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60年后，中国已作为一个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6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是沧海一粟，新中国60年的发展，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饮水思源，我们十分怀念为新中国作出奠基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新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究竟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生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实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问题，从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通过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总结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紧接着，又开始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而奋斗。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现的互助合作积极性，及时对党的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并果断放弃了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行国有化的构想，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而奋斗，第二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早已确定的两大奋斗目标。问题在于，在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1949年开国之际，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方向正式写入《共同纲领》。这是因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工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当时认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对于过渡的方式，当时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要在条件成熟之时一举实行国有化。

形势发展得出人预料。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国营经济力量得到加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认识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经过半年多的充分酝酿准备，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充分吸收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情况的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的科学论断。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过渡环节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1953年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武汉、南京、上海调查了解“五反”运动后私营工业的情况。行前，李维汉和工作组的成员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5月27日，李维汉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报告了他们的这些发现，并将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李维汉在信中说，对私营工业“需要逐步地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过渡，这里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的一个主要环子”。[3]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还专门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4]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一步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成败的重大问题。7月，毛泽东写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语，肯定“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2]（p.282）。7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2]（p.289）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p.291）他还亲自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教育“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2]（p.488），把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单是因为它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智慧，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赎买政策”的有效途径。

第三，创造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范例，不仅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而且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完成。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1956年的农业受了灾，但仍然增产粮食176亿斤，这年公私合营企业的总产值也比上年增加32％。因此，毛泽东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5]

第四，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5]（pp.1～2）

以上这些创造，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行的方法不是宣布国有、一举过渡，而是采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逐步过渡的方法。这两点成功证明了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道路。

第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成功地确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毛泽东总结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6]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早在1949年9月制定的《共同纲领》里，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7]与此同时，《共同纲领》还为新中国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根本规定使《共同纲领》基本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同时又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方向从国体和政体上确定了下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有两个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宪法规定在经济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8]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申：“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8]（p.5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还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8]（p.705）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现代化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里就曾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建设提出过宏伟的蓝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就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而这一探索的开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第一，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随后又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p.390）他还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p.395）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9]（p.71）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找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9]（p.126）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9]（p.302）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9]（p.341）

第二，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后，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使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时期，并且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既无经验又缺人才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帷幕。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业。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0]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11]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共投资1946.8亿元。[12]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29/7372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