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和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朝鲜战争和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 9月中，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出兵朝鲜，意味着直接同美军对垒，事关千百万人的生命。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会丢了江山。斯大林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出兵的能力。中共高层对是否出兵也有分歧。

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以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炼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近 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 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 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四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五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 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 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 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 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

早在 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 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笔者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 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 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 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 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 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 3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 5个眼，差不多有 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 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 1957 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 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 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 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 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 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 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 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 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 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第四章，王凡 著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24/7358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