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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张曙光院士梦,道出“学术腐败”
2013年10月10日 15:30
【反腐倡廉案例】
【事件介绍】
张曙光的院士梦:两千万只为评院士享副部级
2013年9月10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受贿4755万元的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近一天,法庭上,张曙光除了对部分受贿事实是否为索贿有所辩解外,基本认罪服法。
据报道,回忆起“高铁梦”,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张曙光抬起手揉了揉眼睛,似乎有泪水溢出。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因为技术出身,他还有一个“院士梦”。
然而,这个梦想成为张曙光跌入深渊的最大诱因,他为此先后受贿2300万元,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至于他到底如何在参评过程中进行“打点”,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院士评审中的“潜规则”已经越发暴露在舆论的聚光灯下。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受贿4755万元的案件,9月10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近一天,法庭上,张曙光除了对部分受贿事实是否为索贿有所辩解外,基本认罪服法。
几度索贿参评院士
现年57岁的张曙光,出生于江苏溧阳。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22岁那年,张曙光考入兰州交通大学车辆专业。先后在上海、沈阳、北京铁路局和京津城际铁路公司、高速铁路公司筹备组等单位任职,最后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提携下,升任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
此外,张曙光还出任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的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其曾在中国高铁技术引进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业内素有“高铁第一人”之称。
不满足于官位,张曙光还觊觎着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中科院院士头衔。他曾于2007年、2009年两度参评中科院院士,均未如愿。据检方指控,张曙光多笔受贿均与参评院士过程有关。
根据公诉人指控,张曙光于2005年~2009 年间,先后三次向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戈建鸣索取钱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他承认,这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
张曙光与戈建鸣是世交、同乡,认识戈建鸣父亲已经20多年了。2006年左右,张曙光担任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庭审中,戈建鸣表示:“张曙光刚刚升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他给我打电话说要200万元,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钱,他也没有告诉我。”
对此种说法,张曙光表示了异议,这也是其是否存在索贿问题的关键。他说,戈建鸣曾多次表示需要钱的话“告诉”戈建鸣,但“我(在2006年之前)从未拿过他一分钱”。
但2006年之后,当张曙光决心参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戈建鸣来到北京。张曙光说,戈建鸣告诉他,需要钱的话,“还是不要找别人”。于是,张曙光第一次向戈建鸣提出的具体数额是200万元。
戈建鸣十分慷慨,不仅很快拿给张曙光200万元,还许下未来。张曙光说:“他觉得少,他让我别着急,再合计合计,需要多少告诉他。”意思是,怕张曙光嫌200万元不够。
根据庭审资料,戈建鸣说上述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怕张曙光评选院士钱不够花;其二,也是在张曙光担任运输局局长的2006年,张曙光认识了一个名为罗飞的女人,并很快与之发展为情人关系,故此花销大增。
此后,2007年间,戈建鸣又给了张曙光300万元。
张曙光承认,第一笔200万元有一部分给罗飞买了房子,有一部分二人共同花掉。但第二笔的300万元,张曙光说,他把钱放到一个箱子里,除了一部分用于和罗飞的花销,主要意在院士的评选。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经中科院各学部常委会审议,确认初步候选人145位。张曙光出现在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是中科院技术科学部28个候选人之一,专业为铁道车辆。
最终,张曙光未能当选。个中原因,据了解,是因为有人反映其两部专著是由人捉刀代笔。
第一次评选院士败北后,张曙光并没有放弃。2008年,张曙光把戈建鸣叫到北京,告诉他自己“志在必得”,让戈再“少拿一点”。张曙光在法庭上说,戈建鸣认为,“第一次没评上是钱不到位,他提出多给点钱”。此话落地一周后,戈建鸣第三次拿给张曙光300万元。“300万元这个数额是我说的。”张曙光承认。
在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张曙光再次上榜,不过再次败北。至于此次失败原因,彼时据坊间猜想,依然是有人举报其学术造假。
院士评审潜规则
除了戈建鸣的800万元外,检察机关还指控,张曙光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接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的请托,为该公司的技术产品应用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三次收受王建新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50万元。
法庭上,张曙光承认,王建新得了癌症,人很悲观,“我们俩都是搞技术的”,“他就是想帮我把这个院士做起来”,“他比我还积极”。
在1850万元的受贿款中,王建新出资800万元为张曙光购置房产一套。此外,“前后给我1000万左右”,张曙光表示,用于评选院士。
检察机关还指控,张曙光于 2009 年间,接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的请托,为该公司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收受陈丙玉给予的钱款人民币 500 万元。至此,张曙光一共受贿2300万元左右,皆用于参评院士。
院士,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崇的称谓,除了耀眼的光环,还有着很大的利益,终身受用。为此,对于很多学界人士来说,院士也是终身的奋斗目标。
一名科研人员对记者表示,中国的“院士官本位”比较严重,都往官上靠:院士相当于副部级干部,房子是180平方米的规格,出行配车,病了有高干病房。更重要的是,当上院士之后,很多科研项目唾手可得。
事实上,此前身居高位的张曙光并不满足于官位,还一直努力当“学霸”,以维持其在铁路领域的权威地位。多名铁路系统人士对媒体表示,一旦官位加上学术地位,在铁路领域项目规划和建设中的发言权就更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张曙光两度参选中科院院士的动机。
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对记者表示,中国院士的评审过程,拉票现象存在,但是在拉票的过程中,如何送礼,送什么礼,这个没有人会说,“我只能保证自己不收礼,其他人我不保证。”
在当前体制下的院士评审,留足了中国式潜规则的空间,而真正科学价值的体现,无法通过院士之名而体现。正如前述科研人员所言,有些院士已经成为“学界一霸”,正因为这样的名利,院士更是成为了一个“香饽饽”,但并不是所有科研人员都能获取。
“花2300万参评院士”折射出啥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觊觎着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科院院士。他曾于2007年、2009年两度参评中科院院士,一共行贿2300万元左右。
中科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但是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其实就如同博士、硕士一样的文凭头衔,是镀金升迁的“软实力”资本。有人看到这“2300万”,想到的是行贿受贿数额的巨大,但是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折射出的是当前干部在对待学习、学术上的利益化现象。
如今的官员,只要到了一定级别,几乎个个都是什么硕士、博士,最差也是个研究生。在外人看来这些领导干部个个都是学富五车的高知分子。其实这些文凭头衔,多数都是像张曙光一样“买来的”,所不同之处是张曙光所求太高,中科院院士,所以花了2300万,而一般领导干部的高级文凭,多数都交个几万上十万的“学费”,从来没上课就等着拿文凭那种。当然,文凭级别不同、学校不同,含金量也就不同,所付出的同样不同。而这些领导干部的“学费”,往往都是能“报销”的。
回过头来看,张曙光买“院士”名号,领导干部考取“文凭”,实质上都是一样的,没有真正的学习,没有真正的能力,却花公家的钱给私人“镶金”。这种对待学习、对待学术的现象,在如今的中国官场很普遍。天天讲创新,讲发展,为什么创新发展还是不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真正的学习不够。都只是把学历、文凭、称号当成晋升资本,到头来个个的能力都很有限,所以创新发展也就有限,这种危险同样影响深远,甚至制约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很有必要整顿整改。
花钱评院士须顺丑恶“藤”摸出腐败“瓜”
能当选为院士,是极高的荣耀,可谓国内顶级的学术荣誉了,因而不少人对此趋之若鹜。近些年来,院士的评选似乎总不那么干净,时不时地曝出利益交换的丑闻。尤为引人注目是,那些已进入政界的官员,对院士这项荣誉看得特别重,像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竟然“花钱参评”,将受贿的部分真金白银慷慨地投到院士评选中。
我们丝毫不怀疑张曙光法庭上的这一“爆料”,他并非想通过“抹黑”院士评选来获得一定的立功减刑。学术腐败是当下中国社会不争之事实。想来张曙光为了能当上院士,投入的真金白银一定不会少。一来,他官至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如此级别的官员出手不会小气;二来,他受贿数千万,钱来得太容易,不会在花钱上太吝啬。更重要的是,他太看重院士这个荣誉,屡败屡战,第一次不能当选,第二次从头再来,有如此雄心壮志和不畏逆境的勇气,还在乎多少钱吗?
院士评选中的种种丑恶,是浮躁社会的一种自然反映,只要社会存在腐败,只要金钱被顶礼膜拜,即便是高端的院士评选也难以免俗。幸好张曙光的脏钱打了水漂,不是所有的评委都为“五斗米而折腰”,张曙光最终在某些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中两次落选,正义者总算为评选院士守住了一方净土。
但此事不可放将而过,到底是哪些道德败坏者让院士评选蒙羞,处于舆论关注中的中科院理应顺藤摸瓜。张曙光是一根长长的腐败之“藤”,对他行贿的以及他来行贿的,应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黑名单。尤其是让他耿耿于怀甚至愤愤不平的两次院士参评落选,他能对“拿人钱财”而不能“替人消灾”的评委遗忘吗?没有一个干净的学术氛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对中科院而言,是要好好清理门户,严肃学术氛围,决不让院士评选藏污纳垢。我们期待黑名单的出现,希望看到掉在钱眼儿里的专家学者到底长着怎样一副丑陋的面孔。
【启示与思考】
目前在我国院士评选中,出现越来越需要“运作”的情况,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谁在评选过程中受贿,有线索就要有调查。但一名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大的公权力,为什么想当院士呢?这可能是一个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院士身份裹挟着太多个人利益,还有所在单位的利益,所以一些人削尖脑袋往里头挤,所在单位也提供财力和“公关”支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以领导身份参评者。张曙光打着参评院士的旗号索贿,有多少贿款用于院士评选,我们不得而知。很明显的是,对他来说,院士带来的金钱利益不是关键。
对于某些参评院士的领导干部来说,其“个人利益”关键在于获取专家权威。领导干部的身份,加上专家认证,意味着他既有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又有专家的“科学性”。张曙光本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在高铁引进谈判中担任中方首席代表,如果当选院士,到时候用谁的设备、哪个企业中标、开价多少,就可以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张曙光的问题绝非极端个案,它是一段时期以来为舆论所诟病的所谓“官学交易”的一场折子戏。每次院士增选,总有一些官员积极参评。更普遍的情况是,某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读在职研究生、拿博士文凭,瞅到机会,再弄俩国家社科基金或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做起项目负责人。还有的官员,喜欢在名片上注明自己是教授、研究员,表明自己拥有专家身份和专业能力。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捞过界的现象,权力把手伸向学界,试图实现权力通吃。当权力未被有效规范,或者处于混沌状态,权力会自命集道德、知识、斧钺于一体,幻想自己是柏拉图式“哲学王”,或者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君师”一体。但实践证明,这种愿望如果实现,往往意味着权力独大,失去制约。
当了领导还要当院士,从意识上说,是一种自大和无知。有的领导干部,官越当越大,就越自我膨胀,马屁听得多了,飘飘然,自以为全知全能,样样都是权威。讲话、出书、拿科研项目,洋洋自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虚荣和不知所以,是人家献媚的成果。比如说,张曙光参评院士,就有30人专家团队帮写专著。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知识与技能,全知全能是不存在的。官员职司公共管理与服务,干一行专一行已经很不错了,从事学术实在勉为其难。领导日理万机,还有各种应酬,要拿博士学位、出学术专著,时间与精力分配的难题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其中内幕大家心知肚明,张曙光的例子说明,那其实就是腐败。
对此现象,领导干部要有自知,有收束,同时我们应当避免任何激励政策,而且要明确打消这种企图。学者可以从政,从政后也可以搞学术,但在官学之间,还是要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要明确禁止官学交易,要清洁学术环境,有的领域,有的评选,官员不参与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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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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