的维护扶持资金和其他优惠，更好地惠及社会大众，原本是件无可厚非、值得称道的好事。然而，近年来兴起的一股“申遗热”，却似乎越来越偏离了“保护”、“惠民”的根本目的，而成了增加旅游收益、追逐眼前政绩的一种策略和捷径。

反观当下各地“申遗”行动，至少存在这样几种倾向性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重形式上追求进入“世遗”名录，轻实质上的保护、开发、利用，似乎申遗成功了，就可以躺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光鲜名头上睡大觉了，而很少或没有投资必要资金，落实维护、修缮、开发措施；二是申遗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旦成功往往意味着景点门票大幅上涨，或炒热附近地产经济，甚至了反而对宝贵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破坏性开发，完全走向了反面；三是功利性极强，不管是否具备条件、有没有必要，纯粹为一个虚名而不惜大把烧钱，有的甚至别出心裁搞捆绑、打包申遗，以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和政绩欲。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一些地方的“申遗”已经变了味、走了样，盲目申遗、功利申遗、烧钱申遗也就不足为奇，如此“申遗”，明显悖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自然会引发公众的普遍反感和有识之士的担忧。因此，从宏观层面规范、完善申遗机制，让申遗不再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促使各方更重视用心护遗，显得极为必要而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心护遗比热心申遗更务实，更具实际价值和长远意义，也是申遗应该回归的本义所在。

巨资申遗还得三思而后行

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过硬的牌子，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名声，给当地带来很多旅游收入，这是毋庸置疑的。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很多地方热衷的事情，甚至不惜为之债台高筑，就是为了通过申遗给自己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招徕更多旅客旅游，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但是，耗费巨资申遗，值得商榷。

申遗热，要看有没有实力。世界遗产名录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包括：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世界遗产名录不是菜市场，谁想入就能入。

申遗热，大都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为了申遗，各个地方可谓不惜一切代价，邀请专家论证、拍摄宣传片、撰写申报文本、建造假景点，花费不少资金，就为了赢得一张世界遗产的门票。从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来看，大都是历史悠久、风光独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热衷申遗的地方，所谓的景点是假景点，申遗成了政绩工程，申遗成了往脸上贴金。这时候，热衷申遗是文化浮热，吹出来的肥皂泡再漂亮，也是华而不实，很容易破灭。各地动脑筋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发展经济要让人民群众受益，不能为了发展经济动歪心思，做劳民伤财的事。

申遗热，曲解了申遗的内涵。申请了世界遗产，还得注重保护世界遗产。从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点来看，一些景点在列入遗产名录后，旅游经济赚得盆满钵满，就躺在既有成绩簿上睡大觉，不注重世界遗产的保护，也受到相应的警告。今年1月9日，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年会上，国内三大著名景区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四年一次的评估中，据称因在“向公众科普地球知识”等方面有所不足，被给予了黄牌警告。这对其他地方该是很好的提示，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可以享受滚滚财源，却也不能忽视应当履行相关的责任与义务。

申请世界遗产名录，说明各地开始注重文化发展、注重旅游经济、注重第三产业。但在是否申遗，尤其是耗费巨资申遗，各地还得掂量自身是否有这个实力，是否会造成劳民伤财。

巨资申遗，还得三思而后行。

 

【启示与思考】

从遗产组织和申遗的初衷来说，申遗是担负起保护文化和自然瑰宝的责任。也正如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张柏认为：“申遗只是手段，借它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才是最终目的。”

然而，就眼下来说，申遗每年耗费的3亿资金，这个巨额数字背后无不反映出目前“申遗热”有本末倒置的趋势，保护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追求政绩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反而成了首要目的。打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头，赚取巨大经济利益。旅游人数增多之后，又方可带动周边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新兴产业链。世界遗产名录已经迅速成为了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GDP增长之后，政绩自然也有了保障，官员升官发财的路径也就相对畅通。

申遗的初衷是保护文化遗产，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它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不知如何拍摄宣传片，花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都有；不清楚申报文本的写法，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专家去当地考证，动员当地全部人员参加这些都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申遗大量的前期投入由地方财政承担，往往导致巨资负债。列入遗产目录后，日常保护费用仍主要由地方政府开支，加上国家并不为当地限制开发等保护措施提供经济补偿和政策优惠，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申遗实质上是一场豪赌。一旦成功，便名利皆收；一旦失败，从此便背负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同时，它也忽视了地方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很多地方由过去的无人过问到天下皆知，相应的配套服务等并没有跟上发展。随着慕名往来游客的巨增，资源环境往往不堪重负。如此功利性的申遗，表面上打着保护文化的旗号，实际上却对文化造成无以复加的破坏。并且，申遗成功之后，世界遗产的重大价值便是要填补之前申遗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过度的开发已经使保护文化的初衷变质。据透露，尽管申遗成功已经十年有余，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更甚之，如此热衷于申遗，本质上暴露的是一种文化贫困。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申遗成功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只有源于内心对文化的不自信，才会无节制地用外在的方式来获取肯定。这其中不乏虚荣心作祟。如果自身本就足够优秀，又何须太在意外在眼光。3亿元的申遗费用，如果能够更多地用在改善民生上，效果自然要比申遗可观和实用。

中国式申遗绝非仅仅单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它牵涉到背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政绩工程及虚荣心。跳出申遗怪圈，文化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数目庞大的申遗费用，本身也存在着更好的利用途径。

世界遗产的价值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经济。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兴衰，但唯有‘文化’才是永恒的资源。这资源既是经济的，更是精神的。如果拿它换眼前几个小钱，失去的只能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东西——精神。地域精神、人文传统、乡土情感与亲和力，这些东西一旦失去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因此，各地在申请‘世遗’时一定要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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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22/7354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